菲律宾监狱暴动百余人被扣为人质 警方准备强攻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13:35:46

记者注意到,今天的旁听席仍然坐满了人,除两位家属外,还有一些检察官。公诉席上摆放了半尺高的卷宗。

9时30分,50多岁的王慎义被带上法庭,他身穿黑色高领毛衣,深蓝色西服,头发稀少并有些花白。

今天的公诉书有4页,指控了王慎义涉嫌的13起受贿罪行。公诉人读了3分钟,王慎义对指控并没有全部认可。在回答公诉机关的讯问时,王慎义表示自己对指控有异议,情绪十分激动,嘴也张得很大,手不时地挥动,很有些“领导风范”。

检方指控,2000年至2002年期间,王慎义在任绥化市市长一职时,利用职务便利,在发展地区经济、城市开发建设的工作中,为他人减免涉建项目税费或谋取其他利益,先后收受13人贿赂,包括150万元人民币、3万美元、劳力士手表及松下等离子电视等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88.9万元。

法庭上的王慎义表现得十分认真,对于一些关键问题,他拿着笔不时地记录两句。

马德在被“双规”后,检举了原黑龙江省环保局局长、曾担任绥化市市长的王慎义涉嫌受贿的情况。据知情人透露,马德牵出王慎义几乎是“毫不吝惜地第一个就把他供了出去”。

昨天,马德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在为马德做罪轻辩护时,第一个提到的辩护理由就是,“案发后,马德检举揭发王慎义受贿案,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对此,公诉机关也表示认可,并在公诉书中明确表明。

记者了解到,最高检将马德、王慎义两案同时指定由北京市侦查起诉,并由北京市东城检察院同一办案组承办,并一起交至北京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虽然马、王两人在主体犯罪事实上并无交叉,但两案有着深厚的渊源。”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

王慎义比马德大两岁,同样因为受贿而落马。两人都把自己的权力渗透到工程项目中,甚至各自组成了“自己的队伍”。昨天,马德的受贿罪指控显示,建筑承包商申佰臣曾在1999年初向马德行贿200万元人民币。

据称,为了瓜分人行道“高价”瓷面彩砖这块“肥肉”,马德和原市长王慎义达成了“君子协议”:以绥化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承建,并以行政手段向下面摊派,承建人员铺完砖后按标准统一收费,并美其名曰“政府统一规划城建”。

此前有报道称,马德案牵涉到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的“落马”。现在有消息说,田凤山“落马”也许与王慎义案子更有关系。

据中国新闻社的《新闻周刊》报道,绥化一位老干部告诉记者,田凤山的“落马”也许与王慎义的案子更有关系,据说王慎义曾送给田凤山数目不菲的钱财。

绥化的腐败还不仅昨天和今天连续开庭的马德、王慎义案。在2004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是马德的前一任绥化地区地委书记),因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对绥化“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现象,国内反腐专家邵道生向媒体表示,这样的“腐败生态链”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与绥化处于不发达地区有关,国家、省的投资少,工程上马少,开发项目少,腐败官员在这方面捞不到油水,于是就想起了“要想富,就动干部”这一招,买官、卖官就成为主要腐败形式。

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马德前任赵洪彦也是腐败分子,此外,像田凤山、王慎义在绥化也权倾一时,所以这条“腐败生态链”是几任贪官的“杰作”。

本报讯(记者孙慧丽)昨天,从上午9时30分开始至下午4时55分,马德案连审一天,审讯用时6个多小时。马德对公诉机关的17项指控全部承认,没有任何异议。整个庭审由于双方没有重大的分歧而平淡地结束。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钱列阳在征得马德的同意后为其出庭辩护。钱列阳对检察院指控马德的受贿罪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就马德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等方面发表了意见,请求法院对马德从轻处罚。

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马德表现出了悔意,突然显得很激动,几乎哭了起来。钱列阳转述了马德的话:“我是农民的孩子,本应该珍惜自己的前途和职责,但是因为贪婪,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辜负了一切,我感到很后悔,愿意认罪服法。”

这真是两个反差极大的人,熟悉他们的人描述说:“马德冷峻粗放,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王慎义细腻,细腻得甚至像个女人,连包里放的钱都要头尾对得整整齐齐。”

从为官的角度看,马德与王慎义则是矛盾极深,“马德不是很容人的人,所以他连表面上的和谐都不愿维持。两个人明显地对立、不配合,马德定的事情王慎义不执行,王慎义提的意见马德不支持。”

分析深层次原因,这位官员说:“王慎义是一个利益化很强的人,他处理什么问题都先考虑自己;他愿意表现自己,喜欢夸夸其谈表现他的高明。而马德表达能力很差,他不能说,说什么都比较笨、比较啰嗦,因此马德不愿意让他讲,就处处制约他,王慎义就时时对抗,形成对马德权威的挑战。”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最近,甘肃省政协委员贾光明成了当地的名人,因为他提出建议要求加快推行公务用车改革,受到了上自省委书记,下自广大群众的称赞,更因为事隔不久后,他就在家中接到恐吓电话,声称贾的提议仅仅维护了一些官员的利益,车改砸了他们的饭碗,要让贾光明等着好瞧。

作为政协委员来说,建议公务用车改革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什么却招致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不会去追究到底是谁在威胁我,抱怨和骂娘可以完善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毕竟车改已经成了全社会的诉求。”

“公车公用占了三分之一,领导私用占了三分之一,恐怕还有司机占用了三分之一。”贾光明根据自己的了解这样划分了公务用车的使用情况。由此看来,公务用车三分之二用于非公务,这里的利益主体是配车的领导和专车的司机两类。这个结构显然构成了公务用车的利益核心。“汽车维修和销售以及配件的销售机构与从业人员构成了公务用车的利益外围。”

长期以来,这是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但没有人说,因为这里牵涉太多的团体既得利益。但是贾光明代表甘肃民建,在甘肃省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提了出来。

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领导干部在车改中会得到车补,汽车销售商和维修商还会有其他的顾主,但是如果政策制定稍有不注意,司机就成了这个改革中利益调整最大的群体。因此,贾光明说几乎所有的利益被触动者的意见都会突出地由司机来反映。

“你知道吗?在西部地区,所谓的好车主要集中在行政部门,婚丧嫁娶公车就用得很多。在兰州,结婚娶亲时的头车报酬是300--600元,一周如果有一次,一些司机的此类收入就会超过自己的工资收入。”作为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兰州大学教授潘留栓还说,司机给领导开车,成了领导的身边人,办成了很多人无法办成的事,这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既得利益。

“当公务用车仍然停留在供给制的形式上,很多隐形的收益不能浮出水面,因此你也无法正常监督。”贾光明说,建议公车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隐形的福利公开化,这样做便于领导干部在用车上接受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利益调整中要重视平衡利益格局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否则好事难以办好,不仅旧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出现了新的矛盾。

“电话里有骂娘的,有关心的,有提建议的,后两者占到将近三分之二。我认为社会的反映是很正常的,群众参与这件事,也是政治民主化的表现。各种意见都提出来,有助于这项改革搞得更稳妥。”

这个计划经济色彩非常浓厚的供给制时代的产物,在今天因为其浪费严重和用车上的不正之风,以及由此带来的车辆配备盲目攀比之风而广为群众和舆论诟病。在个别城市已经逐步开始公车改革,并获得了明显成效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公务用车改革已经成为舆论的一个热点。

贾光明说,甘肃全省公有公车24800余台。车辆购置费用高达43.2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10年前的全省财政收入。这些公车造成全年财政负担为13.47亿元,占2003年甘肃省大口径财政收入的7.7%,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5.5%,而实际费用还大于帐面数额。

公务用车制度还容易造成公车私用、滥用等腐败现象,损害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形象。公车娶亲送葬、送子女上学入托,甚至举家乘公车旅游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屁股底下一座楼,不建学校耍排场",群众对此深恶痛绝,非常不满。甘肃省民建在有关建议上说,许多地方和单位还弄虚作假超标购车、利用权力超编用车,导致车辆标准越限越高、车辆数量越限越多,甚至一些基层乡村、站所都购置了公务用车。

公务车的弊端还不仅于此:公务用车成本普遍在每公里6至8元之间,而市场运营轿车每公里成本费用仅为0.7元左右,只有公务车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同时,公务车辆中,有一半为省、厅(局)、市、县等各级领导专用车辆,基本一人一车,使用效率也只及市场运营车辆的1/10左右。

任何一次利益的调整,大家关注两点:效率和公平。车改同样如此。贾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注重公平应该成为公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所有写信、打电话给他的人,不管是恐吓威胁,还是诚意提出意见,莫不关注于此。

显而易见的是,公务用车改革肯定提高了财政和行政的效率。根据已进行了公务用车改革地方的情况,湖北省老河口市公务用车改革后,节约率达76.2%;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节约率为62.6%;甘肃省商务厅改革节约率为50%。就以节约率50%计,改革后甘肃省每年财政支出可节约6.74亿元,若以50万元建一所标准化农村学校,可兴建1348所,当年节约部分即可将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全部重新翻修;若以20万元兴建一所标准化公厕,当年节约部分即可兴建3370座,平均全省每个县(区)38座,将有效改善全省城镇卫生状况。

“取掉车就得取掉人,带出司机、管理人员的安置问题。”兰州大学教授潘留栓说,“这个新的问题有可能对稳定造成影响”

“要注意公平,群众很担心借公车改革给领导干部提高待遇。你看,群众对这个问题给我们提意见也不敢署实名。”贾光明给记者出示了一份群众来信,信上写道:“担任县、地级实职,现在配有专车的,实行货币包干,每月的补助金额不能太高。报上登的每月补2500--3000元,太高了。请算几笔帐。这数字几乎是本人基本工资的2倍;几乎是一般干部基本工资的3倍;几乎是离休干部平均基本养老金的2倍,退休老职工平均养老金的4倍至5倍。这样更显得不公平、不合理,引起新的矛盾和意见,难免有现在在位的领导肯定维护在职官吏利益之嫌;实行货币包干之后,单位不再保留小车,防止少数领导干部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经常使用,造成钱照领,公车照坐的特权腐败现象;公车改革之后,结余的钱,应该用于国家建设最需要之处,如希望工程、特困户,以及提高公务员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

“当公务用车仍然停留在供给制的形式上,很多隐形的收益不能浮出水面,因此你也无法正常监督。”贾光明说,建议公车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隐形的福利公开化,这样做便于领导干部在用车上接受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利益调整中要重视平衡利益格局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否则好事难以办好,不仅旧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出现了新的矛盾。(完)

今年1月上旬,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负责人高山,因涉嫌内外勾结票据诈骗案突然失踪,数亿元资金不知去向,在当地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近年来,职务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已成为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的新动向。如何预防和打击这种犯罪行为,斩断贪官外逃的“灰色通道”,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为此,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人。

负责人:从发案部位来看,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多发区,银行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在携款潜逃境外人员中所占比重较大。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70%。

从犯罪手段上看,金融系统人员通常采取内外勾结的手段,将其经营的巨额资金提现或分批转汇境外后潜逃。国有企业人员则往往利用企业改制、内部管理监督机制出现漏洞和在海外设立驻外机构的机会,大肆侵吞、挪用国有资产后潜逃境外。一些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事先将赃款经“地下钱庄”洗钱、换汇汇往境外,或者与我国驻外公司的人员相勾结,通过驻境外公司转出赃款;也有不少驻境外公司负责人在境外进行恶意投资,致使我驻外公司在境外破产,在此过程中将公司的公款所谓“合理合法”地占为己有。

从出逃的时机看,多是长期准备,早有预谋。案发前提前办好出国手续,将在国内聚敛的巨额资金转移出境,或通过留学、移民等方式,把子女配偶先行送出境,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出逃。

从出逃的方向看,外逃路线大都经过精心策划,逃向相对集中。一般案值较小、身份地位较低的嫌疑人,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地位高的大都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有的还以香港、澳门、非洲为跳板再转往其他国家。

新闻背景: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温州市副市长兼金温铁路温州段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开出土地配套费1100余万元,将此款变现后全部贪污。2003年4月20日,杨秀珠与女儿、女婿、外孙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

上海山东齐鲁实业公司原总经理刘慎湘贪污公款200万元、挪用公款400万元案,刘慎湘早在几年前就陆续将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及其家属安置到美国,自己于2001年12月出逃。

记者: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加大境外追逃追赃的力度,在打击贪官外逃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果?

负责人:2004年,我国检察机关加强与有关部门配合和国际司法合作,建立境内外追逃、追赃协作机制,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14人,一批携款外逃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归案。

这里所说的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指全国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并被证实已经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新闻背景: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引渡、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缉捕、开展区域司法协助三个途径缉捕外逃犯罪嫌疑人。在从境外缉捕归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当中,包括贪污、挪用公款4.8亿美元、潜逃国外两年半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诈骗资金5亿元、潜逃国外8年的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贪污、挪用公款13亿港元的广东省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黄清洲;贪污国家巨额资金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

负责人:近年来,通过开展追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专项活动,一批出逃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落网被捕,检察机关追逃专项行动机制以及对境外缉捕、追赃、取证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

——积极开展国际检务合作。目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与70多个国家的最高检察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备忘录)。依据中美、中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积极推进与美、加等国就个案合作的谈判步伐,开辟境外缉捕、追赃新渠道。

——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公约,加强国际执法合作。2003年,我国已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这表明我国政府加大了查办潜逃境外犯罪案件的力度和决心。检察机关正在探索在已有的公约框架内,践行并推动公约内容的实施,与相关国家缉捕逃犯和追赃的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境外追逃工作的多部门协作机制。这主要是与国内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建立境外追逃、追赃与取证的协作制度,以及防范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的重要信息通报机制。

新闻背景:今年1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外交部、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对公职人员及其亲属向外转移财产实行联合监管,对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财产转移申请,将进行严格审查。

中纪委部署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试点,为防止违法犯罪人员对外转移资产上了一道锁。

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针对“地下钱庄”展开了专项打击行动,以切断贪官向境外转移赃款的“灰色通道”。

新华网提克里特(伊拉克)3月23日电(报道员阿里·萨利赫)驻伊美军和伊拉克警方23日说,美军22日晚在伊警察的配合下突袭了提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反美武装训练营地,击毙80名武装人员。

美伊联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警察在北部城市提克里特以西60公里的塞尔萨尔湖附近发现了一个反美武装训练营地,并发起攻势,美军随后出动战斗机和地面部队予以支援。声明称,在交火中被打死的80名武装人员“可能是外国恐怖分子”。伊拉克安全部队方面有7人死亡,6人受伤,美军方面伤亡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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