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ster音乐注册用户增长 苹果面临新挑战互联网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22:58:27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热带风暴Katrina24日在巴哈马群岛附近继续增强,目前的最大持续风速已接近每小时45英里。预计该热带风暴将于本周末穿过佛罗里达半岛并进入墨西哥湾的东部,此后将向北朝佛罗里达州的狭长地带移动。

美国能源部24日公布数据,截至8月19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上升180万桶至3.229亿桶,汽油库存下降320万桶至1.949亿桶,馏分油库存增加140万桶至1.325亿桶。

美国石油学会24日公布,截至8月19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上升77.1万桶至3.216亿桶,汽油库存下降376.6万桶至1.988亿桶,馏分油库存增加35.5万桶至1.285亿桶。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表示,上周汽油库存的下降幅度是分析师此前预期的三倍多,主要原因是炼油厂的产量出现了意外下滑而汽油及其他油品的需求则出现了微幅上升。

分析师表示,油价上涨的阻力很小,上升通道完好,市场对热带风暴的担忧及汽油库存的下降推动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尘心)

按照新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那么,目前情况下,在中国哪些人是“高收入者”?它的界定标准是什么?“从立法上说,目前尚无高收入者的界定标准,如果一定要从技术上划定,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才能称之为高收入者。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副司长丛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东西部的总体收入有明显差距,不同阶层的人的个人收入有明显差距,因此,所谓高收入者,很难在全国被统一界定。“但是,作为法制体现,这个问题又绝不能含糊。”

“只要您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就基本可以认定为高收入者。”丛司长说,这不是标准,但是经过他的初步调查,并根据目前市民的实际收入做出的一个测算。他根据手头的一份资料,北京的人均收入目前在全国排名第6位,而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8800多元,根据某些城市的经验做法,所谓的高收入者,应该是人均收入的10倍,按照这个做法,他认为,税务部门的保守做法是将高收入者的标准定为8~9万元。

不久前,在武汉召开的“全国个人所得税座谈会”上,税务专家们初步拟定,将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列入高收入人群,“这种分法可能将农村情况考虑在内”。丛司长认为,由于各地情况比较复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比较快,因此,“以此为放量,将高收入标准定为10万元是站得住脚的”。

丛司长说,10万元收入的数字,只是在综合各种因素后的理论判断,但具体到立法,我们应该慎之又慎,因为立法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不能以一个推算或一个比较的数据作为立法依据。“考虑立法中的‘高收入者’,一要考虑实际的收入水平,二要以经常性收入为主”。

如果以年收入10万元作为高收入者标准,固然有利于划定“富人”圈,但是,想摸清高收入者的准确收入,想对高收入课税,比想象的要难得多。“与一般纳税人相比,高收入者的纳税意识并不高。”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队长黄朗辉说,这次,我们个税法修改为什么备受关注,其中,对“为富不税”、“为富不露”者,第一次用立法的手段说“不”。

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的富人,为偷逃个人所得税,可谓想尽办法,对此,专家列举出了常见的几种: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订假合同、假协议,少报收入少纳税,共同偷逃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故意为纳税人隐瞒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并按虚假申报的支付收入数额扣缴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不认真履行扣缴义务,随意改变扣缴税率;高收入者采取隐瞒收入的办法逃避纳税,如将工资、奖金列应税收入,而隐瞒各种补贴、劳务报酬、年终分红等。

“这些手段都有一定的隐蔽性。”黄总说,要想使高收入者真正做到自行申报、自行纳税,就应该建立相对成熟的约束机制。目前,我国已有的做法是对高收入者实行建档监控,并通过网络与税务部门联系,及时追踪重点纳税人,对他们的经济活动、对他们的营业收入、对他们在外地的额外收入,都需要作一一核实。

据介绍,包括北京、武汉等地在内的许多地方,已建立重点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对私营业主、演艺人员、时装模特、足球俱乐部球员、大中学教师等高收入者实施重点监控,北京海淀区等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重点监控名单,“一旦有了标准,今后还应该将标准线以上的所有人群,纳入建档监控范围”。黄朗辉总队长说,想摸清高收入者收入,本身就是个比较难的问题,由于收入的隐蔽性强,判定谁是高收入者时,肯定会有疏漏。

由于全国人大对于个税法修正案的修改正在进行中,接受采访的专家不愿对最终的标准作出断言,相反,专家认为,从目前来看,规定制裁方法似乎比规定执行标准更有意义。“毕竟,新法的实施还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丛明司长引用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的话说,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目前只有试点,经验不多,而自行申报的范围,以逐步扩大并最终实现普遍申报为好,“这也就是说,必须自行申报的个人所得数额标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国外对于高收入者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黄朗辉说,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希望政策的制定者,既要法治也要科学,专家的这一观点,与记者看到在人大网站上公布的消息大体相同:考虑到这一标准,如果在个人所得税法中直接规定,在今后操作中既不便于调整,也不利于保护法律的稳定性,授权国务院确定并随时调整比较妥当。

“由国务院根据形势及时调整,有利于法律实施。”丛明副司长说,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对纳税人作出“依此为准、必须申报”的硬性规定,无论对于纳税人还是对于执法机关,都不会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肚子里藏着第二个“大脑”,在成长过程中经历失去亲人伤痛的人长大后更易患肠胃疾病———

其实关于人有第二大脑的说法一直有好几种,一种说手是人的第二大脑,另一种说脚是人的第二大脑,再有一种说肚子内藏有的一些神经丛是人的第二大脑。1996年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解剖和细胞生物学系的主任迈克·D·格尔森提出“第二大脑”这一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第二个大脑,它位于人的肚子里,负责“消化”食物、信息、外界刺激、声音和颜色。但是当时的这一理论虽然引起关注,但是并没有完全揭示两个大脑之间的联系。

通过深入研究,现在格尔森提出这个位于肚子中的“腹脑”实际上是一个肠胃神经系统,拥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细胞,与大脑细胞数量相等,它能够像“大脑”一样感受悲伤情绪。格尔森发现,患有慢性肠胃病的70%的病人在儿童成长时期都经历过父母离婚、慢性疾病或者父母去世等悲伤。这是因为“腹脑”是内脏神经系统中的一种,它既与大脑和脊髓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于大脑。

“腹脑”通过迷走神经与大脑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又相对独立于大脑监控胃部活动及消化过程,观察食物特点、调节消化速度、加快或者放慢消化液的分泌等。这套神经系统能下意识地储存身体对所有心理过程的反应,而且每当需要时就能将这些信息调出并向大脑传递。于是,“腹脑”就像“大脑”一样,能感觉肉体和心情伤痛。另外,人患忧虑症、急躁症,以及帕金森病等疾病都能够引发“大脑”和“腹脑”出现异样的症状。

2001年5月8日,花都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叶惠兰则据理力争,她指出,仔细分析缪伟提交给法院的众多“证据”,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疑点:其一,建安公司的“工商登记”表明该公司是缪伟个人的;其二,从建安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看出,从1996年起,建安公司一直盈利,而且赢利额较大,公司根本不需要借钱。缪伟向法院提供的“借款”是假的;其三,退一步讲,假如缪伟的这些“借款”是真的,但从单据上的日期看,这些“借款”大多“发生”在1999年以后,即缪伟和叶惠兰的夫妻关系发生问题期间。缪伟在此期间大肆“借款”,其目的不言而喻;其四,如果如缪伟所说,凡是登记在他和叶惠兰名下的财产都是公司的。那么,他拿着公司的资产购买物业,却写着自己和妻子的名字,岂不是侵占了公司的财产、触犯了法律?

2000年6月20日,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准予叶惠兰与缪伟离婚;三个孩子归叶惠兰抚养,缪伟一次付请孩子的抚养费、生活费共计237600元;金联广场以缪伟名义登记的21套房和以叶惠兰名义登记的9套房共计30套、国库券、以叶惠兰名义登记的一块商业用地以及两辆汽车、三辆摩托车、她现在的住房和几个商铺,总价值230多万的楼房归原告叶惠兰所有;另外220多万的财产归缪伟所有。

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叶惠兰的权益。叶惠兰激动地说:“我能打赢这长官司,多亏我始终将单据拿在手里,也没放在家里。如果放在家里,在我外出时,他肯定就拿走了,许多清楚的财产也就会被他转移。如果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是法律也帮不了我。”

然而,缪伟对一审判决不服,于2000年6月29日向广州中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对财产分配不公,原审判决分给他的财产全部是升值财产,而分给叶惠兰的全是投资失败的房产,分给他的五华综合楼更是不存在的。

看到这份上诉状,叶惠兰当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答辩状,对缪伟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对缪伟在上诉状中声称分给他的五华综合楼“是不存在的”一说,叶惠兰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她手中有原始凭证证明,1999年4月25日,他们确实同该综合楼的业主签订了一份“购楼合同”,并在之后分三次由两人共同出资163万,怎么会没有呢?

二审法院进行了调查。事实面前,缪伟辩解称,他们虽然支付了163万元给业主,但后来因该综合楼没有兴建,业主已于1999年12月将该笔购房款全部退还给他。此时,仍在夫妻关系续存期间,该款用于家庭开支,这笔夫妻共同财产早已不存在了。

叶惠兰并不认同缪伟的说法。她提到,在当初同业主签订的那份合同上,每页都有她、缪伟及对方的签名,并规定在综合楼开工、主体封顶和交付使用后,由叶惠兰、缪伟分别支付各自的款项。后来她和缪伟也是这么做的,连对方开的收据都分别写着她和缪伟的名字。既然如此,假若真如缪伟所讲,“该综合楼没有兴建而退款”,那么,业主在退还那163万元时,也应该同时通知叶惠兰和缪伟!而现在在这件事上,业主却把所有的钱都给了缪伟,而同为权益人的叶惠兰却一无所知,这能说得过去吗?

当初,叶惠兰对合同书上如此“安排”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遵循“凡重大合同皆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名”的惯例,没想到,这么做在今天竟能起到最大限度地保护到自己权益的重要作用。如果当时仅有丈夫签名,后果不堪设想。

2001年9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让叶惠兰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该判决对她极为不利:判决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房产、车子等几乎全部重新分割,对于缪伟提到的五华综合楼,法院认为,用于购买该楼的163万元业主已经退还,缪伟须退还叶惠兰81.5万元;但与此同时,缪伟在1998年到2000年向他人所“借”的人民币130.1万元、港币32万元“债务”被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缪伟和叶惠兰共同偿还……判决让她白白背了81.5万元的“夫妻共同债务”。

拿到判决结果,叶惠兰当即泪流满面地大声说:“这么判不公平,我不服!”叶惠兰从此开始四处奔波,寻找讨回公道的途径。

2002年5月16日,在看了叶惠兰提供的大量确凿证据后,花都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介入此案。很快,该院就此案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建议。市院经过认真核查,依程序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2003年4月8日,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传来好消息:在对叶惠兰离婚析产纠纷一案审查后,该院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罕见”决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很快指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

这是广东首例由检察机关抗诉的夫妻离婚析产案,听到这个喜讯,叶惠兰不禁泪如雨下。

2003年11月6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重审叶惠兰离婚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委托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抗诉。

日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检察院抗诉民事案件作出判决。判决认为,缪伟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借款行为代表公司,因此本案所争议的债务属于公司债务。由于建安公司以被注销,其债务按约定由缪伟与其兄成立的新公司承担。原审判决该项债务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叶、缪二人共同来承担,属认定错误。据此,撤销原审法院的对这163万元“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决。

历时四年有余,巡回于三级法院和三级检察院,叶惠兰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以及律师、检察院的帮助,终于赢回了属于她的财产,当然也包括她的尊严。

尽管中石油和中石化上半年一直叫苦:国际原油价格高涨,而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却跟不上国际油价的涨幅,因此,炼油企业亏损严重。但是,中石油昨天公布的上半年业绩却清楚地显示,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公司来说,炼油环节的数十亿亏损相对于整个公司的数百亿利润来说,的确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高涨,而国内成品油价格低于国际价格,但中石油仍然创造了巨额利润。

“中国石油2005年中期业绩再创上市以来同期最好盈利水平”。中石油昨天公布的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上半年净赚616.24亿元,同比增长36.1%。上半年,该公司共实现销售收入2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5%。实现经营利润8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1%。

中石油表示,之所以能够再度创出上市以来同期最好的盈利水平,是因为公司“在有利的经营环境下,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充分发挥上游优势,优化调整下游结构,加快管道建设,强化经营管理,实现了生产指标全面提升、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中石油有理由对上半年的业绩感到自豪,因为中石油一家公司创造的利润,就相当于中国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半年净利润的1/5。国家统计局7月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净利润为3099亿元。目前,中国有169家中央企业,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则远远多于这个数字。

而在2004年,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实现净利润1352.02亿元(中石油1029.27亿元,中石化322.75亿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311.9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净利润占了1/4。

有意思的是,今年上半年,随着国际油价的高企,中石油的炼油和销售板块经营利润亏损59.49亿元。因此,炼油企业的亏损此前一直都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不断向外界诉苦的主要内容,喊“亏损”的声音还相当响。

可是,石油公司上半年的漂亮业绩说明,炼油环节的亏损,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巨额盈利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中石油和中石化都是上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勘探与生产、炼油与销售、化工与销售以及天然气与管道四个板块都存在互补关系,完全是“堤内损失堤外补”。

根据中石油的上半年报告,除了炼油与销售板块亏损外,中石油其他三个板块都实现了盈利。其中,勘探与生产板块经营利润为846.93亿元,化工与销售板块经营利润57.56亿元,天然气与管道经营利润14.78亿元。而且由于原油价格提高、销量增加和天然气销量增加,四大板块之间的销售收入增长51.3%。

因此,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于中石油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好。中石油上半年的半年报显示,中石油平均原油销售价格,从去年上半年的每桶平均29.76美元,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每桶平均43.42美元,同比增长了45.9%。

中石油的巨额利润拷问着石油巨头的社会责任问题。之前部分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之时,舆论纷纷谴责两大石油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到如此规模,同时坐拥巨额利润,却未能在成品油供应紧张之时,尽到国有企业的责任。甚至有舆论指出,两大公司在国内成品油零售价迟迟不涨的情况下,有意控制成品油资源投放。

两大公司则表示,它们已经在全力以赴地保证供应,而且是在炼油企业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保证供应的。

不过,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抗说,作为国有控股的企业,两家公司也上缴了不少税收。今年上半年,中石油缴税216.21亿元,去年上半年,中石油缴税180.1亿元。而且作为上市公司,应该考虑股东利益,中石油和中石化还有海外股东,扩大股东利益无可厚非。所以,争论两家石油公司的利润与它们向社会的回报是否成比例很难得出一个结论。关键是要在市场化的机制下运作,这样才能兼顾各方利益。

从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来看,政府对两大石油公司的高额利润应该是有所调控的。国家发改委经贸司有关人士表示,目前的定价机制在强调与国际油价接轨的同时,也考虑消费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因此,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到一定区间后,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2到1/3。

记者注意到,国土资源部不久前上调了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税,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对中石油和中石化巨额利润的一种调节。但是由于上调幅度较低,中石油和中石化都表示对公司的业绩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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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张旭东、毛晓梅)今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截至8月19日,46家试点公司全部完成了规定的改革程序。至此,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已经结束。23日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商务部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后,证监会负责人第一时间就《指导意见》有关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一是试点公司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同。两批试点46家公司的改革方案中,45家均已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改革方案通过率达到98%;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约21万人次,所持股份占试点公司流通股总量的比例加权平均达到63.12%,远高于以往股东大会10%的平均参会率;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对改革方案的赞成率加权平均达到93.46%。以上统计数字表明,“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总体思路和操作原则经受了实践检验,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同,公司改革方案是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由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在充分协商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有效保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是改革预期在试点推进中逐步趋于稳定。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对价方式平衡股东利益,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有益尝试。从试点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协商结果看,已经初步形成了不同类型和资质公司对价水平的基本预期。随着试点公司和保荐机构对改革方案市场效应的认识逐步加深,不少公司在改革方案中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稳定公司股价、引导股东关注公司长远发展的承诺和组合措施安排,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市场预期。与此同时,试点公司的投资价值逐步为市场所认同,试点公司股票已经初显增值效应。

三是推动了与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相关的资本市场改革。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变革,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有利于完善股市定价机制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而且推动了证券市场一些长期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与解决上市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的组合方案运作,推动了募集法人股、未上市内部职工股、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影响市场和社会稳定的上市公司复杂问题的解决。在改革试点期间,建立了上市公司回购流通股、大股东增持流通股等市场稳定机制,在公司改革方案中对管理层持股等股权激励机制进行了探索。以改革为契机,促进了上市公司改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建立股东本位的股权文化;提高了证券公司的业务创新和市场营销能力。

从资本市场改革和制度建设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进展情况看,自《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国九条”)发布以来,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正在得到改善,一些制约资本市场功能充分发挥的基础性、制度性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要求,在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目前,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已经顺利完成,改革的操作原则和基本做法得到了市场认同改革的政策预期和市场预期逐渐趋于稳定。同时,通过改革试点也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总体上具备了转入积极稳妥推进的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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