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奋战丁俊晖再演神奇 "血洗"世界第9晋级16强综合体育NIKE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6:25:48

郑跃文:政府应该从政策、金融、技术三个方面给民营以支持。在政策上,政府在鼓励创新方面应该打破所有制的壁垒,不论所有制形式如何,重点支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最初进入新兴产业的企业,成功或失败具有外部性,政府可以对此予以补贴,如采取较低的银行利率或是优惠政策等等,以鼓励最初进入新兴产业的创新型企业。

在金融上,需要尽快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对于有实力的龙头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对于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不论所有制为何,都要使其有一个能够得到关心和扶持的金融环境。

在技术上,可以建设开放式的技术研发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和科技成果转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一批面向市场的开放式实验室,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

企业的三大创新分别指的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而理念创新是企业创新的灵魂,企业家是企业创新的核心。政府要激发企业家的创造热情,加快配套立法进程,完善保护私人产权法律体系。改善行政执法、改进司法监督,营造更加公正的法治环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的重要作用。同时要对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所得给予充分的法律保护。

另一项重要政策是对龙头产业的支持。国际的做法是,只要是产业的龙头,国家就全力以赴支持,人家韩国管你是私营企业还有国有企业,只要你是三星、现代,国家便能拿战争赔款来支持。

就像一个家庭里生的几个孩子,只要是孩子,甭管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只要他有能力,有学识,我就在教育上面给他多一点钱让他学习。对于龙头企业,国家可以在政策、财税、金融、法制,方方面面都要加以扶持。

《21世纪》:但是以前非公经济没有法律地位,大部分民企也一直没有寄望政府的扶持。

郑跃文:中国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制度上跑出一个副产品来,就是没有投入,结果得到一个大发展,这个副产品就叫民营企业。制度改了,放手发动中国老百姓都去创业。结果“放手”这一句话,就让中国现在GDP、税收、外贸出口这些都发展起来了。从道理上讲,家里没有额外的投入,放手的结果却让家里富裕了,你说这是不是最需要做的一件事?这一块既然这么容易发展,那它就很重要。首先是要着重给予个体民营企业一个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

我讲一个名叫邱季保(音)的人的故事。在好些年前,他家里十几个兄弟,由于没有饭吃,去给人家补鞋,结果被抓判刑,告他投机倒把,你能想象补个鞋都是投机倒把吗?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总理说他是国宝。结果他的缝纫机就卖向了全世界,排到世界前一两位。这种例子还不能说明政策放宽可能带给人的潜力吗?

郑跃文:要进一步放开,那就是“36条”。开始是说你投机倒把,我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卖到那个地方,我有点技术帮你补个鞋都不行,现在放开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垄断的行业不让民间资本去,这“36条”就是进一步放开。所以要推进“36条”的落实。

第二点,所有的人去做事,都希望自己的成果得到保护,没有风险。这就需要法律来保护。过去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一旦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是不是有法制来保障呢?有些有,有些还不一定。这就是法律规范,比如说过去企业内部有人拿了钱跑了,那叫纠纷。个人与个人之间就叫纠纷,因为法律上没有保护个人的权利。所以十六大讲得很好:对合法所得,我们要加以保障。

这就是最重要的两个法:《物权法》和《破产法》。我今年的提案继续建议制定《物权法》。人的三大基本权利即财产权、生存权和自由权,在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财产权,因为,生存权和自由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财产权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尽快地颁布《物权法》,对于推动我们国家新一轮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鼓励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人们愿意去创新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创新,是因为他们对创新的成果能够受到法律保护具有良好的预期。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激励机制,更多的创新者就会涌现出来。比如,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能够为创新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保障;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无疑能够为创新者全力投入创新、获得最好回报提供保障。

创新除了国家要在经济上加大支持力度外,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和政策上加以保障。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创新者的创新热情,激发创业者的创业热情。

制度和政策的保障是创新的前提,收益是创新的动力。创新可以有风险,创新可能会失败,但创新的成果不能被剥夺。因此,《物权法》的早日出台必将为我们国家新一轮创新活动的蓬勃开展,带来重要的也是深远的影响。

保育钧:“非公经济36条”是建国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尽管没有多少新的提法,但它把中共十六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精神系统地梳理到国务院的文件当中,对市场准入、平等待遇、财税支持、权益保障以及政府引导提高民营企业素质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文件出台之后,各方面反响都很强烈。民营企业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是邓小平南巡后的第二个春天。2005年,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私营企业增长到430万户左右,增幅超过20%。但“非公经济36条”的进一步落实,还存在几个障碍。一是有些人总是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分割对立起来。这说明中共十六大关于民营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并没有普遍地被接受。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一个统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把两者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而现在落实的阻力就出在是“两者统一、共同发展、相互促进”还是两者分割对立这个根本问题上。

第二,这种障碍也适应了某些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假如说垄断行业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就会打破它们政企不分的局面,它们就开始紧张。过去它们那种按部就班、不讲效率、吃大锅饭的日子就无法继续了,更重要的是,有了竞争以后就不能独享垄断利润了。最近媒体报道,去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276亿元,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318亿元,我觉得这不能说明什么。第一,不交待国有资产总额,赢利再多不和总资产相比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据透露,国有资产总额10.6万亿,净资产4.6万亿,就是说国有企业60%以上的资产是靠国家贷款,民营企业没这个待遇的;第二,不交待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是靠垄断、靠涨价还是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要知道我们的电信是靠双向收费获取高额利润的;第三,不交待利润去向,从1994年开始,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这就怪了,既然是国有企业,利润又不交给国家,事实上就是侵占了本来属于全国人民的剩余价值。“36条”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要参与竞争,这本是好事,但垄断行业说是威胁了国家安全。外国资本进来他们很欢迎,而国内民资进去就威胁安全了,还是威胁了他们的大锅饭呢?所以威胁了国家安全是个伪命题。许多赚钱的领域民营企业难以进去,只能在供大于求的一般领域竞争。据我了解,现在民营企业在制造当中销售利润已经很薄,税后利润大概只有6%-8%。

第三个是法律障碍。要贯彻落实“36条”必须先修订清理现行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否则,民营企业哪些领域可以进入、哪些领域不能进入,就无法取得共识。某些行业可以用过去的法律法规抵制民营企业的进入。过去我们制定某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一般是由某个相关部门起草的,相关部门在法律法规起草过程中乘机扩大自己权力”。现在这些法律都要重新审核、修改,但谁来审核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留出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

保育钧:这就涉及到第四个障碍——体制障碍。现在,经济主体多元化,但我们国家的一些行政机构设置,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对新出现的民营经济,许多部门是既不懂又不管。工商联只是一个人民团体,没有实权。政府应该管,可是到现在为止,只有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下面一个非公经济处是直接为非公经济服务的。非公企业400多万户了,在GDP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纳税、解决就业那么多,政府部门只有一个处在联系,小马拉大车,很不相称。

落实“36条”,要一条一条落实到实处,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来协调、解决。问题是谁来监督、督促?目前还没有这个机制。国家发改委有个协调小组,大概有四五十个部门联席会议,一个时期集中研究一个问题,是不定期的,不能下命令给部门,从调查研究中寻求共识。

徐冠巨:浙江民企是发展得比较健康的一部分。在前一阶段,早期姓“公”姓“私”的争论解决了以后,浙江民营企业是非常平稳地在发展,它们都是在竞争领域发展的。

但我们到国外去便遇到一些麻烦,像西班牙造鞋企业被烧等等,或者是受到反倾销的诉讼,这种情况近年比较多了。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年中央政府也是比较认真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去年纺织品的配额问题,商务部也专门就这个事情跟欧美进行了交涉。

徐冠巨:我们这边,就是企业还是比较弱小,相应的机构还没有健全起来,比如说别的一些国家都是以行业商会的形式出现,我们出面的是谁呢?要么是政府,要么是企业,行业商会比较弱,这方面的作用还发挥不起来。应该说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非常重视的,企业有时候碰到这个问题也不知所措。中国的企业出去受到倾销的诉讼,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反驳和说服他们: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由于应对的体系不够健全,中国的企业对外面这些情况不够了解等等,我们的出口企业还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失。所以,目前情况下我们企业就是要了解这样的贸易规则,同时要大力培养这样的行业组织,目前我们的行业组织还是处于官办状态,还是政府的组织,民间的就非常的弱小,而且这个组织还不健全。

徐冠巨:中国陆续走向世界的时候,行业组织就是非常重要的。把政府的职能和行业的职能加以协同,把行业组织培育起来,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一种力量,这个是非常必要的。现在这一点还没有被我们的政府足够地重视起来。

《21世纪》:政府能扮演什么角色呢?商会可以怎么改善自己的角色,来维护小商户的利益,不让小商户吃亏?

徐冠巨:中国要有快速的反应机制,最重要的就是商会的功能要非常健全。有时候就是明明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来组织很多的证明材料。其实这就是商会的功能,是行业协会的功能。必须有那么多的材料去应对这些。要有预见性地准备相当多的原材料,要对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有防范。

如2002年浙江西兰花的例子。日本出台了新的农药监测标准,我们没有协会去先了解后应变,结果大量西兰花不能出口到日本,都烂在田里。所以商会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有农业商会或农产品商会,这些农民及出口企业便不会不知所措。

就像一场另类艺术表演,或者是以化妆品、珠宝,或者随便什么和时尚贴边的东西为主题的女性“派对”。

“三八”节里的上海中信泰富琴声悠扬,白色为底色的朦胧梦幻的舞台上,两个男子正捧着一快镶嵌着金色卡片的水晶巡场,他们身上画着鲜艳的人体彩绘,围着烫金色的腰裙,全身擦满了与卡片同一颜色的烫金散粉,神情严肃,像古埃及勇士。

“卖信用卡越来越像卖化妆品了”,一位业内人士说,用“大宝”和用“兰蔻”没有本质区别,无论你怎样,你都可以拥有一张“量身定做”的信用卡。

“所有信用卡表面上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使用人群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常务副总裁陈劲称。

各类信用卡的细分市场越来越精细。交行刚刚推出了和世界杯“结合”的信用卡,“球王”贝利成为这张卡的形象代言人;主打女性市场的广发女性信用卡;与奥运会“交好”的中行信用卡;中信温州人信用卡;招行携程信用卡……

甚至中信银行为了方便南方基金的销售,在去年年底特意发了一张中信南方的信用卡。据悉,这张信用卡开了先消费、后用基金来还款的业内先例。而陈劲也坦言:“这张信用卡在12月份就为基金销售增加了2万户、40亿的销售额。”

据央行统计,截至2005年9月,我国银行卡发卡机构达190多家,发卡总量约9.2亿张。麦肯锡大胆预测,信用卡市场2013年利润将达到130亿元-140亿元,成为仅次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第二大零售信贷产品,并成为银行的核心。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信用卡市场,争发和销售信用卡却几乎成为所有银行一笔不得不做的亏本生意。

“一张不发信用卡的银行是没有竞争力的。”一家银行分析师谈道,“但是目前来看,信用卡给银行带来的是常年的亏损和大量的后续投入。”

各家银行在信用卡营销方面使尽解数。早年招行用的“街头营销”手段已经渐遭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点对点的营销,花样时时翻新。民生银行正在将自己的对公客户发展成为自己的零售银行客户。

将自己的公司客户发展成为众多的个人办卡用户也是华夏银行、中信银行这些对公业务较强的银行发展卡业务的营销模式。

给中间人“好处费”是各家银行常见的营销手段。据透露,民生银行给中间人的好处费大约为每张3元;而采用刷卡送礼、刷卡免年费等营销手段更是司空见惯。

目前,信用卡的发卡渠道主要有:外包公司、直销团队、(集团)数据库营销以及与各家分行结合点对点的公司客户营销模式。但是各家银行复制营销手段相当迅速,尽管已有些“黔驴技穷”之困,却始终难分胜负。

事实上,在目前的信用卡市场中,基本没有赢家。除了广发行已经盈利、招行接近盈利之外,其他银行都无一例外地在做赔钱生意。

一般来讲,信用卡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利差和收费收入。利差取决于信用卡用户对循环信用的使用程度。根据麦肯锡的调研美国使用循环信用的客户占总用户的一半以上,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却只有14%。根据国际经验,循环信用利润可占信用卡收入的2/3。循环信用使用偏少直接导致银行的全面亏损。

对于建立在商户回佣和年费基础上的收费收入,中国目前的商户回佣率低于欧美30%-50%,这一数字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发卡商与商家关于回佣率费用高低的争执,最终使得发卡商同意从2005年起调低回佣率,酒店和餐饮业务回佣率自2004年的3%减至如今的2.2%,零售业从0.8%降至0.5%。

而信用卡的年费收入更是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从有变成了无,有的甚至是银行“倒贴”。

特别是今年以来,在公司业务面临无行业可贷、个人房贷业务大面积下滑的局势下,各家银行利用信用卡鼓励消费开始愈演愈烈。

“信用卡市场将在3-5年内见分晓。过了这个时间,赚钱的就一定赚钱,不赚钱的也注定会亏本。”业内人其实都看得清这场注定要打的战争的结局。

本报讯(记者陶春)昨天,本报刊登关于“打工夫妇替儿征‘父母’”的报道后,网上有人称,宏宏(化名)提出认别人做父母太自私,对此,宏宏的母亲表示,宏宏不仅不自私,反而是爱的表现。

昨天本报报道后,在网的网友评论中,观点褒贬不一。一方认为,宏宏提出“认别人做父母”是自私的表现,同时也有人质疑打工夫妇带儿子走音乐之路的可行性。例如“一个自私的人永远成不了出色的音乐家”、“音乐是高投入的专业,没那经济条件就学别的吧”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网友认为,“穷孩子也有追求学习艺术的权利,给别人做儿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教育投资超出了一般百姓的承受能力”、“孩子的愿望是单纯的,社会应该多一点宽容和理解。”昨天下午,记者将网友评论告诉宏宏的妈妈胡萍,“这样的结果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认为宏宏自私的看法,胡萍使劲地说“不”,然后哭着讲述“征父母”背后的故事。

胡萍曾经在宏宏的校门口摆羊肉摊,为照顾妈妈的生意,宏宏还招呼同学们去光顾妈妈的摊位。胡萍说,宏宏从不讳言父母的职业,对谁都坦然介绍,“我父母是穷打工的,也能供我学音乐,很了不起。”然而,胡萍看着别人的孩子都拥有新琴,而宏宏使用的还是向老师借的琴,尽管宏宏不表露,她仍感到心酸,并且想去卖血换钱。

在胡萍决定孤注一掷时,宏宏得知了妈妈的想法,坚决反对,“琴学好了,你的健康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意义!”相持不下时,宏宏最后提出,假设妈妈坚持去卖血,他就放弃学琴。

“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宏宏一看到我们为钱的事内疚也挺难受和担心,后来才不得不想到‘征父母’以安慰我们。”胡萍说,宏宏很懂事,受恩惠就有压力,所以不指望平白无故接受无偿捐助,而是想找一种能给别人回报的捐助形式,所以才想到这种“将来报答”的方式。

北京一家美容院的打工者小白也来自湖北,她觉得像宏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少还沉溺在游戏里,但宏宏的每一句话却都很成熟。她提出想给宏宏一家捐款,“虽然只有一点点,也是一点心意。”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宏宏在荆州的启蒙老师的电话。考虑到宏宏的心理承受能力,记者并没有告知该老师,宏宏一家“征父母”的想法,只是提到想了解宏宏的情况,这时他的语调顿时激昂起来,“那孩子很好,我有朋友想以他的故事写成电视剧呢。”老师介绍,宏宏的家来自农村的最底层,一家人非常朴实和节俭。普通人学琴的话,像宏宏这样走到音乐学院附中这一步,可能得花费几十万元,但他们家能省则省,宏宏特别孝顺,老为父母着想,所以用的都是旧琴也不计较,最后以高分考入,为家里省下不少钱。

最让老师感动的是当地有不少人听说宏宏家困难后提出捐钱,但都遭到了婉言谢绝,“他们一家人都很有骨气,我保留了很多我们之间的信件,每一回看都让我感动。教学30多年来,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

胡萍:大家歪曲了他的意思,而且想得太复杂了,这反而亵渎了孩子的纯真和上进的本质。

胡萍:对,他特别懂事,不像有的孩子打游戏或挥霍,他仅仅为了求学上进,而且也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并沟通过,难道这也有错吗?假设错的话,也是我们父母无法提供好的经济条件。

新京报:假设很努力但仍然不能“成材”,那么两对父母不是都无法报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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