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看奥胖小斯知姚明好 巨人进步慢只缺一经历篮球-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4:49:55

调查显示,高等院校就读的学杂费在5万到20万元,调查样本中支出最高的7个家庭去年都有孩子自费出国留学。一位将女儿送到新加坡读大学的普通工薪阶层家长说,因为女儿没有考上重点大学,为了以后就业不发愁,他前后已花费了30多万,将一生积蓄全扔在女儿出国留学上了,“也不求她回报,只要她今后过得好就可以了”。

记者从上海某出国留学网站上看到部分出国留学费用:美国留学费用10万—50万人民币,生活费8万—10万人民币;加拿大学费与生活费为8万—14万;澳大利亚每年花费最低在9万元以上,平均水平在10万—18万之间;新西兰年均所需学费和生活费约8万—10万;留学新加坡一年的费用约为8万—9万人民币。

这家公司的中介基本收费是3.5万元,如果要申请奖学金,或者留学的是所在国前20名之内的学校,还要分别加收1.5万元,也就是说,能够满足以上所有要求的最低中介收费是6.5万元。如此看来,即使到邻近的新加坡“镀金”,也是一笔6位数的开销。

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不得不提早打算。近日公布的《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上海人的未来教育支出已经大幅超出了买房储蓄,在居民储蓄目的中占到42.4%,在京津穗等主要城市中遥遥领先。其比例紧紧跟在第一位的“以备意外的急用”之后。

除了各种收费之外,教育成本不断攀升的一大原因是“进补”。在700多户受访者中,从小学生到研究生有五成孩子去年请家教或参加各种补课、培训班。其中,初中阶段成为这类支出的最高期,人均1800元/年。

不管家长们如何不惜血本,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一掷千金”,这都是一项“看上去并不美”的买卖——就像股市和彩票一样,高投入从来不等于高回报。种种研究迹象表明,不管投入多少,父母能够从孩子身上获得的经济回报甚少,他们对经济收益的预期同样很小,即使在缺乏养老保障的农村也是如此。

不过,绝大多数男女依然对含辛茹苦的父母角色跃跃欲试、乐此不疲。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孩子购买名牌服装,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甚至不惜重金支付子女的出国、结婚费用。当然,省吃俭用、倾其所有甚至借钱举债来满足孩子需求的也不在少数。

令人遗憾的是,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显著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并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经济成本越高,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就越有利。

高经济成本不是万能的。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长远效果。专家指出,设法改善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努力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或许才是理性的选择。

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对子女今后在经济上的支持和赡养,期望都不大。同时,无论家里是男孩还是女孩,父母的预期没有显著的差异。一般说来,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期待更高些。

徐安琪统计了所有样本中已有工作的76名子女的数据,他们在调查前一个月人均交给父母的生活费为474元(标准差843元),其中最高5800元,未交的达47%(事实上不少父母并未使用该生活费,而是将其存起来,以作子女的结婚备用)。此外,44%的儿子和71%的女儿表示在父母生日时会买些小礼物作为回报。统计表明,2004年春节子女给父母买礼品等人均为438元,其中最高为2500元,一点没有表示的占43%。

飞速增加的教育支出让徐安琪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来体现教育公平。

调查发现,高等教育的收费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负担。那些下岗、提前退休或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访者对子女能否接受最好的教育表示忧心忡忡,一些家长因为难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

“在对生养孩子的各类成本进行估算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成本的速增,使不少家长负载沉重、焦虑顿生。为此,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让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断增长,使经济拮据家庭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徐安琪还指出,相关部门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调查中发现一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不愿接受学费减免、困难补助,主要源于强烈的自尊心。处于弱势地位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敏感、脆弱,更渴望人格的平等,因此,学校除了应推行人性化服务,以保护家境困难学生的隐私和维护孩子自尊、呵护孩子心灵外,还须对学生进行平等、互助的教育,以消除对家境困难学生的歧视,并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弱势同学更多的爱。”

关于勤工助学的导向和方式也有可改进之处。某大学勤工助学招聘会上,图书管理员、产业集团助理、学生公寓协管员等“白领”岗位异常走俏,而自行车棚值班员、楼道清洁工则无人问津,且大多数贫困学生未提出申请,但这不能仅归咎于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还在于学校在发布招聘信息时,既未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又未根据市场需求,降低相对轻松而学生又趋之若鹜的职位的酬劳,而提升辛苦吃力又少人问津的岗位报酬和地位。

更何况,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更顾忌自己在从事低层次劳务时,遭遇那些穿着入时的同龄人的冷眼和讽讥。“因此,学校和社会不仅要强化劳动不分贵贱的教育,还须在消除对弱势学生的歧视、给予他们更多人文关怀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

继创下销售奇迹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之后,刀郎的第二张专辑《喀什噶尔胡杨》于2004年12月28日正式上市。此前,刀郎唱片的发行公司大圣文化对外宣布,该专辑的保底销量为520万张,在绝大部分歌手的专辑销量只有十万、几十万的内地的唱片业,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即使是创造奇迹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但最被业内认可的数字,是270万。销量要两倍于上张专辑,这种奇迹中的奇迹能出现吗?

近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张耗资100万元、李宗盛参与制作的专辑,上市后不久销量即持续下跌,二三月份,该专辑在销量榜上的排行名次甚至远远不如已卖了一年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虽然唱片公司不愿透露该专辑的销量数字,但据记者多方调查,发现该专辑目前的销量不但与原定的保底销量520万张相差甚远,而且在上市两个月后,它在各大销量排行榜上的名次已大幅下滑,按目前的走势看,其销量不可能赶上首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中歌曲的流行程度也根本无法和上一张专辑相比。

《喀什噶尔胡杨》首发之后,刀郎的经纪人李松强对媒体宣称,首发当天全国的销售量是40万张。但此后,媒体报道中关于这张专辑的销售数字,始终是40万,没有进一步更新的数据。李松强在谈及这张专辑的销量时,也还是只有这个数字可以给出,没有更进一步的数据。而在《京华时报》1月24日对刀郎的一次面对面采访中,刀郎口中的专辑首日销量,却是:“专辑上市第一天,就达到了50万张的销量,而且我们没有作任何宣传。”

40万、50万,这两个相差甚大的数字,使得刀郎新专辑的首日销量,变得令人怀疑。虽然虚报唱片销量,在业内早就是被公认的游戏规则。但是上张专辑获得史无前例成功的刀郎,坚称自己一定会真诚对待歌迷的刀郎,为什么不愿透露大致的销售数字。因此,有网友猜测,刀郎新专辑的头炮并没有真正打响。为此,记者采访了大圣文化的负责人毕涛。一再追问下,记者才获知,如果一定要确认专辑首发销量的话,那个数字是40万。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数字,是因为新专辑的首批发货量是40万,也就是意味着在去年12月28日,有40万张《喀什噶尔胡杨》发放给了各地的销售商。但毕涛自己也说:“我们只知道首批有这么多货出去了,至于更加具体的唱片店当天销售了多少、还有多少没卖出去甚至有没有摆上货架,我们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会宣称首日销量达到40万?毕涛解释道:“我们觉得差不多都卖完了,因为有追加订货的。首批货发出去几天之后,有个别地区就开始追加订单。”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第一张追加订单,是在专辑首发多少天之后。而第一个开始追加的地区,他说:“是南京,也好像是杭州。”

不可否认,《喀什噶尔胡杨》在上市之初,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市第二天,四川媒体就报称这张专辑在当地的新华连锁店已基本脱销。而在音像店自己的销售榜上,这张专辑也是名列首位。比如在卓越网自己的音乐销售榜上,这张专辑在当天和之后一周的排行榜单上,都是第一名。

但在之后,这张专辑的销售量却开始持续下降。在上海的音像店,这张专辑在首发后不久,就从畅销、推荐的货架上撤了下来。在广州,虽然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记者走访的几家音像店告诉记者,刚开始卖是确实很热,但不久以后,销量也开始下跌。1月底,央视曾在中国唱片销量榜上,公布这张专辑在全国的销量排名:以2952张(抽样数据)排在第五。这是从数十家唱片销售店的统计出来的零售数字。很多刀郎的歌迷看到了这份榜单后在网上发言称感到非常惊讶,刀郎的专辑居然只能排到第五。在这张专辑曾经位列第一的卓越音乐销售排行榜上,昨天它的排名跌出前100名;上周的榜单上,这张专辑也被排除在前100名之外。在1月份的月排行榜上,这张专辑位列第10;一个月之后,它的排名下跌到第87名。在同类网站当当网的每周排行榜上周的榜单中,它的名次是第26名。

到底这张专辑的销量如何?本报记者1月底就此向大圣文化查询时,负责人毕涛表示:“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在春节以前,超越上一张专辑的销量。我们要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使这张专辑超过上张专辑一年的销量。”

当记者问起上张专辑具体卖了多少时,毕涛说:“我不知道,只看到媒体上有好多数字,由于过去一年太忙,我们还没有对此进行统计。不过,上张专辑的效果,大家都看了。在春节前,新专辑的效果会超过上张。”以对上张专辑最保守的销量数字270万来算,排除所谓的首日销量40万,也就意味在将近40天的时间里,这张专辑必须卖出230万,即平均每天卖出超过5万张。而从各销量排行榜的成绩来看,离这个标准相差甚远。

《喀什噶尔胡杨》能够超越《2002年的第一场雪》吗?通过排行榜和走访唱片店,能够看到两张专辑之间的差距。上海媒体曾走访过上海的数家唱片店,发现卖得最好的仍是刀郎的上一张专辑。广州的唱片店中,在新专辑销量下降的同时,《2002年的第一场雪》却在持续热卖。比如,在卓越网1月份最后一周的榜单中,《喀什噶尔胡杨》排第31名,而前面的30名中,就有《2002年的第一场雪》,位列第6。在当当网上周排行中,新专辑未能进入前100名,而上张专辑名列第52位。

更直接反映了这种差距的是:当《2002年的第一场雪》火爆全国时,几乎任何一个听得到唱片的地方,都会听到刀郎的音乐,盛况空前。但是新专辑呢?推出一个月以后,你是否在公交车、出租车上听到过专辑里的歌曲?即使在销售这张专辑的唱片店里,也很少会听到这些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的众多歌曲,在推出后不久,就出现在某网站的搜索风云榜中,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搜索、下载那些歌曲。但新专辑推出一个多月之后,这张专辑里的歌曲,没有一首能登上这份榜单。《喀什噶尔胡杨》真的变成了胡杨林里,不能吸引目光的一棵普通胡杨。

唱片公司对《喀什噶尔胡杨》销量未如理想的解释是:“刀郎的专辑属于慢热型,这是刀郎的销售特点。其他歌手也有跟刀郎一样热卖的专辑,但是他们的畅销不能持续。而刀郎专辑的销售,是一直持续着。就像上张专辑,现在还是不断在卖,不断追加订货,这在唱片业内,是从没出现过的现象。一张唱片能够卖一年,还跨年度继续卖。这张专辑的销售,也会是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所谓520张,是整个一年的保底销量,肯定能达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一张赶快赶上上张专辑的销量,然后两张专辑齐头并进。事实上,虽然不能说每天都有销售商追加订货,但至少是隔天就会有,这张专辑的潜力还是很大。”专题采写:本报记者曾岁春

王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主持人。《艺术人生》采访他的时候,他和今年春节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董卿一组。看王志每天严肃地在电视机上说这说那,你可能不会想到他曾经极为犹豫来北京发展,还曾经在六里桥的地下室像老鼠一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很纯粹的湖南人,他说,他有做记者的天然资本,只要有辣椒,只要能睡好觉,他就能工作得很快乐。

王志:我特别不习惯这种场合,真的,这个地方很漂亮,我不习惯,我们采访一直在另外一个场合。

王志:我们一直被要求,要到被采访对象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我干主持人是个误会,从来没学过,但是这个误会的结果,现在看来还不错,大家也还认可。你知道我当年做主持人是怎样的吗?他们说你做主持人惟一的诀窍,就是你不要管,谁都不要管。

王志:对。穿衬衣,首先穿了一件带格的衬衣,那时候挺时髦的。好像第一次出镜就穿的,被批评了,灯光师傅说不行,结果又换了一件蓝颜色的,这个漂亮,结果也不行,那我就换一件白颜色的,又说太白了。

王志:这个事儿挺矛盾的,但是有底线,大家看我的节目,人家说你挺尖刻的,我不同意,我说充其量给我一个中性的词汇,叫尖锐,我不会尖刻,这个质疑是有底线的,你不能没完没了的,大家都说,你把牛群逼得挺狠,我跟牛群采访完了以后,人家请我吃饭,为什么请我吃饭,我问的都是大家应该问的事情,我问的都是对公众负责任。

王志:不会不会,我们采访从来不会强迫别人,所以这个质疑是有底线的,不会触犯到隐私,当然你既然到这个地方,那你什么都可以问,我什么都应当回答,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每天问别人,我也接受别人的采访。

主持人:那你在做这个主持人之前,确切地讲,到《东方之子》之前,你在做什么?

王志:你可能想问的问题,就是第一次出镜吧,因为你刚才意思就是这样的。

王志:职业是当学生。我毕业以后就到电视台,但是第一次出镜呢,我说你要很细点,第一次是一部分出镜,手臂出镜,没有正脸。

王志:我是干记者的,举过话筒,后面有人拍。第一次我记得好像是我自己拿着家用摄像机,这样举着拍,就是问郴州地区的专员,他在植树,他说这个记者挺新鲜的,还问话呢。因为电视台刚筹建也没几个人,我们下去锻炼,说你很新鲜,还会在镜头后面问我些问题。那第一次出镜是这个,那第二次出镜应该是什么呢?第二次出镜露的是正脸,但是说的不是我自己的话,说的是别人写的稿子。

王志:我到《东方之子》的第一个采访,采访完了以后我也挺担心的,就问行还是不行。制片人跟我说你比有些人强。

王志:你要说白岩松跟我有点关系,因为他们去湖南采访,让我去联系帮忙,联系采访当时我是比较能干,大家也觉得你年轻啊,也肯跑;干活呢,挺利索,也不讲条件,中央台来的领导,你就负责接待一下,你给帮帮忙,说得客气一点是帮帮忙,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服务,那么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人员都联系好了。实际上他们在这之前跟我说过,他们筹备一个新太阳60分钟,问我有没有兴趣,但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说实话,每天去拍一个会议新闻啊,拿个小红包啊,挺好的就不想去。他们回去以后,我看到三个人挺敬业的。不一样啊,所以想,到北京去看看吧,就让他们帮忙请假,说这个节目没有王志去效果不行,以这个做借口,实际上我能帮什么忙?去了以后没成想,好事儿还来了,来做主持人吧。

王志:我看白岩松采访,我觉得他说的话,跟以前主持人说的话不一样,以前的主持人我学不了,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跟我挺相近的,没什么两样。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心里这么想,但是也还不敢表露出来,一般有心计的人,爱思考的人都会这样的。

主持人:其实到了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部分是一定要谈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人,都会有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头上有好多好多人,你要一个一个地去够他,你有这种感觉吗?

王志:有啊,有时候觉得要去够这些人,有时候转念一想啊,电视台欠我工资了吗?我不还干着活嘛。我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六里桥地下室,电视里你看我们,镜头前一坐,西装革履的,其实就那一套西装,晚上又回到地下室去了,像地老鼠一样,没什么。你就觉得很多人不都这么住嘛,很多年轻人不都从外地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外省青年嘛。

王志:都有这个过程,那时候没这时髦的词。挺正常的,而且工资拿得也不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00,800在1994年不算低。我们住地下室还请了个做饭的,每天还给你记账,每个人凑多少钱请了一个保姆。那时候也是未婚,只有小白是新婚,完了以后我说啊,别的不羡慕白岩松,就羡慕他一条。

王志:是,他找了个博士,找了一个很贤惠的媳妇,不但对老公好,而且对我们都好。(笑)真的,每一次回到地下室都有热菜热饭吃,而且元旦过节,都把那个房子布置得像家一样,特别温暖。

王志:那个时候,我原来的单位下了一个通牒,或是回台上班,否则除名处理。我不愿意回去,那时候年轻,没感觉到那种恐惧,现在回过头来,是一件挺大的事儿,前途是未知的,不知道怎么样了。当时就是那种热情,你总觉得有一个希望,我能行。

主持人:可是我觉得特不理解的是,你刚才一直在说,那时候虽然艰苦,但是心里快乐,可是当我们还是沉浸在快乐当中,你却离开了《新闻调查》。为什么要离开?

王志:刚才大家讲到,就是心理健康。实际上我2001年离开的时候,应该是《新闻调查》做得非常成熟的时候,而且驾轻就熟,但是有一天我就想,什么时候是尽头啊,每个礼拜一期节目,坑蒙拐骗什么事儿都有,看到阴暗面特别多。我可能比小崔强点,我忍不了我就走,当时我跟领导提出来给我个假期。

王志:没有吧。我是不愿意给领导添麻烦的人,因为有制度,那我就说我走,如果不方便的话,我离开也行,到时候你们需要我可以回来。

主持人:为什么非要选择离开这样一条路来调整自己?你这么聪明一个人。

王志:我不惧怕你用这个词。十个月我就回来了,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现在筹备《面对面》,你回来吧。我这个人有运气,当记者最大的资本就是两样,一能吃得香,有辣椒就行,二能睡好觉,这是最大的本钱。

主持人:当自己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会苦恼吗?或者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苦恼?

王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快乐和苦恼,都很平常的,我前一段时间采访赵本山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有时候也挺苦恼的,出名以后挺苦恼,挣钱挣多了也苦恼,但我只要回到村口一站,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是,主持人没错,我们是有挺多的困难,有挺多的苦恼。但你比起很多的人来呢,比起那些没有饭吃的,拿不到钱的,你觉得自己没什么,真的是这样。我家里就有下岗工人,但是我准备给他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我姐,让她给我带孩子,对吧。我觉得,有时候不要把苦难放得太大。当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感到快乐,但是如果当灯光熄灭的时候,还感到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当你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你还能很平静,当有一天你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你还能平静,那我觉得你就修炼到家了。信报记者任嫣

本报讯(记者王秋实)因二氧化硫超标等原因,昨天,“天天乐”牌红心地瓜干等10种干果类小食品被市食品安全办责令在全市下架。下架名单如下:

2月26日凌晨时分,香港记者现场目击邓萃雯和两名男性友人前往一酒吧玩乐,该酒吧正举行一年一度的香港男“同志”疯狂派对,上百位男“同志”挤在舞池中耳鬓厮磨,还不时见到“同志”在舞池中热吻。

和邓萃雯同去的友人还包括胡兵,胡兵不仅陪着邓萃雯在包厢中饮酒作乐,也下舞池跳舞玩耍。不过两人一前一后从“同志”酒吧尽兴走出来后,已经醉态百出的邓萃雯在友人搀扶下离去,而胡兵发现有记者在现场,惊慌地低头埋脸,记者跟到他下榻的酒店,他也始终面墙不愿意接受访问。

而隔天邓萃雯则从头到尾否认认识胡兵,只说听过这个人的名字,而那家酒吧她则是第一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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