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注协揪出害群之马 73家会计师事务所建议撤销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14:25:27

经历了两次“挫折”,张小红的时间已经耗去了十多天。她有些怨天尤人,到底是老天的安排还是命运的捉弄,她甚至想也许应该离开北京。可是当她给家里打电话时,她又不愿意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父母,她谎称自己在北京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月收入在两千元左右。她告诉妈妈,弟弟的学费会按时寄回去的,别为她担心。

从小就要强的张小红不想就这么放弃,她不相信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一则“特聘公关经理”的街边广告引起了她的注意,月薪上万,这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拨通电话后,对方直言是中介公司,代歌厅招聘“坐台小姐”,月薪可达万元……没等对方说完,她气愤地挂断了电话,想到“招聘”变成了“招小姐”,张小红十分郁闷,第三次找工作也就此宣告流产。

三次应聘的经历让张小红总共付出了八百多元,2月16日,不甘心一无所获的她来到了丰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把她的经历反映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做了记录后,出具了一份书面通知,告诉她5个工作日后给她答复。可直到现在,7天已经过去了,她仍旧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答复。

张小红来北京已经近二十天了,可是她还没有找到工作,来京前的积蓄也所剩无几,还有弟弟就要开学了,她不知道是留下来继续找工作,还是回老家……

张小红清晰地记得,正月初七那天早晨的小雪让她感觉到丝丝的温暖,因为那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而现在,北京街头的阳光让她时时以为春天已经来了,可是她却感觉到了自己的单薄。希望啊,希望在哪里?她在心里轻轻呼唤……

昨天下午,记者从丰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关于张小红所反映的情况已经被受理,目前已经将此事转交给劳动监察大队具体处理,至于什么时候有结果,还无法确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存在很多非正规的中介公司,它们多集中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民工较集中的地区,朝阳、丰台、海淀等区的城乡接合部居多。其主要分布区域有:朝阳区的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一带,海淀区的公主坟一带,丰台区的木樨园和六里桥附近。主要是利用返城务工农民和其他求职者急于找工作的心理,把过时、作废或虚假的用工信息提供给应聘者,从而获得求职者的钱财,其中上当者不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有些是北京本地人。工作人员提醒应聘者,在求职过程中,一旦发生纠纷,可报警或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中介公司所在区的劳动监察大队。

那么中介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欺诈呢?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峰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数额累计在2000元以上的就构成诈骗罪,中介公司肯定不只招聘张小红一个人,所以已经涉嫌诈骗。张小红可以找到几个有相同经历的受害者,当损失金额累计超过2000元时,就可以向警方报案。

中介公司通过报纸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那么报纸是否有义务核实其所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呢?谁该对没有营业执照的“黑中介”进行监管呢?记者从丰台区工商局获悉,单位或个人在媒体上发布广告,要向媒体出示相关的证明,其中包括营业执照、产品的合格证等,而报纸对信息的真实性也有义务核实。对于那些没有营业执照的所谓的“公司”,工商部门要依法取缔。即便是某些中介公司有营业执照,但是他们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应聘者钱财的行为,工商部门也将依法监管并查处。同时,写字楼在对外出租时,也应该有相应的手续对“公司”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让那些“黑公司”没有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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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李菲)公安部23日出台了《公安部关于加强基层所队正规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所队执法主体必须是取得执法资格的在职民警,严禁协勤辅助人员穿着制式警服、佩戴警用标志或相仿服装标志,严禁其从事执法活动。

意见指出要健全理顺组织机构,规范机构编制。所队实有警力原则上要占县级公安机关总警力的85%以上。所队领导干部由本级公安机关任免,由公安机关提名呈报;担任所队长和政治教导员必须是中共党员、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公安工作经历,并经省级或地级公安机关任职培训合格。

意见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建立完善执法执勤的工作流程,形成科学严密的程序规定。落实接待群众办事、报警、求助、咨询首接责任制度,统一规范工作用语。落实所队民警执法档案制度。完善考评标准,对不达标的所队,要及时调整领导班子;对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等重大执法过错,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连续两年考评不达标的,所队主要领导要引咎辞职或者由上级公安机关对其予以免职。

意见强调,要严格内部监督,推行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倒查制度,县级公安机关要按照不低于案件总数10%的比例,每季度进行一次倒查;地级公安机关每半年、省级公安机关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倒查。

意见同时指出,选拔配备县级公安机关班子成员和各警种支队主要负责人,必须具有在基层所队任职的经历。不得随意借调所队民警和调用财物装备,不得随意向所队索要文字材料,不得增加公安部和省级公安机关规定、批准以外的统计报表,不得向所队下达抓人、罚款和收费指标,切实减轻所队负担。

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龙山路的新会区人民医院本部,尽管从去年以来经历了200名医疗人员中140多人吃回扣被查处、院长因带头收受巨额回扣被刑拘的大震荡,但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安静幽雅。2月15日,记者走进该院门诊大楼一层,看到由当地检察机关张贴的《职务犯罪举报工作宣传画》,几乎占了一整面墙。

在近年来已经被查处的医疗单位集体腐败案件中,只是二甲医院、400多个床位、在全国和当地都算不上大医院的新会区人民医院,创下了卷入腐败人数、规模和腐败历时之最。自1992年以来,该医院以赞助费、折扣、让利等名义向20个药品销售公司收取药品回扣1083.5万元,该院原院长方机个人收受医药公司贿送价值人民币130万元的房产两处及药品回扣共25万元。

位于江门中心市区天福路的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华侨捐款数千万元建起的新会区人民医院比起来,硬件要明显差很多,医院大门厅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几个大字显得十分扎眼。这家只有100多个床位的小医院,不到两年,两任院长先后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原院长韦启善收受药品、器材供应商送的回扣16万元和港币4万元,继任院长赵战峰涉嫌收受医疗器材供应商送的15万元。

而台山市(江门市辖)广海镇中心卫生院和那扶镇卫生院,更是只有几十张床位的最基层的医疗单位,也同样成了系列窝案的案发地。经查实,这两个镇级卫生院分别集体收受药品回扣20多万元,并以福利名义向职工发放,两个院长则分别收受药品公司回扣10.3万元和5.1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据江门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谭继祖向媒体透露,近1年来,江门纪检监察机关连续查处了包括上述医院在内的6宗医疗系统的腐败案件,涉及7家医院的8名“一把手”,涉案医疗单位23个,涉案金额1300多万元。涉案的医疗单位,90%以上是“二甲”以下的小医院。

来自广东省纪委的统计结果几乎也是如此。从2004年年底至去年8月,该省共查处医疗卫生系统221起违法违纪案,涉及233人,其中县处级干部8人、乡科级干部42人。目前已有19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28人,开除公职11人。让纪律检查部门震惊的是,这些案件多发生在县级以下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表现为借采购收受供货商回扣、贪污私分公款、违反医德收受红包礼金、擅提药价非法牟利等8种情况。

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局原副局长吴裕发在任宝安公明人民医院院长期间,在采购进口CT机过程中,一次性收受供货商40万元人民币;

江门鹤山市雅瑶镇卫生院原院长张福林与副院长黄子明、陆国勤,将收取的镇鞋厂医务室管理费不入账,1998年7月至2002年6月间,共私分管理费2.88万元;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陈德成等6名医生收受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药商代表的好处费2000元后,便在临床中大量使用该公司生产的某种药品;

汕尾市海丰县鹅埠镇卫生院原副院长沈维豪,在抗击“非典”期间擅自提高“来苏水”等药品的价格,一种药品就可非法获利474元。

与管理日益规范、监督相对严格的大医院相比,小医院制度上的欠缺给腐败制造了一个个无底洞,这其中最大的漏洞来自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采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医院完全实行药品和器械采购招投标制度的,即使在管理相对规范的广东省,也不到30%,给药品和器械供应商的公关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一些规模稍大些的医院,尽管有所谓的“药事委员会”,并实行公开的招标采购制度,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药事委员会的集体决策形同虚设。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虽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这样的规定,并没有也不可能对评标应如何确定结果、由谁最终决定结果等操作细则作出界定。致使拍板权最终只在院长一人手中,使用权和用量多少则靠药房主任(药剂科长)和有处方权的医生决定。这使有权力者全部成为药商们行贿的对象。

据记者了解,药商到医院推销药品行贿的主要对象有:医院主管院长、药房主任、药品采购员、科室领导、主治医师。

其具体操作流程是:药商首先与医生达成默契,由医生提出要些什么样的药品,向药房打报告,药房主任再将所要购买的药品报到医院的“药事委员会”研究,药事委员会心照不宣地同意或否决后(遭否决的一般是没有能力公关或没有公关的药品),再由药房、药品采购员进行采购。对药事委员会决定作最后拍板的是医院院长。

医生、领导定期从不同渠道得到药商回扣,有时领导一次的回扣就是高档公寓

各种药品的回扣额各不相同。如一支“诺可”针剂,内科主任每给病人开出一支就可得4.5元的回扣;一瓶“左氧氟沙星”的回扣是15元;“青霉素V钾片”每盒回扣是3元;“冠心丹参滴丸”每盒回扣为6元;“复方丹参滴液”每用一瓶回扣只有1元……这是给主治医生或科主任等人的回扣标准。

每个医生开出的处方笺,每月由人专门负责统计,药商就按所统计的数据把应给的回扣给予负责统计处方的人,由统计处方的人把回扣发给各个开方的医生。

各科室主任的回扣则由药商直接付给,有的还每月按从500元到2000元、甚至4000元不等,给那些主任发固定的“红包工资”。

药品推销商们给药房主任或院领导的回扣则是另一种方法,有的是按其总购药价的3%~5%不等给予一次性巨额回扣,往往一次就上万元,或是直接给予高档公寓等实物,当然过年过节还会封以每人5000元或1万元不等的大红包。

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像新会区人民医院这样引起震动的超大群体的巨额腐败,目前除了对原院长实施刑拘之外,对众多医生的处理办法只是要求其将回扣款上缴了事。当地对外的口径是“确保医院秩序的稳定和医疗安全,不能让医院没有医生看病”。

但在实际操作中,让检察机关颇为苦恼的是,尽管医生群体收受“好处费”早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有关人员也认为医院是国有事业单位,医生给病人看病的行为完全可以比照国家公务员的公务行为,但由于对医生身份的界定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他们不属于检察机关侦办职务犯罪的对象。问题再严重,也只能勒令其上缴红包再来个纪律处分了事,没有谁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一名参与办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手握处方大权、收受回扣红包还说不上是贪污受贿,既然不存在风险,必将刺激更多的医务工作者肆无忌惮地伸出自己的黑手。处理医疗腐败应该及时引入司法程序,而在查处医疗腐败中法律法规的漏洞也亟须补上。

记者采访的一些医疗系统的专家则认为,现行的医疗体制本身是大问题。政府投入过少,医疗机构要依赖自身运营能力保障生存,不可避免地有市场化倾向。从长远角度看,遏止医院腐败,医药必须分家,这是一个大方向。但在现有情况下,如果把药从医院剥离出来,医院50%~70%的收入就没了。医药分家极可能导致大部分医院难以维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参与进来,给予必要的财力支持,同时提高医生的劳务费。

还有些专家进一步指出,先实现医药彻底分家,最终才能实现药价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以前国家把彩电市场完全放开,有人曾担心老百姓能否买得起彩电。事实证明,公开的竞争越激烈,利润空间越小,最终的结果是大众得实惠。现在药品流通领域的暗箱操作,是在变相拿病人的钱去做公关的资本。要实现药价的市场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实现药品出厂一步到位,斩断不应有的过多的流通环节,让中间的暗箱操作蒸发。

广东省卫生厅近日宣布,将在去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听证会降低大型设备检查费用的基础上,继续调低大型检查收费,消除腐败源头。

该省还从2月14日开始,在全省推广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让药师参与点评处方、以遏制滥用药品的做法。药师在每天的处方和临床查房中,一旦发现不合理用药,就及时进行点评,内容不仅在医院内部网上通报,还在医院内张贴。

新华网北京2月24日电(记者张勇陈斌华)台湾当局最近限制赴台演出的李宇春等大陆演员接受岛内媒体采访,致使“超女”变“哑女”。国务院台办交流局局长戴肖峰24日批评说,两岸同胞的交流应是亲切友好的,台湾方面这种做法并不合适。

他说,“情声艺动相约东南”晚会是一次大型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早在去年11月就应成行,但就在台湾接待单位做好充分准备,大陆演员准备入岛的时候,突然接到台湾方面的通知说“不能去了”。对此,台湾业者感到很惊讶,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戴肖峰说,去年他随中国旅游协会会长邵琪伟率领的大陆赴台旅游考察团去台湾时,台湾有关方面也给考察团提出了很多限制,包括不能在岛内开记者招待会。他指出,台湾当局的这些做法并不合适。两岸同胞之间的交流应该是亲切友好、相互帮助、共襄盛举。(完)

中国台湾网2月24日消息美国总统小布什指派特使赴台劝阻陈水扁“废统”无功而返,施压的动作已经再度升高。据台媒报道称,白宫已经循正式渠道向台当局发出警告:“你们到底还要不要美国保护?”

据台媒报道,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在第一时间,已将美国“撂下的重话”,向陈水扁报告。据称,2003年美国要求陈水扁放弃“公投案”时,也曾讲出同样的话。

而台湾中央社来自华盛顿的消息则指出,台当局努力想说服美国,声称“废统无关现状改变”,但美国还是忧心忡忡,不希望台当局为自己添麻烦。

报道称,美国强调的是,“四不一没有”是陈水扁多次重申的承诺,而美国并不认同陈水扁所谓“承诺前提已经消失”的说法。

台湾中央社指出,一位美国资深官员被问到,既然美国官员在谈到“四不一没有”时,通常只简称“四不”,而省略了“一没有”,何不要求陈水扁只重申“四不”就好?这位资深官员当场否定,他表示,因为承诺是一体的,更何况“一没有”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云鹏)

“药品回扣在我国起码存在了10年以上,回扣的行规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名医药公司的老总对本报记者直言不讳。

据这名医药公司的老总透露,一种普通新药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其额外增加的价值包括:医生提取了零售价的20%,药剂科提取了零售价的5%,医药代表提取了零售价的5%。这部分额外增加的价值是由药厂最低批发价让利实现的。当然,药厂又把这部分让利核算进了药品的成本里,通过销售的环节,转嫁到了患者的身上。

医药代表小钱举了个例子,一盒大黄虫胶囊,药厂公开的出厂价是24.8元,批发价是30.3元,零售价是34.8元。但这些报价都是“虚”的。小钱手中的一份厂家内部文件表明,药厂给省级经销商的底价一盒只有5.5元,省级经销商一般以一盒7.5元给地市级药品经销商,地市级药品经销商再以27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医院。“最后卖到消费者手上要34.8元,其中仅给医生的回扣就占药价的20%。”

正常的药品批发价等于零售价除以1.15,医院对同一新药的进价等于批发价乘以0.75(或0.8)。二者的差价就是医院通过药品净赚的正常利润。通常药品收入占据了全医院总收入的40%。

这名老总介绍,医药品种的增多,医药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药厂一般没有资格直接向医院卖药,得通过医药公司。成规模的医药公司通常会通过各种关系给医院的院长先打招呼,然后亲自给院长和药剂科主任“进贡”。规模小的医药公司还得通过其他环节打通关系,花的钱会更多。

按照行规,每种药进医院前都要交纳“进院费”,一般的三甲医院在1.5万元至两万元左右,二甲医院1万元左右。院长一般不敢收钱,等医药代表把钱给了药剂科主任后,药剂科主任自然会把大头贡献给院长,一般在8000元至1万元左右。

药品交完“进院费”,进了医院,并不表示就能卖出去。接下来,需要让医药代表去打通有处方权的医生。该老总说:“药品进到药房,该药品的销售情况和院长、药剂科主任就‘脱钩’了,医生不开该药,前面的工作全白费。”

小钱告诉记者,现在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治疗同一种疾病的药品太多了,最终谁卖得好,就看谁给的回扣多。一般一盒药,要给医生20%左右的回扣。保健品和针剂成本低,能给医生30%的回扣,这也是医生多让患者输液的原因之一。

医生对药房购买了哪些新药或者特效药不是十分清楚,这就需要医药代表“提醒”。小钱说,医药代表必须经常请医生吃饭、喝茶、打牌、唱歌、旅游。只要把“感情”处好了,即使回扣比别的产品低,医生也乐意开这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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