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亚称四国联盟强行推动联大表决是死路一条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0 20:35:43

据统计,中国每年5000多万住院人次中,与药物不良反应有关的可达250多万人,其中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有近20万人。

2004年9月30日,由于连续服用会增加病人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几率,美国默沙东公司宣布,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召回“万络”药品,也包括中国。因此,这成为国内首次药品召回。

虽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行“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制度,但直到2001年,才开始启动建立相关的信息通报制度,至今发布了9期通报,共报告69起死亡病例。其中从2003年第四期通报起,才开始向全社会公开。

而药品不良反应通报中所列举的药品,也从来没有被禁止生产或使用的先例。

去年,龙胆泻肝丸被证实严重损害肾脏。而此前的6年,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收治了100多例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肾病的患者。

按中国“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消费者若想胜诉,首先要证实龙胆泻肝丸存在缺陷。但国家药监局既未确认龙胆泻肝丸的毒性,也未召回企业此前生产的含有“关木通”各类产品。因此,除非消费者自己进行药学试验,否则无法向法官证实龙胆泻肝丸具有毒性。

胜诉的只有一例,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医药公司的王小华,长期服用自己公司销售的龙胆泻肝丸,终患肾炎。作为销售商——翁牛特旗医药公司被判赔3.93万元。

9月,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从明年起,北京将逐步在一些大型药品生产企业中试推行药品召回制度。这是中国首次尝试由政府部门参与、引导的药品召回制度。

据说,这一制度将是企业“自愿召回”和政府统一控制结合。一方面,鼓励规模大,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自主对发生不良反应的药品进行召回——这也是主要的方式。同时,政府也会对已经影响到公众安全,诸如造成失明、肝脏坏损甚至死亡的药品,通过行政手段召回。

北京市药监局认为,阻碍药品召回的最大障碍,是药品监测体系不完善,有关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率太低,无法形成召回的依据。

中国2004年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仅有70074份,这一数字已经是上一年的两倍多,但总体比例,还是太低。

在中国,药品企业自主报告的药品不良反应病例仅占2%左右,而美国是65%。中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绝大多数来自医院,占总量的95%。但医院往往是以药养医,很多药品不良反应没有及时报告。

前日下午,在北京一旅馆中,刘雁躺在床上看着丈夫向记者展开她的病历。本报记者袁烽摄

本报讯(记者钟亿军)“为了给妻子筹钱治病,我愿意卖掉我的肾脏救她。”前天下午,带着妻子来北京治病的长春市公安局一姓吕的民警,一说起妻子的病情,忍不住哭了起来。

吕说,因没钱治疗,妻子的白血病已拖了近1年,目前通过中华骨髓库已找到一个造血干细胞与其妻完全相匹配的供者,“但医疗费至少需20万,为了治好她的病,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今年34岁的吕透露,他是长春市公安局的一位民警,1992年参加工作。其妻刘雁今年32岁,原在当地一家医院当护士,但由于身体不好等原因下了岗。双方是在1997年认识后开始相爱,并于1999年结婚,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整个家仅靠吕每月1000余元的工资维持生计。

吕说,在今年1月,妻子刘雁莫名发烧、腹泻,人也消瘦了许多。1月11月,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诊断,刘雁患上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丈夫,他没有抛弃我,一直鼓励我活下来,”刘雁说,她患上白血病后,不想拖累丈夫,曾想到过自杀,但每次都被丈夫及时发现,“之后我们就紧紧抱在一起痛哭。”

为了治病,吕带着妻子在当地和天津等地的医院四处求医,但最终都因出不起昂贵的医疗费而告终。刘雁说,自从她患病以来,为了支付医疗费,积蓄早已花光,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如今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视机。

刘雁说,有一天,她从丈夫的同事处得知,吕为了筹医疗费,多次背着她偷偷去卖血,并产生了卖肾的念头。闻讯后,刘坚决反对丈夫卖肾,“你对我这么好,我的确舍不下你,但家里不能没有你,我欠你的已经太多了”。

吕坦言,他曾想过向社会求救,但由于自己的警察身份,他一直犹豫至今。这次来北京之前,他所在的单位同事们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捐了8000多元。

11月24日,吕带着妻子来到北京求医。301医院医生刘海川查看刘雁的病情后,建议其尽快做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其后,吕和妻子在北京的多家医院了解到,这种移植手术的最低费用至少需要20万元。

吕说,他们在北京举目无亲,他实在想不出好的筹钱办法,如果有人肯要,他愿意卖肾脏救自己的病妻。

昨天下午,吕所在的巡警支队杜队长说,他们得知吕的情况后,通过与当地慈善机构联系,已为其拿出了2万余元慈善款,并随后组织了公安民警捐款,共捐了8000余元。

杜队长表示,虽然这些钱对于吕妻治病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会尽力帮助,如果不够还将再动员民警捐款。”

随着“呜呜”的警笛鸣响,一辆满载30名特殊人员的警车驶进了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省戒毒所)大院内,30人当中有26人是吸毒人员,其中年龄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还不到20岁。在进行完体检后,他们将被送进中心内的急性脱毒区,在那里进行强制戒毒。就在这天上午,一名自愿戒毒的吸毒人员在家人的陪同下,也走进了省戒毒所的康复中心,他将在这里进行自愿戒毒。

在省戒毒康复中心内,戒毒人员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戒毒所内的劳教戒毒人员;另一部分是自愿戒毒人员,这后一部分人员实际上就是进入康复中心进行住院治疗的。

在大队民警的陪同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戒毒所三大队第二班组的宿舍内,被子整齐地叠放在床上,房间内异常干净整齐,一些劳教人员在操场上玩着篮球。

“集中在这里的人员大都是20至40岁左右,但很多已经有了很长的吸毒史,这里面既有大学生,也有曾经的公司老板,但是毒品最终将他们的人生完全摧毁了,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一名警察说,有的吸毒人员第一次吸毒甚至还未成年。但是如果染上了毒瘾,“就像牛被一根绳子拴在鼻子上一样,什么也顾不上了。”

上午11时许,我们见到了一名来自外省的吸毒人员,他刚刚到达康复中心自愿戒毒。医生介绍说,他是这里的常客,来这里戒毒已经有十几次了。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记录了这位吸毒者十几年的吸毒史。“很多吸毒者因为长期注射吸毒,胳膊后来都残废了。”医生介绍说。

在康复中心内,医生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去年冬天,一对正在我们这里戒毒的夫妻俩接到孩子的电话。12岁的女儿在电话中告诉母亲自己很冷,上学没有棉鞋,爷爷卧病在床,他们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而为了吸毒,换取毒品,夫妻两人早已将原有的3处房产变卖,现在租住的民房已是家徒四壁,一老一少也都顾不上了。“他们已经完全被毒品控制了。”医生感慨良久。

是什么让他们深染毒品难以自拔?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请看几个吸毒者的经历,或许能给人以警醒。

“10年中我吸毒吸掉了180万元。吸毒这么多年,吸毒时根本不像电影电视中描述的那样快活,现在只是为了解除犯毒瘾时的痛苦。这十几年我像是一直睡过来的。”

前天上午,在康复中心的隔离病房内,我们见到了已有10年吸毒史的王晓萌(化名)。今年30岁的她来自蚌埠市。前一天刚到省戒毒康复中心。

我们走进三楼病房时,王晓萌正躺在床上看电视。一会,一名护士拎着几瓶药水进来,走到窗户旁准备拉开窗帘,王晓萌连忙制止:“我怕光!”在给王晓萌扎针时,护士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血管,“她胳膊上的血管全都堵住了。”几分钟后,护士在她的脚踝处找到了一处可以下针的地方。

王晓萌说:“我们夫妻是‘双职工’(指夫妻俩均为吸毒者)。我丈夫是公司老板,一开始他吸,我劝了很多次他都不听,一赌气我也跟着吸,一两个月后就上瘾了,那是1995年,当时我才20岁,什么也不懂。”王晓萌3月29日第一次来到康复中心,这是她第二次来,“这10年中,我戒毒不下20次,但每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我丈夫和我一样,经常吸过之后,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再也不吸了,但都没有成功。”面对反复的挫折,悔恨与无奈时常折磨着他们的神经,一刻也不得安宁。

“这10年中,我每个月花在白粉上的钱最少需要15000元,10年下来,大概已有180万了。”对于毒品的诱惑,王晓萌说,一开始吸粉时,的确会让人产生快感,但时间一长已经根本没有感觉。

岁月如梭,10年恍惚。转眼间,王晓萌已从一名懵懂少女成为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王晓萌黯然地说:“这10年,为了吸毒我跑了很多地方。有一次在外地买毒品时被警察抓住,我丈夫也因为携带毒品被决定劳教3年。回首这10年,我感觉就像睡了整整10年。”记者问:“你不怕你的行为影响孩子吗?”王晓萌叹了口气,陷入长长的沉默中,久久没有开口。

家境优越,天之骄子的他曾经有过美好的理想,但是,毒瘾“来犯”时,他却逃课躲在寝室内吸毒,最终他放弃了学业。

今年24岁的郑斌(化名),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是阜阳一家公司的老总,母亲在一家单位当会计。1999年,他成功考入北京一所大学。但是,从2000年开始,他被白粉所俘虏,2004年因吸毒被送进了省戒毒所。

“朋友在一起,为了赶时髦,所以看见他们吸,我后来也吸上了。”脸上稚气未脱的郑斌坐在记者面前说。脸色白皙的他看上去仍像一名在校大学生,文质彬彬,很难将其与吸毒联系起来,但是他已有4年的吸毒史。

自从第一次接触毒品后,郑斌很快就发现自己很难摆脱这种白色的粉末了。大二开学后,他经常因为犯毒瘾,只好呆在寝室内不去上课。2002年,父母将他转学到了阜阳当地的一所高校。

回到家后,郑斌发现自己很难再这样获取毒资了,于是,他主动向母亲坦白了自己吸毒的真相。“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母亲当时的那种眼神让我非常难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因为买不到毒品,他曾以这种极端的方式逼迫医生交出杜冷丁,为此他在劳教所内度过了6年时光。面对家人和朋友的期待,他也渴望能够逃脱出毒品的掌控,把握自己的人生。

25岁的肖强(化名)是淮北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毒品,他曾经两度端着猎枪冲进医院,因为医院里有他需要的杜冷丁。为此,他两次被警方送进劳教所,在劳教所呆了6年时间。“这6年让我感觉实在难熬,第二次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冲进医院的,毒品让我的人生进了一个弯道。”

对于自己的19岁,肖强有着特别敏感的记忆。19岁那年,他与一位朋友出差,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向朋友要了一支杜冷丁。这一试,结果让他的人生进入到他自己再也无法控制的道路。

1998年,因为在市场上买不到杜冷丁,在毒瘾的驱使下,肖强端着一把猎枪冲进了医院。结果,随后的两年半时间,他只能在劳教所内度过。“那一次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冲进医院的。”这一次,肖强不仅失去了3年的自由生活,也失去了家人对他的信任。

8年前,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劳他创下上百万元的家产,那一年他28岁。但是物质上的极大满足却难以代替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他开始吸食毒品,结果,为了筹措毒资不得不将自己的两套房子出售,甚至冒领父亲的退休金来购买毒品。2001年他与妻子协议离婚。37岁的他呆在戒毒所内,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已是孑然一人,身无长物。

这天上午,省戒毒所探视房内,隔着玻璃,沈宽(化名)与妹妹四目相对,泪流满面。从妹妹口中,他得知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74岁老父亲在弥留之际还一直叨念着他。家人用录相为沈宽记录下了老人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

今年37岁的沈宽,身体厚实,身体最重时达到75公斤。早在1991年他在蚌埠就开了一间门面,经营百货批发,靠着自己的辛劳和聪明,生意越做越大,几年下来他就挣下了上百万的家产。

“我很早就接触毒品,是一些在南方打工的朋友带回来的,但是我一直没碰过。”有了钱后的沈宽忽然觉得失去了奋斗目标。这时,他认识了当地娱乐场所一个女领班。这名女领班一直在吸食白粉。“有一次我犯胃疼,她就告诉我白粉可以止痛。”沈宽第一次吸食了白粉。一个月下来,他发现自己已经再也离不开这种东西了。

2000年,沈宽的妻子大出血,被人送到医院抢救。4天后,一位邻居终于打通了他的手机。他赶到医院时,妻子鼻子上还插着氧气管。醒来后老婆对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离婚吧!”2001年,沈宽与妻子协议离婚,他把店面交给了妻子,自己得到8万元现金、部分房产及家具。

离婚后的沈宽没了经济来源,他就将自己的两处房产低价出售换来毒品。最终,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他把手伸向了父母的退休金。

他出生在艺术世家,曾获得过全省歌手大奖赛优秀奖。凭着自己的聪慧,他也曾下海经商,几番搏击,收入颇丰。但是,一次意外让他跌入白粉的怀抱,由此他的生活彻底改变。

在省戒毒所内,33岁的陆峰(化名)与其他的劳教人员有些不同,他是因为盗窃被送进来的,在这里他要呆上1年零9个月的时光。与其他劳教人员相同的是,他也是“瘾君子”,而且有13年的吸毒史。

陆峰曾参加过建国40周年的国庆文艺汇演并获得嘉奖,还曾在全省歌手大奖赛上获得优秀奖,如果不是毒品,他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省级电视台的主持人了。与他命运一样离奇的是,他染上毒品居然是在一次受伤时,别人为了给他止血,在他的伤口上涂抹了白粉,由此让他跌入白粉的怀抱。

“吸上以后,我就什么事也不想干了,整天就想着吸粉,一天吸好几次。”为了戒毒,陆峰的家人曾经亲自将他送进劳教所内,他的母亲因为他曾几度自杀。

舞台上光彩照人,舞台下却是一个为人不齿的小偷,“这是我第一次盗窃,因为毒瘾来犯时什么也顾不上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伸手向父母要钱去吸毒。现在在劳教所内,我只想好好呆在里面,至少在这里我可以不吸毒。”陆峰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说。方飞/文

本报讯(记者鲁媛)“别人放屁最多是接二连三,但我一天下来就要放屁60次!”昨日,家住江北猫儿石的55岁文老汉打进本报热线求助,寻找能为他解决频繁放屁问题的偏方。

追溯起来,这放屁的毛病文老汉5年前就有了,只是开始一天也就2、30次,所以老汉在饮食和生活中也就没有格外注意调节,没想到现在却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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