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乒超摘牌:马琳501万成标王 王励勤加盟八一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1:21:11

冲绳当地的报纸《琉球新报》指出: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闹得火热之际,若再掀起钓鱼岛风波,会让中日关系更难处理。(符祝慧)

华夏经纬网6月19日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防部”将在二十一日派军舰巡弋台湾东北的经济海域,原本没有规划登舰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在宜兰渔民请求下,决定出海宣示台湾“主权”。

不过,宜兰县渔业界获悉王金平不登舰的决定后,强烈希望促成台军派舰护渔的王金平,应该有始有终亲自登舰,宣示护渔的决心。王金平重新考虑后决定登舰,并倾向由李杰陪同。

中新网6月19日电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太平洋战争激战地硫磺岛19日举行了由日本政府主办的纪念阵亡者的追悼仪式。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及遗属等近百人参加了仪式,悼念2万多名在二战硫磺岛战役中阵亡的士兵,并誓言维护和平。

核心提示:“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道歉,并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本年度内一定摘掉‘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6月15日,在河南省焦作市大气污染整治攻坚会议上,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毛超峰郑重向全市人民道歉。此前的6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对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监测结果,焦作市首次进入“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单,在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中名列第八。监测结果公布后,在焦作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6月9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赶赴焦作进行调查,发现焦作环境困局出现的原因是,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煤炭资源型工业城市,经济转型与现实人民的能源消费结构错位,并且带来了“转型后遗症”。而此次入列“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绝大多数城市都是资源型重工业城市,他们遭遇的环境困局既有现实也有历史的原因。

张先勇从屋子里出来,抬头望了望天,灰蒙蒙的,于是他把放在商店外面不到一个小时的招牌拖了回来。“天这么阴,恐怕快要下雨了。”他的妻子孙小丽正在柜台里面拿着抹布擦拭商品上面的灰尘。

张先勇今年56岁,一个在焦作生活了一辈子的生意人,年轻时承包过煤矿,现在开了一间不大不小的百货商店。

“这些东西一天不擦就落一层灰,客人就不买了。”孙小丽对这种几乎机械性的劳动似乎已经习惯了,把每一个摆在柜台里面的商品都要拿起来擦拭一遍再放回去,一块干净的白色抹布一会就必须在清水中涮洗一次。

10时整,张先勇在广播中听到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没雨。于是,他又把招牌拖了出去。“这鬼天气,怎么老是这个样子!”

张先勇不知道的是,近段焦作城区的大气污染变得有些严重,笼罩着上空的并不是阴云,而是被污染的大气。6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2004年113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中空气污染报告,焦作首次进入后十名,位列倒数第八,其他几个城市是,临汾、阳泉、大同、金昌、宜宾、株洲、重庆、长治、攀枝花。焦作也是河南唯一一个入列的城市。

“国家环保总局这次排名依据的空气污染指标主要有三项,是根据设在各地的环保监测站的数据排出来的,应该说是很准确、科学的。”6月9日,焦作市环保局副局长陈程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这三项标准分别是,一是PM值,也就是空气污染物可流动量;二是二氧化硫的含量;三是二氧化碳的含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公布“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中,河南省的洛阳、三门峡入列,今年则顺利“摘帽”。

6月8日,从焦作汽车总站往宾馆的路上,的士司机阎师傅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讲述焦作的风景名胜,对家乡的热爱溢于言表,然而当记者提起刚刚被评为“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消息时,他用疑惑的口气说:“不可能吧,焦作可是一个花园城市啊!”

事实上,令人不解的不仅仅是阎师傅一个人,在很多焦作人心目中,绝对和十大污染城市挂不上钩,随着以云台山为首的大批旅游景点的开发,山水城市焦作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圣地,并在全国闻名。

那么,已经成功从一个煤炭资源型工业城市转型的焦作,为何深陷污染困境?到底是历史因素还是现实产业结构造成如此局面?在去年的首次“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中焦作并没有上榜为何今年却难逃厄运?6月9日,在焦作市环保局,副局长陈程接受了《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的采访,就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在环保战线工作多年的陈程认为,造成焦作空气污染相当严重的原因比较复杂,焦作的地理位置是首要的原因,在焦作的北边主要是山区,历来的风向把污染的空气吹不出去,严重影响了城区的空气质量。

其次是工业布局不合理,由于焦作原来是一个工业城市,很多有污染的工厂都分布在城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焦作电厂,焦作电厂是一个著名的发电企业,对焦作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由于历史因素,它坐落在城区中,每天大量的废气排出,同时由于脱硫和除尘工作不到位,目前已成了大气污染整治工作中的“硬骨头”。

陈程说,目前焦作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煤烟污染,城区遍布很多小吨位的锅炉,是焦作主要的能源之一,惟一的出路是加快天然气等能源的置换工作。同时,必须增加环保投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公布这样一个数据:各地用于环保的投入应不少于GDP的1%。目前我国部分城市的环保投入已达该地GDP的1.5%到3%。但焦作的环保投入却远远落后于这个标准,因此带来的人力与设备不足、环境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一个山清水秀的城市怎么成了十大污染城市?谁该为此负责?”6月8日,在网一则“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公布”的新闻评论栏中,署名“焦作游子”的网友如此评论。近日,焦作入列“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后,引起了焦作市民和焦作籍在外工作人民的强烈反响。

“结果公布后,市委市政府和环保局的领导都非常重视。”焦作市环保局副局长陈程介绍说,此事在政府和民间都引起了注意,这几天前来采访的传媒也不少。

事实确实如此,记者在焦作采访的几天中注意到,《焦作日报》连续两天的头版头题都刊发了该市高层领导对环保工作进行检查的新闻,焦作市人大和政协等单位都组织了不同的活动为焦作环保工作进行监督和建言献策。

6月15日,焦作市政府召开大气污染整治攻坚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毛超峰在这次会上公开表示向全市人民道歉。《焦作日报》的描述是,毛超峰痛心地说:“焦作市进入“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单,在全市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对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道歉,并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本年度内一定摘掉‘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焦作市长毛超峰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列为市委、市政府今年为全市人民办的13件实事之一。他在会议上提出的治污之道是“关、治、控”。“关”就是要关掉小锅炉;“治”就是保留锅炉的脱硫除尘治理;“控”就是从严控制煤质。要通过整治,解决我市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悬浮颗粒排放问题。

焦作市环保局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注意到,毛超峰市长在会议上用了一句很振奋人心的话。“市委、市政府已下了铁的决心,只要治理方案是科学、合理、公平的,就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政策和法律的手段,综合整治大气污染。”

焦作市环保局透露的消息称,大气污染整治攻坚会议的当天,该局就发出了《焦作市大气污染整治指挥部关于开展市区大气污染整治“四号飓风行动”的通告》。

在入列“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背后,焦作的旅游业在全国逐渐叫响。

6月10日,在焦作市政府网站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推介。在焦作市北部130公里的太行山中,群峰如聚,高峡如切,瀑布如练,池潭如珠,山与水自然交融,宛如一幅山水长卷。最能体现焦作山水旅游特色的是五大著名景区,云台山景区以山称奇,以水叫绝;青天河景区秀比江南,被誉为“北方三峡”;神农山景区奇、绝、雄、险,被誉为“太行精粹”;青龙峡景区享有“中原第一峡谷”之美誉;峰林峡景区的山水风光如诗如画,宛如人间仙境。在此基础上,焦作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年前,焦作还是一个以煤炭工业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城市,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焦作积极寻求经济转型之路。短短几年时间,经济实现了从资源主导到科技主导、从开发矿山到开发旅游、从黑色主调到绿色主题的质的跨越,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稳步增长的轨道。

3月7日,引起全国传媒关注的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焦作经济转型经验正式被编入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3月9日的《河南日报》介绍说,入编内容图文并茂,并要求学生围绕“焦作探索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之路有哪些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有何借鉴”两个问题进行思考。

“焦作长期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可能比较成功,但是人民群众形成的能源结构和消费习惯却不是很容易就转变的。”原焦作工学院退休教师吴天荣认为,焦作的经济转型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民长期生活形成的煤炭消费习惯却不是很容易就改变的,这跟焦作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观念有关。

吴天荣将这个现象称之为“转型后遗症”,他解释说,长期生活在煤炭资源城市的焦作人,对用煤已经习惯,烧锅炉取暖和饮食已经形成传统,再加上长期的使用,如果更新为天气燃或者其他能源需要投入的成本必然增加很多,一些靠煤炭兴起大型的工厂、企业也遭遇了如此难题,这个方面与城市经济转型的不协调,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环境污染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2004年“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名单公布后,立刻引起了全国公众的关注,在对这些城市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社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些城市的困境。

6月7日,北京市一位匿名的社会研究者发表帖子说,如果仔细分析此次上榜的10大污染城市,不难发现,这些城市大多是资源型重工业城市。临汾、大同、阳泉、长治、焦作等严重依赖煤炭工业尤其是采煤及煤发电工业,重庆、攀枝花等其他上榜城市也是钢铁、汽车、重金属冶炼等重工业城市,它们的形成有现实也有历史的原因。

焦作市环保局副局长陈程在解释焦作的环境困境时说,除了工业布局不合理之外,一些重工业都是高污染行业,治污成本特别高,没有足够的资金注入根本不可能扭转局面,而如果政府强行要求这些工厂不惜血本的上马治污设备,对这些老工厂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重工业企业几乎都是一个城市经济的“脊梁企业”,如果这些企业垮掉,可能会对整个宏观经济产业链条产生不良影响。

对此难题,《新京报》发表薛亚波的分析文章认为,由于这些高污染的城市本身财政来源单一,不可能靠其他行业正的外部性税收加以转移资金,那么一个公平的和可行的途径就是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污染补偿税,划归地税设为环保治理专项资金,税额要足以补偿治理污染所需要的资金。另外,中央和省财政对这些城市应有环保治理资金的转移支付,毕竟,其他城市的繁荣多少是以这些城市的污染为代价的。这才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而要做到这一点,远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及的,需要国家立法上的支持。(郑州晚报记者尹海涛文/图)

鲸是海洋中最美丽的精灵之一,它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几千万年,是比我们人类更古老的地球居民。然而,这些回游全球、处于大洋生物链顶端的海洋动物,却遭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它们中的很多种群已到了灭绝的边缘。除了海洋污染、船舶撞击、海洋噪音污染、渔业误捕、渔网缠绕等因素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日本等极少数国家肆无忌惮的捕鲸活动。

自1986年世界捕鲸委员会(简称IWC)禁止商业捕鲸以来,很多人以为鲸鱼从此以后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海里潜游。实际上,1987年起这一禁令就出现了松动,允许“以研究为目的”的限量捕鲸活动。此后,世界最大捕鲸国日本每年都以研究的名义在南极附近海域、太平洋西北海域捕杀700多头鲸。今年6月12日,日本更公开宣布,将再次扩大其自行制定的所谓“科学捕鲸”配额,不但将捕杀更多鲸种,还要把年捕鲸量增加一倍。6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即发表一份报告,对日本的这一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

捕鲸其实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行业。在欧洲,鲸油在几个世纪里给人们带来了光明,鲸骨是妇女裙撑必不可少的材料。鲸油也是制造灯油、机械润滑油,制造蜡烛、肥皂、人造黄油和冰淇淋的原料。

反对捕鲸的专家指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公约第8条规定,任何国家可以根据科学的目的击杀或者捕捞鲸,并应充分利用鲸的身体各部分(由于科学捕鲸往往不需要鲸的肉,过去工业国家对于鲸的利用只有10%)。”这个漏洞无疑给向日本、挪威和冰岛这样的国家提供了捕鲸的合法理由。日本、挪威等国正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继续着实际是商业行为的大规模捕鲸。

根据世界爱护动物基金(IFAW)提供的资料显示,自从国际捕鲸委员会在1986年通过一项禁令反对商业性捕鲸以来,日本和挪威已经捕杀了约17000头鲸。由于鲸肉价格在日本要比挪威高许多,日本的鲸肉市场也比挪威大许多,挪威人不吃的鲸脂在日本被看成是美味,因此近年当挪威的捕鲸者们发现有时在国内销售鲸制品遭遇困难后,就试图向日本出口鲸肉。2002年,日本政府宣布从挪威进口鲸肉,公然开始鲸业贸易,直接违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国际禁令。

对此日本争辩说,食用鲸肉是日本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IFAW委托的独立机构民意调查显示,61%的日本人自童年起从来没有吃过鲸肉,只有不到1%的公众声称每月吃一次。

IWC主席弗里德·奥里根说:“整个科学捕鲸问题事实上是一个骗局,是伪装的商业捕鲸。他们正在进行的致死性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弗里德·奥里根说:“他们做的这种致死性研究只是创造了一个鲸肉市场。”

IWC是二战后在英国剑桥成立的,现有61个会员国,中国也是会员之一。日本、爱尔兰和挪威支持建立商业捕鲸方案,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等多数国家则反对,美国也表示应对捕鲸予以限制。

自IWC颁布商业捕鲸禁令20年来,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始终反对捕鲸,而且从未捕杀一头鲸。惟有日本、挪威等少数国家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每年在公海上捕杀700多头鲸。在日本的市场和餐馆,每年有2000吨的鲸肉销售。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DNA采样分析结果显示,除小须鲸外,日本市场销售的鲸肉还有长须鲸、露脊鲸、座头鲸、灰鲸等多种濒危鲸种。

各国科学家普遍认为,今天最迫切的科学研究,应该是观察和监测在大海中活着的鲸,而无论何种科学研究已完全不必采取捕杀手段来进行。

十多年来,日本一直在利用其政治、外交和财政手段,通过一个“投票联合计划”,在IWC中鼓动各国赞成捕鲸的立场。日本数百万美元的渔业援助赠款通常提供给那些经济弱势国家,而这些得到赠款的国家又总是在国际捕鲸委员会中支持日本。这一现象正威胁着持续了30年的鲸保护活动,并损害着IWC在全球鲸保护活动中的权威性。

这种收买投票的做法在IWC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捕鲸者同盟”,并开始瓦解持续了30年的鲸保护。日本早期的收买投票活动集中在加勒比海岛国,先使圣路西亚和圣文森特及格林纳达群岛改变支持国际捕鲸委员会的鲸保护方针,这两个国家因此获得了2000多万美元的援助。然后试图促使格林纳达支持其捕鲸,在遭遇抵制后,使安提瓜岛和巴布达岛在国际捕鲸委员会中的立场转变为赞成捕鲸。最近,日本已经将目光投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此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太区主任麦克金泰尔表示:“日本通过收买选票的方式,再次破碎了在南大洋建立鲸保护区的努力。”

日本的大规模捕鲸活动已经惊动了国际,并引起了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新西兰四国的强烈关注。这四国最近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联手向日本政府施压。澳大利亚环境和遗产部长坎贝尔5月时说,澳总理霍华德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以个人名义致信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敦促日本重新考虑其在捕鲸问题上的立场。日本水产厅远洋渔业局副局长永友孝则回应说:“我们在捕鲸问题上的立场不会因外交压力而改变。”

6月20日,IWC将在韩国东南部的蔚山召开年会,将就是否允许商业捕鲸、鲸类管理的其他问题以及日本要求把年捕鲸量增加一倍的计划进行讨论。日本还曾威胁说,如果会议决议不赞同商业捕鲸的话,它将考虑退出这个组织。坎贝尔表示,澳大利亚将联合国际社会敦促日本重新考虑起在捕鲸问题上的立场,不让商业性捕鲸行为再次兴起,同时也不希望在将来看到所谓“科研捕鲸”的行为。看来,鲸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两派竞争的胜者手中,它们的未来将如何?这是我们人类值得思考的问题。

日本的捕鲸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300年。在日本历史上,鲸鱼制品是盛大宴会上和节日里的美味佳肴。1906年日本用现代技术开始大规模捕鲸。

1931年第一个《国际捕鲸公约》签署。1940年美国放弃捕鲸。1946年《国际规范捕鲸公约》签署。1948年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成立。1951年日本加入IWC。

1963年南极地区禁止捕杀座头鲸,同年,英国放弃捕杀鲸鱼。1964年南极地区禁止捕杀蓝鲸。这时日本一年捕杀的鲸鱼已达2.2万头。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做出决议,呼吁禁止10年商业捕鲸。1976年南极地区禁止捕杀脊鳍鲸,1978年南极地区禁止捕杀大须鲸。但日本绕过禁令,以所谓科研的名义继续捕鲸。1987年以后日本暂时不在南极地区捕鲸,次年暂停在日本沿岸捕杀抹香鲸。但1993年以来日本又开始大规模商业捕鲸。

中新网6月19日电据路透社报道,6月19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飞赴西太平洋小岛硫黄岛,纪念二战期间战死在那里的日军士兵。

硫黄岛位于东京以南约1100公里,整个小岛呈泪珠状,上面布满黑色砂石,有很多悬崖峭壁。二战后期的1945年,美日两国军队在这里激战36天,结果造成近7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1000名日军士兵在此战死。小泉是第一个前往硫黄岛参加二战战死士兵纪念仪式的日本首相。

硫黄岛地处东京和关岛的中间,被认为是一个海上战略前哨,1968年重新回到日本政府的统治之下。自那时起,日本政府每年派大约400名海军和空军士兵驻守这里,负责维护岛上的飞机跑道。母港设在日本的美国航母上的飞机,有时候也利用这里的跑道起降,主要用于夜间降落训练。

部分分析人士指出,小泉今天前往硫黄岛吊唁二战战死士兵的举动,是希望借此吸引亚洲邻国的注意力,减弱人们对他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和争议。

今年5月底,小泉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日军无名士兵墓的一个纪念仪式;本周四,他又前往日本南部的冲绳岛,参加了另外一次士兵纪念活动。作为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活动的一个部分,日本天皇将于今年6月27至28日前往美国塞班岛,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二战纪念活动。(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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