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妇女17年生下16个孩子 丈夫为养家弃政从商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15:45:23

一位业内人士则表示:“目前的涨价从长远来看也许是一个利好消息。铁矿石进口价大涨会促使那些污染重、产量低、技术落后的钢铁小企业尽早淘汰,给那些成规模、符合国家各项规定的企业留下更好的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钢铁涨价,有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国内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到时候人民币汇率会有一定的上升,同时导致出口下降,这就要求国内企业进一步规范管理和提升技术含量。”

武钢的一位人士则认为:目前进口铁矿石价格的大幅上升,从长期来看,一定会对下一时期铁矿石市场供求关系产生影响。一些规模不够大的钢铁企业可能会减产或停产,从而导致铁矿石进口量萎缩,带来世界进口铁矿石供求形势逆转的局面。到时,如果进口铁矿石的供应量出现过剩,铁矿石价格自然就会回落,对中国大型钢铁企业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则指出:真正对国内一些中小钢厂造成致命打击的是从3月1日开始实施的《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

这个“办法”的出台大大提高了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的“门槛”:生产企业年产粗钢100万吨以上或者流通企业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2004年度进口铁矿石30万吨以上或2005年1月-2月进口10万吨以上,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环保标准的企业才有资格进口铁矿石。

“能耗高,浪费严重,管理和技术落后才是我们国家钢铁行业的病根。不要自己一有问题就把矛头对着别人,对于一些事情还是需要冷静地看待。”对于把铁矿石涨价归结到“日韩陷阱”的说法,这位人士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71.5%的涨幅对我们来说影响太大了。”黑龙江省最大的钢铁企业西林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西钢)董事长苗青远对记者说。

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西钢是中国500家大型企业之一,但在一大批巨人的钢铁队伍里仍只算是个小弟弟。目前,西钢的年产能仅是国内钢铁老大宝钢的十分之一,且自有矿不到10%,每年有将近90%的铁矿石需要从外面购买。

“我们黑龙江省本来就比较偏远,自产精矿粉又少,这样的涨幅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苗告诉记者,作为一个中小型企业,西钢每年从国外直接进口的铁矿石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从国内企业手中买二手货。买二手货比从国外直接购买的价格还要高出20%—30%,今年国际铁矿石涨幅这么大,国内铁矿石价格当然也会水涨船高。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很惊讶!”黑龙江冶金协会副会长黄金波说,“这相当于企业的利润都被铁矿石的涨格吞噬进去了。”黄会长告诉记者,以黑龙江省现有50%的转炉和去年全省钢铁净利润4.9亿算,如果铁矿石价格上调幅度达到71.5%,就意味着这4.9亿将全部被吃进去。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钢铁第一梯队的几家大型钢铁企业中只有鞍钢的日子好过一些。鞍钢自有矿占到70%,来自铁矿石的成本也就最低,而其它钢铁企业铁矿石成本几乎都达到了钢总成本的50%—8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杨建龙告诉记者,这次铁矿石涨价受损失最大的就是那些自有矿严重不足的企业,这些企业包括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以及地处东部沿海的一些大企业,而对那些身处内陆,而铁矿石资源又相对缺乏的企业来说,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他们还要承担高昂的运输费用。

不过,也有一些企业自称在这次大涨价中有可能发大财,如建龙钢铁,其总经理张伟祥表示,他们目前所用的铁矿石几乎全来自于自有矿,由于国际价格上涨,他们的铁矿石在外卖时可以赚到一大笔钱。

“毫无疑问,铁矿石涨价将加速国内钢铁企业的大规模的重组。”杨建龙说。

“小钢厂没有资格跟铁矿石供应商单独谈判,它们更多是从中间贸易商手中购买,所以进口铁矿石大幅提价将令它们的生存更为艰难。”光大证券研究所的赵志成认为。

3月1日起,《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直接抬高了铁矿石进口门槛,从而保证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的铁矿石需求。

这意味着上千家中小型钢厂将买不到进口铁矿石,必然转向国内铁矿石的采购。而眼下,国内铁矿石的市场价甚至高于今年4月后进口的铁矿石。所以未来一年内等待国内无数中小型钢厂的,也许就是破产。

事实上,此次提价前,国内大厂如宝钢、武钢的铁矿石价格大致在400元人民币出头,而国内其他厂商拿到的价格在600元-800元区间。此次涨价将他们的铁矿石成本提升了220元左右,但仍将低于国内大部分厂商。去年底,武钢、宝钢的产品就已经普遍提价6%以上,完全将这部分成本转化。

从CRU钢铁指数看,我国为135点,欧洲167点,北美154点,亚洲144点。我国依然是世界上价格最低的区域。

业内人士表示,在此次风波中受打击的中小型钢铁厂停产转向后,将给大型钢厂提供钢材涨价的空间与市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铁矿石进口价上涨,对中小型钢企来说是灾难,而对大型钢企来说却是压力与机会并存。

帮助所有的人尤其是贫困者减少贫困以达到社会公平,是社会政策孜孜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只依赖于维持人们的收入与消费,同时还要促进资产的长期积累,这种新理念下的社会保障政策被称为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

2005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员唐钧继续在办公室书写《21世纪国家如何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的研究文稿,56岁的唐钧一直在为突破社保困局而进行不懈地探索。

事实上,中国农村社保工作应用资产建设这一理论已开始尝到甜头。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介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近年共有8000多人参保,交纳保费1260万元。

当地农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与银行合作,允许农民用自己或借用他人的保险证办理贷款质押,这既解决了相当多参保农民发展生产的资金问题,又提高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效益。截至2004年年底,没有出现一例质押风险,利息收入突破1000万元。

“呼图壁”模式备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张时飞博士认为,呼图壁县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其贡献在于突破了现行农保制度的局限,引入资产建设要素,并使之成为一项引导和帮助农民积累资产的制度化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也表示:“尽管收入与消费保障了人们的基本需求,但是并不能改善长期生活状况和使人们获得更大的经济独立,所以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重视与研究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唐钧研究员向记者介绍:“个人账户最大优点是具有整合性。个人发展账户是社会保障计划参保人和受益人的权益记录和财务记录,有‘权益账户’和‘数据银行’美称。它具有携带方便,安全的特点,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才的流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符合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唐钧还表示,个人发展账户在上海、北京大兴区、新疆的呼图壁等地都有成功的典范。它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允许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用于其他目的。这种功能多元化举措,大大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他还分析说:“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成基础的和补充的两部分。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基本的生活水平,而补充项目则以资产建设为本。”

唐钧展望,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有望成为21世纪地区和全球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工具。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决议中已经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下,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会日益完善。

“对个人账户,如果不做实,在30年后,我们将会有6.2万亿的亏空,政府举债的压力就相当大;如果做实了,我们届时就会有11万亿的积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陈良司长此间做了上述表示。

“对个人的基本账户实施监管的前提是‘做实’,这也是我们的主选方向。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使得个人账户的计账更加及时和准确。此外,还将规范市场行为,加强监管,加强公司的诚信管理以及机构之间互相制约的机制。”

“将个人账户的发展过程做细,真心诚意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服务,全面贯彻落实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采访结束之际,陈良司长坦诚心迹。

什么是资产建设理论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迈克尔·史乐山博士是“资产建设”概念的首倡者。所谓资产建设,是指政府有组织地引导和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与消费。

10余年来,“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理论不仅被美国政府所采纳,而且在全球广泛传播,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干达、秘鲁和中国台北地区,都在进行着资产社会政策的试点或者示范工程。

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应当既是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这就要求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应当注重社会公正问题。可以说,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当中刻不容缓的事情。

如果对于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从关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着眼,进行强力度地调整、改变的话,那么将会妨碍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威胁最大最严重的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社会公正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

因为这些社会风险会直接引发或加重失业、群体上访、社会治安恶化等系列问题的出现。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化的事件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上升的势头。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待遇有着直接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一类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的趋势。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声令下,决策与执行部门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并迅速制订公正、体系化的社会政策,也不能指望社会政策一旦形成就立竿见影。

本来,单纯解决城市居民之间或者是农村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难度已经很大,而且同时还要解决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这些问题涉及要改变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步加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具体又要涉及城市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等。

一类是“治本”。所谓“治本”,一个大目标是从宏观的角度着眼,培育出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另一个大目标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积极有效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因为只有切实维护好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才谈得上使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而为了实现“治本”的大目标,就必须做到: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各种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建立起各种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并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及时地实现政府职能的定位,由经济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等等。

另一类是“治标”。就是说对已经出现或者是即将出现的有碍于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干预和防范。比如,要建立起系统的社会援助体系,要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要形成高效运转的应急机制,要健全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应对系统等等。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

另一种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时高时低且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时期得不到保证。

中国社会目前尚能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给了民众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但这种预期要求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不能发生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或者失误。

2005年1月10日,世界知名调查机构“盖洛普”正式对外发布一项调查结果:在迅速发展并日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据了解,这次调查对中国3597名成年人进行了入户调查,时间是在2004年6月、7月和11月份,调查结果的误差率为正负2%。

盖洛普国际调查事务部主任博克霍德(RichardBurkholder)说,中国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正在急剧拉大。

1月,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报告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什(RichardW.Bush)表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在富有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引起了摩擦。

实际上,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也能感受到舆论对于中国的收入差距贫富分化问题正在变得敏感。

如类似驾车撞到行人的事情都可能引发关于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歧视的讨论,还有很多有关下岗引发民事纠纷、以及一些人被迫放弃耕地或住房被强行拆迁等的报道。

不患寡而患不公,尽管中国经济仍然在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飞快发展,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所引发的后果不得不令人表示担忧,中国的贫富差距还要走多远?

192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数,该系数被世界公认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是否平均,并以此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异状况。

根据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小干0.2时为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水平;0.4—0.6之间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往往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的动荡。

目前,对于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说法各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左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但是考虑到最高收入阶层中有不少没有经过统计的灰色收入,因此很可能事实上中国已经超过警戒线。

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表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不能以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看待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差距在不断拉大的事实。

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4左右,目前已经逼近0.4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口径);其中,1990年中国城乡收入差系数为2.57,2003年差距扩大为3.23;1990年行业收入差为1.76,至2003年行业收入差系数飞速扩大为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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