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蒂坦言火箭犯大错 姚明:我们一瘸一拐走着比赛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4:06:23

办不了登记,自然也拿不到贷款。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烦恼:由于登记机关相当分散,有时光是找到正确的登记机关就得一两天,创设一个抵押一般要一周左右,费用更是五花八门。“登记机构的职能本来是服务,但在国内已经成为某些行政管理机关的摇钱树。”央行研究局法律处处长刘萍说。而在加拿大、瑞典、英国等国家,有关创设抵押的税收、收费非常清楚,登记通常1-2天就行了。

担保贷款的复杂化,使得中小企业在取得贷款时困难重重,银行即使心有余亦力不足。“对GDP贡献度为80%的中小企业,却只占全国信贷资源的20%,刚好倒置了。”央行研究局法律处张韶华博士说。

2004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济南、郑州、兰州等地的70户金融机构、15户担保机构以及29户登记机构,以不动产和动产为担保进行信贷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于日前形成调研报告。

担保贷款是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方式。调查显示,在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担保贷款的比重占到了82%,其中由物作担保的贷款和由第三方作担保的贷款平分秋色。

但是,银行维护担保权益的过程障碍太多,大大制约了它们向中小企业发放担保贷款的积极性。

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设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有关优先权的规定分散在众多法律法规中,使得法定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的受偿顺序非常不明晰。不少企业在破产、改制过程中,就专门钻这些空子,套用国家政策竭力逃废银行债务。“一些人以能够逃废银行债务为能耐,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还到处夸耀。”一位城市商业银行行长谈及这个问题时,只能苦笑。

统一的优先受偿权制度的缺失,甚至体现在法与法之间的条款发生抵触。课题组成员宋小梅举了一个例子:2003年11月,四川省某酒精厂破产,它同时拖欠了5885万元税款和农业银行绵竹支行4119万元贷款及汇票垫款。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偿付;而《担保法》规定,抵押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两个法发生了冲突。无奈之下,受理此案的法院只能请求上级法院,至今尚无结果。

另一个让银行头疼的规定是,《担保法》要求债权人在违约发生之后,必须征得债务人同意才能对担保物进行清偿。但是,几乎大部分欠债者都不愿意配合,最终的结果是走司法程序。调查显示,75%的金融债权追讨都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在发达国家,违约事件通过法庭执行的很少,加拿大的这一比例不到1%。

非但如此,中国法院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执行时间平均长达7个月,执行期长达1年以上的超过55%,半年到1年的为26%。时间的拖延直接导致了担保物的严重缩水。

法院执行的另一个弊端是费用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担保物权的司法执行费用约占执行标的金额的5%,而在审理和执行阶段,还需另行支付诸如评估费、拍卖费、营业税、律师费、过户费、公告费等20多种费税,合计约占担保物金额的17%。“如果加上法庭费用,整个司法费用基本要占到银行诉讼金额的22%以上,最高达到35%。”宋小梅说。

纵观银行维权的诸多症结,首先归咎于立法的不完善。“虽然我们有《民法通则》、《担保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但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担保物权制度。”梁冰说。

她解释道,《担保法》存在三个弊端,一是以一个单性法的形式囊括所有担保种类,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其次,《担保法》关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规定比较简单,且有矛盾、含混等问题;该法没有完全概括担保物权的各种形式和内容,如优先权、浮动抵押等。

目前,《物权法》草案正在修改中,课题组发现,《物权法》关于物权登记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和不全面。而且,由于物权登记的程序问题技术性强且十分繁琐,不可能都在《物权法》中做出规定。

针对这个问题,梁冰建议,对财产的权属登记制定专门的《物权登记法》,分别建立统一的公示性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对登记程序、登记机关、登记的效力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便捷、低价、高效的公示性不动产和动产担保物权登记系统。课题组还认为,下一部应考虑单独制定《动产担保法》,将来考虑并入民法典担保物权部分。

本报讯(游孟轩记者杨元禄)11月24日,本报曾连续报道的泸州市纳溪区个体医生徐友忠涉嫌强奸女精神病人孙晓(化名)并致孙生下一女案,纳溪区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徐友忠强奸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附带民事赔偿2000余元。

案子宣判后的第二天,为受害妹妹四处奔波的孙大明给记者发来短信:“为了妹妹的案子,自己和家人吃了不少苦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被人骂得抬不起头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接受采访时,孙大明一再感谢本报和曾经真心帮助过他们的人。对于徐友忠坐牢后,孙晓生下来的孩子由谁来抚养的问题,孙大明表示:“虽然自家十分贫穷,但目前不考虑起诉徐友忠要求他承担抚养费用,自己将尽力抚养孩子。”

昨日,徐友忠的代理律师郑平称,徐认为一审判决过重,但是否会提起上诉,郑律师尚未接到徐的委托。

●那么多的投资品种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具有稳定收益的企业债。这样虽不会暴富,但也不至于输得很惨。

●每个投资市场都伴随着当地固有的投资习惯,如果不了解这种习惯,只能自讨苦吃。

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次灵光乍现的投资,让他成为上海滩最早一批致富的人;三十多岁的时候,一次急功近利的投资,又让他体会到刻骨铭心的痛。如今,他已年近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对于理财,他有着更深切的感悟。这期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他叫峰,一位国企的普通职员。平日里话不算多,但谈到平生各式各样的理财经历,他便立即提起了精神。“这辈子,除了实业没有搞过,其它的投资模式我大都尝试过了。”

峰的故事,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说起。当时的理财门道相对单一,国库券、邮币卡等,峰都有过涉足。但性格沉稳的他,每次都是小打小闹的。1991年,峰的股票投资意识开始萌芽。8月的一天,得知飞乐音响(简称“小飞”)摇奖券发行的消息,峰便拉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直奔静安体育场的发行现场。

8月的天气燥热无比,夫妻俩来到体育场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晚上7点不到,露天体育场里已人山人海,几千人的排队大军摆开长蛇阵,峰的心中此时悄悄打起了退堂鼓。不过,在妻子的劝说下,两人最终留了下来。

很快,闻风而至的人们将整个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为了控制狂热的人流,以防事故的发生,券商叫来警察并作出临时封场的决定。看到被拒之门外的人群还在想方设法往里冲,身处场内的峰与妻子感到幸运与安慰。夜渐深,温度骤降,露水落在身上凉飕飕的。渴了,夫妻俩去喝自来水;冷了,他们披着旧报纸蜷缩在体育场的一角。想着唾手可得的机会,夫妻俩坚持熬到了天亮。夫妻俩顺利拿到两张连号(每人一个号)的摇奖券。

几个月后,摇奖结果公布,他们中到了50股“小飞”。又隔了一段时间,“小飞”上市后,峰把中到的“小飞”全部抛掉,一下子获利近万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海滩,“万元户”可是万众仰慕的“富豪”啊,但此刻,峰却乐不起来:在经过摇奖券的一夜折腾后,已有身孕的妻子不幸流产了,这令峰的心里充满愧疚。“如果再让我在财富和孩子之间作出抉择,我宁可选择我们的孩子。”

有了小飞乐的原始积累,峰此后的投资之路颇为顺畅:1992年,他花了1530元买了51张认购证(当时他测算只有买到50张认购证,才能确保自己的中签率)。之后,他的认购证给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股。等到这些新股上市后,他便将它们全部抛出落袋为安。1993年,他花了几万元买了一套莘庄的一室一厅,按他现在的说法,他也算是上海滩最早一批炒房的人。1994年,他将2、3万元投入股市,仅一天工夫便从申华控股中赚了7000元,此后账面上输输赢赢的,一路走来……

据峰回忆,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虽然他转战多个投资市场,但最钟情的仍是企业债。那时候,企业债的年利息都在10%以上,像大中华橡胶厂等个别企业债年利息甚至高达14%,为此又激发了他熬夜购买的热情。“这10年间,我70%的资金都投资于企业债,投入股市的资金量最多时才不过几万元。这样的投资比例,我知道自己不会暴富,但也不至于输得很惨。”

2000年下半年,随着企业债的大量到期,峰不得不考虑新的投资方向。一次,他无意间从报纸的一角瞥到了一栏香港H股的报价行情。“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看到H股的股价不及A股的三分之一,便十分激动。”峰说。

与绝大多数的内地投资者一样,峰基于港股的开户及交易几乎一无所知。于是,他开始大量翻阅资料并上网搜寻,并向香港联交所寄信询问,希望港交所能提供比较详尽的港股资料。大约一个星期后,峰收到回信,对方果然寄来了一些材料。之后,峰又打了几次香港长途,大致搞清了开户细则,也初步联系了一家香港中环的证券经纪商。

这期间,峰时时留意着H股的走势。2001年5、6月间,原本一路缓缓盘升的H股,突然迎来了井喷行情,多数H股有了20%以上的升幅,这令峰开始有些着急。

2001年6月,峰找到一家旅游社,花了近10000元出行韩国游。与绝大多数游客喜欢韩国购物不同,峰此行的目的是冲着能到香港转机并停留一天的机会去的。他希望利用这仅有一天时间,完成梦寐的港股开户与交易。临出门前,妻子将他从黄牛手中换来的15万港币缝在他裤腰内侧,还为他准备了足够的面包和水。

韩国之行的一路风景,在峰的眼中平淡无奇。好不容易盼来了此行的终点———香港。等到飞机降落、走入香港启德机场的那一刻,峰突然百感交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香港,面对这么一个渴望已久、却又陌生的地方,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和紧张。”

峰的手足无措很快被机场保安发现,此时峰的心跳得更快了,因为他的裤腰内侧还缝着15万港币的现金。不过,好在保安确定了他的游客身份后,并没有为难他。峰借机问保安如何才能到达中环,保安指了指远处人潮涌动的方向,峰便在忐忑中坐上了地铁。

走出中环地铁站,已是万家灯火,峰之前联系的那家证券经纪商早已下班。无奈之下,他只能围着中环兜了几圈,最后坐上了一辆出租车。他让出租车司机帮他找一家既离中环近、价格又便宜的旅馆。十五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一家普通的旅馆门口。奔波了一天的峰,很快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晨7点不到,峰就醒了过来,他理好行李,退了房间,叫了辆车,很快赶到中环。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后,那家经纪商上班营业,他随工作人员办理了一系列开户手续……临近中午前,手续基本办妥,他终于能够下单交易了!峰立马全仓买入了北辰、保兴、航天技术3只个股。“当时的选股理由现在看来相当可笑:北辰地处北京有着奥运板块的概念;‘保兴’、‘保兴’,就是保证兴隆,公司名字吉利;‘航天技术’的名字里也有着我国航天高科技的遐想……”

心满意足地完成了开户和交易后,峰还盯了一会行情,看到刚买入的3只股票此刻还在不断地慢慢爬升,心里感到些许安慰。中午时分,峰离开中环,搭车赶到罗湖口岸。考虑到当时香港直飞上海的票价较贵,而从深圳飞回上海只要大约一半的价钱,于是峰从香港绕道深圳再回上海。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峰顾不得休息便匆匆赶去上班。

但没多久,港股走势突然急转直下,而之前被热捧的国企红筹股更是一轮急跌,令峰瞠目结舌。“2001年我从香港回来,香港股市正好完成一波最凌厉的上攻,之后几年的熊市,我的市值最多时曾缩水近2/3;虽然现在恒指基本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我手中的保兴、航天技术在一路下跌后几乎没有像样的反弹,仅有北辰的表现还算坚挺。我的账面亏损依然很大。

我反思后明白,每个投资市场都伴随着当地固有的投资习惯,如果不了解这种习惯,到头来只能自讨苦吃。例如香港的投资理念不同于内地A股,那里的投资者只认同那些每年有着稳定分红的个股,对于垃圾股基本无人问津。我手中的3只股票中,除了北辰每年还有一些红利外,其余两只股票业绩都很差,连续几年没有分红,因此现在的实际市值较之当初买入时都跌掉了三分之二。”

如今,回忆起几年前那段赴港的经历,峰不免感慨万千。“炒港股的失败,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膨胀的投资心态作祟。我准备2007年左右再去一次香港,把手中的港股全部抛光。虽然预计我的实际损失仍会在50%左右,但买到了教训,增长了投资方面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

谨慎的峰重拾稳健投资之理念。2003年,他果断出手买了第二套房,如今以每月2500元的价钱出租;而他手中剩余的大部分资金则买了市政信托,年收益率为4.6%。峰说,等到2007年信托到期,加上港股的资金回笼,他或许会去投资酒店式公寓及商务楼,他觉得届时楼市回暖的可能性较大。

“叔叔帮你看看手指好吗?”5岁的小雪(化名)将左手藏在身后,无论医生怎么说就是不肯将左手拿出来。

只有5岁的湖北小女孩小雪之所以不愿将左手示人,是因为她的左手有两个巨指,食指和中指不仅长度惊人,而且粗细也达到了同龄孩子正常手指的2倍。24日,在中国医大盛京医院,手外科的专家为小雪实施了手术,以限制小雪的这两根巨指继续“疯长”。

“她出生那天我就发现这孩子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略有些长,但是两个月后我发现不对劲,这两根手指长得越来越快,已经明显长于右手。”小雪的爸爸介绍说。22日,经多方打听爸爸带着小雪来到了沈阳。经检查,小雪两个巨指的粗细达到了正常手指的2倍。24日上午,医院为小雪实施了手术,切去了两个巨指长出的部分,包括最上端的一个指节,并往下挪了指甲盖和血管,然后用微型电动锯切去了部分变粗的手指骨,使巨指基本接近了正常的长短和粗细。接下来,又为小雪切除了两个手指增生的神经,这样小雪的两个巨指就不会再“疯长”了。

至于小雪为啥会得这种罕见病,专家介绍,这可能与小雪妈妈的工作环境和怀孕时曾接触、使用过某些药品有关。主任记者李文慧

美国老妪卡罗尔·恩内斯的胜诉,无疑给服用关节炎镇痛药“万络”(Vioxx)的200万中国患者带来一丝希望。

“我们正在联系中国的患者,希望能帮他们在美国取得胜诉。”北京力珉律师事务所、上海雷曼律师事务所正在和美国三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合作,以应对那些跨国企业在中国造成的人身伤害。

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万络。按照计划,他们将召集20万中国消费者,加入到起诉万络的行列。这一计划已经启动。

中国有超过一亿的关节炎患者,据信,自2001年“万络”在中国上架以来,有超过200万的患者服用过此药。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消费者就此提出诉讼。

“虽然按《产品质量法》,中国的消费者可以选择起诉经销商,但在美国起诉制造商获胜的把握更大,因为美国已经有了胜诉的案例,赔偿也相对更高。”北京力珉律师事务所的郝俊波律师说,“我们和美国的律师合作,采用风险代理方式,消费者只需签署授权书,不用亲自到美国起诉。如果败诉,消费者将不用付任何费用。”

全球首起“万络”诉讼已经结束。卡罗尔·恩内斯的丈夫在连续服用“万络”八个月后,在某一天早晨再也没有醒来,陪审团相信那是因为服用万络导致心脏猝死,因此判决“万络”的制造商——默沙东公司支付2.53亿美元的巨额赔偿。

“美国是一个案例法国家,这起案件的胜诉将会影响同类案件的判决。”郝俊波如此认为。

1999年问世的“万络”,曾每年给默沙东公司带来25亿美元的市场,全球处方量超过8400万片,全世界共有2000万患者服用过万络。

据估计,万络可能已经造成2.7万起心脏猝死的案例。而《星期日泰晤士报》则认为,这个数字过于保守,应该是6万例。

截至目前,在美国已经有4200多起与“万络”有关的诉讼。加拿大、欧洲、巴西、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也有类似案件。英国2000名死者的家属也在考虑向美国法院起诉默沙东公司。分析人士预计,默克公司面临的赔偿金总额可能超过550亿美元。

律师们宁愿承担败诉的风险去美国起诉,除了巨大的利益诱惑,还另有原因——药品安全,在中国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据统计,中国每年5000多万住院人次中,与药物不良反应有关的可达250多万人,其中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有近20万人。

2004年9月30日,由于连续服用会增加病人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几率,美国默沙东公司宣布,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召回“万络”药品,也包括中国。因此,这成为国内首次药品召回。

虽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行“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制度,但直到2001年,才开始启动建立相关的信息通报制度,至今发布了9期通报,共报告69起死亡病例。其中从2003年第四期通报起,才开始向全社会公开。

而药品不良反应通报中所列举的药品,也从来没有被禁止生产或使用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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