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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5:13:06

上海以处理劳动争议著名的杨帆律师向记者表示,这几年外企的劳动纠纷越来越多,包括宝洁、箭牌糖果等公司在内的世界500强企业,多数是员工被裁后得不到相应的补偿。一个员工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维权往往力不从心。

杨帆称,外资企业建工会难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就业形式不容乐观,外资企业更加强势。而工人更为关注的是,长期过低的工资几乎不见增长,没有工会的员工因害怕被炒掉而不敢擅自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外资企业建工会到底难在哪里?在3月20日的会议上,几个在工会问题上保持强势的外资企业被与会者反复拿出来示例。

有沃尔玛超市进驻的省份工会负责人几乎都提到了这个难啃的“钉子户”。“沃尔玛拒建工会开了个坏头。很多外资公司表示,如果沃尔玛不建立工会,他们也不会建立。”江苏省的代表说。

早在2004年,全总就已经要求沃尔玛在华企业建立工会,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家分店成立工会。这家零售巨头计划于未来5年内在中国再聘用15万人,这个数字是其目前中国雇员数字的5倍。

位于深圳的沃尔玛中国总部的公共关系部的黄小姐向记者表示,对于组建工会的任何问讯拒绝表态。

另一家美国公司柯达至今也没有建立工会,其中国总部公共关系经理田耕先生向记者表示,公司研究过中国的《工会法》,认为该法核心内容是,工会是工人“自愿组织”,作为公司的股权人和管理层没有权力去要求工人成立工会,柯达公司也没有任何阻碍员工自愿成立工会的行为,柯达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

他还认为,如果员工提出组建工会的申请,应该是向上级工会组织申请而不是企业管理层,更不是由企业股权持有人或者管理层提出。

不过,不得不提的是,早在2004年10月,厦门海沧区工会曾向当地的柯达公司下达过“工会催建书”,但引起了纠纷。

在会议上,多数代表的共识是,一些外企之所以不愿甚至阻挠建立工会,主要原因有:一是担心工会与自己对立;二是以“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不建工会已是惯例”为由拒建工会;三是某些地方政府担心组建工会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不要求外企建立工会,例如,有些地方甚至明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暂缓组建工会”;四是有些外企虽然也表态不反对建立工会,但却声称“是否成立工会,决定权在员工”,而员工却因无力单独与公司谈判,不敢出面要求组建工会。

代表们还称,由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需要,外资企业在中国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这造成了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职工缺乏足够的力量保护。

事实上,工会组织不仅仅是协调劳资关系的纽带,外资企业建立工会与中国的分配改革也息息相关。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近日表示,今后要改革中国的分配制度,增加职工收入。

如何增加外资企业工人工资?这是一个难题。早在几年前,全总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是,全国情况不尽人意,而江苏则做得最好,有关人士表示,主要原因是工会发挥了力量。

江苏在2005年3月,政府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出台《江苏省集体合同条例》,为职工工资增长提供法律保障《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方应当每年就职工年度工资水平、年度工资调整办法和年度工资总收入进行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或者签订集体合同附件”,当出现“本单位利润增长、本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当地人民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提高、本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四种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或者职工方都可以在协商中提出增长工资的要求”。

今年1月,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批评一些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怪现象。他说,相关部门必须给职工涨工资撑腰。

紧接着,南京市政府在3月初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要求到2006年年底,南京百人以上的已组建工会的企业必须普遍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其他建立工会的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制率力争达到50%。到2009年年底,全市组建工会的企业基本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我们现在已经摸底调查各个区县工会建立的数据,确立三年基本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到4月,全市进行为期一周的工资集体协调指导员培训。”南京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的张科长透露,“我们将起草了一个文件,包括工资协商程序、主席起到的作用等,按照要约,协商代表的劳动合同将受法律保护。”

张科长评价说,这个制度是建立一个工资增长的内生机制,政府已经不能用行政手段调控工人收入,这不仅仅涉及到职工利益,也关系到稳定。

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南京市的一家著名跨国公司职工选举公司门卫为工会主席,在2004年上任后,经过长期谈判,最近与企业达成工资增长协议,原来该公司规定工资每年上涨不超过3%,新的协议规定,公司所有岗位员工每年的工资上涨不低于6%,第二个胜利是,取消后勤职工1200元的封顶工资,他们也包含在涨工资的岗位内。“他只是一个兼职的工会主席,我们教会他方法,叫他规避风险,他成功了。”

南京市更多的跨国公司正在与工会主席协商工资。有一些相持不下,反反复复几个月,最后有一家把纠纷告到市政府那里,“市政府批示我们工会处理,一般最后双方都会让步,达成协议。”

南京的做法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OIL)的赞许。在去年的一次调查活动中,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对南京的进展表示“吃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得到了该组织的支持,这一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3月31日,中国工运学院院长也前去南京市总工会调研“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主要针对该制度的进展、突破以及新的探索。张科长透露,他们对此表示肯定。

“不管推进工作有多难,只要是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都比没有开展的要好。”张科长表示。

不过,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是建立健全工会制度,若要在外企中大规模推行,必须在外企中先建立起工会。“协商是由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和雇主,通过会议的形式进行,国外叫谈判”,张科长告诉记者,“企业没有工会组织的话,这个制度很难推行,因为协商需要有职工代表。”

中国台湾网4月1日消息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补选,国民党籍参选人邝丽贞在开票后一路领先,最后当选台东县长,从而使国民党在岛内的执政县市增加到了15席。

据了解,在2005年底台湾地区“三合一”选举前,由于受到台当局以所谓“贪污”罪名起诉,台东县长当选人吴俊立(无党籍,偏向蓝营)就职伊始就遭停职。后经两次上诉失败,吴俊立在2006年1月23日下午向台当局“内政部”提出辞呈。台当局此举遭到岛内泛蓝阵营的“炮轰”,更有人直接指出,台当局是在“巧取豪夺”,“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据英国媒体1日报道,英国格洛斯特郡泰特贝里市61岁市长斯蒂芬·赫斯特为寻求“新鲜感”,日前和隔壁的一名邻居互相交换妻子,并搬到对方家中居住。赫斯特市长的“换妻行动”在当地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他的行为荒唐离谱。

据报道,斯蒂芬·赫斯特是英国格洛斯特郡泰特贝里市市长,该市就位于查尔斯王子海格罗夫庄园附近。据悉,赫斯特已经和妻子安吉拉共同生活22年。他的隔壁的邻居碰巧和他同名———斯蒂芬·里,是名退休警察,他已和妻子苏珊结婚11年。苏珊虽然年过半百,但依然风韵犹存。

赫斯特市长早就厌倦自己的妻子,并对苏珊动心。但他始终没敢轻举妄动。日前一次闲聊中,斯蒂芬无意中向赫斯特市长透露,他其实一直也对其妻子安吉拉抱有好感。市长颇为兴奋,于是向斯蒂芬提出一个大胆建议———交换妻子!让赫斯特惊喜的是,斯蒂芬竟也早有这个念头,现在既然赫斯特市长主动提出,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

赫斯特市长和邻居的“换妻行动”在当地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他的行为太过荒唐离谱。

对此,3月31日赫斯特市长辩解称:“现在似乎整个城镇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完全是在友善和平气氛中进行的,其中没有任何肮脏的成分。”

赫斯特市长平时驾驶一辆体积庞大的豪华奔驰车,但自从换妻后,车库空间不够,他只好把豪华车停在马路上了。但警察斯蒂芬却正好相反,他称自己现在感觉非常好。

原来,赫斯特市长的家又大又宽敞,而且有一个双位车库,停放他原先那辆小车绰绰有余。

据好友称,换妻之后,赫斯特市长和斯蒂芬2家4口人相处还算融洽。让2家人感到头痛的是他们养的狗。据悉,赫斯特夫妇和斯蒂芬夫妇原先都各自养了2条狗,但自从换妻之后,这4条狗被主人彻底弄糊涂了,不知道应该住进哪个家庭才对,一到晚上就彻夜狂叫,吵得4人完全无法入睡。(袁海)

64岁的刘老板(化名)不愿意再谈他的事情。但是半年以前,在重庆市人大的一次调研场合,他忍不住哭了。

刘老板是重庆市忠县人。忠县是个紧靠长江的码头小城。刘认为这里很需要一个像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那是个12万平方米的市场。靠近长途车站和未来的高速路口,区位不错,前景看好。但是,他的企业却陷入了困境。

刘老板的高利贷是在2004年4月份借的。月息2.5分(相当于年息30%)。复息计算。

忠县辖区人口90余万人,县城人口12万人,是三峡移民搬迁的重点县之一。由于大量的移民和企业迁建,导致不少企业破产而引起银行贷款坏账。

根据2004年的一份相关资料,忠县淹没企业69个,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淹没线以下的污染严重、产品无市场、资不抵债和扭亏无望的企业,经批准后实施破产关闭。而忠县的这些企业基本上全部符合条件。

这样,银行贷款40905万元90%左右将形成呆坏账。由此商业银行普遍慎对该县的项目贷款,严防贷款政策风险。

该县四家县支行中,有三家支行只有存单质押贷款10万元的权限,一家支行在“回收再贷”中,可以发放100万元的个人消费贷款。其余的必须多层中转上报省级分行。

于是,通过重庆某担保公司,他最后终于拿到了2000万元的高利息资金贷款。但是利息的压力很大。2005年8月30日至9月2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三峡库区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其检查地区覆盖面包括长寿以下的12个腹心库区区县。作为参与者之一,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纲有正是在此次检查过程中听取了刘老板的汇报。

但是已经借下的资金的压力依然存在。到去年年底,刘的公司已经还了前期的资金利息700万元左右。但是今年,他说还没有偿还利息,“应该又有400万元左右了”。

他寄希望于他正在建设的市场。总计12万方的建设规模,如今已经完成了一半。全部完工以后,按刘的计算,如果全部租出,每年将获得超过200万元的租金收入。

刘老板不得不高利融资,与当地的金融环境不无关系。上述资料对忠县239家企业和93个建设项目调查以后,发现共计需要18亿元左右的贷款。

“贷款难,难贷款,这种事情在忠县确实存在的”。一位曾经在忠县信用联社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企业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而金融机构也难以找到可靠的项目把贷款发放出去。

而忠县云河集团的董事长郭云河则认为虽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基本的盈利模式就是依靠存贷差。但金融机构应该区别对待企业。

云河集团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虽然这个总资产2亿元左右的企业,如今的银行负债只有3000万元左右,而2005年需要上亿元资金投入一个新项目时,只从当地信用社获得了2500万元的贷款,其余只能依靠自筹资金。

刘老板在通过担保公司高利融资以前,也找过当地农信社。在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收缩网点之后,农信社成了当地金融的主骨架。在刘老板的发展过程中,也从当地农信社得到不少支持。但这次,他没能如愿。

其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库区巨大的不良贷款,损害了金融的信用,从而导致金融机构不得不谨慎对待。相关资料表明,从1997年以来,重庆库区不良贷款从1997年的30.3%一路上升到2001年的47.8%,其后略有下降,2004年仍然高达37.5%,达到227亿元。

有鉴于此,各大金融机构纷纷上收贷款权限,另一方面随着移民搬迁大量撤并网点,减少在库区的业务量。

而与此相呼应的是,重庆库区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一路下滑,这些存差资金,大多流向异地,形成库区金融资本大量外流现象。

高利息的民间借贷行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当地作为一种常态而接受。根据农行万州支行曾经的一份调查,在1996年前后,库区的民间高利贷行为一度成泛滥之势。

产业基础薄弱——金融环境恶化——影响到产业进一步的发展,这一个怪圈在库区的脖子上已经套了多年。

库区的产业发展本来薄弱,加之迁建之后为数不少的企业关、停、并、转,益发让库区产业显得更加虚弱。

另一个数据则显现了继续存在的产业发展十分乏力:从1997年到2003年,万州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虚弱的产业基础现实,加大了重构当地良好的金融体系和融资渠道的难度。要破僵局,从发展产业着手,应该是一种选择。而这正是国家的改善库区经济发展的思路。

“库区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一位人士说,“其标志就是《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由国务院来批准的。”

他所说的《规划》是国务院2004年9月批准的,培育产业作为推进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同时规划还建立了30亿元的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自2004—2009年每年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提取5亿元)。

重庆市在争取产业基金项目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2005年度申请产业基金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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