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进党召开临时全台党员会 反分裂法成焦点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3 19:40:19

昨日,中国地震台网地震预报专家刘杰研究员告诉本报记者,这次地震虽然也是引起地表上下错动的地震类型,但是它的震源较深,因此澳大利亚测到的海啸仅仅几十厘米。中国国家海洋局三亚验潮站更是只测到了4至5厘米的微小海啸波。

当地时间3月28日深夜大地震发生后,虽然附近国家都发布了海啸预警,但是令人恐怖的大海啸并没有再次出现。几个小时后,各国纷纷解除了海啸预警。

地震发生后,设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在探测到地震时就发出了海啸预警,但3个多小时之后,只监测到澳大利亚以西的科科岛附近海面有20厘米左右的海浪,那里位于震中以南约1500公里,该中心随后解除警报。

中国地震台网地震预报专家刘杰研究员解释说,引起海啸的地震,主要是发生在深海,而且要引起地表的上下错动,才有条件发生海啸。这次地震虽然也是引起地表上下错动的地震类型,但是它的震源较深,达到水下30公里,引起海底地表的上下错动比较小;而上次引发海啸的9.0级大地震的震源则是水下10公里处。虽然是同一类型的地震,而且震级也相差不多,就是由于相差了20公里的震源深度,才使得这次在澳大利亚测到的海啸仅仅几十厘米。

也有些科学家认为,这次地震的海底状况和海水运动方式不同,导致了大海啸没有发生。在某些海底地震中,海底形成巨大的凹陷或裂缝,导致大量海水涌入并形成漩涡,就会引发海啸。去年引发大海啸的那次地震属于这种类型。而此次地震的震中尽管离上次大地震震中不远,但科学家已监测到海水是向外涌出的,这就使海啸的风险减少了许多。科学家猜测,海底可能是在地震中产生凸起,或者即使有凹陷也不大。

刘杰说,各个国家都在短时间内发布了海啸预警。目前,发布海啸预警首先要根据地震的类型,是上下错动的还是走滑行的地震。

这次地震本身是那种能够引起地表上下错动的地震类型,是可能发生海啸的,只是由于它的震源比较深,才没有引发较大的海啸。发布海啸预警,技术上,半个小时就可以确定地震的类型和震中,进而就能确定是否发生海啸,如果各种通讯设备十分完善,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发布海啸预警。

刘杰研究员说,在我国的不同地方都设有地震台,这些地震台基本能够测量到全球各地6级以上的地震,地震专家根据各个地震台反馈的震中距离,找出交汇点,就可以测出具体的震中。

去年年底的大地震,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就不大。这次地震,从位置上讲比上次地震更靠南200公里,从震级上讲,还要小于去年,所以这次地震未直接影响到我国。

测定地震,各国有不同的方法。美国运用的主要是矩震级,根据地震造成的破裂面来确定,这种方法在物理上更加严格。

我国运用的是面波震级,根据地震的最大震动来确定。实际上我国也在运用矩震级来确定地震,只是习惯上运用这种测量标准。这两种标准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文并摄/本报记者高鸽

曾任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多伊尔在谈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时特别说道:“(日本政府)不要仅仅宣传‘再增加一个常任理事国’,而应着重宣传‘(有日本加入)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否则,日本将很难在全体成员国中获得广泛的认同。”

事实上,多伊尔的话点出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心病。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日本最终得偿所愿,他是否会成为亚洲的一个新威胁?抑或会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开始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都指出,不要将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看得过重,因为无论采取哪个方案,他都不会拥有否决权,因而情况并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谈到对中国的影响时,金熙德研究员指出,他并不排除日本在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按目前的趋势来看,更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日本更加依靠美国,在亚洲地区进一步争夺自己的主导权,争取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亚洲第二霸主。但是针对许多人提出的中国将被边缘化的问题,金熙德认为虽然中国的外交压力会加大,但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并不是日本可以轻易撼动的。

金熙德认为,日本在成为常任理事国后,其与中国的冲突会越来越多。他提醒记者注意,日本近来明显表现出干预台湾问题的态势,这一立场将在其圆梦之后进一步加强。但冯昭奎研究员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觉得日本虽然在亚洲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姿态,但现在还不敢轻易介入台湾问题,因为一旦台海开战,作为东亚国家,日本不可能不受影响,包括安全和经济上,都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冯昭奎提醒记者注意一个趋势:日本现政府一味投靠美国的行为已经在国内引起反弹,包括自民党内部有将近100名议员近期对小泉进行倒戈。从这些迹象中,冯昭奎看到了一些未来亚洲合作的趋势。他对记者分析道,日本在亚洲不可能形成像美国在北美一样的独霸地位,只有依靠中日韩等国之间的协调,他才能从亚洲的合作中取得利益最大化。

放眼全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将更加愿意依托联合国这个平台,出钱出力,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金钱方面的援助更是其所擅长。

但是日本自己的外交人士却对此表示了异议。他们认为,对外援助的大幅增加不大可能获得国内舆论的支持。照此推理,那些支持日本的非洲和拉美国家先前得到的承诺能否兑现,也将成为检验日本国家诚信的一个重要问题。

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纽约宣布了改革安理会的方案。3月23日,纽约保钓联合会会长陈宪中飞抵北京,与大陆的保钓联合会携手,筹划在今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反对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由美国舆论调查机构科利登公司和美国马里兰大学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日本周边国家强烈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尽管日本国内对自己“争常”成功表示出极大自信,但还存在着一些变数。

目前联合国有两套由名人小组研究的方案:之一是,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以及3个非常任理事国,其中非洲和亚太地区各有两个常任席位,欧洲和美洲各增加1个常任席位;之二是,增加8个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的半常任理事国和1个非常任理事国,非洲、亚太、欧洲和美洲将分别获得两个半常任席位。

安南强调,联合国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安理会的改革。他呼吁联合国大会在今年9月之前就安理会扩大问题作出决定。正因如此,从现在开始,在大概6个月的冲刺时间里,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觊觎已久的日本将全力以赴争取自己的“正常大国”地位。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5月长假结束后,日本的120多位驻外大使将一齐回到国内。町村外相要向他们发布指示,令他们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拉票。外相向身边人士透露,“能否拿到一张赞成票,是评定大使业绩的参考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金熙德研究员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认为,安南的支持和名人小组的两套改革方案都对日本有利。无论是哪一套方案,亚洲都将分到两个名额,这种情况给了日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他可以抛开印度的竞争,而专心对付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对手。

根据安南在报告中提到的安理会扩大原则,联合国会优先考虑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三方面对联合国贡献最大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日本显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目前,他在联合国会费的交纳中排名第二,而其自卫队近年来也积极地参加维持和平行动。

在许多专家看来,日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历史问题的旧账始终没有算清,而又不断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北方四岛之于俄罗斯,独岛之于韩国,钓鱼岛之于中国,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和每个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而这6个月的时间要抚平这些伤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目前,韩国已经明确表示日本没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金熙德指出,日本目前的反对者主要来自以前被其侵略的国家,数目并不是很多,所以将来对日本的影响到底如何,现在还很难说。

如果安理会扩大的决议获得通过,那么日本需要在9月份的联大会议上争取到联合国191个会员国中的2/3的同意,除此以外,他还必须取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安理会的4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已经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只剩下中国还未表态。在许多专家看来,这6个月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来说非常微妙而富有挑战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冯昭奎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分析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就最终是否支持作出表态,因为中国的地位和韩国不同,作为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否决权,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所以还要静观其变。

虽然国内目前有许多人希望中国能阻止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据一位不具名专家分析,日本目前并不急于做中国的工作,而是想通过外围的努力,造成多数国家支持的既成事实,来逼迫中国支持其成为常任理事国。

金熙德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认同了这种趋势。他认为日本最终成功的概率可以达到50%,还面临着许多变数。

他分析说,日本虽然现在表面上势头良好,但是实际投票的时候,很多国家并不一定会依照先前所表态的那样,给予日本支持。他回忆说,1995年日本第一次冲击常任的席位时就有这样的教训,事前许多国家都出面表示赞同,但最终联大讨论时,没有一个国家出来发言声援日本。

金熙德甚至指出,最终的安理会改革方案可能与名人小组的设想完全不同,因为目前已经有国家提出这两个方案并不科学,不能按照这样的步骤完成安理会的“扩军”。本报特约记者曹明

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就如何发展中日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建议;3月15日,日本《东京新闻》报道说,日本防卫厅正在调整冲绳地区的防卫态势,将向西南岛屿增派两个连共200多名战斗人员,以加强对中国的“警戒”。

此前,日本政府宣布将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随后又同美国一道发表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声明。不单如此,日本外相还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修正”;日自民党拟通过修宪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定性为“传统活动”……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

这些频繁的动作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了当前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专家评述也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纷纷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其中,就有专家表示:“……唯有加强中美日三国的沟通,明确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态度,才能更好保持和维护台海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还建议:“……海峡两岸应以春节包机等缓和两岸形势的事件为契机,增加沟通和互信,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美日干涉台海问题的借口……”

专家开出的药方子就是加强“沟通”,似乎只要加强“沟通”了,就能够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这就像两个人有了冲突,旁人上来劝架,常用的一句话:“误会,都是误会。”于是两人突然醒悟了,是“误会”了,这样一来就“和平”了。

人和人之间都会产生误会,遑论国家之间,所以国家之间需要保持沟通。但是国家之间是否有足够的“沟通”,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不能用“缺乏沟通”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这是经过数百年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检验过的道理,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为了让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可以简单历数一下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看看“沟通”在其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对以往所作所为认真反省,中方并无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日本纠缠,毕竟双边的正常交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复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种种表演,或参拜,或“失言”,或修改教科书,导致这一问题被频繁加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为什么这些人却依然如故?道理很简单,利益使然。他们之所以频繁动作,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内政治总体向右转,他们跟风右转,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可以获得政治资金,何乐而不为?中方的抗议,无法转化成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和金钱,所以就只当成耳旁一阵风而已。对于普通的日本右翼来说,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就是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显然,在这种问题上,单纯的“沟通”恐怕不会有什么作用。

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声明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的回应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但还是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某专家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专家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以后要多去中国旅行。当专家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专家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留下了大量化学武器。1997年,中日两国同时作为缔约国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必须在10年内,即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完毕。这件事情的事实和责任原本非常清楚,但进展却始终不是那么顺利。就拿遗留化武数量来说,经过“沟通”,中方认为总数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领土上;日方则声称,总共只有70万枚,且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而且其中67万枚都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双方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此事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沟通”,中日共同对南京中央门外的一处地点进行了发掘,找到的化武数量总计33097枚(日方判断还有约3000枚没有发掘),只要有简单的数学能力,就能看出日方原有数字的谬误,日方也显然不缺会数数的人,但他们依然把“70万枚”作为谈判和工作的前提。日方假装“鸵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认同了中方的说法,则日方要做的工作,要花的钱,要负的责任,都要成倍增加。哪怕只是为了这份利益,负责谈判的官员也要死死咬住原有的说法不放。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直接原因是日方缺乏诚意,根本原因是日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在于双方缺乏“沟通”。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得一清二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又写明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说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性质非常清楚。如果仅仅以缺乏“沟通”为原因,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政界内部支持“台独”的势力起了作用。他们很了解两岸关系,并不缺乏相关的信息,反而是基于对两岸情况的充分了解,才作出最后的决策。

看来,中日关系中常见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日本向欧盟表示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小问题,都很难用“沟通”来解决。

从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居于政坛主流的新保守主义,试图恢复日本在东亚甚至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种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民众情绪,因此,对外强硬、对过去扩张历史持暧昧态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确占有优势。

从日本的地区战略看,日本要做世界大国,直接涉及到未来的东亚格局问题。在部分日本决策者看来,中国是日本成为崛起大国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了必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要支持“台独”,也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来看,日本决策层是实力和利益的忠实信徒。自明治维新之后,对外政策一贯讲究以实力换利益的作法。

从最近几年日本对于涉台问题所采取的种种动作来看,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缺乏“沟通”才作出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其级别逐步升高,其准备逐步完善,这些动向需要十分警惕。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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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期刊登记者彼得·福特的一篇文章,认为印度洋地震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啸可能会改变政治进程。这篇题为《从斯巴达到尼加拉瓜,灾难改变了政治历史》的文章摘要如下:假如没有遭受地震打击,古希腊斯巴达人可能战胜雅典人,从而改变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要不是火山喷发,巴拿马运河可能建在尼加拉瓜。如果5年前发生地震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没有相互帮助,他们现在可能仍是势不两立的敌人,而不是友好和睦的邻邦。当亚洲国家去年底遭受海啸冲击时,历史告诉我们,这场悲剧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政治影响。就像巨浪改变海岸线一样,政治影响也会改变地区格局。

在最近出版的《人类历史上的地震:地震产生的深远影响》一书中,作者之一耶勒·蔡林加·德布尔说:“一些自然灾害引发变化,还有一些灾害对正在发生的变化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现在预言海啸会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哪些政治变化还为时过早,但人们看到了初步迹象:亚洲各国承诺合作建立海啸预警机制;印度和美国海军携手开展救援行动。过去,没有几个月的谈判,这类合作无法实现。

不过,伊朗城市巴姆2003年12月遭受地震后,“灾难外交”却遭遇挫折。尽管把伊朗列入了“邪恶轴心”黑名单,华盛顿还是向德黑兰提供援助,并有意向灾区派出代表团,为美伊实质性外交接触开辟道路。但伊朗总统哈塔米予以拒绝,认为人道主义不应与政治搅在一起。英国剑桥大学专家伊兰·克尔曼说,土耳其地震和伊朗地震的例子说明,“灾难外交不会自动奏效,事先必须有些铺垫。”挪威驻斯里兰卡大使汉斯·布拉特斯卡持谨慎态度。他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发生后,“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不会消失,但希望颇具人情味的接触能在政治层面上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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