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三组贸易高官密集访华 中美贸易正处尖峰时刻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4:15:22

一位申请贷款的券商负责人表示:“7月11日,公司是去北京递交了申请,但还没有得到证监会的书面文件,也没有签署借款协议,因此,究竟哪些证券公司最终得到借款仍存在变数。至于借款的利率等细节,我们还不知道。”

但他向记者证实:“在上面给政策之后,下面由工行、建行两家商业银行具体操作。”这意味着与证券公司直接发生关系的将是商业银行,而不是此前盛传的中央银行。

据悉,目前,总金额达百亿左右的贷款已开始进入操作阶段,但从券商签署协议,至资金到位,再入市,尚需要一段时间。

第一种可能,工、建行向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券商提供100亿贷款,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第二种说法是,央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100亿的再贷款,由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券商账户发放再贷款;第三种方式是,央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100亿再贷款,由该公司通过工行、建行的委托贷款形式(商业银行作为中间人,只收取中间费用,不承担坏账风险),向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券商发放资金。

100亿贷款资金,犹如一块撬板,力图要一鼓作气地撬开市场各方对股市的信心与热情。

但,不可否认,这项措施无论对于证券公司,还是股市,均是短期的救急办法。

“这是权益之计,对于这点,有关部门也应很清楚。”申银万国研究人士解释,“而改善整个市场环境、改变单边市场,建设法律法制,提高证券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引入好机制才是根本。”

问题在于,证监会一系列制度的颁布与落实,至最后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有一段时间的滞后。

“就扶植重点证券公司,给予流动性支持与财务重组的方式而言,汇金或建银给予直接股权投资的方式将比给予券商借款,更具备长期利好作用。汇金或建银进入,势必会派驻董事或管理层,以改善证券公司原来的公司治理。”上述研究人士分析。

据接近汇金公司的人士阐述,近期,汇金公司将与上海方面签署直接投资申银万国、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的备忘录,即对两家券商进行增资扩股。

初步方案是,申银万国可能得到25亿左右的注资,国泰君安将得到10亿左右的股权投资,此外,北京的银河证券、华夏证券基本被锁定在汇金公司对外股权注资的券商名单中。

就在其他证券公司对上述券商羡慕不已时,北京某证券公司有关负责人却深深叹了口气,“与央行再贷款相比,想得到汇金或建银投资的资金并不容易。他们的要求更严格。”

因为,除了券商自行填平保证金缺口、地方政府提供信用担保或者抵押物之外,汇金公司、建银投资对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薪酬体系也提出一系列标准。

该人士称:“汇金公司或建银投资对救助性投资,开立的条件比较严格。对于某家申请汇金注资的证券公司,汇金公司提出了以下要求:

第一,如果老股东不愿意缩股以做实资本金,那么汇金或建银投资可以考虑以1元/股面值入股,条件是老股东要把投票权委托给汇金或建银投资,他们要求享有话语权;其次,投资的股权视作优先股,要有固定的股息回报;第三,汇金或建银投资是阶段性持有,希望原先大股东承诺等到汇金退出时可以回购或接盘;第四,要求券商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薪酬制度符合汇金公司的标准。

据悉,对于券商的救助计划,是诸多救市步骤中的一步。目前,政府高层已有一套整体思路,包括向部分券商提供流动性资金、允许券商发行短期融资券、推动券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通过汇金公司或建银投资向券商直接注资等。

如果国家再不出手救助,2005年整个证券行业将在全行业亏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整个行业濒临危险。即使个别券商有盈利,也是微利而已。

上海某大型券商董事长曾严肃地告诉记者:“我肯定地说,再这样下去,国内所有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就快变成负数了。经纪、自营、资产管理……哪样不是处于亏损状态?”“我们公司今年也将继续亏损。”

当整个证券行业处于历史性危机之时,一切似乎不能用简单的市场逻辑来推理分析。

“如果从市场逻辑分析,理性的工行、建行不会给业绩状况不良的证券公司借款;其次,在法律意义上,再贷款是最后的救助,也不应扶持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即使要给流动性支持,那么应考虑比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更存在流动性危机的券商;或者重点证券公司得到流动性支持的贷款之后,应自主决定资金的使用而不是听命令直接入市。”平安证券研究人士认为。

从最初的央行再贷款,至汇金、建银投资对券商投资,再转变到由商业银行出面操作100亿贷款与汇金注资的双管齐下,一系列转变的结果是要把原本以政府名义直接救助,扭转为以两家公司和两家商业银行的名义对券商运作。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指出,市场上对于“金融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避免风险、危机和不稳定”的想法过于狭窄,只是重视近期因素。

因为政府机构不能仅仅担忧风险。如果把有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关掉,导致金融服务不足,经济必然会受到损害。虽然金融业本身会产生风险,但它又是一种风险吸收机制。如果功能发挥得好,金融市场会起到吸收、缓冲和化解风险的作用。

科技讯在美国宇航局宣布推迟“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后,下一步要做的按照一定的程序,寻找燃料传感器究竟哪一部分出现了故障。

检查故障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摇动测试”,这种检查可以说技术含量并不高。航天飞机计划副主管韦恩·希尔14日表示,美国宇航局如果想在17日成功发射航天飞机,唯一的途径是,“我们能进入里面,摇动一些电线,找到松动的连接处。”他对房间里裂嘴笑的记者们说:“你们还能笑得出来。这确实是检查故障计划的第一步。一位技术人员会用手抓住电线和接头,然后开始摇动。”

但希尔也承认,这最终可能无法排除故障:“技术人员确实做的不错,但第一步检查是否就可以查出问题所在,坦率地说,可能性不大。”他表示,在17日重新发射航天飞机的计划“事实上只是乐观估计,但可能性不大”。“发现”号是自“哥伦比亚”号失事以来美国宇航局首次发射航天飞机。根据航天飞机所需要修理的程度,发射任务可能会推迟到下周甚至9月份。

如今进入已进入推迟发射的第二天,但美国宇航局仍未找到“发现”号外挂油箱的一个燃料传感器在13日发射前的例行检查期间出现故障的原因。当时,7名宇航员已进入航天飞机,距离发射升空不到2个半小时,宇航员家属、议员和世界各地的太空迷也都在热切地期待着。除了测试新的安全系统和隔热屏修复技术外,“发现”号此次还将向空间站运去必要的补给和设备。然而,当发射控制人员检查空油箱是否有燃料时,四个传感器的一个却显示“满”。于是,一切发射工作都停止进行。

数个小时后,在燃料箱中的燃料被清空后很长时间,出现故障的传感器终于开始工作了。但希尔说,故障时断时续,“这也是最为糟糕的结果之一。”问题可能出在油箱底部的传感器。美国宇航局已在全国设立了12个工程小组,准备全力查明故障原因,进行抢修。

燃料传感器非常重要,即便只需要两个,但四个传感器在发射前都必须正常运转。希尔说,这些传感器在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故障,只是在今年4月,工程师在对“发现”号航天飞机原来的油箱进行加油测试时,其中两个传感器出现故障。鉴于其它方面的安全原因,这个油箱后来被取而代之。

如果油箱是空的,但传感器显示“满”,那么发动机涡轮旋转的速度将会十分快,最终有可能裂开,这也许会损坏航天飞机尾部,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希尔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地面试验中曾出现过这种情况,结果造成“严重伤亡”。

希尔说,美国宇航局不愿对“发现”号航天飞机新的涡轮泵进行重复测试。一旦传感器出现故障,就会造成几个主发动机在航天飞机飞往轨道途中过早熄火,这样,航天飞机将被迫在欧洲或其它地方进行紧急迫降。希尔说:“这些确实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技术人员将需要进入“发现”号航天飞机的发动机舱,去检查与燃料传感器相联的电子盒。这个电子盒里面有可能没有被正确组装的晶体管。美国航天局还备有一个电子盒,但这个电子盒存在信号干扰问题,性能可能不太可靠。希尔说,如果技术人员不得不从零开始组成一个电子盒,这可能需要10天到3周的时间。

如果技术人员不得不对油箱里面的燃料传感器进行维修,那么这项工作将更加复杂。一旦“发现”号航天飞机未能在7月底之前发射,那么就只能等到9月之前,因为届时美国宇航局就可以如愿以偿在白天发射,以保证更清楚地拍摄到航天飞机的飞行状况,观测到航天飞机在发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毁坏。这也是“哥伦比亚”事故调查小组提出的众多改革之一。(杨孝文)

7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宣布日本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的中国专属经济区试开采石油天然气。这一决定使这个位于中国东边的邻国的勃勃野心暴露无遗。

一周之前,中国人刚刚回顾了这个邻国在60年前给自己带来的惨痛记忆。而这个邻国似乎从来就没有顾及这些,这个缺乏对历史作真正反省的国家从来不觉得这个时刻的挑衅会对中国人民再次造成巨大伤害。它不觉得,“时间”是一个很敏感并且很重要的问题。在他们的眼里,关于“时间”的一切就是迫不及待:在获得东海油气田试采权后,日本帝国石油公司立即发表声明说:“从1969年开始申请,经过35年终于如愿以偿。”

三个多月前的3月28日,中日两国外交当局有关东海石油天然气开采问题的局长级会谈在东京结束,会谈未能取得进展。日本方面要求中方提供“日中中间线”中方一侧有关海底地质结构的有关数据,并停止开采活动。称如果中方不能满足日方的这一要求,日本将考虑允许本国有关企业在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日中中间线”日方一侧试开采。

此后,日本经济产业省作出初步决定,决意授予日本石油资源开发、帝国石油等能源资源采掘公司在东海有争议地区从事海洋矿业采掘的试开采。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26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内阁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头一天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会谈发表了看法。当天,这位外相毫不掩饰地表示,日方的勘测范围肯定会扩大,而赋予企业开发权也并非没有可能。

这些信息清晰表明,日本方面在东海海域与中国的争端上根本没有真正磋商的愿望。2004年10月26日当天,町村信孝就已然暗示:如果磋商还照这种方式进行将毫无意义,将对会谈的形式重新考量。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更是在当天记者招待会上气急败坏,称中国方面毫无诚意,“纯属浪费时间”。

不过,日本并没有忘记一些自认为有必要的表演。2005年4月17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声称,日本可能把中日东海天然气开发争端提交给国际法庭仲裁,但他立即又自相矛盾地补充说,日本政府目前尚无如此做的计划。

日本确实从来就没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计划,日本清楚地知道其在东海海域的要求缺乏法律正当性,更不可能有通过国际法庭解决争端的打算。

“从1969年开始申请,经过35年终于如愿以偿。”帝国石油公司得意忘形的声明不小心地透露了日本的秘密。处心积虑窥视数十年,坐到谈判桌前对日本来说确实是“浪费时间”。作为具有军国主义色彩背景的帝国石油公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在东海海域的真实野心。

帝国石油公司成立于1941年,这个成立于侵华战争时期的石油公司是日本最早的石油能源资源开发公司。当时,日本根据《帝国石油株式会社法》,将所有日本公司的石油矿业部门合并而成,是确保日本战争所需能源的半官半民的国策企业。战后,帝国石油公司于1950年被改组成民间企业。

中日两国相向的海上距离不足400海里,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各自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出现的重叠区域就是争议所在。专家指出,另一个必须警惕的问题却往往被忽略:中日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与大陆架的划分,完全是两个问题,而日本却总试图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

“日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这可能就涉及它自认为的‘法理依据’。国际海洋法会议期间,日本驻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认为,当今200海里以内的专属经济区代替了大陆架制度,解决相邻海权划界问题只用‘中间线’就足够了。”中国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曾在日本庆应大学专门研究《国际海洋法》的龚迎春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只是一种理论学说,并非国际法原则。由于客观上有利于日本,所以日本媒体无不回避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一窝蜂式地炒作所谓的‘一条线’方案。”

实际上,更多学者主张大陆架制度。根据《海洋法公约》,地理上的自然延伸是沿海国大陆架权利的法律基础。《海洋法公约》要求国家必须用国内法宣示和划定专属经济区,而拥有大陆架是沿岸国的固有权利,无须宣示。

“哪一种权利优先一眼就能看明白。”龚迎春博士指出,“争议海域的上面即便是日本声称的‘专属经济区’,下面也还是中国的大陆架,延伸到冲绳海槽为止。上下用一条线划清,目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日本把所有赌注都放在“专属经济区”,同时却又在向联合国申请扩大其“大陆架”。专家认为,这个申请恰好说明,日本了解大陆架法律地位的重要性,一方面挑选有利的划界方法,另一方面却再为其图谋加上更多保险。日本无视中国大陆架权利,却想利用联合国确认自己的大陆架。

日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一意孤行地认为“中间线”是原则,是谈判前提,必须作为中日双方的法律义务确定下来,否则没有谈判的可能。

专家指出,这等于完全剥夺了中国基于公平原则的谈判权。相反,中国的姿态是灵活务实的,并不排斥“中间线”这个具体的划界技术,只是不能接受其作为一切谈判的前提,应当公平考虑。

在刚刚结束的东盟和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上,日方官员提出所谓“吸管效应”问题,称中国在这边开采,日本那边的油被吸过去了。对此,中国专家反驳说,19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所持的就是这个理由,这一理论在国际社会已经站不住脚了;并且,大陆架是西高东低,油作为液体,即使流动,也是从中国这边往日本那边流,不可能倒着流。

事实上,日本这些“歪理”的背后实际是经济的利欲驱动。春晓油田由4个油气田构成,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台湾的面积。春晓油田往东5公里是日本认定的所谓中间分界线,这里距离冲绳列岛还有370公里,距离日本九州本岛更有600多公里之遥。

专家分析,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对东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日本现在突然提出东海问题,事出有因。2004年,春晓号气井成功,按计划今年10月份可能开始生产,向浙江、江苏一带提供天然气,在这种情况下日方着急起来。

根据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结论,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附近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此地的石油蕴藏量甚至会影响未来的石油大市。目前已经勘测的数据表明,东海的油气储量达77亿吨,至少够我国使用80年。而日本按照它界定的范围,东海包括整个周边大陆架如果被确定是日本的,据其资料说,天然气部分可供日本使用100年。

也许,这才是日本为什么如此迫切地不顾国际法原则和中国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的原因。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刘容子认为,日本近来在已经相对平静的东海海域问题上越来越急迫地表现出强硬立场,除了与东海油气田的丰富海洋资源的现实经济利益有关,政治上的原因亦有很大的比重,并与该国的右翼势力不无关系。

挑动东海海域争端的始作俑者平松茂雄曾在日本国驻香港总领馆任研究员,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平松没有任何国际海洋法的学术背景,却在对中国东海天然气开采设施进行一番拍摄照片后为中、日涉及东海的国际法问题定性。

此后,日本右翼杂志《正论》进一步发表平松的煽动性文章,引发日本媒体推波助澜地片面报道东海海域争议。两年来,平松在日本国内很多场合都竭力宣扬他的主张,并且在财团资助下聚集右翼政客召开研讨会,为分割东海资源统一思路。

事实上,右翼势力与极右翼势力在日本很有市场,发展非常猖獗。例如,在中国领土钓鱼岛树立灯塔并制造事端的日本青年社,其会长松尾和哉就曾是日本最大的暴力团体住吉会分支机构的重要成员。

再联系到右翼势力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小泉连续四年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现象,表明右翼势力已经强势抬头并左右了日本的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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