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手边煞世界杯后完婚 性感女友大曝求婚内幕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2 11:08:40

那么,中国公务员规模是不是“偏大”了呢?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虽然媒体引用的基本依据似乎非常明确,见诸媒体的声音非常强烈,社会舆论的看法普遍趋同,但是议论性、情绪性的比重过大,专门性、科学性的研究很少。

现代政府理论认为,一个合理的政府规模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保持政府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当今各国也都非常重视控制政府公务员(或政府雇员)的规模。然而,判断一个国家公务员规模是否偏大,既不能简单地做历史纵向比较,更不能轻易地以绝对数量来衡量。有必要充分地、系统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人文的议论方式来探究公务员规模的问题。为了正确推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我们课题组从三年前即开始此项研究,并以论文或内部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了部分研究结果。看到最近媒体对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的报道和讨论,感到其中确实有些问题需要做深入探讨,故借此机会谈几点看法。

1.不同国家对公务员界定的范围差异很大,“公务员”与“政府雇员”两个概念的区别也较为复杂

中国的“公务员”,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的界定,大体上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领域,即国家行政机关干部(近650万人)、党派机关专职干部和主要人民团体的专职干部之和,近三年规模约为1100万人。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1)“干部”,是个身份概念,主要指“党、政、军,企、事、群”这六大领域,也即党政军、人民团体和公有制事业企业单位工作的所有脑力劳动者,约为3600万人;(2)“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两者的工勤人员和退休人员、农村部分领补助的村组干部,目前规模约为5000万人。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政府雇员”概念与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概念所界定的范围大体上接近。

因此,公务员是指具有公权力的公共管理人员,而从事如科技、教育、卫生事业的人员虽然拥有所谓的“干部”身份,但并不拥有公权力,他们为社会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者说是公益性服务,属于“财政供养人员”而不属于“公务员”,各国也基本是把这类“吃财政饭”的人员归入“政府雇员”范畴。比如,日本最近开始把国立和公立大学法人化,国立和公立大学职员不再是“公务员”,在退休待遇等方面都将发生变化,但国立和公立大学的财源多年来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只不过今后会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

坦率地说,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在未经充分资料准备的情况下,要对“干部”、“官员”、“公务员”、“财政供养人员”的概念做准确的区分是有困难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是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只要是负点责任的人,或者是能“管自己”的人,那么这些人就是“官儿”。

2.在媒体所引用的分析中,一些专家学者对“官员”、“公务员”、“财政供养人员”等相关概念并没有做清晰的界定,指标体系很笼统,数据使用不够严谨

有关中国公务员规模“偏大”抑或“偏小”的看法一直同时存在,但“膨胀论”是主导社会舆论的主流观点。这里,除了很多人并不清楚或能够区分与“公务员”相关的几个概念之外,媒体所导致的舆论放大是“膨胀论”盛行的另一原因。有关公务员过多、人浮于事的宣传,经常见诸电视、广播、报刊和领导同志的讲话;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各种公开场合对“机构膨胀,人员臃肿”的“注脚”式言论更是引导了舆论。实际上将这些人都界定为公务员,不仅混淆了概念,也不符合情理。此外,一些专家学者论证的依据也很单一,说到底,就是那几组核心数字被简单地重复征引,没有对数据做深入、科学的技术层面分析,探讨这些数据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人云亦云。

比如,2005年5月26日《经济日报》在“我国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一文中,王健教授就认为,“美国、法国的政府公务员与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同;所以美国的“官民比”为1:12,法国为1:12,财政供养人员或曰广义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美国仍旧为1:12,法国为1:12。”

实际上,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政府雇员”,这些人员的工资是由财政资金来支付的;美国州立大学的教师工资也是纳入州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的。在他使用的数据中,只有法国财政供养人员的1:12较为准确(参见表1),但关于发达国家“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的概念使用是含糊和不准确的。抛开其数据来源的准确性不说,仅就“1:12”(8.33%)而言,就已是很高的比例了。中国即使加上所有事业编制的人员,也不足中国总人口的4%。不知道王健教授引用这些数字,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上升,公共部门需要向社会和公众提供更多的、私人部门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及福利性、公益性服务,同时部分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政府雇员的比例有所上升是自然的事情。

再比如,2006年2月13日《中国改革报》在“我国单位GDP公务员数超发达国家20倍”一文中谈到: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1: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即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

首先,王健再一次把“财政供养人员”概念与“公务员”概念相混淆。在中国,这两个数字相差了4.5倍!所谓“官民比例”只是针对“公务员”而言。其次,文中提及的公务员与百万美元GDP的比例指标,既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理论推演得来(通常用来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一个是财政支出与GDP的比例,一个是公务员规模与总人口的比例或者公共部门就业规模与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没有说明这百万美元是否运用了购买力评价(PPP)来计算,因此,这个“超标”近20倍不知是什么“标”?按这个指标衡量,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如某些非洲国家应该只需要极少的公务员,中东产油国因大量“石油美元”则应该雇用更多的人去做公务员;然而,实践并非如此。

1.对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单凭一个指标或者只谈及一个因素就得出判断,至少在研究方法上是站不住脚的

以个别经济指标来衡量公务员规模的大小,本身在研究方法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分析政府规模特别是公务员规模这样一个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定论的问题时,只运用和强调一个指标,是不科学的,是绝对化的。

通过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通过对OECD30个成员国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认为公务员规模是受到诸多关联因素影响的,包括:(1)经济因素,如经济体制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度、政府对税收及市场的监管程度等;(2)政治因素,如政体结构、政府职能定位、政府能力、甚至政局是否稳定等;(3)社会因素,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第三部门发育及社会自我组织能力、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等。

如果从统计学意义上分析上述诸因素与公务员规模的关系,有些因素与公务员规模之间呈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有些因素则表现为非线性的关系。至于王健教授用来衡量公务员规模的经济指标,当采用多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则是一种离散性的关系。

根据媒体的报道分析,王健教授似乎在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瓦格纳定律来研究公务员的规模问题。我们最近所做的分省数据研究表明,在控制了若干变量的情况下,我国省级政府“官民比”与其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这证明了瓦格纳定律也能够适用于我国。但是,这恰恰说明,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官民比”应当会适当的增加。

2.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不仅是涉及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需要跨学科理论来研究的理论课题

目前,国际上有这样一种学术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为应对经济和社会管理风险性的加大,各国政府职责有扩张的趋势,为此要增加政府规模。在我国,随着强调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规模和公务员规模也是要适度增加的。

需要提及的是,过去二十多年来,许多时候人们总在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理论来引领中国的各项改革工作,习惯于从“成本”角度考虑问题,总在讲“越少(小)越好”。一些专家学者常常简单化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政治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当前社会生活中现存的许多严重弊端和某些不甚准确的说法,不少与此直接有关。比如,最近在分析京津塘高速公路流量过大、已危及公共安全的问题时,一位经济学专家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收费上调”。这样,长此以往,对我们科学地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科学地管理公共事务和全面推动社会进步,恐怕是相当不利的。

三、发展方向:跳出“数量屏障”思维定势,在改善公务员结构和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上下功夫

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在公务员规模方面的问题并不是绝对规模过大,“官民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低的。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公务员的比例、结构不合理,是公务员的“结构性过剩”和“运行性过剩”。对这个问题的不断讨论,舆论和公众对此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看法,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不论如何,我们不能只是围绕着数量做文章,要跳出“数量屏障”的思维定势,全面、理性地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争论实质上主要不是源于公务员的“数量问题”,而是源于公务员的“概念问题”;从发展上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自然不是公务员的“数量”降下来的问题,而是改善公务员结构,把政府绩效和公务员工作水平提升上去的问题。

建设“有限政府”的关键,并不在于规模含义上“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哪个更好些,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是否“有效”、“有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主要应当看政府绩效如何,看其能否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有效维护国家自主性,能否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政府发展任重而道远,改革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社会更和谐、人民生活更美好,这是政府发展必须把握的关键。

今天,南京审计学院院长王家新紧急飞赴北京,向国家有关部门说明有关该校乱收费的问题。此前一天即19日,国家发改委曝光8所学校乱收费。南京审计学院赫然在列。

国家发改委的报告称,南京审计学院在2004年至2005年共招收209名专升本学生,每生每年应收4600元,实收8500元。在2004年招生中,以每生3万元至5万元标准直接收取19名学生赞助款。两项共计164万元。

学生处处长姜玉泉在接待记者采访的第一句话竟是说南京审计学院乱收费是“胡扯”。他表示,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时不敢相信,甚至以为是“愚人节”新闻。他说,2004年至2005年学校“专转本”收费(国家发改委叫“专升本”———记者注),学校是有上级部门核发的明确收费文件和标准的。记者提出可否看看这个文件,姜处长说,教务处应该能够看到这个文件。

在谈到2004年招生时收取了19名学生的赞助费,每生3万~5万元不等时,他说,国家每年都有1%的机动招生指标,用来照顾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这些学生一般都要向学校交纳3万~5万元的费用。每年,哪些学生可以进入“点招”、收不收费、收多少费,都不是学生处能决定的。至于收费标准及其政策依据,姜说确实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但“点招”要交钱,各个高校都在这样做,现在,仅仅曝光南京审计学院,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姜说,学校将“走程序”,“向相关部门反映”,对此进行“申诉”。

记者随后走访了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张勇说,他对此感到吃惊和不解。他说,学校“专转本”收费是有政策依据的。他随即给记者打印了几份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文件,文件允许2002年以后学校招生的“专转本”,每生按不超过8500元收费。他回忆说,2004年,南京的高校基本都是按每生8500元收的,而苏北的高校则按每生8000元收的。今天,一大早校领导专门就此开会,并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此事。

记者认真阅读了江苏省近几年关于“专转本”招生的几个文件发现,2002年4月1日,江苏省教育厅核定的“专转本”收费标准是每生每学年不超过8500元;2003年要求收费按2002年标准执行。但2004年,江苏省教育厅没有对收费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讲按上一年度标准执行。这份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专转本’学生待遇除国家与省里有明确规定的,享受与转入学校其他本科生同样待遇”。南京审计学院教务处说,享受同样待遇,国家又不拨款,再不允许多收点费,可能就没人愿意招生了。事实上,据说当年确有一些学院不愿招生。2004年江苏“专转本”每生每年8500元的收费标准,是不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口头形成的?本报南京2月20日电本报记者郁进东

中新网2月20日电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20日上午在中央党校结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结业式上强调,温家宝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实行城乡统筹,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

温家宝说,要认真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尤其要在“多予”上下功夫。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今年,要做到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高于上年。

今后,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城市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发展,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虽然北大2005级新生中有96位乙型肝炎或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北大校医院除对3名严重者办理保留入学资格、59人采取三方(校医院、院系、学生)协议办理入学外,其余均按合格正常入学。

日前,北大教务部在其网站公布了2005级北大新生注册工作简报。简报透露说,去年参加新生体检的2714人中,乙型肝炎或乙肝病毒携带者有96人,简报中称,校医院对不合格的学生除3名严重者办理保留入学资格、59人采取三方(校医院、院系、学生)协议办理入学外,其余均按合格正常入学。

不过简报对这种解决方式提出疑问说,这种协议入学的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据,协议入学有些院系担心这些学生的疾病会传染给其他同学。经校医院解释后教务部才勉强同意这些新生注册。

新华网北京2月21日电新华社21日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年将迈出有力的一步。

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

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文件全文共分八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文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人口多是中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文件还强调,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完)

新华网专稿:自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上月29日发表“废统论”的讲话后,美国方面对陈水扁的这一“政治冒险”当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当时,人们就敏感地意识到,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从现实和战略层面而言,陈水扁对华盛顿已经没有多大利用价值。迄今,他的“废统论”讲话时过已近三周,布什政府不但仍无任何迹象表明将会放陈水扁一马,相反,美国步步紧逼,要陈水扁下马。据台湾媒体披露,美国的一位高官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流露换马意向,并不再以陈水扁为美国交涉的对象。

关注两岸关系的分析家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早已定调,那就是一个中国,台海保持现状,台湾和大陆都不应单方面破坏现状。而这现状是“由美国定义的”,如今陈水扁表示考虑“废统”,美国立即反应,不无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的意味。

台湾《中国时报》媒体近日披露,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陈水扁警告说,如果他执意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就得承担“全面性的后果”,这将包括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台湾与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等。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台仍在继续就陈水扁春节“废统论”所引发的分歧进行沟通和磋商,但坦承双方的立场仍有“差距”和“看得见的距离”,彼此还在努力试着找出弥合“差距”的办法,只是目前并无进展,甚至已陷于“僵局”。

当被问及如何打破僵局时,这位官员说,“鉴于美国的政策不会改变,我想这个问题最好去问台湾当局”。这位熟悉两岸事务的官员反复强调:“美国的政策是保持台海现状,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美国的政策是一种承诺,坚如磐石,这是布什总统一再宣示的政策,今后会继续宣示,我们的政策不会改变。”

这位接受专访的美国官员说,陈水扁1月29日的谈话,传达了“一种方向感”,这使美方感到陈水扁的“保证”出现了问题,这也是目前双方沟通的关键所在。

他还说,美国了解“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背景、历史和缘起,对台湾方面所作的种种辩解也了解,但美国则认为台北的辩解没能把握的是:“辩解不会是凭空发生的。也就是说,台北的辩解是枝节性的,没有把握或有意避开了辩解的核心。”

对这位美国高级官员上述对陈水扁近乎于最后通牒的警告,关注美台和两岸关系的分析家有这样一番评说:布什政府对陈水扁已到了不再容忍和姑息的最后关头,认为美国已不再把陈水扁视为其交涉的对象。

采访这位美国高官的记者特别指出,在整个访问中,这位官员从头到尾无视于陈水扁的存在,既不提他的名字,也不用他的头衔,唯一的一次是管他叫“台湾最高当局”。

这位记者还说,美国现在的着眼点是台湾的2300万人,其弦外之音是陈水扁不代表2300万人。可以说,美国的政策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不再以陈水扁为交涉对象。

这家媒体称,其实美国对“废统论”并无成见,但察觉到陈水扁只是借“废统”把台湾推上“台独”之路,这就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非得制止不可。这是一场陈水扁与美国的角力,本来两者的力量悬殊,可是美国用牛刀去杀一只小鸡,未见得鸡会俯首就戮,很可能以其灵活的身段死里逃生。只是这劫后的日子不会好过,那就是美国说的后果,这后果必是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

这家台湾报纸还说,美国软硬兼施,一方面给陈水扁面子下台,另一方面则迫使他就范。这场角力即将揭晓,陈水扁个人的祸福系于他的一念之间,台湾人民的祸福也被他当作赌注押宝,实在是大不幸。阿扁是撼不动美国这座大山的,他自己的去从,端看他是冥顽不灵还是幡然悔悟。

台湾岛内的知情人士透露,虽然“废统”是陈水扁的既定方向,但鉴于美国方面的强硬态度,台湾不可能单方面“蛮干”,一定会提出配套方案,寻求美国也可以接受的折中做法。

台湾《联合报》19日援引岛内有关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其中一个方向是陈水扁重申“四不”。美方因而忧虑陈有意全面毁弃“四不一没有”,若陈重申“四不”,代表“废统”说只限于拿掉“一没有”,与“四不”无涉,希望能化解台湾当局朝“急独”发展、单方改变现状的疑虑。

曾与陈水扁讨论“废统”说的人士透露,“废统”与“修宪”其实都在陈水扁的计划,陈想借“废统”确立台湾主权,好让他能够留下历史定位。相关人士则表示,“废统”方向已定,法律程序也很单纯,目前问题是怎么去解套“四不一没有”的承诺。

观察家们注意到,由于美国方面一再警告陈水扁,如若确定“废统”,必须“负全面性后果”。为了缓和目前日趋紧张的美台关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萧美琴避重就轻地表示,“废统”议题的最后处理方式还没定案,美台沟通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气话”跑出来,这些说法也可能“不太好听”,但台美有共同利益,持续沟通应可减少误会。(阿彭)

2月20日上午,中央党校校园内格外安静,浅褐色的综合楼四周拉上了警戒线,东北角站岗的一名武警目光紧紧注视着入口。

凭一张绿色的入会通知,28名中央党校研究人员陆续进入一楼的综合厅,此前他们被通知进入会场不准带包,不准带录音、摄像器材。

10分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带微笑出现在会场上。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在经历7天的学习后,在这里举行结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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