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孤身追歹徒被捅心脏 路人旁观妨碍救治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14:16:1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指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与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有关。而商务部的紧急《通知》,可以看作此次猪链球菌感染事件爆发之后的非常规监管。

针对在屠宰环节出现的漏洞,《通知》要求,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监管,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对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一律不得屠宰,并就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不合格生猪产品出厂销售。同时商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集中打击私屠滥宰、制售注水肉和病害肉的不法行为,对屠宰、贩运、销售病死猪肉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罗云波认为,对于猪肉管理,应建立一个从饲养到屠宰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控制体系。从流通环节来说,政府可以多提供一些超市,让消费者在超市购买猪肉。自由市场上的猪肉质量可控性较差,一旦出事可能追溯起来都比较麻烦。

“乱世需用重典。有关部门应该加大惩治力度,一定不要不疼不痒的。”罗云波强调,猪肉是中国人消费的大宗食品,事关重大,一定要严防死守,确保安全。

据了解,目前北京卫生局已启动紧急预案加强猪链球菌疫情监测,对各类死猪一律监督其采取销毁、掩埋等无害化处理,严禁食用和出售。河南、湖南等地也相继采取防御措施。

记者从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猪链球菌病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视频会议上获悉,农业部将在全国启动“2005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秋季行动计划”。据悉,国务院已经决定,建立由卫生部、农业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猪链球菌病防控临时工作组,建立专家组。农业部要求各地也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加强部门协作,落实部门责任。

7月中下旬以来,四川等地发生猪链球菌病疫情。农业部坚持依靠法制、依靠科技、依靠群众的防治方针,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果断处置,重点抓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检疫、免疫、消毒、疫情监测和报告等一系列紧急防控措施,加强预防免疫和预防性药物治疗,坚决杜绝屠宰、加工、食用病死猪的现象,严防猪链球菌病对人的感染。先后派出4个工作组,赴疫区督促、指导当地防控猪链球菌病疫情。

农业部还迅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猪链球菌病防治工作。制定并下发了《猪链球菌病应急防治技术规范》,对疫情诊断、报告、处置等做了具体要求,指导各地疫情防控工作。农业部与卫生部、工商总局、商务部建立了密切的协作机制,加强了对生猪检疫、屠宰加工以及市场流通监管等环节的工作。(新华社)

2005年7月1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主办形势报告会。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高强同志应邀到会并作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的专题报告,以下是报告内容: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老病死,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民群众往往通过医疗卫生服务看经济发展成果,看政府管理能力,看党风政风建设,看社会和谐公平。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保障公共卫生安全,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是摆在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卫生系统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强调把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遵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努力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国卫生工作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毛泽东同志早在1965年,就明确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更加重视卫生工作和人民健康。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医疗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出席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指出,卫生事业是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卫生事业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和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作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推动了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新一届党中央强调把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多次强调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加强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突出问题,并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历届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国卫生事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一,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一是人均期望寿命,二是婴儿死亡率,三是孕产妇死亡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35岁,目前提高到71.8岁(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77、61、49岁);婴儿死亡率,建国初为200‰,目前下降到25.5‰(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7‰、30‰、112‰);孕产妇死亡率,建国初为1500/10万,目前下降到50.2/10万(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8/10万、410/10万、700/10万)。这三大指标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

第二,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全国现有医疗、预防、保健、监督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近30万个。2004年,各类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327万张,平均每千人3.1张(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每千人3.6,0.8,1.7张),卫生人员总数525万人,平均每千人有执业医生1.5人(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2.7人,0.4人,0.2人)。此外,还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88万人。一个遍及城乡的卫生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建立起来,药品的生产能力基本能够满足国内民众的医疗卫生需要。

第三,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目前,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有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约有5000万人。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开展了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自愿参加筹资、以大病补助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5年参加试点的农民人数达1.56亿人。

第四,重大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明显进展。在我国历史上,传染病曾经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上世纪50年代,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死亡人数居于全国人口死因中的第一位。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下降到第9位,并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重大传染病。我国虽然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但多年来成功地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2003年我们战胜了来势凶猛的非典疫情,近两年又成功地控制了禽流感向人类的传播。我们正在认真落实各项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型肝炎等严重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

第五,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卫生保健的重点,其健康水平代表着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我国历来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已经改变,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良性循环。目前,全国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0%,住院分娩率(包括在乡镇卫生院分娩)达到83%。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的200‰下降到2003年的25.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建国初的250-300‰下降到2003年的29.9‰。

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为提高我国国民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也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对于拉动内需,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赞誉我国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健康。但是,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我国的卫生事业,认真进行反思,就会发现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发展,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不适应的矛盾还相当突出,卫生事业发展存在着不全面、不协调的问题。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卫生事业发展存在的差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预防为主,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是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国家,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疾病的滋生和蔓延,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将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的局面。目前,我国在中央、省、市、县四级都设立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约20万。但不少机构,特别是基层机构人员素质不高,缺乏高水平的人才;设备不齐全,缺乏必要的检测检验设施;乡村两级缺乏稳定的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员;经费保障机制不完善,约有一半的经费靠机构自己创收。这种状况难以有效控制重大疾病的流行,传染病患病人数仍居高位,结核病、肝炎等传统型传染病仍在威胁人民的健康。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结核病患者人数约450万,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约200万。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估计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血吸虫病患者约有85万人。在不少农村地区,肠道传染病、微量营养素缺乏病、妇女孕产期疾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等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艾滋病、非典、人间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的出现,又加重了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难度。与此同时,由于居民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恶性肿瘤、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的患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已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主要病种。根据调查,我国18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糖尿病患病率为2.6%。因患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病死亡的人数已经列在我国人口死因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全国现有精神障碍者约1600万人,患病率达13.47‰。我国出现了急性传染病和慢性严重疾病同时并存的多重疾病负担的状况。

第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显著特点,一是突然发生,猝不及防;二是涉及面广,影响巨大,极易引起社会恐慌,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除了重大传染病传播蔓延以外,还有突发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如火灾、车祸、矿难,以及重大刑事案件、重大食物中毒、职业中毒等带来的人员伤害。生物武器、有毒化学武器以及恐怖活动等也存在着潜在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机制,提高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尽最大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人员伤亡损失。2003年非典疫情的蔓延,就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健全,重大疫情信息监测报告网络不完善,卫生部门敏感性不强,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等问题。非典过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都制订了应急预案,在应对机制、人员队伍、技术力量、物质准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有效应对局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有效应对更大范围的突发事件,还需要不断完善。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责,也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

第三,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充分说明了群众看病难的基本状况。我们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卫生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卫生事业走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路子。但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这是以影响群众利益和加重医疗卫生人员,特别是优秀医务人员负担为代价的。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加快发展壮大医疗卫生资源。

二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应该走低水平、广覆盖的路子,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应该是金字塔型,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使之成为医疗服务的主体和基础。这个体系应比较健全,条件应比较完善,收费应比较低廉,水平能够适应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使群众享受到方便、快捷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一些高水平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以适应不同人群、不同患者的实际需要。而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却走了一条高水平、低覆盖的路子,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们都大量的采用,医疗卫生体系呈现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群众患病在当地难以有效就诊,要到外地、到大医院,不仅加重了大医院负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农村和城市社区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和全科医师,即使城市的一些中小医院也缺乏高水平的医生。大医院的功能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目前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既造成看病难、看病贵,又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三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相当多的群众靠自费就医。医疗保障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但覆盖面太小。国有企业职工基本参加了医疗保险,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的职工,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没有参加。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没有医疗保障。从2003年起,全国开展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目前已覆盖约1亿多人,但筹资力度小,一般每人每年仅30元,保障力度不大。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患病群众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我国的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比例将上升到50%,大约有3亿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必将带来新的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问题。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34亿,占总人口的10.2%,并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如何保障老龄人口的医疗护理已经成为迫切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四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占有的资源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运行机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

(1)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相比,泰国政府投入占56.3%(2000年),墨西哥占33%(2002年),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由于政府投入水平过低,医院运行主要靠向患者收费,从机制上出现了市场化的导向。群众医疗交费,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补贴,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

新华网北京8月4日电(记者魏武)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日前就中国的卫生形势作专题报告时说,中国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

高强说,看病贵是造成群众看病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药费用快速增长。医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不仅加重了群众就诊的难度,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

来自卫生部的数字显示,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2003年与2000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院均诊疗人数下降4.7%,但医院均收入却增长了69.9%。

他说,中国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

数据表明,财政补助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9.4%,医疗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49.8%,药品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38.7%。

高强说,群众医疗交费,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补贴,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

据统计,2003年在中国6598亿元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卫生部门监管不力也是导致上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高强说,中国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的倾向,近几年虽有些扭转,但仍不够有力。

目前各级卫生部门都没有专门监管医院的机构,缺乏监管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人才,以及中国的公立医院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和企业的现象,则增加了卫生行业监管的难度。

昨日上午,南充警方正式向四川省及南充市的新闻媒体通报岳池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总工会主席卿献瑜交通肇事(详见本报7月13日报道)一案的侦查、处理情况。据悉,昨日,卿献瑜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南充警方刑事拘留。

据南充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大队长冯大勇介绍:7月7日晚上9时10分,卿献瑜醉酒后,驾驶岳池县公安局川OX0145“帕萨特”轿车,途经南充市滨江大道胜利路口外人行横道时,将经人行横道穿过大道的行人蔡明华、刘恩华夫妇撞倒后,又与一的士相撞,造成了刘恩华受伤,蔡明华抢救无效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事故发生后,南充市交警直属一大队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勘察和搜集证据等工作。7月20日,南充市交警直属一大队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为:卿献瑜应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对此认定结论,双方均无异议。

冯大勇称,卿献瑜持有合法驾照。因卿献瑜醉酒驾车造成事故,因此在7月22日,交警部门对其作了罚款2000元处理。

冯大勇称,该大队在办理卿献瑜交通肇事一案中,广安市及岳池县有关方面都非常配合。“根本不存在有什么阻力的问题!”

鉴于卿献瑜系岳池县人大代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需经岳池县人大常委会同意。因此,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明确后,南充市交警直属一大队便向岳池县人大常委会作了请示。7月28日,岳池县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定:同意南充市交警直属一大队依法对卿献瑜采取强制措施。昨日,南充警方以卿献瑜涉嫌交通肇事罪将其刑事拘留。

蔡明华、刘恩华夫妇俩感情很好。蔡明华因伤势太重,于7月8日下午4时去世。7月18日,刘恩华被转至重庆大坪医院救治。在大坪医院,刘恩华经过了盆腔骨折修复术、膀胱破裂修复术等生死关,准备在8月4日回南充继续治疗。目前,正在康复的刘恩华尚不知道丈夫死亡的消息。(记者汪仁洪)

所谓交通肇事罪是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11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吊销驾驶证。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终审裁定:下跪市长李信案举报人李玉春涉嫌窝藏罪案,驳回李玉春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5年的原判。因各种原因,举报人李玉春的辩护律师靳学孔7月23日才看到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判决书,李玉春在判决书上用鲜血写下了“打击报复”四个大字。靳学孔说,目前李玉春被羁押在山东女子监狱服刑,并在接到判决书时就决定申诉。

李玉春原本与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合作开办公司,后来她发现李信先后将几百万元来路不明的资金汇给公司然后再转走。李玉春从2003年2月便开始向山东省纪委、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其间李信曾伙同其他人绑架、殴打李玉春,并给她100万元“封口费”。但李玉春拍下了后来引起轰动的“济宁副市长下跪照片”。此后李信及其亲信多次恐吓李玉春及其弟弟李登峰,要他们“交出照片底片”。2003年10月下旬,李登峰与对方见面时将其中一人扎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间李玉春曾给李登峰3万元现金。2003年12月8日,李登峰被以“故意杀人”罪名逮捕。2004年6月22日,李玉春被警方以“包庇罪”逮捕。2005年1月5日,罪名由当初的“包庇罪”变成“窝藏罪”。举报人血涂判决书辩护律师靳学孔说,他是在7月23日晚上才收到李玉春一案的终审判决书的,该份判决书是李玉春姐姐李玉芬从山东临沂邮寄过来的复印件。“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让我吃惊不小,判决书上写着‘打击报复’四个大字”。

此前的17日晚上,靳学孔意外地接到李玉芬的电话,李玉芬说李玉春的案子判决了。这让靳学孔更加感到意外,“7月15日,我打电话到德州市中院,询问李玉春上诉一案的进展情况时,主办张法官却说还在审理中,我还问能不能开庭审理,张法官说还没决定是不是开庭”,直到现在靳学孔仍感到迷惑。记者通过渠道获得了判决书的复印件,判决书两页上分别用血写着大大的“打击”、“报复”字样。同时记者还获得有血写的“我对不起妈妈”,“我对不起姐姐”,“我对不起弟弟”等字样。李玉芬说,20日早晨她在山东省德州市看守所见到了妹妹李玉春,分别时李玉春把终审判决书交给了她,“我打开一看,妹妹用血写了‘打击报复’四个字”。

这份于2005年7月12日作出的2005德中法刑一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审理终结结果认为,该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同时,靳学孔律师认为他在该案二审时,提交了请求法院调取有关李玉春立功表现相关证据的申请和二审开庭审理的申请,但是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对于李玉春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一审判决书和二审判决书上只字未提。

7月28日,靳学孔律师在山东女子监狱见到了李玉春,让李玉春在申诉书上签字,当看到第七页其母亲病逝的文字时,她猛然地用手捶打着和律师之间的会客室玻璃,并用头撞击,“她激动地用头把玻璃撞掉了,根本无法控制”。

记者还通过渠道获得了李玉春在判决书背面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以下是信件部分内容:“5月25日我接到判决书后发现本以刑法三百一十条第一款定的罪)却以第二款判的(刑)。第一款(刑期)是一到三年,第二款是五到十年。法律规定三年以内可以判缓刑,我在上诉材料中提出质问时,法院给我补发了一张证明,说是笔误写错了。我说既然条款改了,刑期也应该根据第一款改过来,他笑笑说那个不改。”“上诉后,2005年7月8日,德州市中院来核实时说可以判缓刑让我回家‘交点钱’,我当时答应交多少钱都可以,而且把二姐(记者注:李玉芬)电话给他让他联系。但在7月15日我却接到维持原判的结果。日期是7月12日写的。知情人告诉我说,有人不敢让我出来,怕我出去再告,说抓我抓错了要赔偿,要追究责任,还有人说,有人怕我出来再追究李信的事。德州中院的人下判决不敢见我,而是让所里交给我的,因为他们很为难。”据重庆晨报

中新网8月4日电中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今天晚间通报:据四川省卫生厅报告,8月3日12时至8月4日12时,新报告2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临床诊断病例(发病时间分别为7月28日和7月31日)。另外,治愈出院3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4日12时,四川省尚在住院治疗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人141例,其中,病危15例。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8月2日,新到任的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首次展开一整天的工作,立即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举行会晤,以便形成中美战略合作关系阻止“四国联盟”争常提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王光亚3日在联合国表示,他与博尔顿2日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共同努力阻止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提出的扩大安理会的决议提案,其原因是,双方都认为,这个所谓的“四国联盟”提案将会分裂联合国191个成员国。

王光亚说:“我们同意共同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保护,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相同的努力,以便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不会因为那样一种行动和进程而受到损害。”

他透露说,两人一致同意劝说两国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朋友,以阻止该决议草案的通过。(王建芬)

“受贿济贫”副市长余斌的命运让人想起了《天下无贼》中的王丽,所不同的是,王丽因为自己良心发现而善有善报,最后警察对她网开一面,而余斌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在我看来,余斌的悲剧是他掉入了法律和道德的夹缝的结果。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核心问题是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一般认为,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因为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们要做好人。在中国民众的心底,更希望官员是一个好人。但问题是,许多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属于好人的那一类人,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却是坏人。余斌案的结局之所以让人感到不舒服,就是因为他是一位道德上的“好人”,然而却被法律裁定为“坏人”。

关键在于,法律和道德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不应该总是这么尖锐,以至于让想做“好人”的官员完全无法容身。一般来说,官员们只应该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如战争、天灾时,才须要被迫在“道德上的好人”和“法律上的坏人”之间做出选择。比如有灾民快要饿死了,一个官员手里还掌管着一些法律规定不得动用的公粮,那么要不要开仓赈灾?这就会成为一个“困局”。但“余斌困局”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发现在太平时期,仅仅是为了履行作为一个副市长的职责,自己就必须进行这样的抉择。

余斌说,他在任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财政每年所拨付的费用仅为1万元,其中还包括他用车的费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黑金”又处于充分涌流的状态,承包商钟希金一把就送给他8.5万元现金,相当于他8年多的副市长经费。这样余斌就面临选择:要么洁身自好,什么事也不做;要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这笔钱来济贫和解决实际问题。余斌最终选择了不是机械地遵循法律,而是按照更高的道德律令来行事的方针以突破困局,这导致了他今天的下场。

平心而论,我认为法院在量刑时的确考虑到了余斌用赃款济贫的因素,因而这个结果是适宜的。像《天下无贼》中的警官对王丽那样用“法外施恩”的方式来调和道德和法律的矛盾,只能出现在电影中,否则的话,法律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了。但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回答“余斌困局”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官员只能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做出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官员既做好人又不违法?……不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让类似余斌这样良知未泯的官员感到很寒心,最后完全摈弃道德方面的选择,而只在明哲保身和遵循潜规则而堕落之间进行选择,这恐怕非国家、民众之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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