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规定处级以上干部每5年参加至少3个月培训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12:52:38

但所有愤怒的人都知道,除了不懂得外交辞令,阿兰·德隆确实“言之有理”。

“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饮用水的标准每年都有新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总能随着新的标准而变化,而我们就不行了。”据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饮用水问题专家胡建英介绍,WHO于1992年提出的《饮用水水质指南第2版》(已于1993年颁布实施),包括了与健康有关的水质指标135项。

根据这一准则,澳大利亚1996年制定的饮用水标准有248项,加拿大新修改的饮用水标准有139项,美国则是每年都要对饮用水标准进行修订,以确保饮水安全。

在中国,这一标准制订于1985年,翻看这部标准(GB5749-85),各项指标共有35项。如果够仔细,你还能在其中找到“滴滴涕”和“六六六”——作为剧毒农药,它们早在1983年就已经严禁生产和使用。相反的,在当今国际上十分关注的亚硝酸盐、溴酸盐、贾弟鞭毛虫、隐孢子虫等标准,在中国依旧是空白。

1985年之后的20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20年,工业化冲动最强烈、实践也最迅速的20年,同时,也是污染速度最快的20年。新的污染层出不穷,但至少到现在,10年前为法国人所不屑的那个标准,依旧适用于中国人。

有消息说,不出意外的话,到今年9月,有关饮用水新的国家标准即将出台。

标准延续了20年,另一种情况也在延续:制订标准的是卫生部,而管理自来水厂、铺设楼房供水管线的是建设部,两者并不协调。

所以新标准直到现在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推出的日期也存在变数,甚至有可能大大推延。在这之前,它已经被拖延了若干次。

1995年和1997年,卫生部和建设部曾两次组织专家修订原有标准,并上报国家质量监督局,都因“种种原因”被搁置。2000年,卫生部再次组织专家修订饮用水卫生标准,依旧没有结果。

2002年7月,卫生部索性独自发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检测标准共计96条(包括34项常规检测和62项非常规检测)。随后,在2004年,建设部也编制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共计101条。

但这都不是国家标准。两个文件都已经由颁布并实施,但是它们也都强调,在没有新“国标”替代之前,1985年的“国标”依然有效。

“建立标准和实施都存在问题。卫生部有标准、建设部有标准,实施却要靠国家质量监督总局,怎么可能理顺?”胡建英说。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王占生认为,那时北京的水质有可能“与国际接轨”,毕竟为了奥运会,国家会给北京大量投入,而北京的自来水设施基础本来就不错。

“但其他城市如何呢?农村又如何呢?”王占生说,“所以第一步是建立国家标准。标准是一个根本。”

但即使在北京,改造水网的投入,也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陈旧的输水管线本身,就是一个污染源。

有一种说法,在北京某些地区挖自来水管道,甚至挖出了清朝时的输水管件,这一说法虽然夸张。但北京的地下水输送系统确实陈旧,而且缺少更换。

北京最早兴建自来水厂始于1908年,1910年“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座水厂——东直门水厂开始正式向北京城区供水,至今已近百年历史。直到1949年,东直门水厂也还是北京的“独苗”。

那时输送水使用的是铸铁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也曾阶段性使用过水泥石棉管,后来考虑石棉对健康不利,进行过改装。

直到2000年,另一种不合格的水管——镀锌管被建设部勒令“禁止”。在城镇新建住宅中,“禁止使用冷镀锌钢管用于室内给水管道”,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限时禁止使用热镀锌钢管”,推广应用铝塑复合管、交联聚乙烯(PE-X)管等新型管材,“有条件的地方也可推广应用铜管”。

禁令始于2000年6月,但是这之前已经安装的旧有管道,有关部门也无力撤换。在那之前,碳钢管和镀锌钢管,是城市供水管道的主力。

“这些东西没法改动,你要全部换掉,北京就会变成一条有无数口袋的拉链裤。而且每栋楼房都有,埋在墙壁里,是不是要把每栋楼都拆开?”胡建英说。“有人说,进行这项工程的投资,可能要超过我们的GDP。”

所以老管线只能依靠自然淘汰,王占生认为,现阶段可行的方案是追加对水厂的投资,对自来水进行“深度加工”。例如进行臭氧活性炭处理,这样的成本需要每吨水追加投资250-300元。

按照这种设计,像上海这样日需要700-1000万吨水的城市,对自来水厂需增加投资30亿元人民币,“完全可以承受”。

对处在并购“黑盒子”中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长城集团、熊猫电子下属数十家企业来说,8月1日国资委宣布长城集团并入CEC的公告并不是一次事件的终结,而是一轮新的博弈正在开始。因为现在黑盒子上方又出现了新的争夺目标:200亿人民币的贷款。200亿元助力CEC重组的背后,国资委究竟有怎样的改革思路?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官员的说法,国资委处置央企与地方国企之间的并购重组一向是只管“扶上马”,不管“送一程”的。但现在这个惯例发生了改变。

“中央会为重组后的新集团注入20亿到30亿美元,主要用于合并重组过程和重组后的发展做强”,长城集团总部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记者,“思路很简单,就是在外资进来之前,国家最后再拉这些企业一把。”

8月3日,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一位官员告诉本报,国资委并没有自己的预算资金,不可能自己拿出钱来参与企业间的重组。“如果需要新注入资金,也一定是相关企业通过向银行借贷而来的”,他说。

该消息得到了CEC方面匿名高层人士的进一步说明,他说在国家开发银行向合并后的新CEC集团提供200亿人民币左右的政策性低息贷款的过程中,国资委表示出了积极的态度。这位人士没有进一步确认200亿资金的用途和具体分配方案。

8月1日晚,国资委官方网站悄然挂出一份名为《关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等6户企业重组的通报》,这份寥寥数十字的通报宣布: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并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重组后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撤销。但预计中的普天集团和中电科技集团CECT并没有出现在重组通告内,重组后的集团内产业如何整合也并未提及。

在惟一不盈利的长城宽带也于今年三月扭亏为盈之后,长城集团旗下企业现已全线盈利。CEC旗下企业更多,盈利能力偏弱。新投入的200亿资金无论对于他们的发展还是扭亏都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本报记者得知,面对200亿资金的刺激,所有得到消息的二级公司已经纷纷动作起来——去国资委和信产部,政府公关正在成为这些公司眼下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位在中电系下属的二级公司负责政府公关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个月,“老板”给她的主要任务就是邀请国资委或人大常委会尽可能高级别的领导到企业视察。

南京的熊猫电子与厦门的夏新电子都是CEC旗下的手机厂商,但上半年,两家分别陷入了中期亏损和“濒临死亡”的境况。对这两家企业来说,谁能在本次重组中被定位为“优势企业”,就将不但获得新的资金支持,也将获得整合同类业务、反败为胜的机会。同时,这样的机会还可以帮助这两个城市分别实现自身“打造领先的手机制造基地”的长久愿望。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一位官员表示,不同地区相同行业的企业,都希望与同样的央企进行股权合作,因此造成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甚至是地方国资局之间的竞争局面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地方国有企业背后其实代表的是地方政府之间发展本地经济的竞争。但他认为,形成这种竞争并不用担心,只要完全由市场规则解决,由中央企业与他们之间分别的谈判比较,最后决定彼此之间怎样合作就可以解决。

“重组南京的企业也好,重组长城集团也好,这都是出资人的决策,和下面企业没什么关系”,8月3日,CEC总经理杨晓堂说,“重组的出发点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完善产业链,同时把各个企业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这样,使CEC整体的主业更加鲜明,更加突出,增强竞争能力。”

事实上,从2004年年初开始,国资委就一直在推动旗下190多家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兼并重组。按照内部知情人士的说法,其总体的指导方针是排名前50位的企业保持不并,排名后50位的企业划归地方。这种情况下,中间的90多家中等规模的公司成为了重组的重点。CEC、长城集团、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等均在这个范围之列。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一位官员介绍说,改革局成立以来,一直在努力推动中央企业之间的内部整合,主要的方式是“合并同类项”,即将业务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几家企业合并。而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股权置换,则是国资委在去年底的央企负责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2005年要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

之前国资委高层曾表示过对外资和民资并购央企的担忧——大量转让国企股份给外资,会造成国企利润被外资赚取很多,很难留在国内;同时,国内的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实力都不够强,国资委也不放心将央企股份大量转让给民企。因此,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之间的互相持股、股权置换,就成了国资委推进国企股权多元化的一个选择。这样的方式既能打破国企一股独大的局面,实现股权多元化,同时也能减少国资卖给外资与民资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国资委的这位高级官员说,其实自2003年就已经有了好几宗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互相参股持股的案例,今年以来,也有中国诚通与广东佛山等同类的例子。所以,CEC与南京、厦门国资委的合作,是非常符合国资委的意愿。

CEC一位副总经理告诉记者,曾经酝酿过的中电集团和中电科技集团合并的方案是最佳方案,因为中电集团(CEC)和中电科技集团(CECT)的互补性更强,可惜方案最后被否定了。后来选择长城也是国资委的考虑。他说,CEC与熊猫的合作与长城的合并并不具有相同的分量:中电只是通过收购或资产整合控股熊猫,与长城则是深入整合。这位副总经理据此判断,中电与长城的合并很可能只是更大型“航母企业”形成的前奏。

长城集团一位高层人士相信,长城与中电的合并进行之后,下一步可能还要和普天合并。按照国资委将企业规模做大的要求,未来在电子信息领域将形成资产1000亿以上的巨型企业。

如果说,五天前的杜威是带着希望和憧憬离开上海的话,那么,这次的苏格兰之行,无疑让他收获了更多的信心。昨天下午,杜威从出关到上车自始至终都是面带微笑,而这位申花队长对自己的留洋前景也表示了乐观,“我自己觉得这次评估是成功的,至于接下来的事情,可能就是两家俱乐部之间的接触了。”

自从踏上格拉斯哥的土地之后,杜威感受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从当地球迷、媒体的接驾,到俱乐部安排的细心。虽然,整个评估期并不算长,但在格拉斯哥这几天,还是让他感觉比较充实。期间,杜威除了球员和主教练见面之外,并参与球队的训练之外,还和凯尔特人俱乐部的官员进行了会面。“对方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也找过我沟通,这些也让我感觉到了对方在这件事情上的热情。”杜威的信心,除了自身的正常表现之外,还来自于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即凯尔特人队主教练斯特拉坎。

谈话间,杜威也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是有关他和斯特拉坎本人的,事情是发生在杜威去凯尔特人队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3日。前一天晚上,杜威在球场观看了凯尔特人队与斯洛伐克球队的冠军杯资格赛第二回合。尽管以4比0大胜,但凯尔特人队还是因为客场失球太多,惨遭淘汰。那场比赛,也是杜威唯一一次近距离观看凯尔特人队的比赛,整个过程也给杜威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球队遭到淘汰的情况下,杜威并没有想到斯特拉坎会来主动找他,而且还是在单独的情况下。

当天上午,杜威照例在球队进行了训练。因为当天下午就要离开格拉斯哥去伦敦,主教练斯特拉坎特地趁着杜威中午在基地吃完午饭之后,找到他并与他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看了你这几天的训练和分组对抗,我能够看出你的实力和潜力。毫无疑问,你还没有表现出你百分之百的能力,但已有的这些已经足够让我们感到兴奋。”来凯尔特人队的第一天,斯特拉坎在场边看了杜威的训练以及他后来参加分组对抗的情况。这事实上也是斯特拉坎近距离了解杜威实力及状态的一次机会。在与杜威本人及其经纪人的单独对话中,斯特拉坎肯定了杜威作为中后卫的实力,尤其对他的防守意识和弹跳能力赞赏有加。事实上,斯特拉坎的这番举动,给了杜威很大的鼓励,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这次出去,收获还是很多的。至少在对方俱乐部评估我的能力的问题上,我觉得我的信心是更足了。”杜威这样表示。而有关转会的另一大不确定因素,即劳工证的问题,目前尚没有进展。相关人士表示,劳工证的问题,只有等两家俱乐部接头和议之后才谈得上。

“我们的不同客户都在问:中国制造业有多厉害?只在美国有生产的客户,想多了解他们的竞争对手,想知道为甚么中国产品会这样便宜?他们人工成本多少?研究发展的成本多少?另一些客户则很想知道现在到中国设生产线、由中国外包服务或者在中国采购零部件,与其它新兴市场相比,会否更有商机?”均富会计师行合伙人林鸿恩说,其母公司均富国际美国成员刚出版的《中国视野》研究报告,为这些问题交了答卷。

报告显示,中国厂商视品质及创新为策略重点,低成本只排第四位。该研究将中国厂商及美国厂商作出比较,报告反映中国厂商以品质为上,同时在多个世界级营运标准中,领先美国厂商。

《中国视野》由均富国际美国成员所出版,并由美国ManufacturingPerformanceInstituteMPI及IndustryWeek杂志进行调查,分别对406间拥有ISO9001证书的中国厂商及681间美国厂商的生产质素做分析及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73%的中国受访厂商将高品质视为市场的首要策略,而美国则只有70%的厂商将高质素放在首位,略低于中国。美国厂商将服务及支持放在第二位53%,而中国厂商则将创新排于第二位54%。

林鸿恩接受本报专访时提醒说,在中国调查的这406间拥有ISO9001证书的厂商,可以说是中国厂商中最优质的部分,所以相信结果会优于全体中国厂商的平均数,报告选择拥有ISO9001证书的厂商作为调查对象,目的是选取外向出口型的厂商,这正是与美国厂商直接竞争的部分,也是均富的客户最想知道的部分。

是次调查的美国企业中,69%为私营企业,31%为国营企业;中国受访企业中,则有41%为民营企业、25%为合资企业、25%为国有企业、9%为外商独资企业。

林鸿恩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及合资企业发展远较美国为晚,所以受访企业的平均历史较短,受访中国企业历史少于10年的占总数54%,历史少于10年的美国受访企业只占9%,这也是中国企业投入在设备更新、员工培训、研究及开发部分较美国企业为多的部分原因。

“研究结果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工资,中国的工资之低,实在令人吃惊。受访中国厂商给予每名工人每月工资的中位数是121美元(超时工作除外),比美国厂商所给予每月2160美元的工资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人工成本是制造业成本很重要的一环,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如此大,不管人民币升值多少,都不足以拉近距离,所以美国有些厂商以为人民币升值便会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一些美国企业一直不相信中国的成本真是这么便宜,选择相信中国政府对企业有各式各样的补贴,所以提出反倾销投诉,这个调查可能令他们改观。”

在员工训练方面,超过一半53%中国厂商会为员工提供每年超过20小时的培训,相比于美国只有35%的厂商为员工提供此规模的培训来说,已是较为优胜。当中有27%的中国厂商每年为员工提供超过40小时培训,美国则只得11%。

林鸿恩说,由于被访的中国厂商全部都是ISO厂商,而ISO要求每一位员工均须在教育或经验上拥有处理文件的能力。再者,中国制造业发展蓬勃,促使厂商需要提供基本训练予一些原本非技术型员工,如农村工作者,以助其转移到工业区工作。

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厂商并非只满足于低成本的优势,正积极在多个营运层面,提升本身的竞争力。

中国厂商以营业额投资作资本设备的百分率中位数是20%,较美国厂商以中位数字3%的投资为高。林鸿恩说,这一方面因为受访企业历史较短,并处于增长期,故会动用更多资源购置新颖及先进的器材,反观美国企业大部分已进入稳定期,器材设备又未到更新期,新的定单趋势又不明朗,故这方面的投资较少。

另一方面,中国厂商以营业额投资在信息科技的百份率比较中,中位数字是5%,美国厂商则只有1.4%。这也是中国厂商注重品质及创新的证明之一。

此项调查同时亦指出自中国加入世贸、内地工业愈趋融合,加上社会和经济上的改革,令中国厂商于国际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林鸿恩总结:“一方面低成本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另方面中国厂商热切追求西方的生产标准及技术,中国制造业不难夺取世界工业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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