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建议放弃对台湾安全承诺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2 02:33:41

与此同时,公司10年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9.5%,总资产规模从4亿多元上升到100多亿元。“国际化”是令中集人非常骄傲的资本。中集董事长李建红曾特别强调,中集的竞争能力,和它的国际化的客户关系,国际化的合资生产系统,国际化的技术、服务、供应系统,和国际化的成本管理系统都有关系。

“像中集这样的海外型企业,股票在资本市场被低估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本土市场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裁孟凡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在多年从事跨国企业管理咨询的孟凡辰看来,当国际化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其本土市场的规模对于它后续的发展往往会形6成某种“瓶颈”。“像诺基亚或爱立信这样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做到海外市场份额远远高出本土市场,它们的股票在市场上都被视为高风险股票,总市值也处于长期徘徊或下降的趋势。”

孟凡辰还以西门子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它没有欧洲本土的市场,那它的全球扩张就没有根据地。你的全球销量里要有40%到60%来自本土市场,这是优秀跨国公司的一个共同特征。”

本土市场的价值,在于它能保证一个相当比例的“基础份额”不会因全球市场的不可控因素而出现重大波动,从而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际上,这一点已被某些富于远见的企业战略学者所注意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马歇尔#zhPoint#迈尔教授在接受中集内部人士访问时就曾坦率地指出:“许多中国企业太专注于出口。而绝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内基地,这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太大了。当大量的国外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市场以后,你怎么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呢?”

而对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本土依托”,先行一步的台湾企业可能感触更深。原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分析台湾IT公司为什么最终未能顺利从代工型企业转化成“全球品牌”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台湾的本土市场太小”。而这一“太小”的本土市场最终未能支撑起全球品牌所需要的“长期信誉”,而长期信誉则是包括市场行销能力、服务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一系列实力的综合体现。

长江商学院的曾鸣教授则指出,巨大的本土市场是中国企业相对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来说“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对于这一优势的忽略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巨大损失。

尽管对于中集的“外销型”市场结构的判断并无异议,但华夏证券的资深研究员郑贤玲却坚持认为,中集股价的低估,来自于另一种市场误解。

在长期对中集集团进行追踪研究的郑贤玲博士眼里,中集的产品结构使它注定了从诞生那天就只能是“国际化企业”。

集装箱产品以及它所服务的海运业务,从一开始就没有传统制造业所习惯的“本土市场”,而是以全球市场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郑贤玲指出,从中集集团诞生至今,中国的内河运输及其他运输方式中,集装箱的使用量都很不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中集以本土市场为主,不符合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而对于孟凡辰强调的“基础份额”,郑贤玲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当年中远成为中集股东时,除了投资之外,也带来了中集最需要的基础业务。中远虽然是一家海外注册的企业,但从它的股东结构来看,又何尝不可以看做国内企业呢?”

在郑贤玲看来,中集在资本市场上的尴尬处境,更多的来自行业研究人士的一个普遍误解:

“大家都认为集装箱市场已经成熟,市场总量不会再有重大突破。但在中集内部,‘集装箱’这一概念本身还包含着许多可供拓展的延伸市场。比如它近年进入的半挂车市场,还有未来可能进入的火车集装箱市场,都是集装箱概念的延伸——比起海运集装箱市场来,它们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

郑贤玲认为,中集的优势在于它能在一个领域(集装箱)做精做大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市场边界,把别人眼中已经“定型”的蛋糕做大。“我认为这一优势还将在未来的竞争中继续体现出来。”

对于这市场的普遍误解,郑贤玲举出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前一段关于中集裁员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但中集实际上多年以来就在实施这种按淡旺季调整用工数量的措施,实际上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有利的竞争手段,却被市场误解成了‘利空’。”

对于中集这一“特例”,身在瑞士日内瓦的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官员荣民也有不同看法。他在回复记者的电邮采访时强调,“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依托还是中国的消费市场,所以核心仍是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并且只有掌握中国的消费市场才可能作为跨国并购或者投资的一个有利基础因素。”就中集的个案而言,荣民认为,集装箱产品本身仍属于低级加工产品,而且其消费者是运输公司这样的企业客户。“只有下游的运输产业发达了,才能刺激自己的集装箱产业的持续发展。”

而对于中集发展专用车的战略,荣民指出,“这恰恰证明我国陆路集装箱运输的不发达,也说明了培育下游产业的重要性。”而与有着成熟市场的集装箱产业不同,中集在培育产业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的责任。

实际上,就在“做大”的过程里,中集管理层已经意识到了“本土市场”的重要性,并在内部讨论中提出:“对于集装箱业务来说,中集的产品是几乎百分百地出口,随着道路运输车辆业务的拓展,中集将逐渐趋向于市场上的内外兼修和互动。”

尽管有着产业结构的独特性,但从宏观领域而言,中集集团在发展中所出现的这一“中国盲点”其实并非中集所独有,而是与整个国家的产业和经贸结构息息相关。

据有关报道,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的排位升至第三。在此期间,我国外贸依存度也经历了一个迅速上升时期;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伴随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攀升,外贸依存度估计可能达到70%的程度。

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的背后,是中国“世界工厂”的形象日益凸显:国际贸易磨擦不断加剧,反倾销调查与争端愈演愈烈,对进口资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日渐增加……“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甚至连‘世界工厂’都不是,只是一个加工车间。”深谙国际贸易“底牌”的荣民这么说的理由在于,目前的大多数国内企业,只能完成产品加工的某一个环节,赚取低廉的加工费用,甚至还谈不上“工厂”经营的规模效应和环节连锁效应。

就中集而言,尽管已经在集装箱制造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不能忽略的是,集装箱本身仍然只是运输领域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强大的下游海、陆运产业支持,集装箱制造自身也只能是“随波逐流”。

而这一点也从市场对于“世界船运周期拐点”出现后,对中集的业绩预期大幅下调的评价中得到了部分证实。

与此同时,目光过于集中在“世界市场”的众多加工制造企业,似乎忽略了中国本土这一正在崛起的全球最大的独立市场。在这一点上,某些目光敏锐的海外企业已经走到了中国企业的前面。

中集在专用车方面最大的海外合作伙伴、瑞典的沃尔沃集团不久前作出一项惊人的决定:将集团的国际区总部从瑞典迁到中国,成为一间地道的“中国公司”。

面对这些“中国化”的强大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制造企业如何摆脱忽视本土技术与本土市场的“引进依赖”,建立起强大而有深度的市场产业链体系。荣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思考。“如果只限于低层次的简单加工,中国不但无法挤入世界工厂的行列,甚至会在下一阶段输给东南亚一些国家。”

6月24日,为期两天的“2005商业智能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议承办方中科院研究生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曾力邀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参会并演讲。徐此前正是该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之一。

但直至闭幕当天,徐放鸣也未能现身会场。会务组一位人士介绍,会议期间他们已收到徐放鸣“因公”不能赴会的通知。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即6月28日,北京某媒体发布消息称,徐放鸣“因涉嫌受贿被刑拘”。

记者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获悉,徐放鸣被执行刑事拘留的时间应在6月24日前后。其后的7月1日,检方签发并下达了对徐放鸣的批捕令。

权威消息渠道向记者证实,徐放鸣涉嫌经济犯罪问题与农发行租赁案有关。去年6月,农发行两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因该案同时落马,而徐放鸣涉案原因之一是收取贿赂,行贿者以赞助其在英国读书的女儿为由将钱划至徐放鸣名下。

“事情来得太突然,6月份我们还在办公室见过徐司长。”7月初,徐放鸣的一位下属告诉记者。

在财政部官方网站上,至今仍能查阅有关徐放鸣参加活动的消息,最迟一篇是2005年4月7日,但内容则是徐放鸣一年前参加财政部副处级干部培训。

有关徐放鸣案发可追溯的最早消息来自一则网友留言,这一匿名留言称,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因农发行租赁案被“双规”。

6月14日,北京某报发表消息《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案侦查结束》。

此案缘于2003年的“审计风暴”。当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2002年度审计报告提到:1996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一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农发行时任领导涉嫌重大经济犯罪(见本报1月31日核心报道《两任副行长落马与农发行9.2亿租赁黑洞》)。

这正是广受媒体关注的农发行租赁案。而在2004年6月,审计署在审计报告中重提了农发行租赁案。该月,胡楚寿、于大路几乎同时被“双规”,同年9月间,两人均被检方批捕。

由于该案早已公开,6月14日的这则报道并未引起震动。但在6月21日,挂于网易新闻频道的这则消息下方,出现了上述网友留言。

前述报道的作者正是在发现这一留言后,经多方求证于6月28日发表了关于徐放鸣被刑拘的消息。

财政部金融司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徐放鸣应在6月21日至24日间被刑事拘留,他否认徐被“双规”一说。

一个细节是,6月27日,周一,在财政部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发言中以徐鸣放案为例专门谈及该部的廉政工作。自此之后,有关徐鸣放案发的消息方从财政部内部传开。

接近中纪委二室专案组的人士称,6月中旬的一天,中纪委高层在内部会议专门表扬了二室专案组在两起案件中的表现,其中一起正是徐放鸣所涉农发行租赁案。

中纪委二室对口的部委包括财政部、证监会等金融机构。去年6月,正是由该室专案组对胡、于两人实施“双规”。

检察系统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按惯例,徐放鸣这类中组部直管干部会经过中纪委“双规”程序,但徐放鸣由北京市检方直接采取强制手段,可见已掌握其部分犯罪事实。

来自北京市检方的消息,自去年9月起接手并调查农发行租赁案后,北京市反贪机关发现了徐放鸣涉嫌受贿的线索,后由北京反贪局侦查一处成立专案组,就线索展开秘密侦查。而此过程中,中纪委二室与北京市反贪局曾多次就此案沟通。

在经历了2003年和2004年两次审计风暴的点名曝光后,农发行租赁案涉案人员方受到查处,“这次对徐放鸣的刑拘特意赶在了今年审计风暴之前执行,如果第三次被点名就不好看了。”北京市检方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其工资决定、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

现年47岁的徐放鸣,上海人,1982年自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分配进了财政部。

其同事介绍,徐放鸣入职财政部时,仅为一名普通的科员,后任财政部综合司工资处处长。

曾与徐放鸣共事过的一位财政部官员回忆,20年前徐放鸣刚进财政部时,给人印象极好,“在人才济济的财政部也算表现突出。”

财政部综合司彩票处一位官员则认为,徐放鸣受到赏识主要与其所学专业有关。据他介绍,徐是上海财经学院“文革”后复校初期第一批毕业生,当时全国范围都面临金融人才的断档现象。“所以即使在财政部,徐放鸣这种专业金融类本科生已是相当抢手了。”此人曾在综合司与徐放鸣共事多年。

大约20世纪90年代初,徐放鸣从综合司转至商贸金融司,担任该司核心处室的负责人。这被视为徐放鸣仕途的最重要转折点。

1994年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办发(1994)31号”文件,公布财政部之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文件对商贸金融司的主要职能框定为:制订国家与金融、保险业等企业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分配政策、财务制度和管理办法,管理有关专项资金和补助经费,加强对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和宏观监督,等等。

徐晋职不久,即赶上农发行开始组建。1994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国发(1994)25号”文件,宣布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文件规定,农发行最初的业务范围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即承担固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同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当时尚未组建的农发行接收。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其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而详知内情者称,徐放鸣甚至参与了农发行的组建及政策制订。

农发行成立之时,国务院某高层领导曾针对农发行提了“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要完全以服务农业、农村经济为出发点。除此,另有人士提出农发行“不要设分支机构,以避免风险”。

但此初衷在农发行成立不久即已背离,其中几乎与农发行同时成立的美禾电子公司,为日后农发行租赁案的发生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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