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名大一女生跳楼身亡 高中时曾遭偷拍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5:50:00

间接投资中,购买房地产开发企业债券一项,根据《2004年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字,上海市全部企业通过债券融资,2003年只有59亿多,2004年为零。既然还轮不到房地产企业发行债券,境外资金也就无计可施。包销方式倒是比较常见的方式。目前有很多外资中介机构在沪京两地市场,其中主要是港台中介,比较著名的有戴德梁行、中原、仲量联行等,主要从事高端一手二手房以及商业物业的租售业务,也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等业务。包销时,房价一般由开发商制定,他们收取固定的佣金,或者开发商提出一个底价,底价以上的收益双方分成,后者有可能鼓励中介卖高价,对拉动房价会有影响。如果我们确定房价是因为炒卖抬高的,那么主要问题应该在炒家身上,如果没有炒家陆续进场,中介想卖高价是很难的,而且这些中介在内地市场已有很多年。

《2004年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外资银行在上海本外币贷款中的分量正在加重,已占2004年末上海本外币贷款额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也比中资银行高出44个百分点,其中有多少是贷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央行报告也没提供具体的数据。相比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对贷款审查要严格得多。但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与中资银行并无二致,如果中资银行更多担心金融风险的话,外资银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像房价高涨板子不能打在中资银行身上一样,同样外资银行也不应该受指责。

境外非居民结汇购买房产,不知非居民指的是境外机构还是不在国内居住的个人,如果是后者,《2004年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字是外地和境外人士在上海房地产市场已占购买人群的约20%,其中大多数应该是外地人,2004年1月-11月境外人士用于购房的资金约70亿,这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按照每平方米单价1万元计算,70亿购房资金仅能购买7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尚不及16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中远两湾城”规模的一半,只能在上海市场翻点小浪花。

由于外汇管制,外资进中国,渠道是有限的,主要包括贸易、直接投资、间接投资、QFII、个人结汇等几种方式。只有个人项下进外汇基本上是敞开的,上千万美元都可以进来。直到今年年初,100万美元以上才规定要到北京审批。但换汇还是有限制的(每次只能换相当于1万美元的外汇)。涉嫌炒房的只有非居民个人结汇一项,如果是通过正常结汇进来的,外汇局应该有数字,但其中有多少投到了炒卖住宅上,就不得而知了。上海提供的数字也不知是从何而来的。境外热钱有没有可能通过个人方式大规模进来呢?业内人士基本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央行报告只提供了境外资金中投资和参股的数据,虽说没有提供数据来源,但应该是有依据的。投资与参股,只要查一下工商局的企业注册登记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其它途径的外资,央行并未提供具体数字,也很难提供这样的数据。

热钱很难搞清它的来龙去脉,但要搞清有多少境外资金在上海、北京买房还是有办法的。虽说内外销已合并,但通过查询产权登记情况,应该可以非常方便地查清有多少房子落在外籍人士名下,再核算一下这些房子的价格,应该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数据。但相关部门懒得去查,或者查了也没公布出来。

在人民币升值前,应该说外来热钱并不多,房价高涨很大程度上还是国内投机者做大的。但海外热钱赌人民币升值的说法很流行,这种说法其实也没多少根据。央行的报告把受房价快速上涨影响放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前面是有道理的,因为机构投资者一般都有非常严密的组织和投资程序。投资非常慎重,决策过程较长,而且有数据表明,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基金年平均收益率为6.7%,日本、新加坡为4%,人民币升值前市场普遍猜测升值幅度在6%左右,这对外国基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相反房价快速上涨的吸引力要大得多,尽管如此,境外资金进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是非常谨慎的。

但人民币升值后,境外资金的来华步伐明显加快了。这是为什么?是赌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更重要的是,是赌商业物业的升值潜力。因为商业物业是纯粹的收益性物业,中国的商用物业刚刚起步,而国内开发商实力有限,无法通过长期持有获得稳定的收益,经营模式更是谈不上。同时,经历了此轮房地产宏观调控,房地产的证券化进程已是箭在弦上,而这正是外国房地产基金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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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针对中美第三轮纺织品贸易谈判问题,中国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谈判代表李月印直言:“这轮谈判的气候更加恶化了。”

李月印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由于此前中欧双方已达成纺织品贸易问题协议,美方已经非常明白中方的谈判筹码与底线,美国很可能会参考当初中欧谈判的方案。“谈判的底线让对方知道了,谈判的气氛可能不利于中方,按常规,美方肯定还会在底线上进一步压低中方的条件。”

据媒体报道,在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首日磋商结束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判代表DAVIDSPOONER称,双方谈判取得了进展,但离达成协议还有很大距离。

尽管李月印表示整个谈判氛围不利于中方,但他还是乐观地称,此次谈判之前,也出现不少有利于中方的客观条件,例如,因美设限而损失较大的美国纺织品进口商强烈反对继续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此外,由于中国纺织品出口减少,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棉花也随之减少,这也损害了美国棉花商的利益。

李月印指出,中欧双方达成的协议本身也还有不少方面不利于中方,特别是年出口增长率依然过低,不符中国纺织企业出口的需求,在此次谈判中,中方不应该参照这个方案,更不要屈从于美方的压力,要在谈判桌上坚持己见。“按我看,中方与美方磋商的底线应该定在目前中国纺织服装出口的自然年增长率上。”

同时,李月印表示,此番谈判尽管是在人民币升值不久后展开的,但双方均不会将此作为谈判的筹码,最多只会作为将来贸易发展的一个考虑因素。

据了解,这次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选择在美国的旧金山,于当地时间8月16日开始,美方派出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判代表DAVIDSPOONER领衔的9人小组,而中方派出了由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等组成的13人代表团。

午后开盘能量有所萎缩,在上午的交易过程中沪市成交了118亿元,按照这个能量同比推算,全天能量将超过230亿元,显然这个能量水平必然引发指数的大幅振荡。下午能量的萎缩将有利于减小波动幅度,收敛市场震幅。从盘面的情况来看,大盘股和蓝筹股群体依然行走是疲弱,部分个股甚至出现机构的减仓动作。显然到目前为止基金仍对后市没有信心,这从基金重仓股的表现上可以看到。基金重仓股掌握着最大的指数权重,这个群体不能持续走强对大盘的中线上涨是不利的。在低价股已经轮番上涨了一遍之后,给蓝筹股腾出了一定的上升空间,后市的关键就是看这些蓝筹股能不能出现较大的升幅。这是指数继续上涨的重要条件。从蓝筹股股本的情况来看,它们始终是市场中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品种,它们的股价在一价值衡量的整个股价体系中是最低。但现在上涨的恰恰是那些估值最高的品种,显然对于大盘和蓝筹股本身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是决定大方向的时候。

昨日重点提出G股板块经过连续下跌后必然出现反弹。从中线来和宏观角度来看大盘后市能否继续上行,将取决于G股板块的动向。G股板块是本论行情中走势最弱的板块。到昨日为止,已经上市交易的G股中只有4家个股在上市当日买进的投资者可以不亏。其它所有品种只要在上市当日买进全部亏损。显然该板块的走弱的市场未来发展是有巨大的影响。目前市场的“寻宝”行情,基点在于该股之后个股可以有较大的上涨,所以,基于这个预期,市场提前对还有进行股改的品种进行炒作。假如最终的现实是股改之后的个股均大幅下跌,那么市场的预期炒作就完全失败。所以,G股板块后市能不能上涨将直接决定市场的中线趋势。今日该板块整体上涨,率先涨停的是板块中的小盘股G宏盛(资讯行情论坛)。所以短线该板块的上升力度好不大,建议继续关注。

航空板块今日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与汽车板块的上涨一样,该板块也是近期走势较弱的群体。在大盘指数接近千二之后,板块开始出现补涨。由于该板块中的个股都是低价股,所以一旦开始上涨能引发较大的市场跟风盘,上升的力度明显较强。考虑到该板块中个股的流通盘巨大,所以本质上该板块的上升幅度不能与近期活跃的小盘低价股相比,在股价上升10%以后,继续追涨没有必要。作为补涨板块来说,该板块后市仍有一定空间,但走势会较多反复。投资者在介入该板块时要与小盘股的飚升行情区别对待。可以在回落调整时买进,急速拉升时抛出。

万科(资讯行情论坛)(000002)短线反弹不宜盲目参与:该股为深圳本地概念的地产类个股品种。从该股的技术走势上分析,短线在量能的推动下将股价持续推高,而在阶段高点出现了放量回落整理的局面,而短线两个交易日该股在相对的低点出现了一定的企稳迹象,但是不会就此立即展开快速上涨的局面,短线依然有震荡的要求,而在之中的上涨过程中依然不排除会有主力借高继续出场的效益,建议投资者短线不宜盲目参与。

无论通缩是真是假,内需疲软已经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失去平衡和自主性的危机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私下里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感慨。当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出来后,市场还没有来得及欣慰经济退烧,易纲描述的这种“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忐忑不安情绪,就强烈地让官产学界感受到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如履薄冰。

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步回落,4、5、6月的CPI同比涨幅分别为1.8%、1.8%和1.6%,环比分别下降0.3%、0.2%和0.8%。

这样一份数据,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看来,隐含着许多复杂的矛盾:“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和“新情况”,集中表现在四个难以捉摸上:物价去年上涨一度超过了5%,但今年却一路下滑;下半年出口形势难以预测,理论上汇率调整2%,对整个国民经济一年内的影响大约在0.5个百分点,但实际情况谁也说不好;上半年投资增长速度慢了下来,从走势上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未来投资反弹或下滑仍拿不准;粮价更是扑朔迷离,夏粮丰收,秋粮丰收也将呈定局,粮食价格继续下降,农民增收将成为难题。

与此同时,令中国经济困扰的“老问题”依旧。曹玉书坦言:“截至目前,煤电油运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过度扩张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产能过快扩张的后果继续显现……”

这已经反映到了具体的行业运行和企业效益上。8月2日举行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议上,常务副会长罗冰生首次表态,“钢铁生产的总体产能已经由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转向产能过剩。”据称,目前的产能过剩正是导致最近几个月国内钢价持续下跌、出口大增、部分企业面临亏损的根本原因。

7月27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公开指出,上半年中国亏损企业总亏损额达1075亿元,同比上升59.3%,为1999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了22.5个百分点。他认为,今年以来,中国主要工业行业持续两年利润全面增长的格局被打破,许多行业建设项目相继投产,产能增长很快,在需求趋缓的情况下,供大于求的矛盾逐步显现,市场竞争加剧,加上燃料价格居高不下,因此行业效益明显回落。

尤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引擎——珠三角与长三角,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了严重的大幅下滑。上半年上海市GDP同比增长10.3%,增幅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回落6.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同比回落10.8个百分点;广东省GDP同比增长12.6%,增幅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回落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2%,同比回落9.7个百分点。

由此,对宏观经济趋于通货紧缩的怀疑,开始在市场掀起了一场分贝越来越大的议论。其中,7月30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北大万众楼召开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尤为引人注目。会议上,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四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或重或浅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提出了通缩警告。会议甚酣时,易纲悄悄走了进来,静静地听取了这场“通缩”报告会。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学者和经济官员对“通缩预报”持反对意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来自德高望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研究员和位高权重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

张卓元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在高位运行,全年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下半年出现通缩的可能性不大。他认为,从投资、消费、出口和工业生产等主要指标看,5、6月份没有出现明显下滑趋势,油价、房价、工业品的价格涨幅还不小,CPI上半年是2.3%,这些都不能支持下半年通货紧缩要来临的论断。

吴晓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政策实践指出:“虽然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央的调控下增幅有所减缓,但是这种投资的减缓并不是说明我们经济马上要冷了,要走向通缩了。”她认为,尽管1-6月份投资增幅是27.1%,但6月当月的投资增幅高于前几个月而达到28.8%,是一个增长态势,“而就贷款而言,尽管上半年达到了我们预计要放款的规模,但是前5个月放款比较低,6月份比去年6月份多放款1800多亿,增量仅次于2003年”。

吴晓灵认为,这两个数据可以说明,资金上和内在动力上都是有反弹基础的,加上外部的需求也没有更多的变化,因而经济还存在着上行的动力。

对此,林毅夫也引用数据坚持认为,中国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初很可能会再度出现通货紧缩,“中国1998-2002年物价指数持续下降,产生了通货紧缩,虽然2003-2004年物价指数有所回升,但只是一个表象,通货紧缩背后原因并未消除。”

他特别指出,构成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16大类商品中,有10类价格指数自1998年至今持续下降,只有4类在2003年上涨了,包括金银珠宝、印刷品、食品和燃料。2004年价格上涨商品增加了饮料和建材两类。但随着农产品产量连续两年增加和投资增长的降低,作为价格上涨主力因素的食品、燃料和建材价格将会下降,进而在今年下半年第4季度到明年带动价格指数下降甚至出现负数,即出现通货紧缩。

袁钢明则明确指出,目前的价格水平已经落入通货紧缩警戒区,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大幅度下落,从3月的3.9%下降到6月的1.6%。“这种价格下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他说,年初的预测还是4%,现在已经在2%以下,这个变化一定会对经济态势造成损伤性影响。

他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最近几个月消费价格指数的下落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落造成的,“粮食、食品价格涨落支配了消费价格总指数变动”,也就是说,如果排除粮价因素,至少从CPI呈现出的当前经济景象仍是1998年以来通缩的继续。

尽管“防冷派”和“防热派”交锋激烈,但如果仔细领会其观点背后的含义,会发现他们争辩最终,结论都落在了“内需不振”这个共同的担忧之下。

3个月前还乐观提出总需求U形反转的宋国青坦言,现在自己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2004年5-8月宏观调控力度过大的“百日调控周年效应”所导致的“国内实际投资增长接近于零”,使得中国经济内需不振现象越来越“抢眼”。

他分析说,今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长率为14.7%,实际增长9.5%,但去年上半年是贸易逆差68.2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则是贸易顺差398.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0%上升为4.8%。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仅为3.5%。

所以,宋国青个人倾向于认为实际投资的增长率接近于零,他甚至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国内投资增长率接近于20%,加之消费的影响(10%左右),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

因此,宋国青真正担心的不是通缩,而是宏观经济政策引导下的总需求问题。“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他指出,“总需求宁强勿弱。”

林毅夫也把形成通缩趋势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前一轮投资过热,生产能力比需求增加快,形成过剩生产能力,造成价格下降,其中没有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增长基本没变。”

吴晓灵在坚持“中国经济不会冷”的同时,也同意应尽快启动需求:“中国必须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她介绍,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总值占GDP的70%,其中出口达到40%以上,这说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她警告说:“这样的一种发展格局就引发了很多贸易摩擦。应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用内需来带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事实上,内需不振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内需短期难以启动的前提下,逐渐转移向大进大出的国际市场。这种投入和产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随着出口的大幅增长越来越强烈,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动力也更多倾斜于出口,国内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则相对越来越弱化,最终形成了内外经济的不均衡。现在,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越来越畸形,2005年1-6月,外贸对GDP的带动达到40%以上,其中一季度还高达56%。同时,低估的汇率实际上是把非贸易部门的资源廉价转移到贸易部门,使贸易部门极度扩张,导致对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

无论是“紧缩”威胁,还是内需不振痼疾或发展模式困境,中央领导已经有了高度警觉。在7月下旬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提出,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推动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积极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国际贸易的基本平衡”。

为了实现这些转变,央行近期开始有针对性地对银根进行一定程度的放松,货币供应及贷款增长快速下滑已有缓解迹象。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5.7%,比上年末和今年5月末各高1个百分点,冲破了全年15%的调控目标。人民币贷款上半年新增1.45万亿,已完成全年信贷目标的58%。这表明,央行已经开始微调经济运行。甚至曾经作为重点治理对象的上海地产,近日从央行上海分行也传出了“继续支持上海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声音。

在缓解紧缩威胁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拉动内需?吴晓灵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快当前的政策引导工作。首先,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由于很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正制约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因而要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这样才能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加大消费支出。

同时,她强调要加大劳动力成本。她指出,现在中国劳动力是“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结果以牺牲国内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使世界享受了中国低价劳动力的好处,却没有得来好评,反而增加了贸易摩擦。她强调,应切实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待遇。“也许有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去后出口会减少,但是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了,会增加在国内的消费,同样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开出的“药方”是加快农村建设,启动农村需求,他指出,收入和基础设施两个因素限制了农村消费,因此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投资一些与生活、商业流通、文化有关的基础设施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这会带来三方面的好处:启动农村已有的购买力,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差距。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即走向世界的问题,在人民币改革开始起步之后,除了中国官方表明了期望的态度之外,已有国外知名学者对此给予关注。

近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杰夫发表文章称:“未来,如果全球只剩下三到四种主要货币,那么人民币将是其中之一。人民币有资格成为与美元、欧元比肩的世界级货币。”他说:“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在全球地位的持续上升,人民币将成为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罗杰夫教授还对人民币改变盯住单一美元的措施颇为赞许。他认为,人民币升值2%或更多,都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轨迹。中国央行近年来在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能力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实现低通胀,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和坚挺。

显然,罗杰夫教授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有充足信心,并因此坚信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局面。如果按罗杰夫教授的逻辑推断下去,一个保持高速、稳定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显著,国际贸易权重不断增大的国家的货币在未来成为世界货币,的确是有很大可能的。

当然,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学者也不少,其中有国内学者,他们提出如下怀疑理由:

首先,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至少应该是一种储备货币,而要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选择储备的币种,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社会必须稳健发展,保持连续多年不低于7%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不能经常出现重大的、信息不透明的波动。但是现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因素不断增加,如能源和资源的硬约束,各项内部改革困难重重,国际贸易争端层出不穷,在这种前景难确定的情况下,实在令人难以设想人民币能成为世界货币。

世界货币必须是一种稳健的货币,而货币的稳健,必然与经济体的运行稳健、社会的稳定紧密相关。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果在未来10至20年内,这种不确定性持续存在,试问谁敢把人民币当成本国的储备货币呢?如果无法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那么所谓的“世界货币”也只能成为空话。

其次,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该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对全球金融市场调控能力的考核过程,在此期间,中国的央行必须表现出出色的调控能力,这种调控能力不仅仅是对内的,同时也是对外的。很显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对于一个刚刚在解决汇率形成机制问题的央行,对于一个尚未实现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央行,寄予厚望还有待观察。只有在顺利解决这些问题之后,那么才可以说,中国的央行行长已经慢慢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最后,反对者还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成为世界货币是需要历史的。从历史角度上看,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往往表面上是经济强大的一种结果,其实不只在经济,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在全球得到认可。我们的问题是: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缓慢扩散的过程中,已经遭遇不少国际挑战。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世界在出现许多不利于中国成长的争端,如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争夺方兴未艾;贸易冲突政治化;商界在欧洲和俄罗斯的正当权益受损等等。所以,表面上的货币金融问题,其内在实际充满着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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