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姚明受伤并无大碍 麦蒂背伤复发回休息室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5:22:13

2005年上半年,包道格离职的消息就频繁见诸岛内媒体。2005年7月,包道格任期届满3年,但因继任人选未定,包道格向美国国务卿赖斯表达续任半年的意愿。台“外交部”高层透露,去年11月美就透过非正式管道将包道格即将离职的时间告诉台湾当局。

台湾媒体猜测,接任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人选可能是美前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杨苏棣。

杨苏棣幼年时随家人在台湾的高雄市居住过2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80年考进美国国务院,先后处理过俄罗斯、中亚、南亚等区域事务,曾在北京、莫斯科和台北等地工作,为职业外交官。1998年至2001年,杨苏棣任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据说与台湾当局关系不错,离任前曾被陈水扁授予大绶景星勋章,创下台美“断交”后台“总统”授勋章给现任美在台协会官员的先例。2001年到2003年间,他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孟加拉国办公室和中国及蒙古事务办公室出任主任之职,可以说对中亚和南亚地区事务了如指掌。2003年4月,杨苏棣被任命为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

在杨苏棣的职业生涯中,曾两度引起媒体关注。一是2005年三四月份,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颜色革命”,时任美国驻吉大使的他立刻成为关注的焦点,频繁接受各国媒体采访。

中亚新闻社撰文分析说,美国大使在“颜色革命”中充当的真实角色是“战地指挥官”,在“前线”实施“演变”的计划。

去年5月,杨苏棣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媒体曾一度盛传他将接替包道格,肩负起改善美台关系的重任。当时有媒体评论,杨苏棣之所以能成为内定的人选,就是因为美国务院认为他能够更好地掌握台当局,使其配合美国的政策。

美在台协会是美台沟通的重要管道之一,名义上是“非营利性团体”,实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官方机构。美国媒体称,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是美国政府驻台湾的最高代表。现在,被视为“亲中”的包道格离任,可能由搞“颜色革命”有功的杨苏棣接任,将对美台互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专家分析指出,第一,美在台协会今后可能加大与民进党的沟通力度,更清晰把握陈水扁当局政策走向。第二,在美国台海政策与陈水扁当局“外交政策”的动态平衡中,美在台协会有望起到更加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杨苏棣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唯美国国家利益至上,他上任后将清晰准确地传递美国政府的有关讯息。陈水扁当局推行的诸多政策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即使“包下杨上”,陈水扁也并不见得会好过。另外,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人事变动不会改变美国的台海政策,美将继续坚持“维持现状”的双重政策,即“双重遏制”和“双重保证”———美国既遏制“台独”势力单方面改变两岸现状,也遏制大陆动用武力;既向大陆保证不会单方面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又向台湾保证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

本报讯(记者郭爱娣)昨天,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与提交审议稿相比,昨天通过的纲要作了多处文字修改,其中删除了“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的表述。

人口调控是本市“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市长王岐山在人代会开幕时提交的《关于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中提到,“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1月18日,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议“十一五”规划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修改情况的汇报,代表们对人口调控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王岐山在19日与平谷团座谈时也提到,北京市人口规模在“十一五”期间控制在1600万有难度。

在昨天审议通过的纲要报告中,删除了原来“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的表述,改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中提出的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和要求,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有效手段,实施综合调控,分阶段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

台湾政坛有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将自己的“官命”寄托在算命师与“改运作法”中。

陈水扁迷信在台湾众人皆知。他在2000年及2004年“大选”时,都专门请“高人”指点选择“风水特别好”的竞选总部,而且还很神秘地在凌晨“施法”。直到现在,“总统府”高层都很得意地认为,陈水扁两次“大选”之所以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获胜,就是得益于“大师作法”。

陈水扁一直认为竞选时风水比个人努力重要。2004年陈水扁为了争取连任,听命于一位算命师的建议,将2000年选择的竞选总部做了一些改动:一是改掉大门的开口方向。据说这是因为“每年的气不一样”,开口不同是为了“接气”。二是把后门打通。由于算命师说后门若打通则“气通了,气才会动”,所以就开了后门。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在启用竞选总部前,陈水扁都会在清晨大规模地作法。第一次竞选时由于陈水扁并不被看好,作法比较简单;2004年,作法则十分盛大。不但“国安”人员将竞选总部围得严严实实,任何人不得接近,而且清晨4点多就开始作法,法师多达数十人,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跪在地上,拿着香虔诚地祈祷。选后,陈水扁还率领游锡堃、张俊雄、邱义仁、苏贞昌、谢长廷等“台独”干将,在某天夜里再度下跪“谢天”。两次下跪祈求,显示出陈水扁还有封建时代“帝王由天所授”的观念。

到底是哪个法师为陈水扁作法、帮他转运,至今还是个谜。有人认为是目前任职“总统府顾问”的浑元禅师。

浑元禅师自称是有神力的人,台湾媒体说他钻研佛法与《易经》风水,信徒横跨蓝绿阵营,陈水扁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曾向他请教过风水问题。

2005年10月,浑元禅师因台铁、华航改风水事件名声大噪。台湾铁路局为了要减少铁路出轨等事件的发生,特地请浑元禅师指点,花了近千万元修建台北站的大门,但是大门修建没几天,南港铁路又发生重大出轨事件。很多人认为浑元禅师“名不副实”。但是他顶着“总统府顾问”的头衔,尽管在外面招摇撞骗,甚至发生他的道场阻断当地大楼逃生通道的事件,大家对他仍是敢怒不敢言。“总统府”信任他、谁敢指责他?有陈水扁这么一个“领导迷信”的领导者,台湾官场当然弥漫“拜鬼求神”的风气。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求神问卦”,台湾众多的政治人物往往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根据算命网站“科技紫微网”做过的调查,高达六成六的台“立法委员”相信风水,五成七相信紫微斗数,而观世音菩萨、妈祖、关圣帝君、玉皇大帝、上帝则是“立法委员”最相信的神。

媒体分析说,这说明台湾官场无常,“充满各种可能性”。吕秀莲的好友资深媒体人杨宪宏说,“大位不以智取”。包括陈水扁选“总统”、马英九选台北市长在内,所有政治人物在“那股气”要来的时候,铜墙铁壁挡都挡不住。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政坛很流行算命、风水的原因。

反观台湾政客信仰的这些所谓“高人名师”,不过是巫师神棍之辈,其中甚至不乏刑案在身的诈骗者。他们颇能抓住这些官员罹患“官癌”的症状,天花乱坠地说点投其所好的话。

在政客的影响下,台湾媒体也跟风而动,令这种“劣质半仙文化”全面登堂入室,出现几乎“全民算命”的怪现象。台湾的上班族有80%相信命理,半数以上相信风水之说。据台湾“番薯藤”网站统计,台湾地区十大网站中,网络算命受欢迎度一直居高不下。

究其原因,还是政客施政不力,以至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缺乏安全感,才会陷入迷信怪圈。本报台北特约撰稿人萧师言▲

晨报讯(记者彭岚兰)因河南突降暴雪引起了大面积列车晚点,并造成北京西、郑州火车站旅客大量滞留,铁路部门向旅客郑重承诺:旅客所持的晚点列车车票均全额退票,免收20%的手续费,同时不受时间和车次限制,可改乘各次旅客列车。

昨天,记者了解到,截止到晚上6点半,北京西站有20多趟列车晚点,大约有2万名旅客滞留在北京西站,西站从下午1点开始启动旅客安全应急“红色预警”,保障旅客安全。记者在现场看到,站内虽然人多,但秩序井然。

昨天,记者从北京西站新闻科获悉,受恶劣天气连带影响,西站昨天仍有京九、陇海线部分列车晚点。西站的地下出站大厅将继续改为临时旅客候车室,全天开行了29列临客,疏散晚点和春运的旅客。

虽然能免费退票,但北京西站相关负责人建议旅客,目前正值春运高峰,持票旅客尽可能不要更换车次,“一旦临时更改行程,可能面临有座变无座的状况,旅客要尽量耐心等候,车站会尽全力安排。”

昨天7时30分,郑州开往北京西的T58次列车正点从郑州站发出。记者从郑州铁路局了解到,经过铁路部门全力疏通冰冻线路,各趟晚点列车已于19日深夜陆续到达郑州站,并依次顺利开出。京广、陇海铁路各次旅客列车正在逐步恢复正常运行。

据了解,旅客列车都由机车牵引进站,而京九沿线大雪对铁路最大的影响就是干扰机车驾驶员的瞭望视线,同时使道岔结冰,在铁路的股道间形成障碍物,从而对铁路行车组织造成困难。

据铁道部消息,前天深夜,郑州铁路局组织了铁路系统数万人分昼夜组清扫线路积雪,解冻冰封道岔。直到昨天凌晨,京广、陇海线逐步恢复正常。一度滞留在郑州站的6万人也逐渐疏散,旅客情绪稳定。

截至记者昨天晚上发稿时,北京西站已到达列车21列,尚有26列未到。经过合理调度指挥,预计从18时至24时,北京西站始发的旅客列车除部分列车外,大部分恢复正点,晚点的列车有:

开往南宁的T5次晚点1小时51分钟,开往攀枝花的K117次晚点2小时59分钟,开往贵阳的T87次晚点3小时14分钟,开往信阳的2089次晚点3小时25分钟,开往成都的T7次晚点3小时15分钟,开往重庆的T9次晚点3小时35分钟,开往乌鲁木齐的T69次晚点46分钟,开往西安的T55次晚点4小时13分钟,开往十堰的K279次晚点4小时35分钟。

今天零时后,原定1月20日开往成都的L1次、开往宜昌的K49次、开往西宁的T151次、开往成都的1363次、开往兰州的T75次5趟晚点始发列车将陆续开出。开往成都的L1次晚点2小时17分钟,开往宜昌的K49次晚点10小时30分钟,开往西宁的T151次晚点10小时47分钟,开往成都的1363次晚点2小时42分钟,开往兰州的T75次晚点7小时37分钟。据北京西站介绍,预计到今天凌晨2时30分,北京西站昨天应该发出的列车将全部开出。

我承认现在发了很多文件,包括国务院发的文件,包括我们教育部发的文件,大部分都没有落实。有20%、30%落实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了。他们以发文件代替落实、以开会代替落实,根本就不是在“干”上来落实,这是不行的。

我老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保庆啊,你考上大学了,你也算长大了,你要记住两个事:一辈子不要贪财;一辈子不要贪色。

我们好多腐败的高官养情妇。养不起,怎么办?他要想法弄钱。现在糖衣炮弹满天飞呀。你不打它,它打你。要自己守住自己,不容易的。

我总认为我们教育在育人这个问题上解决得不好,或者说这个问题没解决。

在公众眼里,他是一个敢讲真话的部长,媒体说他是一个“个性高官”。2005年8月29日,他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八个省助学贷款不作为,指责高校领导乱收费,言辞之激烈,令媒体大吃一惊。他的这番讲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也因此成为一个明星官员。而就在那次“骂人发言”的两个月后,他正式卸任,这引发诸多猜测。他卸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告别?他有着怎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

1月21日15点40分,上海东方卫视《今天的中国》栏目播出了对张保庆的独家专访。在长达近四个小时的采访中,面对主持人朱敏怡的提问,张保庆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评价和反思,批评官场积习,坦言中国教育在育人的问题上没解决。尽管言辞依然犀利,但在谈到父亲的嘱托和讲述一个山区女教师的故事时,竟忍不住落泪。

朱敏怡:张部长,非常感谢你这次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媒体想采访你,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张保庆:绝对不是即兴的。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前,我们是经过教育部党组织认真研究的,包括要不要点名、包括以后的惩罚措施,那都是党组定的。

朱敏怡:在(2005年)8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你对媒体说,“反正我要退休了”,这句话好像媒体的反应也比较大。假如说你现在知道自己可能未来还有两年、三年任期的话,你还敢这么做吗?

张保庆:点名批评、惩罚措施,这些事跟我还继续干不继续干没关系。继续干也得批,可能批得更狠。但是为什么群众对这件事有点误会?后来我想也不该说那句话,因为当时说得激动了嘛。有些地方不像话,三番五次搞,国务院的政策不听,没人敢批评你们,我现在要批评,后面就带了一句话“反正我要退下来了”。这句话不该加的。

张保庆:也有一些来信,讽刺我说话不算数,认为我每年都讲嘛,你说得很好听,落实不了,你是不是在“做秀”?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认为说我在“做秀”,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应该说群众对我们的政府不信任。你想想,一个政府的政策弄成这个样子,我是个具体执行者,我都觉得这件事再搞下去就会认为我们政府说话不算数、就会影响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而我的判断是,政策是好政策,就是这些人认识不到位、工作不认真造成的。

朱敏怡:你觉得有没有因为这次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愤怒、无奈,后来得罪了一些人?

张保庆:那当然了,批评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总是不高兴的。现在我们这些年来都习惯于说好听话,不愿意听到一点批评,所以我老开玩笑,现在都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

朱敏怡:那你觉得整个的发言对助学贷款事业起到一个很好的积极作用,但是你的风格,包括个人为官、做事、讲话的风格,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说张部长这样是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保庆:不完全同意,但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有人说官场的所谓潜规则,就是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从我的工作经历来讲不是这样,但是我也不否认有些意见不敢发表。不敢大胆发表意见这种现象我认为还是存在的。

朱敏怡:看到一些官场上你不太能接受的、或者周围的一些关系比较复杂的,有些方面不太便于说的,你那个时候是保持沉默还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

张保庆:能少说的还尽量不说了。就是我认为一些过得去的小事情我都不说了,但是我认为要讲的话,这个事是大问题,必须讲的,那是坚决要讲。

张保庆:我承认现在发了很多文件,包括国务院发的文件,包括我们教育部发的文件,在现实中,很多文件的落实还是远远不够的,或者大部分都没有落实。

张保庆: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有20%、30%落实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了。基本好多都不落实,他们以发文件代替落实、以开会代替落实,根本就不是在“干”上来落实,这是不行的。

张保庆:就是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一些人没有事业心,也没有责任心。他每天琢磨的,不是如何把工作做好、把文件落实;他每天琢磨的,大概是自己的升官吧,现在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现象。

张保庆:我到了部领导这个位置上之后,跑得最多的地方是穷地方。说实在话,当场流泪的事情很多,特别是我到山区看一些老师。我有一次到阿坝地区,很感动。那个学校叫云雾小学,就是半山腰几千米高的地方弄个小学,孤零零的,在树林里面,一年老师只能下来两次。什么老师?十七、八岁的姑娘,就是中师毕业之后到山上去。我去看她们,我说你们有什么希望?没什么希望,就希望一年暑假叫我们下去一次,到我们州所在地住一段。我听了之后,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不说别的,一个女孩子敢一个人住深山老林里边,需要多大勇气!

张保庆:我们的基础教育我认为是可以的。有缺陷,但是整体上是好的,不要过分否定它。这些年,教育在改革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尽管积累了一些漏洞或者有一些矛盾,但从总体上判断,我认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在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是史无前例的。我还有个词,现在回过头来看,有点后怕,就是我没有想到教育会发展这么快,特别是高等教育。到现在普通高校在校生是一千四百万人,我们1998年才三百四十万。这几年在政府没有更多投入的情况下,净增一千多万。这个平常想都不敢想的。

张保庆:太快带来几个问题:一个政府投入跟不上。你想想,过去每增加一个高校本科生,按规定政府得投四万到五万块钱。就业问题,还有质量问题,另外还有整个社会承受、国家承受能力问题,所以这都是很复杂的。但我历来不主张大起大落,过去我们叫“积极发展”,现在叫“稳定发展”。教育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我说句再严重的话,绝对不能按市场经济这套来办教育,搞教育工作的人更不能急功近利。所以我说过一句话,教育要讲政治但教育不能讲时髦。私心很重的人,是不能搞教育的;一天到晚想当官的人,也不能搞教育。因为教育不像修座楼、修座桥,你想马上见效果,不可能。有些急于升官的人,他能等三、五年吗?所以我就是老讲两句话,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工作搞好太难了!

朱敏怡:你刚刚讲,中国教育绝对不能市场化,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不能产业化。

张保庆:我态度是很坚决的。但是准确的说法是,在办学指导思想上不能产业化,这是毫不动摇的。“产业化”另外的含义就是商业化。也不是说教育不可以办产业,分歧就是一个词——“化”,不能“化,“化”了就要出问题。

朱敏怡:那你觉得助学贷款落实不下去,到底是银行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还是说高校的责任?

我们国家有些工作,如果提到多部门的话,那谁来统筹协调啊?政府啊。第二个,我认为在操作环节上。主要是金融界不愿意贷款。不愿贷的根本理由,我可以坦率地讲,认识不到位,他压根不把这个事当成个事情办。所以我压根就不赞成学生不诚信是现在影响国家助学贷款的一个主要问题。没根据。道理很简单,没有根据。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我还讲过一句很厉害的话,或者说是比较动感情的话,如果将来十年之后(因为我们一个周期是十年),得出个结论说是我们的学生都不守信用,那就不仅仅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问题了,那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想想,培养出的大学生是一群最不守信用的群体,那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当然这是气话,但是我认为,从整体判断来讲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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