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前副总统祖马涉嫌强奸可能感染艾滋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7:10:33

“‘全国牙防组’没有认证资格却为多种产品认证。而相关企业在其产品的包装及广告上使用与认证相关的词语。”陈江说,他和很多消费者一样,一直以为“全国牙防组”是一个权威的官方组织。

“根据有关条例,认证机构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组织,注册资本不得少于300万元,认证人员必须具有专业资格。而根据我的调查,‘全国牙防组’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更重要的是,认证机构从事认证活动的基本规则、收费标准应该公开。认证机构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其认证活动公正性的企业资助,‘全国牙防组’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教研室主任张博学日前承认并非法定权威认证,但记者23日拨通“全国牙防组”电话,被告知张博学拒绝接受采访。

据了解,“全国牙防组”曾先后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佳洁士含氟牙膏和牙刷等多个产品作出过认证。有关数据显示,一支120克装牙膏的成本大概在0.48元左右,而售价却达到几元甚至十几元。“口香糖的生产成本也并不高,成本大部分在和广告有关的企业活动上,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在嚼电视、报纸广告和认证标志,或者在用它们刷牙。”业内人士开玩笑说。

“我现在写了一个情况说明,还找了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上海评审委员会的专家谈乐天木糖醇口香糖的认证经过。这些材料我已经提交,但不知道这次的证据能不能让法院满意。”陈江说。

口香糖、牙膏真的能防龋、防蛀、防上火、防牙石吗?专家对此的回答也含糊不清。“刷牙、嚼口香糖确实有健齿的作用。但要说到什么品牌的牙膏有具体什么作用,这很难说。如果添加了药品,那要看什么药品了。”上海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

面对市面上诸多“功能强大”的牙膏,消费者会根据什么来选择呢?上海市莲花南路居民王一敏对记者说,一般会找熟悉点的牌子,“比如佳洁士什么的,它的广告很多,还有专家证明,这说明厂家有实力。”

“一群也不知道是演员还是专家的人上电视讲讲话,一些消费者还是会有印象的。这么多牙膏,可替代性这么强,专家的作用这时就出来了。”上海农工商超市的销售员黄先生对记者说。根据他的印象,确实存在有认证的牙膏比没认证的牙膏好卖的情况。

但是,不少使用经过认证、具有“特殊”功效牙膏的消费者,却并没有体会到它们的“神奇效果”。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小黄指着某品牌牙膏对记者说:“我是看功效买的,又有专家认证,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虽然不愿意被忽悠,但如果被忽悠了,我们也是毫无办法。”在浦东南浦大桥下的易初莲花超市,消费者陈杰这样对记者说。

本报讯(记者陈光)中国宏观税负持续提高,2005年达到16.93%,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数据称,中国宏观税负在“十五”期间共上升了4.16个百分点,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宏观税负仍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国税总局公布的数字,我国宏观税负从2000年的12.77%,增长到了2005年的16.93%,国税总局人士表示,宏观税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税负明显上升,第二产业税负2005年达到20.84%,第三产业税负2005年达到16.81%,而同时,第一产业税负则出现了降势,2005年仅为0.03%.国税总局人士表示,产业结构的优化、企业效益的提高以及价格的上涨,都影响到了宏观税负的走势。宏观税负上升意味着政府掌握资源的比重扩大,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也就越强,同时政府经济调控以及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也将增强。

尽管1994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持续提高,但国税总局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仍然偏低。

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16.2%,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4个百分点,仅相当其一半。与税负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宏观税负的差距则更大。2005年我国宏观税负低于所有30个OECD国家2003年的宏观税负水平。

虽然对“舒默-格雷厄姆法案”明确持否定态度,但史蒂芬·罗奇认为该法案将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而其一旦实施,对中美两国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

这位摩根士丹利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3月21日在北京对记者表示,“美国将一系列问题的焦点推到中国身上,这其实是不公平的。”

罗奇相对悲观的判断来自于他对美国政经两界的感受,“支持(舒默提案)的力量在增长”。

这位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是造成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源头,而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指责的替罪羊”。

《21世纪》:最近,中美双方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又出现了较为紧张的局势,舒默-格雷厄姆提案再次抛出。在你看来,这一次的紧张局势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罗奇:目前中美贸易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我所见到的最恶劣的。舒默的提案已经提出两年了,但支持他们的力量不是在消失而是在增长。而在美国国会,不利于中国的议案还存在大概20多个。

此外,美国财政部很有可能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指责中国抑制了货币外汇的自由操作,如果这样的话,将对双边贸易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美国政界保守主义以及贸易摩擦的呼声正在增加。在2005年,中国的一家石油公司要购买美国石油公司时被美国政府拒绝了,而不久前迪拜一家公司购买美国一个港口也被国会否决了——这恰巧是美国正需要大量资本的时候,它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本不应该拒绝外国资本进入,而美国却做了这样的事。

美国面临储蓄不足和丧失竞争力等问题,但把这些问题归在中国身上,认为是中国造成的,其实是不公平的。

罗奇:美国现在急需外国资本刺激国内经济增长,这时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不仅是美国很大的商品提供国,也是美国资本的主要提供国,所以美国这样做无异于经济上自杀。这样,中国会减少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元的汇率就会下降,利率会提高,这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和消费者要为此付出代价。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事实上在冒一种风险,就是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转变为互相不信任的关系。也许我很天真,但我希望我们不要走上这样一条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因为它在毒害美中两国的关系,使双方非常不信任,浪费贸易全球化带给美中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机遇。

罗奇: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将提案提交参议院表决,而不是会不会提交。如果他们把议案提交表决,就会得到参议院多数派的支持。我认为会以压倒多数的方式通过议案。

对于布什总统来讲,他并不是不想否决这个议案,但从政治上来讲这很困难。这个议案会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拥护,因为这些人在工资和就业方面都觉得很不安全,工资涨不上去,也有失业的危险。所以,布什总统想否决这个议案是很困难的。

《21世纪》:如您刚才所说的,目前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力量,将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转嫁到中国身上了。您怎么看这种情况?您认为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罗奇: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攀升,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而美国现在的国民储蓄率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2005年第三季度,国民储蓄率占GDP的-1.2%。储蓄短缺导致美国出现庞大的贸易逆差,恰巧中国是赤字中占最大比重的贸易顺差国,当笼罩着美国中产劳工阶层的焦虑情绪日渐增长,中国成了替罪羊。

事实上,美国内部已没有能力满足其经济急速发展对资本的需求。美国应该感谢中国,在2005年美元贸易赤字中,美国占有很划算的交易优势——净结余2000多亿美元的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成功地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归根结底,储蓄短缺是造成美国资金和贸易流通不稳定的潜在源头,而这是美国政界有意识选择的一个副产品。联邦预算赤字是过去六年导致国民储蓄率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不是北京而是华盛顿一手造成的。个人负储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消费的税务政策所致,这也是华盛顿一手造成的。美国的民选代表是拒绝进行税务改革(比如实施有助于解决个人储蓄不足问题的消费税等)的力量源头。当然,政客们从来不会承认这是他们的问题;相反,他们喜欢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罗奇:假如华盛顿政客选择不跟中国进行贸易,向中国产品征收重税或迫使中国货币大幅度升值——这正是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动议立法的内容,这些行动将会带来反效果。

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不会因为把中国供应线切断,便能如民粹主义政客所声称的那样缩减贸易赤字。相反,由于美国对外资的需求庞大,贸易赤字将继续高企,而且只会向另一个外国生产商倾斜——很可能是一个成本结构较高的生产商。如此的美国外部供应变动,其影响将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税金。

罗奇:面对国内储蓄短缺,国家一般有两个选择:缩减经济增长或向世界其它国家借入资本。

第一个选择对于一个物资丰富的国家来说难以起到作用。总的来说,美国(特别是其消费者)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所以,除了第二个方案,美国别无选择,必须从世界其它国家大量输入盈余储蓄以满足其经济增长所需。一旦美国掉进入不敷出的滑坡上,要冲破常规便越来越难。具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极度不愿意接受这局面带来的后果——国家要依赖外国资本和生产,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在美国宏观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21世纪》:在您看来,在当前较为紧张的环境中,中美双方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有效解决问题?

罗奇:只有在美国和中国都愿意妥协的情况下,双方紧张的关系才能修复。这样的决心需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事实上,美国需要再次开始储蓄,而中国则需要减少储蓄,越早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越有利。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只须采取大规模行动促进国内的储蓄,这是减少贸易逆差压力最有效的宏观选项。这需要降低公共部门的负储蓄(即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和实行某种形式的消费税。

就中国而言,也需要采取重大的政策措施,以启动消费拉动的增长。这是一个必要的战略举措,既是为了实现国内的更好平衡,也是为了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以解决因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工作与收入问题上的不安全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服务业,以提高中国众多人口的购买力。

罗奇:我认为收获可能是非常低的。这是舒默他们第一次访华,他们要和一些高官会面,这些会面可能不会有什么建设性意见的交流,因为双方立场都比较强硬。

《21世纪》:4月份胡锦涛主席也将访美,您认为这是否能缓解当前中美关系?双方将可能达成怎样的协议?

罗奇:我认为胡锦涛主席访美应该会取得一些成效,两国政府应该会签订一些协议,比如购买产品。

我建议,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应该从4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可能会宣布购买美国的一些商品;货币与汇率政策的问题。但目前看不到中国有采取行动的迹象。

《21世纪》:谈到货币与汇率政策,您怎么看今年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问题?

罗奇:我预测,等到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时候,汇率可能会略低于1:8。官方的观点是,到今年年底人民币的汇率将达到1∶7.5。

新报讯【记者徐杨实习生于杰】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了去年下半年本市药品质量公告,根据天津市2005年药品抽验计划,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执法大队和各分局在全市范围内对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各级医疗机构进行了监督抽验。共检出60批不合格药品,不合格原因包括含量、溶解时限、微生物限度等。

此次药品质量公告的不合格药品63批,其中3批为2005年上半年抽验不合格药品,60批为2005年下半年抽验不合格药品,另外35批不合格药品正在核查中。在全部的抽验药品中,化学药制剂2166批,检出不合格药品9批,不合格率0.42%;抗生素641批,检出不合格药品4批,不合格率0.62%;中成药735批,检出不合格药品14批,不合格率1.90%;中药饮片561批,检出不合格药品33批,不合格率5.88%。

从2005年下半年全市药品监督抽验结果看,本市在生产、流通领域的药品质量情况基本良好,但基层使用单位中药饮片管理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政府强势介入经济进程力推产业升级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前景不明

在人们把目光过多地投向温州炒房团、炒煤团时,温州模式正在遭遇变革中的阵痛。

在浙南,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是: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温州市政府正日趋强势地介入当地的经济发展进程。这无疑对以市场力量、民间力量为主导的温州模式产生重大冲击,在当地引发一场“地震”。

引发这场“地震”的是温州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的“治温思路”。自上任以来,王建满曾在不同场合提到“无外(外资)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他希望通过“以民引外、民外合璧”迅速提升温州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能级。

在温州市政府出台的诸多政策中,一份名为《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与海内外著名企业合资合作的若干政策意见》的文件引起最多的争议。这份文件称: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确保其生产经营用地需要,土地价格按同一地段综合价下浮20%;与世界相关制造业龙头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优先安排其生产用地,土地价格下浮10%;特别重大的合资合作项目,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可享受更加优惠政策。

温州历来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土地资源紧缺。这一政策无疑触动了不少温州企业的神经。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州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温州又不缺资本------我们当地企业批地要几亩、几十亩都非常困难,现在政府把开发区的土地预留给所谓的大企业,无疑挤占了我们的生存发展空间。

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温州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也触动了温州模式的神经。温州模式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力量“相对弱势”;二是市场力量、民间力量为主导,是“老百姓经济”。在温州当地,不少人担心的是,温州市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具体经济进程,会不会引致温州模式的终结,而温州企业在这一过程也将受到实质性的损害。他们说,温州市政府提出了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和“12345”工程,其中“12345”工程提出三年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拥有销售产值超10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等要求。目前有关量化指标已经分派到各区、市、县。这种政府强势主导的经济安排会带来经营环境上的不公平。

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温州市为何要突破这一模式?背后的缘由是,温州经济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增速放缓迹象。王建满将温州的困境概括为三个方面: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

据了解,目前温州有30万家企业,但绝大部分却是低、散、小,称得上规模企业的只有六七家。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评价说,没有品牌、同行之间价格血拼,导致温州产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甚至只能依靠外贸的差价存活。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温州企业前景堪忧。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内源性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当不错,但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缓慢,现在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与此同时,大量温州资本外流,温州出现某种资本空心化的状况。”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博导史晋川说。他提出一个问题,温州资本外扩只是传统产业在空间上作了一个平面扩张。这么多民资,为何没有留在温州区域经济内部帮助企业做产业、技术、产品升级和传统产业改造的工作?

史晋川认为温州模式正面临一个产业升级换代的门槛。他说,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人格化交易方式导致温州商圈比较封闭,因而,外资进入温州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问题。温州不缺资本,但外资进入的"鲶鱼效应"将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理念、新的资源配置理念、新的技术和市场信息,促进温州产业升级、企业技术进步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转变。

而来自政府内部的声音也力挺“以民引外”。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外资管理处处长潘平平说:民企和外企体制相融、经营观念相通、资源优势互补,是最容易联手联姻的“天然同盟军”。温州的民营企业,要实现新的跨越,“以民引外”是最佳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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