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人乔丹赞高中女生单场113分 直言科比当今最佳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3 11:55:45

王雪冰应当是工农兵大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业内人士对他能力的评价。王雪冰曾著书《欧元实务》,熟知他的人都说,王雪冰对欧元的研究颇有造诣。

1977年,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王雪冰工作仅一年,就被中行总行派到了伦敦分行做交易员。当时分到中行的大学生有几十个,而能被派到伦敦去的只有四、五个。伦敦分行当时是中国银行在国外的主要基地。中国的外汇都换成英镑放在伦敦分行,而国家黄金储备大部分也都在伦敦分行。

到1981年纽约分行开始营业时,王雪冰又是被选派去的两、三人之一,主要是负责外汇交易,利用香港、伦敦、纽约的时差,做到每日24小时交易不断。等王雪冰从纽约分行再回到国内的1988年,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

同行普遍承认,王雪冰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trader(交易员)。而且是一个被西方银行界认可的专业人士,“他做黄金交易,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排得上名的交易员”。

王雪冰曾成功地做了一笔黄金交易,一笔交易换来了一座大厦——就是位于北京阜城门的中国银行原来那栋大楼。

有关王雪冰技术能力的,还有几个在市场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如“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银行在香港阻击索罗斯时所起的作用”、“中国银行充当电信盈科收购香港电信的背后力量”等等。

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亲自参与操作的“业务”,一年能赚到的钱,相当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全年的利润。“他炒澳元,能在货币市场上把澳元砸了下去,从而在出口大宗货物方面赚了很多钱”。

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王雪冰有了实现他大银行家之梦的平台。中国银行有关资料显示:到1992年末,该行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比1982年增加30倍和47倍。贷款项目表现尤为突出,不但成为该行利息收入重要来源,而且王雪冰在1991年设立了信贷管理部,负责统一授信工作,加强对贷款项目的审批、发放等工作以及实行预警监测办法,使不良贷款逐年有所下降,到1992年降至1.3%,已在提存准备金范围之内。

对于王雪冰,《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写道“从不穿聚酯衣服、喜欢法国餐馆、还有波尔多葡萄酒”。他爱抽烟斗,打高尔夫。他被形容成“优雅的银行家”。即便后来在法庭上受审,王雪冰也西服得体,领带颜色偏深,恰似标准的银行工作着装。

王雪冰的原部下们说起他的日常喜好,前面都用“嗜”字修饰:王雪冰嗜酒。司机到他家里送一个急件,看到王雪冰正坐在一群文艺界大牌人士之间,喝得满脸通红。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风雅的追求。王雪冰说:“我喜欢收藏名表,不喜欢钱财。”王雪冰认为,玩车,那是穷人的爱好,富人应该玩表。他所收藏的名表每只单价大都在10万元以上,品牌达几十种,有“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百达翡丽”等等。

对王雪冰的审查,最直接的导火线就是给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形象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纽约分行”事件——当时,美国货币监理署(OCC)认为中行纽约分行存在“一个欺骗性的信用证问题,一桩欺骗性贷款,未经授权的授信及刻意隐瞒和其他可疑行为”。在OCC即将公布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两年调查结果的前几天,王雪冰被立案审查。

2003年12月10日,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以“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王雪冰在1993年至2001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等企业谋取利益,并为此非法收受这些公司给予的钱款、艺术品、名牌手表等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不过,2002年11月初中纪委公布对王雪冰的审查结果,还提到了其“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和中国银行行长期间,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工作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王雪冰事件”在国际金融界引起的震荡之大,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银行行长职务犯罪应有的反响。如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就称:“王雪冰在2002年1月被抓,震惊了许多外国银行家。王雪冰流利的英语和清理国有金融体系并将其国际化的追求,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坊间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朱小华每周去夏威夷的高尔夫之行,最终将他送进了监狱。

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浙江人。1966年17岁时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金融生涯。朱小华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他曾经做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然后是处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正是在这个副行长任上,朱小华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此后,朱小华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候补阁员必要的储备及快速升迁时期。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1993年7月,44岁的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10月,他又出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这是国务院设立在香港的窗口企业,与中信公司齐名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其势汹汹,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朱小华热”。

朱小华春风得意的时候,据说比王雪冰还有派头。每个周末从香港乘头等舱飞赴夏威夷度周末、打Golf,是他少不了的休息。左右自然伴有美女不断。香港媒体公开报道称,不少港台美女都是朱小华的贵宾。

在权利失去约束之后,朱小华的所作所为让人简直触目惊心。根据新华社2002年11月1日的消息,“朱小华于1997年至1999年在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

1999年,大红大紫的朱小华被从香港召回,从此在公众视线里消失,直到2002年8月,通过新华社发布的中纪委、监察部的通告,人们才重新在媒体上见到他。

2002年10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朱小华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朱小华的贪欲毁掉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原本幸福的家庭。1999年7月朱小华刚刚被中纪委监察部采取“双规”措施后,其妻任佩珍闻风而动,于1999年8月携带赃款逃往美国。但2000年11月,任佩珍因难以承受压力在美国自杀身亡,其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朱蕴接连受到极大打击,精神几近崩溃。

2003年5月底,时任中银香港总裁的刘金宝被突然调回北京。事后证明,他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调查。不久,上海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亦双双被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立刻成为当年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新闻事件之一。

刘金宝曾作为佼佼者被派住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作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外汇和黄金交易员之一,业绩不俗,乃至五年之中三次提升,被看好为“金融新星”,更曾获评为“上海十大杰出青年”。

香港一家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刘金宝事件给人的印象是“又出来了一个”。而刘金宝出事无疑是去年的王雪冰事件的某种延续。

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前中央金融工委就已开始对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事宜进行调查。刘金宝出事和他在1993-1997年间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的“问题贷款”有关,而这些“问题贷款”中的部分又与周正毅有关。

对刘金宝贪污罪的指控,涉及其在沪港两地任职期间,总金额折合人民币达1500余万元。

上海是刘金宝的出生及事业腾达之地。他供职中行上海分行长达16年,从1994年升任行长,直至1997年8月调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

刘金宝在上海期间的贪污主要与瑞金大厦有关。该楼曾是中行上海分行的机关办公所在地,亦是中国银行拥有的物业。据有关部门调查,刘金宝伙同他人,通过向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多付钱的方式,将物业管理费用转为私用。

离任之前的几个月,刘金宝还从中行上海分行办公室的账外款中直接拿钱,与其他几名涉案高管私分,其个人所得累计人民币100多万元。

而在香港,刘金宝借中银香港重组之机,采取转移账户、制作假账、销毁账目等方式骗取公款。

2001年6月,中银香港重组方案公布,刘金宝被任命为筹备组主任,参与了中行旗下12家银行的合并与上市的全过程,并当选为当年“香港十大财经人物”。

刘金宝等人所私分的公款被称为“小公账”,主要由中行外派人员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以及小金库组成。中行海外分行设有“小公账”早非秘密。而在中行各海外分行中,又以中银香港的“小公账”最为丰厚。

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有段时间几乎每隔一星期,中银香港的管理层便发放一次奖金。另外,圣诞、春节等节日的活动经费也被作为发放奖金的机会。这些被指控为贪污的奖金发放行为,往往是经银行高层集体决策,而分到钱的除了刘金宝等四人,通常也包括其他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

2002年7月,中银香港在联交所挂牌,刘金宝出任上市公司总裁。中银香港管理层借庆祝重组一周年及即将上市名义,举办了一个“620”晚会,有关人员再次分得一笔奖金。

除了涉嫌贪污之外,对刘金宝受贿的指控,全都发生在其担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涉案总额折合人民币140多万元。

对刘金宝的最后一项指控,则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早在中纪委对刘进行调查时,便发现他有上千万元的不明来源的财产。而司法部门调查发现,实际数字要高出两倍以上。除去合法收入、涉嫌犯罪的款项及其他已知来源的收入,刘尚有2400多万元不能说明来源。

按中国银行事后公布的材料,开平支行案发缘于全行电脑联网——在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决定将过去全国多达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结果发现,在以往各行之间的汇划报上来的数字和总行通过电脑统计的数字之间出现了近5亿美元的差额——用银行业的专业语言来表述,就是联行资金项下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案发范围被迅速锁定到开平支行。

这起案件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监守自盗案件,余振东也因此和前后两任行长共同缔造了一个贪污的纪录。

余振东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家教严格。1983年参加工作就到了中国银行开平支行。1994年,余振东当上了副行长,后来是行长。余振东被引渡回国后坦言,1983年至1992年当普通职员的那段时间才是最美好的。

1993年至2001年,余振东与他的前任许超凡和继任许国俊三人合谋贪污挪用巨额资金,总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1997年中行禁止分支行进行外汇买卖后,许超凡还利用当地大型国有企业开平涤纶集团开设的外汇账户进行炒作。

1998年3月起,许超凡等人将所盗主要资金,以假贷款名义划入开平涤纶旗下两家新建工厂账下,再经两厂的银行户口转账到香港潭江实业,进而通过其亲戚许日成、邝华宝等人转至香港或海外的私人账户。两年间,这一路径共汇出16笔,总计7500万美元。在1999年许超凡升任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后,余振东、许国俊次第接任支行行长,贪污行为没有停止。

他们盗用资金,主要是利用了银行账务管理上的漏洞,主要是当时“联行清算系统”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的时间差。余振东等人盗用银行资金多次,没有人发现,就是表面工作做得比较好。每次要检查之前,他们都会改账簿、改记录。

2001年10月2日,“10·12”案发前10天,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持假证件进入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在此之前,2001年5月7日,余振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出永久居留申请。事实上,余振东试图在美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意图长达七年之久。早在1994年,余振东之妻即与一名美国公民假结婚,并由此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然而,据中国公安部提交美方的文件,余振东从未与其妻子真正离婚。余振东准备通过假结婚获得美国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

2001年10月15日,355万美元汇至余振东在美国的兄弟余振风在美洲银行的账户,另有20万美元早于2001年1月2日就已汇至在旧金山一家花旗银行的账户。但是账户很快被美国政府所冻结,经济上的拮据加上整天的提心吊胆,最终他自己也选择了被遣返。

6月23日,中国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当日,交行股票以2.825港元报收,比2.5港元的招股价上升了13%;成交共有51.58亿港元,位列当日成交金额榜首。作为国内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由董事长蒋超良和行长张建国率领的交行后发先至,成为第一家成功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国有商业银行。

对于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中国建设银行来说,他们现在不仅要为上市做各项常规的准备,还必须应对前董事长张恩照正在美国被起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建行一再解释这是张恩照的个人行为,但区区一百万美元的咨询费,毁掉了张恩照的职业生涯,严重影响了建设银行的声誉,拖累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交易。

而从王雪冰到刘金宝、余振东,中国银行在上市过程中频频爆发的金融大案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这些随着国有银行上市步伐加快暴露出的金融大案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各银行及其分支银行的行长有关。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问题行长”就像是银行上市路上一路踩响的地雷,它炸响的频率与银行冲刺上市的速度几乎成正比。

出问题的行长已经成为每一位国有商业银行当家人的难言之痛——有时他们自己也身陷其中。

从道德上指责是最容易也是最无意义的,我们试图从中国银行行长的变迁中找出他们行为的因果逻辑。

2004年8月,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接近终局的时刻,按中国银行的股改方案,中行宣布新设董事长一职,由原行长肖纲担任;行长一职由原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调任;

稍后,建设银行进行了类似改革,原行长张恩照改任董事长,行长由常振明担任。

而在此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从来没有董事长一职,也就是说,在资产上万亿,掌握国家金融命脉的四大行中,从来没有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出现,而仅仅由党委领导下的“一把手”来做决策。对于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传统,但面对日益市场化的实体经济的需求与诱惑,面对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挑战,这一切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中行和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党委和董事会的职责问题很快引起了“洋董事”们极大的疑虑和质询。据说,有一位英国银行家坚决要求参加中国银行的党委会议,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银行中是党委而不是董事会决定重大事项。当中方以“您不是党员”为由婉拒时,他甚至认真地提出:可不可以找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代表我参加?

若干年后,人们或许会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传诵,但现在它却非常真实地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转轨过程中的错乱与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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