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瘫青年自述凄美爱情经历无人相信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0 12:17:47

随后,绵阳市维益司法鉴定中心、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绵阳市医学会也先后作出了《法医学死因分析意见书》、《法医学鉴定书》和《医疗事故鉴定书》,对12年前侯立洪的死因作出了内容相似的分析报告。其中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鉴定结论是:侯立洪的损伤程度属重伤,其死因除与左胸部较严重刀伤有关外,还与医院对其救治不及时有直接因果关系。而绵阳市医学会则认定: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刀伤是侯立洪死亡的主要责任,安县永河镇卫生院承担次要责任,安县人民医院承担轻微责任。

2005年2月2日,安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饶兵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侯立洪的家属和被告饶兵都不服,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三份鉴定书将永河镇卫生院和安县人民医院卷入了这场诉讼。“把凶杀案说成医疗事故简直不可思议。”一名医院领导气愤不已。

虽然时隔10多年,当年的主治医生郑书台(现为安县永河镇卫生院院长)依然可以清楚讲出当时的情况:侯立洪进院时伤势非常严重,医院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抢救,并多次因为病情加重要求转院,但因为患者家属没有钱,侯立洪才于1992年4月12日下午7点左右转入安县人民医院的。

而安县人民医院则找出了当年病历:侯立洪转入该院的时间为4月13日凌晨1点15分,手术原定于当日上午8时进行,但侯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需要补充血容量后才能手术,于是,医院四处寻找献血者,并由医院垫钱为其买血输入体内。13日晚10点,手术才得以进行。4月14日凌晨4:30侯立洪被宣布医治无效死亡。“因此,本院在事件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该院有关领导说。

目前此案已由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四川省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组织的再次鉴定已于8月12日在成都如期举行。据悉,鉴定结果将在10日内出来。该鉴定结果出来后,安县人民法院将重新审理此案。本报将继续予以关注。

本报乌鲁木齐8月21日电(记者李润文李健)“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今天上午和十几名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

座谈会上,一些老科技工作者对目前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颇为不满,他们说科研系统“官本位”习气很严重,作为科研人员,是什么职称就享受什么待遇,而不应该比照享受什么厅级、处级、科级等等待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一些单位连所谓比照的待遇也是空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造成了只要手中无权,科技工作者职称再高也兑现不了应有待遇的怪现象”。因此,“大量科研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也乐于给那些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委任以大大小小的官衔,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对科技工作者成绩和学识的肯定。

周光召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在“官本位”习气影响下,许多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做官,被繁杂的行政事务分散了精力,忽视了本职科研工作,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做官的前提是必须为科技工作者好好服务,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作为新疆老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到新疆石河子大学从教40多年的曹连莆教授建议,各级政府机关应该尽量少给科技工作者压行政工作的担子,要营造和谐的环境让他们集中精力进行科技创新。“不是所有会做学问的科技人才都能做好行政工作,也不是所有科技人员都愿意做行政工作,不适当的任用,浪费人才”。

1929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

1946年至51年在清华大学先修班、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1951年毕业后转入北京大学研究院。1954年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1954年8月参加工作,任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57年至1960年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级研究员。1961年至1964年任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研究所所长。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中科院院士)。1982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88年任“陈嘉庚基金会”理事长。1991年5月当选为第四届中国科协副主席。1992年4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1993年8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并当选为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副主席。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6年5月当选为第五届中国科协主席。1996年6月在第八次院士大会上当选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还曾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中方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兼理事会主席,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国际粒子和场学会委员,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主席。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

196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与合作者一起,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94年3月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同月被授予蒙古科学院外藉院士称号和荣誉证书。1994年8月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4年10月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外藉院士荣誉称号。1994年11月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美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欧洲科学院、蒙古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5年1月11日被香港大学授予科学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10月29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湖南周光召科学技术基金会在长沙成立。1996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1998年12月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撰有:《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理论》、《膺轴矢流部分守恒》、《静质量为零的极化核子的反应》等论文八十余篇。(来源:新华网资料)

新华网新加坡8月21日电(记者张永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1日晚在一年一度的群众大会上演讲时表示,新加坡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很高兴看到海峡两岸的关系出现缓和。这促进了地区局势的稳定,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

李显龙还在演讲中鼓励新加坡人学好中文,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握所有可能出现的商机。他说,中国的发展让大家看到了学习和掌握中文的美好前景。

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一日电来自中国各地的六百多位医院院长八月二十一日汇聚北京,参加今天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在开幕式上说,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老病死。医疗卫生事业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之一。医疗改革在各国都备受关注,到现在真正能解决得很好的没有。有人说医疗改革是“白色迷宫”,确实很难。事实上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但随着百姓对健康和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我们的工作还有距离。

张梅颖认为,现在中国医疗资源百分之八十在城市,广大农村仅占百分之二十。在联合国公布的医疗卫生工作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任重道远。医疗机构不能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政府承担维护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医院运行机制始终要体现公益性质。更要多多关注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建设,以及城市弱势群体医疗保障体制建设等热点和难点话题。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说,要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改变不方便百姓就医的工作程序,解决群众抱怨的挂号时间长、取药时间长、交费时间长、看病时间短这“三长一短”等问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

这位医疗专家表示,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卫生事业地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或限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当程度上还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但不管将来如何改革,要正确处理好既要适应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要求,又要遵循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社会公平,使医院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新报讯【记者宫伟通讯员于绪芬】身为学校老师,却道德沦丧,利用补课之机对女学生进行猥亵,后被抓获归案。日前,检察机关经过严格依法审查,以涉嫌猥亵儿童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考虑其认罪态度较好,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称,被告人张某,男,中专学历,原系本市某区小学英语教师,暂住该小学宿舍。2005年4月16日16时许,被告人张某利用给学生补习英语的时机,将该小学5年级学生莎莎(化名,女,1993年6月生)骗至其宿舍,强行对莎莎进行搂抱,亲吻并摸阴部。案发当天,被告人张某被抓获归案。归案后被告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借给学生补课之机猥亵儿童,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某身为人民教师,本应遵从师德,为人师表,却猥亵儿童触犯法律,理应从重处罚,但是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情节较轻,故依法从轻处罚,做出上述判决。

猥亵儿童罪:是指猥亵不满14周岁儿童的行为。本罪是从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分解出来而成为独立罪名的。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儿童的人格、名誉和身心健康。犯罪对象是儿童,包括男童和女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对儿童年龄所作的解释,“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的人。未满14周岁的儿童,生理和心理发育不成熟,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猥亵儿童,必然会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影响儿童的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

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淫秽下流的方法猥亵儿童的行为。从司法实践看,猥亵儿童的方法主要有:抠摸、搂抱、鸡奸等。由于儿童对性的辨别能力很差,法律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暴力或者其他方法。不论儿童是否同意,也不论儿童是否进行了反抗,只要对儿童实施了猥亵的行为,就构成本罪。

中新网8月22日电国民党中央委员选情空前激烈,连战长子连胜文虽然以近两千票的得票数,拿下全台第一高票当选新任党代表。而与他一起展开竞选活动的“政治新伙伴”也被媒体曝光浮出水面。

据台湾《新新闻》周报报道,当年连战年轻时,和钱复、陈履安、沈君山并称“四大公子”,而连胜文组成的中央委员拜票团也有4名成员,全是他的好朋友,除了连胜文自己,还包括一名新任的海外党代表陈耀璋、“国代”李德维、以及现仍就读于大同大学的学生徐立晔。这四人皆来自政治世家,被视为新“四大公子”。

这次参选中央委员,对于许多党员前辈们时兴的“换票联盟”,连胜文说,他们无从参加,因为年纪轻、资历浅,所以“谁也叫不动”,只能靠勤跑党部办的座谈会和私下拜会党代表争取支持。

连胜文这群政治伙伴,来自香港的海外党代表陈耀璋是加拿大籍华侨,也是唯一亲自从海外飞回台湾拉票的中央委员参选人,十分积极。现年42岁的他是香港宝声集团副主席及执行董事,长期从事金融投顾工作,和国民党渊源颇深。

陈耀璋表示,他和连胜文在1997年认识后,就陆续对台湾政局有所耳闻,去年“大选”还特地跑来台湾助选,但“319枪击案”激起他对政治的热情。

另一位同样打算角逐中央委员的,则是本届“国代”、台北市青工会总会长李德维。李德维的父亲李志鹏曾经担任“立委”及大法官,母亲李尹绪瑛则是台北市知名学校──私立复兴中小学董事长。虽然都是来自政治世家,彼此的父母熟识,李德维的年纪也只比连胜文长一岁,但李德维坦诚,他和连胜文原本并无来往,是去年“大选”期间,连胜文大力投入辅选工作,长期从事国民党青年组织工作的他才和连胜文开始有所接触,进而成为好友。

而担任连胜文等人“小跟班”的大学生徐立晔,虽然参选台北市松山区党代表落败,但还是跟着连、李、陈三位党代表四处拜票,负责帮忙跑腿兼打杂,没有报酬、也没有好处,凭着对政治的热情一路撑了下来。

年仅20出头的徐立晔,爷爷是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航运党部主委,和前“立法院”副院长徐立德有亲戚关系,称徐立德为叔叔,父母和连家也是世交好友。党代表选举期间,徐立晔跟连胜文开着车自己寄文宣、挨家挨户拜访党员,成为名符其实的“难兄难弟”,虽然花了太多心力帮连胜文的忙,自己反而落选,但徐立晔丝毫不以为意。

本月13日晚,赖昌星因违反宵禁令在温哥华西区一酒家参与生日宴,被边境服务局人员拘押。加拿大移民局继上周二举行拘留聆讯后,19日以中国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有潜逃风险为由,作出继续拘留7天的决定,并于20日公布了赖昌星被拘捕后的拘留聆讯记录。此外,本周五(26日)将再次举行拘留聆讯,以决定是否继续关押或释放赖昌星。

宵禁令规定赖昌星每日只可以在下午1时半至6时半外出。12日上午,赖昌星前往赴宴前一天,一个叫托尼(音译)的男子向移民局告发,称赖昌星第二天晚上宵禁时间过后会外出赴宴。结果翌日晚9时,移民局在温哥华西区的富临鱼翅酒家,将辩称正在参加朋友女儿生日宴的赖昌星当场拘捕。据加通社昨日报道,加拿大移民局20日公布了赖昌星被拘捕后的拘留聆讯记录,记录显示,托尼曾声称赖昌星欠其20万加元。赖昌星则表示托尼曾经威胁过自己,并给其家庭写信,自己留有信件证据。但他表示,早在今年初,自己在香港的“朋友”已经用港币还清了欠款。

据了解,这次是赖昌星第二次违反宵禁令。今年1月,他曾赴赌场并被安全人员摄下影像。赖昌星的保释条件包括禁止与黑帮成员接触,不得去赌场。移民局官员泰斯勒(MarcTessler)在一次讲话中暗示赖昌星曾经常违反宵禁令。他说,在过去遣返并不紧迫,但如今“拘留更有说服力,遣返看来会提早而非延迟”。加拿大移民及难民部门将在本周五对赖昌星再次进行拘留聆讯。如果届时决定继续拘押,难民部门将每隔30天进行一次拘留聆讯。

赖昌星与家人在1999年8月13日抵达加拿大,2000年3月旅游签证到期,加拿大发出有条件离境令。当年6月,赖昌星提出难民申请,但一直被拒绝。事有凑巧,赖昌星此次被拘捕的当日正是他赴加6周年的日子。据竞报报道顾静

中新网8月22日电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将在23日率队访问大陆,首度展开国共基层交流,他们将在厦门与台商、厦门大学台生座谈,并举办台中特产太阳饼营销会。

据台湾媒体报道,“胡连会”后,国民党就展开基层交流规划,第一波选定六县市,包括基隆市对宁波、新竹市对苏州、台中市对厦门、彰化县对青岛、台南市对深圳、高雄县对福州。

由于这是国共基层交流的第一站,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发会主委廖风德将随队参加,访问团30名成员,除了市党部主委沐桂新,副“议长”陈天汶,其它为台中市地方商界、教育界人士,包括果菜市场董事长蔡政忠、糕饼公会理事长游有义等人。

国民党此行共4天,除了参访厦大并与厦大台生座谈,并将与厦门台商座谈并参访厦门台商企业,最后一天还安排了一场台中特产展售会,继台中市长胡志强日前赴北京营销太阳饼,国民党这只队伍也要到厦门推广台中太阳饼与凤梨酥,并播放台中风光介绍,推展台中观光。

这个夏天,比天气更热的,是公众对医改的关注。中国的医疗改革究竟向哪个方向走,这一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对于中国医改,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可能都过于轻率。但可以明确的是,像医疗体制这样普遍涉及民生的改革,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让大多数人受益。当我们回顾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医疗改革时,可以抛开各种争论,回到一个简单的出发点:公众满意吗?他们对医疗体制改革后的变化感受如何?

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8月9~11日,通过央视资讯ePanel会员调查系统,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这项共有来自全国733名30岁以上公众参与的调查显示,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

医院越来越多,看病却越来越难了———这样一个“悖论”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这种不满意。一方面,我国的卫生事业在高速发展,78.9%的人感觉现在的医院比10年前更多了。统计数据也印证了人们的感觉: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了32万家。但另一方面,60.1%的人认为,现在看病比10年前更难了。

人们感觉看病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挂号难。据本报6月份一项调查,为了看病,32.1%的人最早7~8点就到医院排队,23.2%的人凌晨5~6点去排队,甚至还有5.5%的人有提前一天去排队挂号的经历。

另一个更关键、更重要的原因,正如卫生部部长高强7月1日就中国的卫生形势作专题报告时指出的,是“看病贵,群众难以承受”。本次调查显示,89.8%的人看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比10年前增加了。

越来越贵的医药费让很多患者在医院面前望而却步,很多人开始习惯有了病“自己扛”。据卫生部2003年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在公众看来,“看病贵”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转而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掉进钱眼儿里了”。高强就痛斥某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本次调查中,81.2%的人认为,现在的医院在他们看来是营利性而非公益性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7年下发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据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介绍,中央从来没有说要把医疗改成市场,卫生部的措辞也都是“适应市场经济”。但是,高强在最近的专题报告中分析,由于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卫生部门监管不力、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造成医药费用快速增长等原因,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正在逐渐淡化。

这种公益性的淡化,受伤害的并不只是患者一方。据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分析,好像医院拼命创收,是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但实际上未必如此,最终还是少数人占有了更多的资源。而普通的医护人员,却渐渐从昔日人们心目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变成今天很多人眼中的“逐利者”。本次调查就显示,75.7%的人认为,医护人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

人们对“逐利者”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和不信任,医疗纠纷日益增多在所难免。这就导致医护人员为了保护自己,有希望的手术不敢做,各种检查一项不落。医疗费用越来越贵,群众愈发不信任,医患关系更加紧张……所有这些,业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从1997年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医疗服务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联动”,进行整体的医疗体制改革,距今已近10年。今天,中国的医改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在这一刻,公众对过去10年医疗改革的感受,也许值得我们在探寻医改在未来的走向时去回味,去反思。

新华网东京8月21日电据日本《产经新闻》21日报道,日本政府20日决定将放弃寻求第59届联合国大会对日本、巴西、德国和印度(“四国联盟”)共同提交的“增常”决议案进行表决。

报道说,日本政府作出上述决定,是因为他们估计四国已不可能在联大获得通过决议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日本政府打算近日与德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磋商,正式决定放弃寻求联大表决四国“增常”决议案。

报道同时援引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的话称,日本政府认为,没有拥有53个成员国的非盟的支持,一旦四国“增常”决议案付诸表决并被否决,日本等国就会完全丧失“入常”机会。

“四国联盟”于7月初向第59届联大提交了框架决议案,要求增加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据报道,联合国成员国中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约90个国家表示支持四国“增常”决议案。但根据联大有关规定,决议案的通过需要得到至少三分之二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即获得至少128张赞成票。为此,四国也一直在寻求与非盟就安理会扩大达成妥协,将双方的“增常”决议案合并。但本月4日举行的非盟特别首脑会议拒绝接受“四国联盟”的决议案,从而使得四国“增常”决议案被联大通过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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