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夫妇海滩散步被百万美元琥珀绊倒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3:40:59

神木位于陕西省北部晋陕蒙三省接壤区,隶属榆林市,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按照榆林市官方网站介绍,神木主要有煤、石英砂等矿藏。其中煤炭储量最为丰富,储煤面积4500平方公里,已探明储量为500亿吨。

张良告诉记者,随着煤炭的紧缺,这两年神木“炒矿”(倒卖采矿经营权)盛行,最主要的外来炒矿者以浙江商人居多,大约占炒矿者的30%。其次,是当地一些比较富有的开矿者,也有利用银行贷款、高利贷炒矿的当地人。

神木“炒矿”之所以突然火爆起来,和这里独特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在矿下,基本测不到瓦斯含量,可以说没有五大灾害(水、火、瓦斯、煤层和粉尘),神木的煤矿规模开发有18年历史,基本没有出过大型事故;因为其煤层分布低,只需挖一个斜井开着拖拉机就可以将煤运上来,挖煤成本低廉;且地处偏远山区,监管部门有心无力。

“今年年初我们1600万元买了一家煤矿,现在能卖3000万元。我们这个矿6个月就能收回成本,我们打算再赚回两倍的成本就把它卖掉。”张良说,“炒得比较好的浙江商人,其一年的纯利润就上亿元。”

按我国法律规定,矿山企业转让采矿权,必须经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必须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等。而事实上,为了避免这些手续,神木的炒矿者与煤矿原法人会签订两份合同,表面上签订长包合同,以防上面监管机构查处,私下再签订一份转让合同,双方达成协议,如果以后出现任何事故,全部由购入者负责。

当然炒矿并非没有风险。“买矿能不能卖出好价钱,具体要看出煤量,如果不好的矿,就不好出手,完全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不过一般都是赚钱的。”张良说。

西安科技学院矿业研究专家许满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炒矿现象从未间断过。每次煤炭市场的变化,都会兴起炒矿潮,这是第四次,也是规模及资金量最大的一次。”

据许满贵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国有煤矿多数亏损,开始承包给个人,当时私人承包者一年给村里上缴几万元到十多万元,最后私营者只要花费几万元就能买到一个小型煤矿,而这些小煤矿最终有1/3的数量掌握在东南沿海省市的老板手里。

1996年底至2000年,陕西、甘肃等地的小煤矿煤炭出厂成本价为40至50元/吨,国有煤矿的煤炭成本价为70元/吨,但国有煤矿由于投入大,成本高,且市场价低,经营状况多为亏损。最后很多国有煤矿因看不到希望,就以约10万~20万元的价格将一些规模在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转让给私人经营。2000年至2002年前后,这些经营者将低价接手的煤矿以100万~200万元的价格出手,多数都赚了10倍以上。

2002年至今,国家在关、停、并、转了一部分小煤矿之后,煤矿的审批门槛提高。很多人看到煤矿的未来有利可图,又开始炒作,“但今年的行情是即使一个年产10万吨左右的煤矿也需要一两千万元不等的价格。”

“由于目前的煤价远高于其他三次炒作期,所以这次炒矿无疑是资金量最大的一次,由于利润更加丰厚,所以吸引了浙江一带的热钱进入。”许满贵说。

盲目的炒作引起了专家的担心。“目前炒矿已经达到了盲目的状态,买矿的人可能对资源储备量、条件等都不是很清楚。”西安科技大学李龙青说,“靠近黄河边的煤矿因受水位影响,可能资源并不是很多,且分布复杂,如果冒险在水下开采,存在安全隐患;此外多数人开矿是借来的钱,希望很快收回成本,在安全设施方面投入较少,所以人身安全无法保障。”

中国煤矿的安全生产状况显然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昨天,国家安监总局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简况,在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9起中,煤矿企业就占到了6起,死亡485人;在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74起中,煤矿企业发生32起,死亡934人。

8月5日,陕西榆林市煤炭局刘局长告诉本报记者,该局从4月份开始已经对炒矿现象进行整顿,预定时间是100天,目前准备再延长60天。今年6月,陕西榆林市政府也出台了《集中整治煤炭生产经营秩序的通告》,要求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和查处非法转让矿权和在煤炭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明确规定煤炭资源属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开采或买卖;煤矿转让、出租、承包的,必须履行相关法定手续,产权变更要缴纳国家规定的税费,否则视为违法转让。

8月6日,陕西省煤监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煤矿转让过程中,大部分炒家采取参股的形式合作经营,矿主和法定代表人不作变更,借此可逃避交易的税费和政府部门监管。许多煤矿几经转让,一些基层政府已很难掌控其矿权转让的实际情况。“我们也很难掌握真实情况,只能是查工商营业执照,目前国务院正在商讨相关的法规,预计明年出台。”

西安科技学院矿业专家李树刚表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出台专门针对炒矿者的风险抵押制度,其次是支付有偿占有资源税,但短期内不可能杜绝这种现象。

8月6日,西安科技学院矿业专家魏引尚向本报记者透露,今年陕西省代表在全国“两会”上已经提出炒矿现象带来的危害,希望国家能够将其规范化,建立能源保护制度,国土资源部已经表示,今年或明年将会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

“现在监管部门查得比较紧,有少部分炒家退出。”昨天,张良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但对整个市场影响不大。”

科技讯:因佛罗里达降雨,使NASA决定今天再度推迟发现号航天飞机着陆时间。错过今天预定的第一次着陆机会。

发现号航天飞机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07(北京时间17:07)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着陆,NASA今天共有六次机会让航天飞机着陆,下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当地时间早上6:43(北京时间18:43)。发现号本次飞行是自2003年哥伦比亚号事故后的首次航天飞机任务。

专营权的界定以及建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关系到邮政企业的生死存亡,此乃邮政改革的各方利益交点所在

这是一场博弈,对阵的各方包括邮政总局、财政部、国资委、人民银行以及国内外的众多从事邮政服务的非邮政企业。

作为此次邮改方案最为重要的参照——《中国邮政体制改革研究》的执笔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佐军博士一语道破,中国邮政体制改革远远没有完成。

邮政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政企分开,成立邮政监管体系和邮政集团;第二步是邮政集团要公司化,要想成为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进而必须股份化;第三步,随着发展就要大力引进非公有制投资者,甚至在某些业务范围之内实现非国有股控股,最后完成私有化。

2005年7月11日,日本小泉政府已经一步到位地将私有化提上参议院的议程;荷兰、德国等国家已经完成私有化。李佐军认为,邮政企业私有化乃大势所趋,但由于我国薄弱的市场经济基础以及幅员的广阔,我国邮改在这个过程究竟持续多长时间,还要取决于邮政总局改革的决心以及国内外非邮政企业给邮政企业施加竞争压力。

一直以来,我国邮政的普遍服务补偿机制严重缺失,使得邮政系统只得凭借存储在央行的8000亿元邮政储蓄坐享其成,凭借宽泛的邮政专营权这一利益来弥补普遍服务业务的亏空。这成就了邮政系统在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畸形的生态。对于此次新划分的邮政体系和各大利益集团而言,最为关心的问题是,邮政储蓄业务从原邮政总局剥离之后,邮政专营权的划分尚不明确,何以保证邮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从2005年7月20日起,截至新的《邮政法》出台之前,此次改革涉及到的利益各方将度过视为煎熬的不眠之夜。

近年来,随着外资快递巨头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的节节攀升,邮政总局看到了四面环峙的狼。

为了夺回国际快递业务,2002年邮政总局先后发出“64号文件”和“国联472号文件”。“汇丰大厦快递风波”引发了手握“尚方宝剑”的邮政总局的狠招——要求国内外的快递企业都要接受其统一委托管理。

以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组成的四大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率先站出来反抗,他们公开发表声明指出,要接受其委托管理孰难从命。

冲突开始白热化。2003年10月,申通、东方万邦和信达向同行发出“倡议书”,呼吁组建快递行业协会以和邮政总局抗衡;2004年1月15日,由申通、东方万邦、信达牵头,40多家上海快递企业共同参与的座谈会召开,会议的请帖上旗帜鲜明的提出议题——《邮政法》的修改对快递行业的影响。

据当事人彭旨平律师回忆:“大多数受到邀请的企业都到了,会场坐得满满的,毕竟这关系绝大多数快递企业的生死存亡。”

这让决策层意识到,邮政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于是国务院研究中心成立了“邮政体制改革”课题组,由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飞担任组长,和邮政总局、快递协会以及跨国公司等有关利益各方进行了充分接触。

课题做出来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此召开了研讨会,社会舆论关于邮政体制改革的呼声四起。

课题的协调人和执笔人李佐军表示:“应该说,我们给发改委推进邮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事实上发改委也是参考了我们的方案。在此次推进国家邮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大的原则方向,包括一些操作类型大的环节,也基本上和我们当初的课题设想是一致的。”

数据显示,中国邮政经年亏损,1998年亏损突破100亿元。当邮电分拆后,国家不得不出台“8531”计划,即自1999年起,国家逐年向邮政补贴80亿元、50亿元、30亿元、10亿元。

邮政总局表示,亏损是因为其承担的普遍服务,这带来每年高达41.7亿元的亏损。其中,以农村为主的普遍服务网点亏损达27.67亿元,政策性业务亏损达14.03亿元。

事实上,中国邮政系统在非专营领域也缺乏竞争力。2003年,邮政总局把物流、报刊发行、集邮等业务打包,成立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但经过两年的发展,中邮物流却没有成为盈利的火车头。

2005年,距离1998年邮政电信分家已有7年;而2005年12月1日,开放外资独自经营物流快递业务的大限将至。

为了迎接2005年12月1日的来临,UPS在2004年底组建了货运服务公司,并于2005年初迅速整合了旗下的资本公司、物流集团和货运服务公司。据透露,UPS将于2007年在上海浦东机场设立国际航空转运中心。

国内的快递企业及非邮政企业,包括物流企业也希望尽快打破垄断,以便和邮政系统的企业公平竞争。

此际,邮政总局感到形势严峻。一方面邮政总局希望推进改革有助于其长远的发展,另一方面邮政总局又感到为难,因为改革就要打破其垄断,丧失部分利益。

其次,从国家行政层面来说,邮政改革也不仅是邮政总局一家的事,邮政总局承担了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公共产品性质的普遍服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整个国家的普遍服务业务的角度来看,邮政体制的改革又涉及到几个部门的利益纠葛——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发改委。

对于财政部而言,邮政体制改革推进下去后,邮政系统就变成了企业,如果不建立起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普遍服务就难以得到保证;要建立邮政企业的普遍服务补偿机制,财政部就要拿钱,而且不是一笔小数目。

按照邮政总局的计算标准,其每年41.7亿元的亏损均来自其承担的普遍服务,那么财政部是不是应该以41.7亿元/年为标准来计算财政补偿金额呢?

对人民银行而言,最关心的是邮政储蓄问题。实际上邮政企业通过基层吸储,将这笔钱交给人民银行,然后收取稳定的毫无风险的利息差。据统计,目前有多达8000多亿的邮政储蓄放在人民银行,仅2002年邮政总局就从人民银行处获取了180亿元的转存利息。

但邮政储蓄却显得有点怪异,邮政储蓄只吸收贷款不发放贷款,没有任何金融风险可言。人民银行希望把邮政储蓄变成邮政储蓄银行,跟其他银行一样吸储放贷、自负盈亏,通过对银行监管政策对其实施监管。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要“抓紧实施邮政储蓄体制改革”,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并将其纳入银行监管体系。

社科院金融中心研究员易宪容分析认为,如此一来邮政总局是不愿意的,如果把邮政储蓄变成邮政储蓄银行,那么邮政总局的稳定利息差收益就无法得到保证。

对于国资委而言,一旦邮政系统政企分开以后,邮政系统的庞大国有资产可能就会随着建立邮政集团而并入国资委,这对国资委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李佐军认为,改革方案的最后确立,取决于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

2005年6月23日,邮政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局长会议,该会议被喻为中国邮政改革的“破冰之举”。邮政总局局长刘安东在会上发言,将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并成立一个邮政监管机构——邮政管理局。

与此同时,北京邮政将作为试点,包括实业集团及下属的8个二级子公司和32个三级子公司,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将首先在该实业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中进行。

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实行政企分开,重新组建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邮政监管机构;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加快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

然而,此次原则上通过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并没有详细披露。邮政总局的说法是,需要高度保密。

冯飞认为,政企分开在目前已成定论,但要做到政资分开却难上加难。目前市场上最关心的问题是,新成立中国邮政集团之后,垄断问题是否存在?冯飞认为,一直以来对邮政专营权的争论不休,邮政逐步缩小专营权是一个趋势,但如何界定,各方分歧巨大。

上海邮电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高仰止认为,由于信件业务还属于政府职责内的公共服务,因此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李佐军认为,实际上专营业务就是垄断业务(譬如信件业务),包含在普遍服务业务之内。(在国外也有普遍服务业务委托非邮政企业去做的。)在普遍服务业务的范围之内,其中有一块是国家规定必须由邮政企业垄断经营的。即便国家邮政集团成立之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垄断问题和专营问题是《邮政法》才能解决的。

李佐军认为,以前的情况是,国家财政没有建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实际上采取的就是邮政储蓄这个补偿措施。如果无法建立起普遍服务补偿机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维持邮政局比较高的垄断,给予大量的专营权。

据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秘书长刘建新介绍,中国邮政一直在为专营范围与非邮政企业、包括跨国公司进行较量,具体表现为《邮政法》修改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分歧。目前,《邮政法》已经六易其稿。

2003年11月,新鲜出炉的《邮政法》第五稿引起了民营快递企业的普遍异议,该修改稿提出,“500克以下信件寄送由邮政专营”,快递实行特许经营,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等。业内人士认为,这实际上是强化了邮政的专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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