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宗盗卖QQ号案侦破 定罪分歧凸显立法滞后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15:41:15

苏海南:我认为一个时期以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且促使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合理因素突显出来,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予以遏制。

其中,中国城乡差距,特别是农民收入过低,对于中国启动内需和发展经济是极其不利的,毕竟中国有八九亿农业人口,这部分人口收入不能提高,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就变为空谈。如果贫富差距状况持续扩大,势必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

但是,冷静评估还没有到整个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地步。因为从发展趋势预测,今后几年还有拉大差距的可能,但采取措施可望先降低其速度。如果将收入差距划分为绿灯、黄灯、红灯区,我以为现在大约处于黄灯区状况。我们不宜简单套用国外基尼系数的评估办法,因为中国的情况跟国外的情况不完全具有可比性。

李实:我也认为中国的情况和其它国家情况不太一样,很难用收入差距的指标来判断社会稳定性。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差距的问题,收入差距只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还有社会不公和个人权利受侵害的问题。

一般而言,收入差距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即使扩大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还有一种差距是不公平造成的,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不满。

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后,因为征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下岗失业人员缺少再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和寻租机会大肆获得暴利机会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大家感觉在整个社会差距扩大中很大一部分由于不公平带来的。

我不太主张按照基尼系数作为划分社会稳定不稳定的标准,还要看看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即使收入差距不大,如果其中的不公平因素很大,也会造成社会的动乱。

苏明:近两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支助农村,比如减免农业税等,但即使这样,我国城乡间的差距依然在扩大。

我认为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实际上是被低估。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居民享受了除工资收入以外的社会福利,而农村这一切才刚刚起步。至于李教授提到的农村的购买力水平比城市高,我不同意。一元钱的购买力就是一定的。

还有就是现在对农民收入的计算,也有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由于历史上地方基层政府的提留款和统筹款与农民收入是挂钩的,不排除地方政府官员为表明自己的政绩或多留些地方基层财政收入,导致虚报农民收入的可能性。

主持人: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判断,中国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张曙光:既然讲到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的问题,我觉得有三个维度,即必须要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方面考虑。我们现在讨论的收入差距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一个结果不公的问题。

但造成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起点机会不平等,过程参与不平等所造成。现在可以看到城市繁荣,农村凋敝,这实际上是由于大家对城市偏好,削弱了农村和农民在机会和参与上的权利,因而正是当初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的结果。

李实:中国在初始分配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存在机会上的不均等,这个机会不均等来自于权利的不平等,比如基本的就业权利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体现。这样会导致劳动收入的分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另外,在再分配阶段,涉及到政府公共财政政策,包括社会福利政策等等,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区别对待,对部分人群的歧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城市而不是农村,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用于城市职工,而忽视了农民和农民工。

比如大量的外来人口或者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不能同等地享有社会公共服务,造成他们与当地城市居民之间明显的贫富差距。城市内部两个群体之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它会长期地困扰我们的社会和政府。

一类因素是市场机制本身所带来的,是鼓励竞争、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市场机制作用所导致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因素的作用十分明显。

第二类因素主要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等因素,主要是由于旧体制没有能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及时进行改革造成的,是改革不到位然结果。

再有一个就是腐败问题,这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原因还在于“双轨制”。

这种不同从人们的择业取向上也可以看出来。1980年代、90年代初出现的“下海热”,下海的人收入高,是对其承担高风险的一种补偿;而现在正好相反,是“考公务员热”,人们追求的不仅是工作稳定,收入也不低,当然还有权力的因素。因此,我基本同意张曙光教授和李实教授所说的,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同样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不同阶段可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

总之,我们要把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进行细分:看看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因素是不合理的,是应该避免的,或者说是能够避免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看不到贫富差距过大,忽视贫富差距过大所带来的危害是错误的。同样,如果根据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就把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否定了,也是非常危险的。

主持人:现在,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声音,就是认为改革方向存在了问题,不知各位如何看待?

李实:关于收入差距的变化,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性质不一样。1990年代中期以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大家收入共同增加的过程,只是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慢一点,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快一点,但毕竟是一个“共同富裕”的过程。

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两极分化,这段时间一部分人收入有所下降,城镇中出现了新的贫困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家庭的贫困是由下岗失业造成的。

像城市2200万的“低保”群体相当一部分就是下岗失业人员。而这段时期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得很快,加剧了贫富差距。

张曙光:改革开放之初,放权让利,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平均主义,进行市场化运作,给人们以投资和发展的机会和权利,放松部分管制,让不同人的各种才能和潜力得到发挥,实际上是扩大了起点和过程的公平,因而推进了市场化,带来了市场效率改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的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魏加宁: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是不是到了一个需要做些调整的时候了?那个提法是针对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而提出来的,因此比较注重强调效率。

到了现在,作为大的社会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兼顾,更加注重公平”?后一句话主要是针对当前情况而言的。这些大的指导思想如果不厘清,可能是一个问题。

苏海南: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市场的分割,农村的人力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都集中到城市使用,而城市的生产要素则较少配置到农村,促使城乡差距拉大。

其次,由于中国地区太大,彼此之间的起点差别很大,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加上东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力度不同,促使地区差距拉大。

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扩大,对我国一些行业、产业形成巨大冲击,相当部分企业“关、停、并、转”,造成一部分人的下岗、失业;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上,一般劳动力的供给远远高过需求,普通劳动者根本没法讨价还价,所以使很多低收入群体很难提高工资收入。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当中出现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空白,政策之间不协调、不平衡,分配制度、政策上的偏差等,这些也都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苏明:维持现在的城乡差距,就意味着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和城市一样,这在短期内困难较大。近两年,我国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取消农业税等,即使这样去年农村的增长仅达到6.2%。而国家可给与的优惠措施是有限的,下一步农民增收难度比较大。

其次,现在正在研究城市的工资改革,一旦进行工资改革,公务员、离退休工人的工资将会上调,这是否也将进一步加大未来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此外,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也是造成城乡之间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事农业的人多地少,生产率低,报酬自然也低,而城市以工业、商业为主,生产率要高得多。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只要开口就会招来种种不同的“解读”,但他还是不能不开口。因为他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然而,面对那些别人认为因他的言论而起的讨论,以及随后在网络上掀起的波澜,这位老人多少感到了几分困惑。

3月6日上午,吴敬琏参加了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32组小组讨论,吴敬琏(Blog)自己或许也没有想到,他的发言竟然会惹起一场“风波”。

两会上的吴敬琏从来都是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这位因鼓吹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依然在会议上全力呼吁改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话题,推进改革始终是他谈话的核心思想。

在当天的小组讨论中,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谈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已形势紧迫,如何建立大的企业集团,首要的是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吴敬琏接着说:企业改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推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部形成好的竞争环境,现在,这两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

“有两种现象很不好,一是‘捧杀’,一些地方政府给选出来的企业重点支持,给土地、贷款,结果政府扶持扶垮企业的例子很多;二是‘压杀’、‘打杀’,一有冒头的企业,就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打杀,对到海外收购遭到经营困难的企业不是热情支持帮助,而是冷嘲热讽,幸灾乐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上充斥着否定市场化改革大方向的议论,把收入差别过大、国有资产流失、上学难、看病难、没有房子住等都归罪于改革,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第二天,关于吴敬琏“为个人原因发怒”的报道就已传开。网上甚至有人质问吴敬琏:“政协是参政议政的地方,你为什么发泄个人的愤怒呢?”

3月8日,坐在北京京丰宾馆324房间,吴敬琏说:“在这个参政的地方,我不会为个人原因发怒。”

“我是在分析国企改革遇到了哪些阻力,”吴敬琏说,“市场化改革要求进一步开放垄断行业,实现充分竞争,但做得到吗?有特权的人不肯放权,改革进行不下去了,改革被阻挡了。”

一些正确的改革遭到了攻击,例如1999年国务院对电信部门进行了改革重组,国家通讯社主管的一份杂志却发表文章说,打破电信垄断的改革,是按照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思路进行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在当天的会议上,吴敬琏曾就此提到,该杂志列出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

吴敬琏说:“我曾跟当时要求采访的执行总编说,独立董事制度是国务院进行国企改革,建立有效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位总编辑当时认为逻辑上的确不妥,并向吴敬琏表示了歉意。可是,让吴敬琏感到惊讶的是,2005年10月,当反对改革的争论达到高潮的时候,这家杂志又重新发表了此篇文章,并配发评论。并传出说:这篇文章已惊动了国务院高层领导,后来一些部门请经济学家研讨咨询就变得谨慎了许多。吴敬琏对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感到气愤。

吴敬琏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应该超脱于所有的利益集团。“有人提出经济学家做独立董事就是和某个利益集团结盟,我认为,独立董事首先要独立,严重有负受托责任可以起诉,从制度上加以监督。但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国务院推进国有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否定这种制度。”他说。

2004年间,发生了改革何去何从的争论,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严重不公平都是因为市场,问题实质在于,是加速深化改革,还是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

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吴敬琏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争论中。这样的争论也让吴敬琏反思。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改革错了,是改革碰到了硬障碍,改革遇到了阻力。”

吴敬琏说,我不认为改革制度本身有多大的难度,关键是现在许多改革触及到了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了阻力。“改革遇到很多阻力,比如企业要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会侵犯一些人的利益。”

但是,他担心的是,改革一拖再拖,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最终还是要由财政吃进,“这个代价国家和人民是付不起的。”

吴敬琏对本报记者说,改革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到了更坚定地推进和深化改革的时刻。应该明确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

这位在很多人看来早该退休的学者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他警告说:“因为医疗、教育等改革遇到了阻力,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却反过来说,出现这些问题是改革造成的,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巨大成本,这种煽动情绪反对改革的做法是危险的。”

在这次两会上,他不断重复着自己已经重复过不知多少次的观点: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掌握着垄断权力的人不愿意放弃能给他们带来亿万财富的权利;其次是过程的不平等;最后才是结果的不平等。前两者是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在很多人看来,他就此开出的药方依然是他一贯坚持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权谋私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掉。

对种种责难和误读,他说他并不在意。在那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把强词夺理或牵强附会的言词称做“捣浆糊”。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学术界应该提倡自由、切实的讨论,而不是随意做出过分笼统的判断。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应该按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学术规范负责。

“改革会不会倒退?”吴敬琏问自己也问记者。他说他确实有这个担心。因为确实出现了回潮的思想,主张加强计划管理,实行“国进民退”,倒退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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