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示威者焚烧丹麦挪威使馆报复亵渎事件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2:59:38

樊建青突然扔下帽子和手套,把郭随新推出门外:“只要你不报案,以后我仍和你在一起,我就不会杀你。”

樊建青一听这话,马上举起斧头砸向郭随新。郭随新连忙往楼下跑。樊建青一路紧追。郭随新刚跑到客厅,樊建青已追了上来。郭随新将一个沙发背垫砸向樊建青,气喘吁吁地说:“建青,别瞎闹,我已没有力气了。”樊建青一闪身躲过飞来的沙发垫,恶狠狠地说:“谁在瞎闹?你毁了我的青春和未来,我要让你付出代价!”说着,她几步就走到郭随新的跟前,举起斧头一阵乱砸……

樊建青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决定最后为家人做点事。她走进焦某的卧室,找到3000元,又在客厅找出7500元,然后给大哥打电话:“哥,我把郭随新两口子杀死了,我从他们家找到1万多元,给你寄去吧。”听妹妹的口气不像开玩笑,大哥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打通晋城市那位领导的电话……

4月3日早上7时,接警后的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刑警赶到。很快,樊建青供认了作案过程,但拒绝说出原因,只求速死:“人是我杀的,你们枪毙我吧。”

针对樊建青的反常行为,为查明真相,刑警队负责人决定对她进行妇科检查。结果为樊建青处女膜陈旧性破裂。面对这一纸鉴定,樊建青泪水长流,哽咽地向刑警说出了长期遭受郭随新凌辱的过程。

7月21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樊建青的两位代理律师共同出庭为她辩护,并当庭提供樊建青有精神病史的证据,要求为其作精神病鉴定。法庭随后宣布休庭,将案卷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以便决定是否准许为樊建青作精神病鉴定。

8月19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樊建青要求作精神病鉴定的请求被驳回,但当庭仍没有判决。

目前,在高墙铁网中的樊建青没有表示后悔,只是在想起父母时心里充满强烈的自责和愧疚。

樊建青的父母正准备到山西省纪委和中纪委反映郭随新强奸他们女儿的事实,以及郭家前任保姆当上记者的真相。(晋言京正吴畏)

根据主人的口令和手势,一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宠物狗不但能做诸如“两腿站立”及“直立行走”等动作,还能按主人的要求完成“叼烟”、“送报纸”等任务。3月6日上午,记者在杜先生的饭馆见到了这只人见人爱的“小明星”——宠物狗“贝贝”。

当日上午9时30分,记者来到位于段家滩矿灯厂附近杜先生开的饭馆。杜先生一见到记者,就叫出了黄头黄脚黑背的小狗,并向记者介绍小狗的“绝活”。随着杜先生的一个个口令和手势,记者看到,这只小狗的确能按口令迅速完成“两腿站立”及“直立行走”等动作。在表演完“叼烟”的动作后,又按杜先生的要求将投递员送来的报纸叼在嘴中,跑上楼梯送到二楼的订户手中。杜先生饭馆门前不大的场地,一时间成了小狗表演的舞台,随着杜先生的脚步节奏,小狗居然直起身子跳起舞来。

据杜先生讲,这只小狗叫“贝贝”,只有1岁多。4个月前,他在狗市上买回这只乖巧的小狗时,并没有发现“贝贝”的奇特之处。不久前,一位客人无意间发现了“贝贝”能“站立”、能“直坐”等特长。之后,杜先生便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对“贝贝”进行训练。刚开始,“贝贝”虽然可以明白他发出的口令和手势,但做出的动作不到位,而且坚持动作的时间也不长。后来,经过他的一番训练,聪明的“贝贝”不但能依照口令和手势完成各种动作,还可以从饭馆直着身子走回两公里之外的家中。

为了证明“贝贝”“直立行走”的功夫,杜先生准备牵着“贝贝”向记者展示一番。此时的“贝贝”表现欲望特别强烈,在本报记者更换相机电池的空当,“贝贝”竟忍不住直立起来将头凑向镜头。之后,“贝贝”就直立着跳上了人行道,刚拐过街角,沿街铺面的店主与路人纷纷和“贝贝”打招呼,“贝贝”看到他们后,也挥动两只前爪向店主或路人“示意”。碰到来往的车辆,“贝贝”不但表现镇定,而且还能主动避让。

本报讯据《健康报》报道被作为中国内地“看病贵”的典型———“哈尔滨天价医费事件”的调查结果,前天由哈医大二院麻醉科主任李文志披露给媒体。

李文志说,国家卫生部调查组一共去了三次,前后28人。其实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结果迟迟没有公布,因为调查结果和当初报道的差距太大。

医院目前的处理结果是:纪检委书记撤职,院长停职检查,血库主任撤职,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撤职。

李文志说,初步调查结果是:患者住院68天,花了132万元人民币,调查组查出违规收费20万元,医院存在的问题是管理混乱、涂改病历、分解收费。当初媒体热炒的“一天注射100多瓶盐水,输94次血”,是用来血液滤过和透析的,是合理的。

其他费用都是患者个人自己买药和请专家的。患者从高干病房转到心外科I重症监护室以后,北京的专家、护士长来会诊了100多人次。

本报讯据《财经》报道一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身染绝症的患者不幸已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

2005年6月1日,哈医大二院的心外ICU病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当天的转科过程盛况空前。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这位患者就是哈尔滨锅炉中学离休教师翁文辉。

据哈医大二院网站介绍,心外ICU主要承担该院心外一科、二科、三科心脏直视手术患者术后监护治疗工作,其收治范围本来并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

据了解,哈医大二院ICU病房主任于玲范最初并不同意病人转入。然而,最终是翁老先生之子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CU监护病房。

当天早上6点,于玲范接到了王景璐的通知。当天上午10点左右,翁文辉在数十名保安的护送下被转入心外ICU病房。

“翁文辉那儿是ICU的一个小特区。”一位接近卫生部调查组的权威人士如是说。

在只有12张病床的ICU中,翁老先生占据了仅有的两单间之一,并且得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订治疗方案。

从6月1日到8月6日,在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在哈医大二院,对翁老先生进行了100多次会诊。当地知情人不止一次表示,即使是黑龙江省级干部,往昔亦从未有此待遇。

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住院期间会诊专家的名单。其中包括北京市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外科ICU主任陈惠德、呼吸科主任曹志新等九位医生,以及ICU护士长和护士;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石远凯、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楼方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主任克晓燕、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马军等。

2005年6月7日,北京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赴哈医大二院会诊,认为抢救意义不大。尽管陈有言在先,患者家属仍然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在哈尔滨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翁家有很深的“高官背景”。

记者走访了翁老先生家。翁老先生的妻子富秀梅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老太太,瘦小苍白,言谈柔和文雅。富秀梅不愿多谈家庭情况。但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待人良善。听说“天价医疗费事件”的主角居然是翁老先生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讶。

翁强与政界人物的联系究竟如何,记者不得而知。但翁强显然很乐于显示他的背景。

据去过翁强家的记者介绍,翁强家在北京郊区著名的别墅区,是一幢三层的独栋别墅,内部装修豪华。家里显眼地挂着翁强与一些政界人士的合影,但大都为已退居二线的人物,且合影多在公开场合。

一位采访过翁强的记者说:“他一直暗示自己有钱、有实力,但是当你真的问到他的背景的时候他又不说了。”

近几天,“学雷锋”热潮遍及街头巷尾,当人们按照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幸福观去做好事时,他们是否真的因为帮助了别人而感到幸福呢?据了解,前段时间,有关机构对国内10大城市展开市民生活“幸福感”调查,结果广州城市生活幸福感排在倒数第一。

在广州生活工作的人们,真的不如中小城市那么幸福么?时报记者前日特邀中大和华师的有关专家,结合发生在市民身边的一些个案,进行一场“广州都市人幸福心态大剖析”,我们希望通过与专家的对话,让都市人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启示,找到自己的幸福感。

30多岁的赵小姐是海珠区一家写字楼的白领,谈起助人为乐,赵小姐很有感触。她说自己因为想帮助别人而被同事误解,现在还被当成笑话在单位传。

她介绍,公司有时候要加班,都会为员工准备盒饭。去年10月份的一天,公司剩下了一些盒饭没人吃,赵小姐想到附近天桥经常有流浪汉,就想拿着剩下的盒饭去给他们吃。没想到提着盒饭走到门口,就碰到几个同事,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小姐至今还觉得不好意思:“同事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说我这人怎么吃完了还要带走公司的盒饭,感觉太那个了。我赶紧解释原因,没想到同事听了竟然大笑起来,有的说我好天真,有的说我不正常,有的干脆说我很会编借口。”赵小姐说,当时自己拿着盒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十分尴尬。最后干脆把盒饭丢下匆匆离开,而这件事如今常被同事们当作笑话谈。

赵小姐十分不解地感叹,小时候老师和家长都教导我们要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时候我们真的也愿意那么做,并且做了好事被表扬的感觉也很好,是有一种“幸福感”吧。

但如今走入社会,却发现社会现实与书本上的教导离得越来越远。走在街上,看到有孕妇在天桥上跪下乞讨,不要轻易相信,想那可能是骗钱的;看到有人被车撞摔倒在地,不要去管,因为那可能是敲诈的;看见有人问路,不要随便搭讪,因为可能是设好骗局的。

“我现在真的变得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了!”赵小姐说,如今走在街上,无论是谁叫她她都不会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去管,除了工作上的事,其他时候绝不和陌生人打交道。不过,她觉得心里总有些失落。

专家指出,帮助别人为什么会幸福?这是因为,帮助别人的人会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让自己的满意指数大增,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产生幸福感,这其实就是雷锋幸福感的来源,也正是中国传统的“积善成德”的观念的体现。

对每个正常的中国人来说,由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都崇尚和谐,助人能促进和谐,如今要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大力倡导“雷锋幸福观”,要让社会形成风气,积极助人为乐并因此产生幸福感,令整个社会互助和谐。

从理论上来说,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经济体制下,能帮助别人,都会觉得幸福。因为人活着有一个社会认同度,都习惯按照社会认同去做事。雷锋是这样,现代人也是这样。

袁小姐目前在天河区一家外资企业做翻译工作,月收入近万元,是位名副其实令人羡慕的白领丽人。袁小姐说,来广州工作之前,自己是在江西南昌一所高校做老师,由于觉得生活太清闲和不满意每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所以南下广州。虽然工资是翻了几倍,月收入过万,但袁小姐似乎更怀念以前在南昌的生活了。

袁小姐告诉记者,其实来广州之前,自己也想过这里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等方面会紧张得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这些变化?但是过多了穷日子的她还是抵不住高薪的诱惑,毅然到广州创业。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袁小姐每天朝九晚五,虽然工作似乎很有规律,但是因为经常要接待客户,应酬吃饭,而且一个星期至少要出一次差,工作生活的节奏很快,压力也大,每天都感觉处于忙碌之中。

袁小姐说:“以前我是无聊得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现在却是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太少了。连我父母过来看我,我都没有时间陪他们。

有时候觉得,还是生活在南昌舒服,一个星期上三天的课,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都不大,虽然收入不多,但衣食无忧啊。那个时候,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很多,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不错。现在收入虽然多了,但感觉失去的同样很多。”

袁小姐感慨道:“一个人的幸福感不是由金钱收入来决定的,虽然在广州能赚到不少钱,但也许10年之后,我还是会回到家乡,在一个相对宽松舒适的环境里,做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那才是最幸福的感觉。”

另外,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听到有人感叹:过去计划经济年代,虽然工资没多少,但不用整天为钱发愁,日子反而过得安逸,如今收入高了,要支出的东西却更多了,有的人奋斗一辈子就只为了房子,这样看起来,如今的时代反而没有计划经济年代幸福感强烈。

幸福具有相对性,一些方面不能简单对比。同时,幸福感是阶段性的,是一种需要的满足,是人们客观要求得到满足后的主观感受。而且这个感受是阶段性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并非永远单一。

比如幸福感与地域有关,如果经济发达,人们的欲望也不断提升,拿广州和某个内地城市比,没有可比性,在广州月收入3000元算一般,但在内地城市却已算高薪了;另外,幸福感和个人位置有关,处在不同的位置,幸福感不一样;还和个人的追求有关,你不考虑自身条件,一味地把追求定位得太高,当然就难得到幸福感。

而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对幸福感有不同需求,人有生存、发展、享受的不同阶段需要,比如当一个人没饭吃快饿死时,给他一碗饭,他会觉得无比幸福;这是生存需要;而一个吃得太饱的人,给他一碗饭不但感觉不到幸福,反而有痛苦的感觉;同时,每个时段需求幸福感的强度不同,社会发展程度高,需求强度大,需求多样化,而满足需求的难度就高;反之亦然。

“为什么我的导师这么无能,你看我的同学XX,他的导师为他找了多么好的工作,可我的导师又为我做了什么?”几天前,广州某高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黄教授无意间听到自己精心栽培的研究生小云与同学的这番对话,让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同时陷入深深的忧虑中,难道辛辛苦苦教出的爱徒就是这样回报自己吗?

黄教授说,发现这个问题后,他当即与其他教授做了交流,谁知,不交流还好,一交流吓了一跳,几乎所有的导师们都反映他们也碰到过类似的遭遇。导师们说,在广州的高校中,这种“学得不好怨导师学术差、工作找不到怪导师社交无门、科研经费少怪导师兜中寒酸”的研究生还真是存在不少。在他们眼中:“导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帮着找工作,帮着赚钱!”把导师当作自己走向社会的“万能工具”。可是,这种时刻抱着索取一切的观念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幸福?

黄教授说,作为导师,我们培养学生,不仅仅要让他们学到自己的学识,更要让他们学会做人,学会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社会,但现在的社会这种珍贵的东西太缺乏了,以至于我们单纯的大学生们,也变得如此“市侩”,更不用说社会上一些人了。这也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怎么将感恩之心扎根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中去,让这些中国传统的美德不要因此而缺失。

另外,最近几年,经常看到新闻报道今天这里有人跳楼,明天那边有人自杀,黄教授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选择结束自己这一生呢?难道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经历和感受都是痛苦,没有一点幸福和快乐么?

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对幸福的需求相对较低,所以容易满足,而如今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人们对幸福的需求强度大,种类多,所以满足难度高,人们就感觉幸福难以得到。这都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在西方现代化时也有这样的过程,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满足需求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专家强调,幸福感是个主观的、不同人有不同标准的感受,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人们应该认识到幸福感的这个规律,并且善于自我调剂,需求目标的确立要现实,如果超越可比性去盲目比较追求,就难以获得幸福感。

同时,尤其是现代年轻人要怀着感恩心态看待自己的生活,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什么都是社会欠你的,也不要以为什么都那么容易得到。要想获得成功的幸福,需要一个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一些年轻人却总是把自己定位很高,老是一下子就成为李嘉诚、成龙,而不考虑自身条件和努力过程,结果遭遇现实考验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幸感,造成心理抑郁甚至导致一些不理智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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