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液化气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涨幅达到20%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3 05:05:14

本版作者声明:在本机构、本人所知情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的证券没有利害关系。

本版文章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文责自负。读者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用3.6万元(后涨至3.9万元)购买一台飞镖机,每月可返租1200元,这个看似诱人的“致富计划”原来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空买空卖共销售飞镖机7419台,非法套取人民币2亿多元,被骗对象涉及15省市及港澳台地区。本月2日,该案在深圳罗湖区法院一审宣判,认定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经营属变相传销,判定成记达、杨学兴等10被告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中主犯最高被判8年并被罚款50万元,其他主犯分别被判5—7年,各处罚金20万元,其他从犯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零6个月不等,各处罚金5万元。

因该案牵涉面甚广,很多群众受害,深圳市政府组成“飞镖”案件清理小组办公室启动善后处理程序,于昨日在香蜜湖度假村附近设置场所,开始接受购机者资料的登记。

飞镖公司的前身为深圳市鸿润隆实业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11日,注册资金1800万元,1999年11月29日更名为深圳市飞镖科技实业公司,2002年5月10日再次更名为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法人、总经理为目前在逃的席得胜,就是他卷走公司两亿余元巨款,使数千购机者面临难以追回老本的窘境。

如果没有2004年6月的案发,飞镖科技公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企业。资料显示,该公司参与承办、协办了历届全国飞镖大赛,赞助中国组队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第30届世界飞镖大师赛;2003年12月,再一次作为承办单位,承办第五届全国飞镖公开赛;公司赞助中国飞镖协会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14、15届世界飞镖锦标赛;向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赠教学用机,设立飞镖教育基金;2004年3月1日,还向连州市西岸镇清水中心小学捐资33.8万元用于学校建设。

也正是这些“光环”获取了来自全国15个省28个市上千购机者的信赖,而公司法人、总经理描绘的“购机返租”计划也将许多投资者“套牢”。公司的体系也迅速扩大,下设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销售公司、经营公司,并在全国大部分城市设立了经营网点,其“镖王”牌飞镖机销售额占国内市场的一半。

罗湖区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飞镖公司以购买飞镖机返租获取高额回报为诱饵,公司成员宣称签订保险合同购机者利润有保障、并采取伪造虚假的“飞镖机承包经营合同”、编造飞镖机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另编造所谓的上市“计划”,以此招揽客户,并通过与客户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将每台飞镖机出售给购机的客户,甚至在飞镖机尚未生产时,蒙骗客户进行无货空售。而合同约定:购机者将自己认购的飞镖机返租给飞镖公司,返租的每台飞镖机由飞镖公司每月向购机者支付1200元或1300元的租金。

此外,飞镖公司在其“飞镖时代”等宣传资料中承诺:合同期满,飞镖公司以18000元的价格向购机者回购飞镖机。以三年期返租合同的约定及飞镖公司的承诺计算,购机者每购买一台飞镖机返租于该公司,每年可获租金14400元,合同期满,飞镖公司再以每台18000元的价格回购此机,三年投资的总回报共达61200元。至案发时止,飞镖公司共销售飞镖机7419台,以最低售价36000元/台计,共得款人民币2.67084亿元。

但按上述合同约定的租金折算,售出的飞镖机全部返租后,一年内飞镖公司仅应支付给已购机客户的租金就高达1.068亿余元。飞镖公司的收益主要来自购机者认购飞镖机所交纳的购机款,为填补经营收入与应向客户支付租金及回购飞镖机款之间的巨大差额,飞镖公司采用将后购机者所交付的部分购机款支付先购机者报酬这一方式维持公司运作,这一方式也被罗湖区法院定性为“变相传销”。

被罗湖区法院认定为主犯的,包括公司股东、行政副总经理成记达,副总经理杨学兴、副总兼董事长助理潘绪明、副总兼财务总监文则顺、副总兼行政总监叶春,另有公司会计、经营部等5名职员也因作为从犯受到刑事惩罚。其中成记达出资240万元从原股东手中购得30%股份,后增资至1800万元时,又出资540万元。

在此前的庭审中,成记达辩称其没有出资,不是飞镖公司的真正股东,飞镖公司采取的“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与其无关,其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他被告也纷纷推脱责任,或称不负责或未参与购机返租经营。各被告辩护人辩称“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并没有为法律所禁止,不属于变相传销和不必然有社会危害性,认为飞镖公司无罪。

罗湖区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经营属变相传销,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各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和应否承担责任问题,法院判称,飞镖公司的“购机返租”行为,分别由决策、宣传、销售、经营等一系列的非法行为所组成,虽是公司的行为,但公司的行为是通过具体的人去实施才能得到实现,各被告人均在具体运作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且具备犯罪故意,均应对飞镖公司的非法经营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最后判处成记达有期徒刑8年,处罚金50万元,其他主犯中杨学兴被判5年,潘绪明被判6年,文则顺被判7年、叶春被判6年,4人各被处罚20万元,其他从犯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零6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5万元。

头戴光环公司参与承办、协办历届全国飞镖大赛,赞助中国组队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第30届世界飞镖大师赛;向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赠教学用机,设立飞镖教育基金;向连州市西岸镇清水中心小学捐资33.8万元用于学校建设。

手举诱饵编造良好的经营前景,虚构上市“计划”,许诺花3.6万元(后涨至3.9万元)购买一台飞镖机,每月返租1200元,期满后公司再以1.8万元的价格买回飞镖机,三年投资总回报可达6.12万元。

不义之财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飞镖公司共销售飞镖机7419台,共得款人民币2.67084亿元。

飞镖案牵涉面较多,受蒙蔽群众众多,为妥善处理,深圳市政府成立“飞镖”案件清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昨日,该办公室在媒体上发布公告,请购机者及时到位于香蜜湖度假村一侧的办公室登记。

据悉,深圳市政府从公检法及工商、审计等多个部门抽调人员,负责处理善后事宜。昨日的公告中称,自昨日起至11月30日接受深圳地区购机者登记,今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接受广东地区及港澳地区购机者登记,明年1月4日至3月15日受理省外各市购机者登记。

该办公室已于昨日起开始办公,在位于香蜜湖度假村右侧的三层小楼内,十余名工作人员一字排开,接受群众的咨询和登记,在办公室外还停着一辆救护车,几名医护人员随时待命以防主要为中老年人的购机者情绪激动发生意外。

办公室外张贴的公告中称,要求购机者领取登记表后,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委托证明文件,与飞镖公司签订的合同及保险清单,以及购机和返租收入相关凭证到该处登记。

该办公室一位现场负责咨询的工作人员称,目前尚处于对该案购机者情况摸底调查阶段,具体如何处理需待掌握情况后才能拿出方案。

该案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购机者。昨日,十余名深圳的购机者在清理办公室领取登记表后,又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讨拟对保险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他们称,正是因为看到保险公司的保单,他们才放心地购买。

这些购机者年龄均在50岁以上,多位老人已经白发苍苍并已退休,他们构成受害者的主体。据称,有65%的购机者均在50岁以上,他们在退休前的身份有教师、政府公务员、企业领导。

多位购机者称,他们看到飞镖公司大量的荣誉证书和举办诸多高层次的活动,尤其在看到保险公司投保后,给予了飞镖公司足够的信任,加入到购机者的行列。有位姓王的先生还称,他看到公司的回报率不到2%,不像其他诈骗动辄许以10%以上的高额回报,于是购买了三台机器,没想到最后还是上当受骗了。

在案发前,他们尚能领到每台飞镖机每月1200元至1300元不等的回报,但在案发后,因许多人瞒着家人购机,有些甚至将房产作为抵押来购买机器,如今境况较为艰难和尴尬。有位姓计的先生称,他在观察了一年多之后,还到公司所在的国贸大厦详细考察,在去年5月23日花费十余万元购买3台机器,结果不到半月即案发,自己未获分文进账。还有位老太太要求记者不要公布她的名字,因其是背着儿子偷偷购买的,直到如今仍不敢告诉儿子她上了当。

在对政府部门介入善后处理表示赞赏的同时,昨日聚集在一起的购机者还对飞镖公司如何能存在六七年之久未被查处表示不满,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对公司存在监管不力。

购机者还向记者出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保单称,起初他们尚有疑虑,后来看到保险公司的保单后,才放心地购买,但在案发后与保险公司交涉未果,他们拟联合起诉保险公司索赔。

对于目前尚在逃的飞镖公司头号人物席得胜,购机者也强烈呼吁警方加强侦查,尽快将其缉拿归案。

对于购机者能否获得返还财产,罗湖区法院在判决中称,采取“购机返租”的非法经营方式是飞镖公司的内部决策,广大的购机者并没有参与组织和策划,而是在不明真相受到蒙蔽的情况下购买了飞镖机并由飞镖公司经营,致使其财物在飞镖公司的控制之下未能得到返还。对于属购机者所有的此部分财产,应返还给购机者。同时,飞镖公司在“购机返租”的非法经营活动中,在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成员之间按公司确定的比例进行提成。该提成全部均属非法所得,应予以追缴。

海尔N60作为一款智能手机,它的扩展性能也是响应不错的,该机除了支持MMC/SD卡扩充,还支持WAP2.0,支持E-mail,支持JAVA,视频播放支持MPEG4、3GP、AVI格式;支持MP3、MP4播放,基本高端机型的流行配置该机也都一应俱全,据官方标称,N60的通话时间约为240-360分钟,待机时间200-300小时,而且,作为插值400万像素的手机,扩充512M的SD卡可连续拍照4000张照片,使用加厚电池和SD卡可一次性摄像超过3小时。

虽说是插值400万,但是不论从外观设计还是功能上,都要稍微强过968,这也算是国产手机在百万智能领域一个新的突破,目前,这款手机在京城中关村国美店的价格为3980元,综合市场中同档次机型,价格还有不小的下调空间,希望喜欢的朋友最近还是先观望时日最好。

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责编: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Copyright © 1997-2017 by http://www.chexianinf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