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就同意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作解释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4:42:08

时报讯(记者魏丽娜通讯员林鑫严洁贞)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边防总队获悉,前日上午,广东廉江籍犯罪嫌疑人连某在逃亡10年后,因持假证过关,被深圳经济特区同乐检查站执勤官兵抓获。初步调查表明,连某涉嫌在1995年期间重复抵押公司房产,诈骗多家银行贷款达6.347亿元人民币,申请破产后一直携款潜逃。目前,此案已移交深圳公安局南头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前日上午8时左右,同乐检查站勤务中队执勤战士小林在查验证件时,发现一名年约50的中年人持假证过关,便将该男子带到执勤现场值班室。经询问,该男子承认身份证是假的,说自己其实是广东省廉江市坡头区人,真名叫连某。

执勤人员问他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蒙混过关,他却语无伦次回答不上来。同乐检查站值班领导通过与廉江警方联系,得知连某涉嫌重大信用证诈骗案。

后经进一步调查,连某终于承认自己10年前在广西北海利用公司房产重复抵押,骗取银行贷款6.347亿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

据连某交待,10年前他曾是广西北海皇都中达公司(位于北海市贵州路)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金1800万元,主营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旅游及粮食、成品油进出口贸易。

他交待,过去在北海市拥有多家酒店,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1994~1995年间,作为北海市中达集团公司法人代表,连某以该公司房产重复抵押骗取建设银行广西分行贵州路分行和农业银行北海分行贷款2.147亿元人民币;骗取建设银行贵州分行开立信用证16笔,金额4.2亿元人民币。由于经营不善,1995年10月中旬连某便申请破产并在银行找到他之前携款潜逃。

10年间,连某不但花钱做了假身份证,而且低调行事,行踪一直未被公安机关发现。此次准备进入特区游玩,结果落在边防官兵手中。

编者按:扫描现今亚洲的战争与和平,扫描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靖国神社”已成为出镜率最高、视觉冲击最强烈的关键词。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文特选摘《靖国神社大揭秘》其中段落,介绍日本右翼势力是如何把靖国神社一步步发展成为向反战进步力量挑战的阵地和制造政治麻烦的舞台。

战后如何对待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美国人本来是很清楚的。据说当时的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最初是准备毁掉靖国神社的,但被罗马教皇的特使改变了主意。不过,麦克阿瑟也明白必须改变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的精神地位,最好把它改造成只是一座西洋式的纪念碑。遗憾的是,美国人后来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它与一般的神社一样对待,一齐推下了国家神道的神坛,却丝毫没有改变它作为军人神坛“军祭”的特殊地位。

盟军占领日本后,1945年9月22日发表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其中明确规定:“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要立刻宣布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准打着宗教的旗号,搞超国家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组织及其运动。”这是针对日本的国家神道而来,因为美国早已认识到了必须拆除这根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美国人最初要按照西方模式改造日本,到那年的12月15日,占领军司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政教分离的指令《关于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给予的保障、资助、维护、监督以及宣传的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把宗教和国家分离开来,以防止一切把宗教滥用于政治目的的活动,把一切具有同等机会和享受保护资格的宗教、信仰和教义严密地置于完全同等的法律基础之上。”这样就把国家神道推下了唯我独尊的神坛,日本式的“祭政一致”也随之破产。

1945年12月,在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生效的前夕,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举行规模盛大的最后的临时大招魂祭,除了昭和天皇亲拜外,币原首相为首的政府各级官员以及陆海空军代表共一千余人参加,当时以为这是“最后的晚餐”,想不到几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946年2月22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宗教法人令》,后来在1946年11月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也明文规定禁止“国家及其机关”参加宗教活动,并禁止向宗教组织和团体提供经费。1952年1月28日,颁布了新的《宗教法人法》,给予神道神社继续存在的法律地位。同年9月,靖国神社被批准成为宗教法人,虽然法律地位只是与众多神社和寺院地位一样的神社,只能进行纯粹的宗教活动,不能涉及国家政治活动,而且经费只能来源于各团体的赞助,但却逃过了灭顶之灾。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为满足战争遗族的要求,决定建立非宗教设施的“中性”的“无名战死者墓”,进行全国性的战死者追悼仪式。但日本右翼势力不满足于此,他们要的是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可以作为政治舞台的靖国神社。

由浦安会(现在的全国护国神社联合会的前身)、自民党遗族议员协议会、自民党报答英灵协议会、日本遗族会等团体牵头,开始了要求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活动。以1947年结成“遗族厚生联盟”,1953年改组成“日本遗族会”,1954年又以遗族会为中心结成“靖国神社奉赞会”为核心,战争遗族和右翼势力结合起来,从1956年起开始推进所谓的“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企图抬高靖国神社的法律地位。1969年,自民党向国会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将靖国神社设计成由内阁总理大臣管辖的特别法人,实行非宗教化由政府管理,这样就可以允许内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能实际上取得国家“神坛”或国家“神社”的地位。

“靖国神社国营化”一出笼便遭到各方面力量的强烈反对,自民党连续5次向国会提交此案,5次遭到挫败。战后才24年,日本右翼势力如此急不可待也是自不量力,但纠集起来的势力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国家神道虽被盟军埋葬了,但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并没受到清算,反而“因祸得福”成为日本一个时期里几乎唯一的可以公开纪念侵略战争和战犯的地方。顽固的靖国神社虽然失去了国家的庇护,只能靠捐款度日,但仍坚持原来的“军祭”方式,仍然被一些人视为最后的精神归宿,仍然拥有巨大的社会基础,被日本右翼势力当成最后的阵地,他们要把这里变成卷土重来的大本营。而下一步的策略,就是把日本侵略战争的大量战死者亡灵和战犯亡灵塞进靖国神社进行所谓的“合祀”,让昔日的日本皇军“在靖国神社再见”。

根据日本资料作出的一份靖国神社祭祀“柱位”逐年增加的简况可以看出,从创立到战败投降后的1946年5月,靖国神社里只有不到12万柱位,到1978年10月塞进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时,虽猛增了约90万也还只有100多万战殁者;而目前的战殁者数字是246万多,即是说在1978年后的27年里又塞进了约136万亡灵;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因为靖国神社一如既往还在争取把台湾甚至其他地方曾经参加日军的战亡者填充进去(近来,也出现了“第一次”减少的前景,因为2004年以来,已经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战亡者家属向靖国神社提出要求,要把放在里面的亲人接出去)。

1952年起,日本出现大规模的赦免战犯签名运动,鼓动4000多万人在日本律师联合会提交的“战犯赦免意见书”上签名,提出的要求为三个:给判死刑战犯减刑,国外的战犯归国,国内的战犯释放。日本政府说是屈服、是顺应、是支持也罢,反正1952年8月向同盟国各国提出释放B、C级战犯的请求,接着在10月又提出了释放A级战犯的请求。

当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后,乘着复杂的国际环境,钻着东西方阵营的空子,日本一旦恢复主权便开始违背曾经的承诺:“日本承认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结果,日本政府无权对在日本国内服刑的战犯赦免、减刑和假释。”首先从战争遗族开始撬开了缝隙。

195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援护法》和《津贴法》,从法律上把战犯遗族视为一般战殁者的遗族,向他们发放遗族养老金、悼念费和补助。认为各级战犯“是在日本丧失主权的时代,被外国单方面判决的,与日本国家的意志无关。日本政府不认定他们是国内法上的犯罪者”,并把被判处死刑战犯的死亡称为“法务死”,后来更进一步统称为“战殁者”,实际上完全篡改了战犯的法律属性,推翻了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

1955年8月15日的前一天,在天皇宣布终战诏赦后,自杀殉皇殉国的540个亡灵被祭进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合祀侵略战争亡灵的第一例。靖国神社狡猾地撕开了合祀缺口,接着便瞄准了占大多数的一般战亡军人。

246万大军是个基数,巨大的数字芸芸亡灵是壮大声势的,更加重要的是把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战犯亡灵捧上神坛。为此首先需篡改战犯的身份和形象。

1953年7月,菲律宾在押的日本战犯归国;1954年8月,澳大利亚在押的日本战犯归国,死刑战犯减刑。1955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战犯释放问题》决议案,1956年3月释放A级战犯,1958年5月,释放了全部B、C级战犯。到1958年,被关押和处决的A、B、C(甲、乙、丙)各级战犯统统享受了《津贴法》的待遇,同年,第一批B、C(乙、丙)级战犯亡灵被祭进了靖国神社。

1956年,日本厚生省遗返援护局向地方政府下达了《关于靖国神社合祭事务给予合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把选为“合祭”的对象填报“御祭神名单”,寄到靖国神社。这就等于日本政府为参加侵略战争的亡灵打开了靖国神社的大门。1959年和1966年,厚生省又先后向靖国神社提供了东条英机等14名A级战犯和B、C级战犯的名单,发出了《发放祭祀靖国神社未合祀战争判决死亡者名单的问题》文件,接着在1971年下发了《调查旧陆军阵亡者身份等事务的处理要领》等系列文件。这意味着,早在1966年,日本政府就确定了要把东条英机等A级战犯塞进靖国神社!而且,靖国神社战后增加的那些亡灵,也是通过日本政府的行为塞进靖国神社的。显然,由政府偷偷地直接操作这些事,把公众瞒在鼓里,完全违背了政教分离的日本宪法。

可这些不敢见人的文件,到1986年10月14日才被日本的《每日新闻》公之于众,虽然在日本引起极大的震动,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但右翼的阴谋已然得逞。

1964年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一项荒唐决定,为在侵略战争时已授衔、授勋的约100万名战殁者补充履行未完的手续,还要为二战中“在功绩上与这些人没有多少差异的约100万名战殁者,也予以授勋”。

日本早在战时就开始对“战殁者授勋”,只是因为战败投降而中断。等到熬过最初的困难,不得不低头的日本慢慢直起腰来,埋藏在心头的念头又冒了出来。1963年8月15日,日本召开了“全国战殁者追悼大会”,1964年4月29日的昭和天皇诞生日,接续起了战时的对战殁者的授勋,侵略战争在他们的心底仿佛并没结束,又用这种开倒车的方式延续了起来。

根据这个决定,侵略战争的陆军大将35军司令官铃木宗作、海军大将第六舰队司令官高木武雄等一批高级将领在1969年至1974年被补充授勋,包括日本对外侵略的高级军官在内的约200万战殁者被追授勋章,在20多年的战后被奉为日本的国家英雄。对于这样荒唐的倒算,他们提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如搁置起来,不仅对遵从国家的命令而献出生命的战殁者之灵非礼,且违背国家的道义。”

日本这样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国内正义力量的反对、国际公法和世界舆论,是要为日后的参拜埋下伏笔。到了1979年4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又爆出了消息:早在1978年秋天,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14名A级战犯已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塞进了靖国神社。

亡灵的大量增加,无疑是为靖国神社的天平增添了砝码,尤其塞进战犯亡灵,不啻是向和平力量的挑战,在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之下,唯有这个以靖国神社为顶点的靖国系统能够这样公开迅速地恢复了战前的面目,公然为日本右翼搭建起了一座上演闹剧制造麻烦的舞台。信报记者赵明宇整理

本报讯(记者李欣悦)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一营业部总经理及其助理,被指控贪污、挪用公款近亿元,其助理同时被指控犯有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此案8月24日由市检一分院起诉到一中院。

杨彦明(46岁)是银河证券北京望京西园营业部原总经理。检方指控:1998年6月至2003年8月间,杨利用担任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先后更名为银河证券虎坊路证券营业部、望京西园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多次指使总经理助理章蓉(女,38岁)从该营业部假借他人名义设立的账户内提取现金,或指使他人从其他单位转回该营业部的资金中提取现金,将该营业部资金共计7216余万元侵吞,杨至今拒不说明上述资金的去向。

检方同时指控:2000年8月至12月,杨将该营业部资金2480万元挪至其个人控股的北京佳杰堂物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购房等经营使用,至案发前,尚有1270万元未退还。

助理章蓉被指控:2003年11月至2004年3月间,利用职务便利,在杨彦明指使下多次将该营业部资金共计60万元挪用给杨进行期货交易,案发前该款已退还。

检方还指控:2000年1月至2003年8月间,章蓉在先后担任营业部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分管财务工作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违反正常操作规程,多次为杨从该营业部提取现金,造成长城信托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资金6700余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检方认为,杨彦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章蓉的行为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一中院将于近期开庭审理此案。

本报讯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8·23”特大交通事故初步确定为交通意外。经警方调查,初步分析肇事司机是在抢红灯时,为避让一辆抢道横穿马路的自行车而造成惨剧。据了解,警方已贴出告示,征集事发时横穿马路的骑单车男子的线索。

警方经初步调查,还了解到,事发时,司机脚穿拖鞋,无法及时踩住刹车,这也是车祸发生的重要原因。

警方刑侦专家经过数次现场勘查,确定校车撞人后滑行的距离为91.5米。警方反复推论后认为,校巴为避开一辆抢道的自行车先是冲上油松桥,在撞死一摊贩后,冲向桥边铁栏杆,随后司机错打方向盘,一路撞翻摊贩和行人。综合这些情况,事故初步认定为交通意外。

肇事司机李某在被刑拘后,对造成如此多人伤亡感到非常痛苦。据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在事发时脚上穿的是拖鞋。据警方介绍,穿拖鞋驾车很容易产生不便踩刹车的情况。

到前日为止,警方宣布已经找到真正的第一目击者,此人是一名摩托拉客仔。

据该目击者称,现场最先被撞死的是路边一名摊贩。警方经调查确定,现场被轧坏的自行车不是事发当时中巴避让的那辆,而是路边一个摊主的。事件中那辆横穿马路的自行车车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

时报综合报道马来西亚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卡立和“马来西亚最美丽的女人”诺玛拉于8月25日结婚,同时希望外界今后不要干扰他们。

这对新人的婚礼是在吉隆坡敦依斯迈花园一栋豪华洋房举行,以避开传媒的追踪。不过,马来西亚报章还是获知他们举行婚礼的地点,派记者前往采访。

据报道,当地一名婚姻注册官主持婚礼后,离开洋房时告诉记者,阿兹米和诺玛拉已经正式成为夫妻。这栋洋房是诺玛拉亲戚的住家,报章记者和摄影记者遭到阻拦,不准入内采访。婚礼结束后,阿兹米和诺玛拉从后门离开,回避记者。

阿兹米和诺玛拉的婚事曝光后,受到传媒广泛报道。他们原定前天在柔佛州昔加末的女方老家举行婚礼,却传出婚礼已经延期,原来只是掩人耳目,两人最终改在吉隆坡结婚。

即使婚礼改在吉隆坡举行,这对新人仍与传媒玩“捉迷藏”,起初说是在当地一个寺里办婚礼,最后才改为女方亲戚家。阿兹米日前通过新闻秘书发表文告,希望外界尊重他和新婚妻子的隐私,别再干扰他们。

诺玛拉今年41岁,在当地是个名流,12年前赢得访谈节目类最佳主持人大奖,然后跳槽到马来西亚的第三电视台主持“Nona”节目,这是马来西亚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自那以后,诺玛拉在主播界陆续获得多个奖项,并被观众评为“最受欢迎主持人”,还被评为“马来西亚最美丽的女人”。诺玛拉曾离婚,和前夫育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17岁。

前段时间,马来西亚的报纸已经披露了阿兹米与诺玛拉恋爱的消息,但大家都没有想到结婚的日子这么快就到来,尤其是阿兹米的妻子才去世不久。但阿兹米在一次电视访问坦言心声:“我们还没有确定结婚日期,不过我不会等得太久的。我的年纪已不小了,每一天、每一个月对我来说都很珍贵,必须牢牢抓住它。”

由于第一任妻子新丧不久的缘故,阿兹米早就决定低调再婚:“我不想把这次婚礼办成一个嘉年华活动,这对她(第一任妻子)不公平,我必须考虑到我的孩子及亲友的感受,所以希望各位记者朋友低调报道。”

由于阿兹米是公众人物,他决定再婚前首先征得了“上级”——总理巴达维的同意,并得到了巴拉维的真诚祝福。记者问阿兹米:“你的内阁同事有没有拿结婚的事取笑你?”他笑着回答:“他们都很替我高兴。”小朗

召开招待会宣布婚讯时,这个善于在记者面前周旋的内政部长第一次对着媒体显露出腼腆和羞涩的表情,当记者问到他是如何认识诺玛拉的时候,阿兹米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只说所有涉及隐私的问题他都不方便透露。但当天所有到场的记者们都看到阿兹米脸上流露出的甜蜜笑容,有的报纸甚至夸张地形容,阿兹米的脸上挂着1000瓦特的笑容。记者开玩笑说他看上去像个幸福的大男人,他回应说:“那当然。”小朗

本报讯(记者宋元晖)对深圳“8·23”交通事故伤者的抢救仍在持续,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止,已有3人伤愈出院,目前正在留医的16名伤者,伤情稳定,无新增死亡人员。

据了解,龙华交通事故发生后,全市各医疗单位全力进行抢救,当晚除10名伤者留在龙华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外,9名伤情较重者连夜转院到了市人民医院、市二医院、北大深圳医院进行抢救,其中包括6名危重伤者。4家收治伤者的医院都组织了全院最精锐的骨干专家对伤者24小时全力救治。昨日记者从龙华人民医院获悉,日前3名软组织挫伤的轻伤者,经过治疗已痊愈出院。

6名在三家市属大医院抢救的危重伤者,其中5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只有在市人民医院的ICU的一名脑干受伤的伤者情况仍然危急,医务人员正在全力抢救。

据了解,在龙华人民医院的几名伤者家属曾一度悲痛过度,身体出现不适,经过医院积极救治,目前都无大碍。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在很多人,尤其是各国传染病学家和政府官员眼中,今年秋天的候鸟迁徙可能不会像往年那样具有浪漫色彩。当一只野鸭从欧洲大陆腹地凉爽的乌拉尔山振翅南飞的时候,有关一种致命疾勃——禽流感的担忧也在欧洲大陆上酝酿。今年春夏之际,北上的候鸟已经把这种致命病毒带到了欧洲内陆,现在,即将再次迁徙的候鸟会把它带到更多地方吗?禽流感就此全球流行的危险会有多大呢?

欧洲人的担心并非多余,禽流感这个致命杀手正沿着候鸟的迁徙路径蹑足而来。继俄罗斯暴发禽流感疫情引发欧洲恐慌之后,北欧国家芬兰26日发现疑似禽流感疫情。欧洲,已经真切地听到了杀手的脚步声。

俄罗斯广袤的国土上已有45个地区暴发了疫情,跨过欧亚界限乌拉尔山脉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俄专家甚至预言禽流感会继续向南蔓延至中东和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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