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米如愿以偿清洗中场野兽 "眼镜侠"闪电登陆英超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3 20:39:54

但是,案发5日后,记者重赴案发地,意外发现,民间舆论出现了奇特的“逆向思维”:同情自杀嫌犯,反感被绑架富豪。甚至有人质疑警方结论,提出了一种近乎天方夜谭式的假设——已死亡的嫌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并没有实施绑架,更非开枪自杀,而是被奔驰车主所杀害。

针对种种说法,记者在眉山展开了再调查。大量事实表明,警方调查结论并无偏差,这起事件的确就是一桩绑架勒索的普通刑事案件。

但是,手枪、炸药、奔驰车,这些“特殊字眼”集中出现在一起发生于繁华闹市的绑架案中,这注定会触动人们某些敏感的神经。因为嫌犯与被绑架者贫富悬殊,这起并不复杂的个案被不同心态的人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11月4日上午9时许,黄伟约曾经的东家、四川金仁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仁公司)总经理余纪糠见面,称“有些关于你家人的事要和你谈谈”。

黄伟,28岁,眉山市东坡区田店村农民。曾在余纪糠手下打工四年,2年前从金仁公司辞职,因为一直中规中矩,深得余信任。

这时的黄伟已经准备好了一把仿六四手枪,两枚可束在腰上的炸弹。事后据拆除该炸弹的省公安厅的排爆专家称,这两枚炸弹“制作精良,爆炸威力不亚于一枚手榴弹”。

黄伟说想找个僻静点的地方谈话,余纪糠便让黄伟上了车,向着偏僻的滨湖路开去。一辆警车开过,一直默不作声的黄说话了:“以前我一看到公安车就害怕,赶紧把头低到,但现在我却只想笑。”余纪糠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奔驰车在滨湖路上停下。黄伟开口说:“今天这事儿说了你肯定不能冷静,但你一定得冷静。”接着,他突然从皮夹克的夹层口袋中掏出了一把手枪,指了指插在钥匙孔上的奔驰车钥匙,再指了指余纪糠裤兜里的手机。余会意,交出了车钥匙和手机。此时的黄伟掀起了T恤衫——皮带上,绑着的一圈白色帆布。余纪糠一眼就认出那里面裹着炸药,每隔几秒,令人心悸的“哒、哒”声便在黄伟腰间响起。

黄伟从随身带的布口袋中拿出了一条同样的炸药,冷静地说:“这个炸药是双保险的,两个开关只要按下任何一个,都会让方圆几百米范围夷为平地。”他强行把这条炸药袋往余身上绑,说:“现在我们生死都在一起了。”

黄伟告诉余纪糠,他以前在广东打工曾加入一个秘密组织,先后杀过3个人。现在,有人出120万元要买余纪糠的命。3个杀手已潜入眉山,并于当天凌晨3时向他下达了动手指令——

这番恐吓经警方事后调查,纯属危言耸听。当天的凌晨3时,黄伟并没有接到什么杀人指令,而是埋首案头,写着一封长达数千字的绝笔信。

余纪糠深信不疑。“当时我的内衣都被冷汗湿透了。”他摸出三本存折说,自己的现款都打出去进货了,帐上没有现金,要立刻借够120万元很难。黄伟主动把价降到了60万,说只要余马上凑足60万给他,就“摆平这件事”。

余拨通了干亲家、星星米业老板邓某的电话,叫邓马上准备60万元现金。黄伟终于不再逼他往身上绑炸弹。

在等待邓某筹钱的时间里,黄伟接了两个电话。事后据记者调查,这两个电话来自黄的前妻王洪梅。其间,余纪糠已经决定“冒险一试”。

车在一洗车场旁停下,此时车距永通河约20米。余纪糠摇下车窗,叫洗车场老板帮忙买了两瓶矿泉水。由于他身上全是百元大钞,黄伟主动掏出自己的钱包付了钱。

余纪糠故意将水弄得满身都是,他借机要黄伟去后座拿点卫生纸过来。就在黄伟侧身往后座拿纸时,余纪糠发动奔驰,挂上前进档,猛轰油门,同时打开了车门,身子顺势往外一倒,一切终于在余纪糠的“冒险一试”中最后结束——奔驰冲下河,余纪糠跳车逃生,绝望的黄伟的车中开枪自杀事实上,停车买水,黄伟就非常警觉,一停车就立刻强行熄火,抢过了奔驰车钥匙。他永远也不明白,明明熄火的奔驰车怎么会突然冲下河?

死里逃生的余纪糠告诉记者,黄不知道的是,这辆奔驰S350有一项特别功能:只要车钥匙在车上,不需使用车钥匙,只要按下排档上的一个按钮,奔驰车一样能发动。

靠着奔驰车的特殊功能,余纪糠终于有了这惟一的跳车逃生的机会。据奔驰维修中心预算,因整车坠河,电脑板和发动机都被损坏,要修好至少需要60万元,而且三个月之后才能修好,余纪糠立即买了一辆CRV越野车暂时代步。

这首诗是黄伟在10月4日写的。一个月后的11月4日,他带着自制作药,持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黄伟死后,很多同情他的人,都将矛头指向了“社会贫富悬殊”。他们认为,如果说黄伟是绑架富豪余纪糠的“凶手”,“贫穷”则是逼黄伟走上犯罪道路的“凶手”。据记者调查,黄伟与余纪糠相较而言,的确称得上“贫富悬殊”,但实际上黄伟并非人们传统意义上的“穷人”,黄是因投资失败而欠下了巨额债务,还不至于“穷途末路”到“铤而走险”的地步;

更匪夷所思的一种说法是,黄掌握了余和余的公司的“秘密”,而被余“灭口后栽赃”,理由是黄曾经当众说过一句“那公司‘内幕’多”。

虽然“灭口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警方调查也澄清了事实真相,但对余纪糠和金仁公司不利的言论仍然在悄然流传。在被绑架时,在手枪和炸药的胁迫下还能冷静地与黄伟周旋,并最终全身而退,足见余纪糠的智勇。但对那些舆论,有些人流露出的明或明或暗的仇富情绪,这个年轻的富豪显得很无奈。他自认自己一直与人为善,以黄伟来说,他说他从不曾亏待过他,“如果他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说,以他以前留给我的好印象,借几万元钱给他应该没问题。”

余纪糠是刘淑芳的独生儿子,对黄伟险些置余纪糠于死地,刘淑芳简直“恨之入骨,现在每一想起那一幕心都还在打颤”。但除了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恨他,在没发生这件事前,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他是个好小伙子。”

黄伟死后,刘淑芳以公司的名义看望了黄的家人,并口头承诺愿资助黄的弟弟上大学。但尴尬的是,此举却被黄的部分亲属讥为“假惺惺”。黄伟的大姨愤愤不平地说:“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侄儿死了,就由他一个人随便编故事,真相谁能说得清?我们就是讨口也不会接受她的捐助。”她和黄伟的岳父母一样,都坚持认为黄伟不可能做出那么疯狂的举动,完全是“另有内幕”。

对此,余纪糠本人只有苦笑,“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要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了,我也很难相信黄伟会这么做。”

记者走访了黄伟的父母、亲友、岳父母、同事,核对了黄伟绝笔信中提到的相关内容,发现黄伟最终会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一些外在因素的催化,但更多的是他本人的经历、性情和心态所造成。

黄伟的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当年他通过复习,曾考上了川内一所体育院校,但因为家庭贫困,弟弟也需要念书,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1999年,黄应聘到余纪糠的金仁公司任销售员,业绩不错,月收入三四千元。每年的公司年会上,黄伟都会被销售部推荐去做演讲。这样的状况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黄伟的人生目标显然不仅止于此。

2003年,黄伟向金仁公司提出了辞职。“当时养猪利润很大,办一个养猪场,月收入很轻松能达到万元以上。他就决定办养猪场。”曾借了6万元给黄伟办养猪场的朋友游某说。

黄伟的步子迈得很大。凭着自己的诚信、头脑灵活、办事谨细的口碑,并无多少资本积累、抗风险能力很差的黄伟很容易就借贷到了40多万元现金,买了一辆二手奥拓,办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养猪场。

然而,今年猪价一路下跌,一头生猪相比去年要亏损400元以上,这使他信心受到重大挫折,他的心态在他的绝笔信中都表达得非常清楚:“亲戚,朋友,信用社,都给了我大力的支持,甚至有些人并不富有,我今年却都亏空了——”

祸不单行,他今年1月出生的儿子患了脑瘫。据他自己向朋友们透露,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先后花掉了近20万元。看着一直无法直立的儿子,看着由孩子引发的家庭矛盾,他再次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每天看到孩子痛苦的样子,我真的心如刀割,我宁可用我的性命来换我孩子一生的健康。双方父母还为此大动干戈,这一切难道不是我的错吗?我这样的贱命还想要个可爱的孩子,我都快承受不起了——”

在两件事的夹攻下,黄伟的心态迅速发生了变化,“命运啊,我努力地工作,努力地拼搏,挖空心思去谋求能脱贫致富的路子,眼看一切都快好了,孩子也有了,但一切都悄悄地巨变了。”

他首先想到了报复。他认为儿子黄耀阳的病是接生医院耽误了治疗才发展为脑瘫的,他本想枪杀医院的院长和当事产科、儿科的医生泄愤,但他下不了手,“为了阳阳,我这样做又会让多少家庭破裂,多少孩子失去亲人”;继而他想到了和儿子一同自杀,但他又觉得这样一死了之“太不负责任,对不起借钱给我的债主们,我从没想过逃避,躲债,我宁愿别人一刀刀割下我的肉来”。对此,他的一名债主称,黄伟太以个人为中心了,他非常在意社会对他的评价。

黄伟一直坚守着一个处世原则,“要对得起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如果不能,那就是绝大部分人。”从这种原则出发,最终,他想出了一个可怕的“解决方式”:抛弃儿子、让儿子获得可能的救助机会;绑架富人勒索钱财还债,“我要做对得起身边大多数人而不惜伤害少部分人的事,坏事!我要拿有钱人的钱去还给借我钱的人,还给国家”;了结债务后再到医院自杀,“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医生更多的职业责质与职业道德”。

为了给亲友们一个交待,他在绝笔信中详细写下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并对自己的身后事一一做了安排,甚至替还在上大学的弟弟做了周密安排:“我已把这几年大学的生活费、学费交给了一个朋友,会按时给他寄去,这些钱是干净的。”

在黄伟的绝笔信中,曾提到一笔高达40万左右的保险赔偿。保险,是否与作案有关?

据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李劲松介绍,2003年8月,黄伟为自己购买了1份“老来福”养老保障型保险;2004年4月,他又为自己购买了12份“长安定寿”养老保障型保险;2004年4月,黄伟为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黄耀阳购买了2份“福寿险”和10份“顺安金康险”,这两个险种均为长期养老保障型保险,若被保险人意外死亡也能获得相应赔偿。

但据了解,由于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尚未完全结束,所以黄伟为自己和儿子购买的这一系列保险是否能够获得相应赔偿还不能最后确定。即便最终调查结果证明黄伟为自己和儿子购买的一系列保险都能依法获得赔偿的话,获赔的总金额也仅仅为10万元左右,并非40万元。

据悉,在黄伟投保的同一家保险公司,刘淑芳去年也给儿子余纪糠投了巨额保险。

10月中旬,他以死相胁,强迫妻子王洪梅与他离了婚。这样的离婚方式,曾让王洪梅及其娘家人不解和愤怒。但案发后,他们的愤怒都化作了悲痛和感慨,“他不愿有半点连累她。”

10月下旬,黄伟离开了眉山一段时间。据黄的一位朋友透露,黄伟当时去了西部某市。事后有朋友分析,黄有可能是非法购买黑枪去了(关于这只仿六四手枪的来源,警方正在进一步追查之中);

案发前几天,黄伟狠心地抛弃了亲生儿子黄耀阳。他在绝笔信中绝望地倾诉了自己抛弃儿子时的痛苦,但却没有透露将儿子抛在了何处。

10月下旬,他通知了自己要“对得起的大部分人”——债主,约定在11月5、6日还债;

11月4日上午8时过,他拨通了他要“伤害的那少部分人”余纪糠的电话;2个多小时后的11时左右,他在随奔驰车漂往永通河下游时,将枪抵在右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

“我一直都无法想象,在那一刻,他怎么能有勇气扣动扳机?”黄伟的前妻王洪梅向女友赵某哭诉说。王洪梅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与黄伟是高中同学。

“他就是太想不开了,太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了!他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说出来让我和他一起分担?”王洪梅万万没有料到他竟是早已打定主意,要走上一条“牺牲一个,成全大家”的路。

但是,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所谓社会名誉,能冲淡一个人犯罪的恶劣影响吗?如果这样都可以,那这个社会不是乱套了吗?在黄伟火化的当天,王洪梅因悲痛过度,被送往医院打点滴,医生说她的心脏已出现问题,不能再受刺激。

黄伟在案发前数小时写下的整整8页、长达数千字的绝笔信,是写给他的高中密友林某的。林某现为眉山市某派出所的警官。在信的首页,黄写道:“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你我都是村里乡下的穷人家出身,或许只有你能理解,穷怕了是什么滋味——”

“穷怕了”的黄伟倾诉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但并没有表露出一丝一毫对社会的怨恨,也没有人们想当然的“仇富心态”。他将一切归结为命运,“我走到今天,谁都不怪,我只怪命运,或许前生我做了太多太多的恶事,所以今生才会如此的痛苦”。

对自己写完信后即将实施的犯罪行为,黄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明白那是罪恶的,因而背负着深深的内疚,“我试想过能死在你的枪下或许是一种幸福”。

在绑架余纪糠后,黄伟的内心也经历了不为人知的矛盾和挣扎,因为他在绝对控制了局势的情形下,最终让余纪糠毫发无伤地逃掉。

丧失了理智的不法之举,注定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最终,他伤害的“极少数人”正是他自己;而最终,他也未能对得起那“大多数人”,愤怒的债主们在案发的第二天,赶往黄家分走了剩余的几十头猪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其父母和前妻被迫外出躲债,有家不能回。

案发后,身为警察的林某见到了这封没有寄出的信。看完信后,他一直面无表情,没有发表意见,只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尽管案发已多日,但很多黄伟的亲友仍然表示,不相信黄伟真会做出这样的事。热心、善良、乐观、勤劳、有责任心和上进心——认识黄伟的人给了这个绑架嫌犯一系列的褒评。他们宁可用种种匪夷所思的假想来解释他的死,也不相信他会做出那样的犯罪行为。即便是曾被黄伟以手枪、炸药相胁迫的余纪糠也称:“黄伟人品很好,以前我非常信任他,所以他一约我,我就很爽快地去了。就算他在半夜约我我也不会起疑!”

但警方从黄伟的家中搜出了用于制作炸药的原料(一箱“飞天鼠”鞭炮)及两本如何制作炸药的专业书籍,还有黄伟在案发前几小时写下的“绝笔信”:“如果我因犯罪而死亡,那这封信就是我留下的关于犯罪动机的自白书”。

一切证据表明,人们眼中的黄伟,并不等于真实的黄伟。最终,隐藏着的、积压已久的情绪爆发,毁掉了他对生活的信心和坚守法律底线的理智。

作为绑架案中的受害者,余纪糠案发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余悸犹存的他收到了新的恐吓。“知不知道下一个黄伟是谁?余总一定有兴趣知道。”……

余纪糠在案发后的第三天,即11月7日晚21时46分17秒连接收到两条威胁短信。发送信息的号码为“170003389923”。

余纪糠已向警方报警,并聘请了一位“身手不错”的壮汉做司机。此前,余纪糠并没有额外的保安措施。

对自己为何会成为黄伟的绑架对象,余认为并非外面传言的那样事涉“私人恩怨”,而仅仅是因为他是黄伟能接近的人中最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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