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曝足协换人内幕:答应接替阎世铎 最终放弃了国内足坛-其他NIKE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2:14:54

数十人敞开肚子喝,面对频频前来敬酒的员工,不胜酒力的老板娘李梅(化名)几杯下肚便喝醉了。当晚10时许,陈强开车将老婆和3岁的儿子送回位于厂区的家中睡觉,随后自己又回到火锅店与员工们继续喝酒聊天。期间,好心的陈老板还陆续用自己的商务车将喝醉的属下逐个送回宿舍休息。

厂里一名19岁的员工徐某4瓶啤酒下肚后也飘飘欲仙,见老板还在喝酒,徐某当晚12时许便独自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回宿舍准备睡觉。

当他路过老板家门口时发现大门未关,里面亮着灯。徐某趁着酒兴冲进卧室,将熟睡的李梅上衣脱去,双手在其身上游走。“你要干什么!”惊醒的李当即反抗起来。见自己丑行败露,徐某一手卡住李梅儿子的脖子要挟。无奈之下她只能羞愤地忍受徐某继续无耻的行为。此时,徐某手机响了,他这才住手走出了老板的家门。

涂山派出所副所长李华接到报警后立即带领两名民警赶往现场,将还在员工宿舍内睡大觉的嫌疑人徐某抓获。徐某很快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尴尬事在厂里传开后,陈老板决定迁移厂址,并将辞退所有员工再另行招聘。

本报讯(记者赵鹏)昨天,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做好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要求有关单位向职工发放的所有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等收入,必须合并起来计算个人所得税。

通知明确规定,经国务院同意,今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将本单位各部门及本单位当期直接向职工发放的所有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等收入,进行合并计算应扣缴的个人所得税,按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等资料。

今后,对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税务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晨报抚顺讯(记者傅广新)孙达吉与生父同时站在了被告席上,面临的是故意杀人罪的指控。

法庭上,被告人孙达吉生父关喜元当庭翻供,虽承认了杀人事实,但否认是与儿子合谋。

经过109分钟的庭审,当庭并未作出判决,审判长韩耀臣宣布“休庭”择日再审。

2005年8月19日,抚顺市新抚区刑警大队接到新抚街居民刘某报警称:“今天早上5点40分,我姐夫孙鑫庭到户外锻炼身体,随后上楼满头是血,不能说话,现正在医院抢救。”

警方调查:案发现场有一副可折叠花镜。但经专业眼镜技师鉴定,这副花镜与孙鑫庭平时使用的几副花镜度数相差很大。孙鑫庭的亲属也反映,孙鑫庭并没有这样一副眼镜。

警方调查:被害人的活动十分有规律,每天早晨5时许到户外锻炼身体,而案发的时间恰巧在这个时间。警方认定,只有十分了解孙鑫庭作息时间的人才会准确地选择这个时间作案。

三个疑点使得范围越来越小,专案组确定孙达吉、关喜元有重大作案嫌疑。

记者了解到,在孙达吉12岁的时候,其生父关喜元离家出走,之后母亲带着两个儿子与孙鑫庭结合,在孙鑫庭的抚养下,孙达吉兄弟俩长大成人。

据关喜元、孙达吉供述,被害人孙鑫庭被害之前,曾经表示出对两个继子的不满,表露出要离开抚顺去山东老家居住的想法。

来自警方的调查结果是:孙达吉害怕继父的财产被他人占有,为了占有继父的财产,2005年7月,孙达吉找到生父关喜元合谋杀害继父孙鑫庭。孙达吉还对关喜元承诺事成之后给关5万元钱好处费,关喜元在利益驱动下同意了。

2005年7月的一天早晨,孙达吉带领关喜元来到继父居住地旁,向关指认了继父的居住地,介绍了继父晨练等生活规律。待孙鑫庭从楼门走出来的时候,孙达吉告诉关喜元该人就是要杀害的对象。

经过准备凶器、事先踩点、指认被害人后,2005年8月19日早晨5时许,关喜元携带一把羊角锤,来到新抚区新抚街孙鑫庭所居住的楼洞内伺机等候。

早晨5时10分,孙鑫庭像往日一样下楼晨练。当孙鑫庭走到楼门洞口的时候,关喜元用锤子击打孙鑫庭头部数下,将其击倒在地后,关喜元逃离现场。

面对公诉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指控,关喜元当庭翻供。

“人是我杀的,但是我没有同案。”关喜元坚称,“是他(孙达吉)领我去的,但是孙达吉没有指定我杀人。说孙达吉5万元雇我,也不对。”

对于杀害孙鑫庭一事,关喜元称:“我没想杀人。”关喜元说:“他(孙鑫庭)下楼,我上楼,他拽我,我们就撕扯起来,我抡着兜子(里面装着羊角锤)打了他两下,就跑了,后来的事我不知道。”

对于在公安机关供述的与孙达吉合谋杀害孙鑫庭一事,关喜元在法庭上则称:“口供不是我说的。”但其未能拿出相关证据。

虽然关喜元坚称没有与孙达吉合谋,但在法庭上,面对公诉人“事实存在不”的询问,孙达吉肯定地称:“存在。”

而据孙达吉在法庭上的供述,在他找关喜元合谋之后,又曾对关说:“心里不舒服,那个事别干了。”

但在2005年8月19日,孙达吉接到了继父孙鑫庭被打伤的消息,“我想完了,肯定是他(关喜元)干的。”

早在2005年3月孙达吉的母亲去世时,关喜元曾经找到过孙达吉谋划杀害孙鑫庭。

“我前前后后挺害怕的。”孙达吉说,“我觉得继父养育了我20多年,对我对这个家都很好,岁数也大了,我不能那么做。”

孙达吉的辩护人林波律师向记者透露,开庭前,林波到看守所会见孙达吉,孙达吉向其表达了痛悔之情,曾痛哭着对林波律师说:“我对不起抚养我长大的继父。”

本报讯远华红色保时捷将再度拍卖。昨日下午,拍卖保时捷的知情人士在厦门禾祥西路祥和广场一咖啡厅约见记者。据知情人士透露,保时捷的主人宋祖德将本次拍卖委托给厦门一家拍卖行,起拍价预计为60万元。

目前,该红色保时捷停在厦门一幢大厦的地下车库内,只不过是原来的闽C87999老牌号已改为闽CE1796号。

2002年9月30日,在厦门特拍举行的拍卖会上,宋祖德以99万元拍走了赖昌星侄子赖文峰送给歌星杨钰莹的红色保时捷。据透露,这辆红色保时捷起拍价预计在60万元左右,至于何时拍卖将在下周揭晓。《厦门商报》供稿

失踪的孩子半年前就已经殒命离家只有几百米的礼堂,本报昨日报道的这一悲剧引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昨日,不少读者致电本报,表达对毕广来夫妇的慰问。记者昨天下午带着读者的牵挂,再次赶到了南京大厂,在潘营新村见到了毕广来夫妇,此时他们正在租住的房子里等候警方的验尸报告。

由于过度伤悲,毕广来已经形容憔悴,其妻子更是卧病在床。毕广来告诉记者,儿子的尸体现在还没有火化,警方表示13日会出来一个验尸结果,所以这几天他们会一直留在南京。对于找寻了近半年的儿子竟然已经死亡,而且死亡的地点离居住的暂住地只有5分钟路程,毕广来心中一直不能接受。前天他在老家接到南京的通知后骑摩托车从泗洪赶来时,还期待着这只是一场误会。

警察让他不要看儿子的遗体,可是他仍然坚持见儿子最后一面。看到孩子身上的肤色和衣着后,他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曾多次帮儿子洗澡,儿子的身体他再熟悉不过了。他当时就急昏了过去。

毕广来表示,他做梦都没想到儿子会死在礼堂里,因为儿子失踪后,他先后两次翻门爬进礼堂,并找寻了很长时间,可由于里面漆黑一片,再加上里面有的地方积水较深,所以一直没有发现。对于儿子的死亡原因,毕广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儿子喜欢和班上两名同学在一起玩,经常翻门进入礼堂拿一些废铁出来换吃的。去年8月27日儿子失踪后,毕广来到学校询问过,不少人都称看到儿子与那两名同学一同出去的,可等他找到那两个孩子时,却被告知,不知道情况。毕广来自己爬进过礼堂,费力而且危险,所以他推测儿子一人是不可能进去的。毕广来称,此事警方正在调查,结果应该很快出来。令人遗憾的是,记者不知那两名同学的联系方式和住址,无法进行采访。

随后,毕广来又向记者说出了许多种推测。他期待能够尽快揭开儿子死因的真相。儿子是怎么死的?这或许就是这个可怜的父亲现在惟一关心的事。

南京警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事受到群众的密切关注,他们正全力以赴地介入调查,争取尽早将男孩的死亡真相大白于世,让遇难者父母得到安慰。据悉,案发当日上午,南京市公安局黄新国副局长就赶到了现场指挥,以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刑侦大队为主要力量的调查组也于当天成立。案发以后,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法医在现场对尸体进行了调查取证,刑侦民警和辖区派出所民警也开始在周边地区进行调查走访,希望能找出线索。警方同时希望知情者能够积极配合警方提供线索。由于法医的尸检报告尚未得出结论,警方对男孩的非正常死亡暂时仍无法定性,但警方表示,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本报记者国勇一鹏迪晨裴睿徐丹文/摄)

13岁的儿子去年8月27日突然离奇失踪,全家人以泪洗面,发了疯一样四处寻找未果,不曾想昨日却有了儿子的消息。但这个消息不是喜讯,而是一个晴天霹雳,儿子找到了,可找到的仅仅是一具干枯的尸体,心中伤口再次被无情的事实残忍地撕开。昨日,泗洪来南京打工的毕广来夫妇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漫漫寻子路画上了句号。

昨天上午10点多钟,已经闲置多年的大厂某单位礼堂准备改造重建,几名工人接到指派后来到礼堂进行改造前的清理准备工作。在切割座椅时,其中一名工人陈某突然闻到一股头发烧糊的味道,低头一看,座椅下有一些零散的布料,因担心切割时引发火灾,陈某伸手一拽,想将布料拽走,没想到,却拽到了一只胳膊!陈某被吓得当即跳开,几名工人便合力移开座椅,陈某赫然发现地上竟有一个人形的物体。几名工人也吓了一跳,稳定情绪后,一名胆大的工人走上前弯腰仔细查看,发现这竟是一具尸体,且已经风干,面容皱缩难以辨认,但尸体并没有散发出异味,看骨骼身形好像是一名10多岁的少年。这一发现让几名工人胆战不已,他们赶紧跑了出来,并拨打电话报了警。

大厂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随后对现场进行了封锁,四周居民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前来观望。据一名姓王的居民讲,这个礼堂已经闲置多年了,由于长期没有使用,有时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小孩进去玩,也有拾荒的人潜进去,偷盗一些废铁等物品出去卖。不过据王某称,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人进入过礼堂。一位居民突然回忆起,去年8月27日,一名叫毕广来的泥瓦匠走失了13岁的儿子,不知道与这事有没有什么联系。警方得到这一线索后立即查找起来,结果发现毕广来已经返回泗洪老家了。为尽快确定干尸身份,大厂警方与泗洪方面取得了联系,找来了毕广来本人。毕广来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急忙赶到了事发现场。据毕广来介绍,他们一家本来是在大厂做泥瓦匠的,住在大厂西厂门潘营新村,儿子毕晓超于2004年从老家泗洪来到南京上学,在行知小学读书。可13岁的儿子在2005年8月27日突然失踪,他们一家人费尽了心思,为了表达自己寻儿的诚意,他们夫妇在儿子可能出没的地方,几乎见人就下跪。毕广来和妻子花光了所有积蓄都没有找到儿子,伤心欲绝后返回了泗洪老家。由于尸体已经难以辨认,毕广来说儿子失踪时上身穿条纹背心,下身穿蓝色运动裤,脚穿拖鞋。警方根据毕广来的描述对尸体进行了检验,发现已有的特征与其所说的基本相似,初步断定这具尸体就是毕广来失踪半年的儿子。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赶到现场,此时,毕广来的妻子仍在礼堂门前。记者发现,该礼堂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已被锁上,毕广来的妻子躺在铁门边冰冷的水泥地上,迎着穿堂风,在小声哭泣。“都哭了一天了,没力气了。”正在劝解的另一名妇女对记者说。周围邻居无论如何劝解毕广来的妻子,她只是一味地哭泣。据目击者说,当时,晓超的尸体在躺椅下,尸体的位置正在二楼座位区大池子边的垂直处,被发现时,身上还盖着一条毛毯。该目击者还称,尸体四肢蜷缩,皮肤呈暗褐色,因被风干,皮肤紧皱在一起。但后脑勺上还能看到三角形皮肤外卷的划口。据一名小区居民回忆,因该礼堂前厅一直被用来做乒乓球室,在晓超失踪后的10天左右时,有人闻到一股腐烂的臭味,以为是礼堂里有死老鼠等物体,便找来几盘蚊香放在礼堂内点燃。因礼堂座位区没有灯光,并没有人发现尸体。综合以上几点,有居民猜测,可能是晓超自己从二楼摔下,但即便是从二楼摔下,毛毯是怎么盖上的?这些疑点,都让人大惑不解。目前,法医已经对晓超的尸体进行了检验。

令人疑惑的是,该男孩尸体暴露在8月份高温天气下居然保存较为完整,没有大面积腐烂。据相关医学专家推测,该男孩的尸体之所以保存相对完整,首先因为尸体腐烂要有细菌来分解,而阻止细菌的滋生有两种条件,一种是高温条件,一种是温度相当低。该小孩尸体摆放的位置可能处于一种巧合,具备了上述其中一种条件,减少了细菌的滋生。其次,当时该废弃的礼堂内空气可能干燥、空气流通很快,使得尸体上水分快速蒸发。还有一种巧合是,从现场勘察来看,该男孩皮肤上没有明显的破损和缺口,而人体的表皮起着一层保护层作用,阻止了大量细菌的入侵。假如该男孩表皮破损,诸如被尖刀捅伤,或被其它利器刮破,有着明显的外伤,那么大量细菌有可能通过伤口进入内脏或肌肉等软组织,造成尸体腐烂。

一条鲜活生命,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在一个黑暗的礼堂里永远消失了,留下悲痛欲绝的亲人。现在我们无法知道毕晓超是如何到礼堂去的,我们也无法想像毕晓超在礼堂里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因此在这里,撇开毕晓超在礼堂里究竟遭遇到何种危险才不幸殒命这一具体事件,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个沉重的话题,孩子在遇到危险和危机时应该如何应变,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或者在发现有危机来临时是否有足够的求救手段?我们在这方面对孩子的教育措施足够吗?南京社会发展研究所陈如所长在谈到这一话题时说,现在的孩子几乎是在“温室”中成长,忙于学习和考试。孩子缺乏挫折教育、缺乏生活的体验和生活顿悟,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心理承受力较差。长期得不到生活上的锻炼,孩子在危险来临时,思维反应混乱,应变能力和求生能力得不到提高。而现在一些学校组织学生野外训练,体验野外生活,实际上是对学生的一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生活应变力,提高在陌生环境下遇到突发事件的心理素质和求生意识。(本报记者臧磊裴睿国勇一鹏迪晨—)

本报讯(钱俊毅吕剑波马红漫)近日,随着2002年4月开始修改的《邮政法》第7稿的出炉,快递公司遭遇了“生存”问题,300多万快递从业人员有可能一夜之间变成“非法从业人员”。

上海东方万邦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平告诉记者:“问题出在《邮政法》第7稿的第10条。”

下周一,上海东方万邦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平和其他几位同行及律师,将代表上海几十家民营快递公司赶赴北京,向有关部门申诉对《邮政法》修改稿的意见。

“时间太紧了!”今天上午,当记者拨通刘和平的电话时,他说,“今年1月5日,《邮政法》修改稿第7稿正式出炉,并列入4月人大常委会审议和立法

计划,其中第10条明确规定,信件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但是国际信件的速递业务和单件重量在350克以上的国内信件除外。”

“这下,阿拉做快递的都要成为‘黑户’‘地下游击队’了!”老刘讲,上海是全国民营快递业发源地,目前,沪上有6000多家民营快递企业,从业人员十多万,而寄递350克以上信件和包裹的业务仅占业务总量的10%左右,“侬想,‘专营令’一出,谁能靠这一点点生意活下来呢。”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要争取到底。”老刘说,得知第7稿的内容后,今年1月10日和1月17日,上海民营快递企业已派出代表赴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国务院多个部门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老刘讲,值得欣慰的是,一些部门还是比较同情他们的处境的,在回函中表示“党政军公函和私人信函的寄递应由邮政部门专营,商务信函寄递则应放开经营。”

虽然,支持者只是少数,但老刘认为,在未正式立法前,民营企业还是能为自己谋得一席“生存”之地的。

“下周一,是我们第3次去北京,这是最后的努力了。”老刘告诉记者,此行他们将拜访国家邮政局、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法制办、商务部等,希望这些部门能同意商务信函寄递市场完全放开。

老刘讲,第7稿一旦成为“终结版”,不仅会砸掉许多民营快递企业的饭碗,还会给居民生活和企业、银行的正常工作带来不便。

老刘告诉记者,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快递不再是踩着“老坦克”、骑着摩托车,帮人跑跑腿的“生活”了,它已成为一项综合配套的服务工程。目前,上海90%的企业进出口报关单,50%的银行汇票、支票、信用证等都是由民营快递公司帮助投送或办理的。

“这些信件哪一样会是350克以上的?我们有十多万投递人员,而邮政部门不过两三万人,如果让它们专营,这么大的市场需求邮政部门是无法承担的,一旦投递速度放慢,不少银行、企业的工作可就要处于半瘫痪状态了!”谈到这里,从电话那头传来老刘长长的叹息声。

邮政与民营快递公司的争议已持续多年,从2003年11月出炉的《邮政法》修改稿第5稿提出,“500克以下信件寄送由邮政专营”到今天的“350克专营”,围绕《邮政法》修改版本的变化,双方的争议始终没有平息。

邮政部门认为,对于一封仅贴着0.8元邮票的信件,民营企业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翻山越岭、费时费力递送的,因此为了维护邮政的公益特性必须使邮政获得一定的专营权利,以保障成本投入和回报。而民营快递企业认为,邮政专营意味着对市场竞争主体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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