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财富全球500强出炉 中石化排名飚升名单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9 04:26:48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六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多了点“理财概念”,再留客人吃饭时,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在他们身边这么多年,只见过他们吵过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赵炜刚要进客厅,跟总理走了一个碰面,感觉总理好像气呼呼的。见到赵炜,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赵炜,你好好陪陪大姐!”说完进办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开会。赵炜走进客厅,看到大姐站在饭桌旁,扶着凳子,也气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问什么。在赵炜的轻声劝解下,邓颖超才慢慢缓和下来。第二天再看他俩,赵炜没有发现一丝异常。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大姐。大姐说,哟,她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在与赵炜的闲聊中,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上学的时候,每遇到结婚的花轿,她就想这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告诉赵炜,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当时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赵炜说,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向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赵炜印象中的孙维世非常漂亮,和周恩来、邓颖超的感情也非常好。当孙维世决意嫁给金山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不是很同意,但也没有硬拦。不过在孙维世结婚时,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贺礼,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干爸的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总是忍不住跟赵炜念叨:“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本网记者蒋亮)为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暨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五十七周年,中国第一套人民币邮票《中华纸币》大型珍藏册1月5日在成都露出庐山真面目。四川新闻网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该珍藏册将于1月6日在北京举行正式的首发式。四川省收藏家协会秘书长吴道明指出,珍藏册的发行同时唱响了今年成都邮票市场的新序曲,对激活本地邮票市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天,四川梦虎珍藏品公司琴台店为珍藏册举行了简短的首发仪式。在发行现场,国内著名的钱币收藏家、四川省收藏家协会钱币专委会主任熊建秋告诉记者,“邮票作为信签的资费凭证,与人民币一样都可以称为货币,也都是财富的符号。以人民币为主题发行邮票,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也是中国银行和中国邮政第一次联合推出个性化邮票。我们认为,这种结合是划时代的。它不但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历史变迁,也预示着我国的将来发展会更加美好。”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华纸币》收藏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和第三套人民币为主题的192枚,共计二十四版个性化邮票。其中第一套邮票主题为2005年发行的长城邮票,共124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第二套邮票主题为2003年发行的天安门邮票,共36枚,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尊严和伟大复兴。第三套邮票主题为2004年发行的花开富贵邮票,共32枚,喜庆的图案象征着伟大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此外,珍藏册还特别收录了两套用纯银复制的中国古代钱币邮票,每枚含纯银两克,共16枚。据有关方面透露,整个《中华纸币》珍藏册全国限量发行一万套,其中成都仅发行两百套。

本报讯2005年12月28日,陕西潼关县一名6岁男童上学途中遭绑架。渭南警方出动数十名专案刑警、武警解救被绑男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主要涉案人竟是潼关县公安局挂职刑警,且持有枪支。涉案人索要200万赎金未果,将被绑男童杀害,而男童系其本家侄子。

2005年12月28日清晨7时许,潼关县员女士送6岁儿子翔翔(化名)去上小学。当两人途经书院巷南口时,一名迎面蹿出的戴口罩男子挥拳将员女士击倒。挟持翔翔跨上后方驶来的摩托车逃跑。

翔翔被绑架后,员女士与丈夫马上向潼关警方报案。随后绑匪先后两次给夫妇俩打来电话,索赎金200万元。28日的两次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消息。

潼关县公安局接案后立即在城区各路口设卡拦截。渭南市公安局协同潼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但专案组随后的抓捕工作障碍重重。

渭南市公安局副局长雷普义说:“绑匪行踪诡异,第三天开始感觉案件进程有泄密迹象。”1月1日凌晨,犯罪嫌疑人杨永强在华阴落网。

杨永强交代,潼关县公安局挂职刑警孙高红是绑架涉案人。1月2日凌晨2时许,警方多次分析确定孙高红确有重大嫌疑。孙高红在潼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系被绑男童翔翔叔叔,对刑警侦破进展了如指掌。

孙高红涉案证据充分,但孙高红手中有枪,让民警感到压力。1月2日清晨,渭南公安局紧急调集武警官兵协助抓捕。7时许,40名刑警、武警将秘密潜逃回潼关老家的孙高红围堵家中。警方以借用他车辆为由,将孙高红引出家门。数名武警直接上前将孙高红摁倒在地。并将其“六四”式配枪当场缴获。

新华网北京1月5日电(记者田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5日在此间表示,凡是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应当依法受理,使人民群众“告状有门,冤情能申”。

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说,当前,当事人越级上访、多头上访、缠访闹访的比较突出,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各级人民法院也都面临很大的压力,要进一步完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以扭转涉诉信访无序的混乱局面。

他指出,要明确界定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以解决目前申请再审和信访不分的局面。凡是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应当依法受理,使人民群众“告状有门,冤情能申”。

肖扬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处理当事人的来信来访,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要告知当事人反映问题的渠道,不属于本院受理的,要告知当事人到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再审,对不符合申请再审受理条件的,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确实有重大冤情的要进行认真审查。

肖扬表示,要建立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快捷处理机制,在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时,积极依靠党委、政府的支持,及时妥善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完)

本报讯(实习记者杨四海万雨陈艺丰)“我是个大男人,胸部却像18岁的少女一样,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今年40岁的马彦(化名)因自己的胸部比正常男子要丰满,在外不断遭遇尴尬而烦恼不已。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马先生位于巴南区惠民镇显林村的家中,虽然他穿了一件毛衣,但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胸部微微隆起,呈现女性特征。据马先生称,去年3月份左右,他发现自己的胸部慢慢变大,右胸尤为明显。去年入冬后,胸部停止“长大”,但也没有变小。其间他曾到多家医院求医,但都没有医好。

因为胸部丰满,马先生走路不敢挺胸,惟恐别人发现自己鼓起的乳房。元旦前,因不堪心理压力的重负,马先生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中深居简出。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孙巍)日本鹰派外相麻生太郎上任后最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一项人士安排近日浮出水面,有“中国通”之称的宫本雄二将在近期接替届满5年的现任大使阿南惟茂,成为执掌日本对华外交大旗的最新人选。此前传言要来中国走马上任的前日本驻印尼大使饭村丰可能改任驻法国大使。

日本媒体引用多位政府人士透露的消息称,外务省最早可于本月中旬正式对外界公布这项任命,当然根据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日本政府延期公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宫本雄二现年59岁,日本福冈县太宰府市生人,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律系,1969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历任中国课课长、驻华公使、综合外交政策局审议官、日本驻缅甸大使等职务。

宫本酷爱高尔夫球,膝下有一子一女。也许因长期从事对华事务的缘故,宫本对“与中国关系深厚的冲绳文化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成为外务省第五任冲绳事务担当大使。在冲绳发展问题上,宫本曾提出“依靠中国等亚洲国家拉动冲绳经济腾飞”的观点。

宫本是典型的行动派,“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出击”一直被其奉为人生信条。在负责冲绳事务时,宫本强调“尽可能贴近每一位当事者,将自己的亲身感受正确传达给有关部门”。在日美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调整问题上,宫本充分发挥了“调节阀”的作用,外交能力得到公认。

日本政府直到阿南行将届满,才披露候任人选,说明近年来由于中日关系不断下滑,在驻华大使的选派问题上日本国内斗争相当激烈,也十分棘手。

此前,对华强硬派曾极力反对任用“知华派”或称“中国学派”接替阿南惟茂,认为这会导致日本对华外交的“软弱无力”。这种观点一度占据上风,致使日本驻印尼大使饭村丰成为热门人选。

在日本外务省内部,外交官们会根据所学专业及负责地区形成的不同人际圈子,“中国学派”即指研究中国、负责中国事务的一个群体。这些人业务熟练,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发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中国学派”在日本外务省乃至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一直起主导作用。据了解,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外务省的中国课长、亚洲大洋局局长、驻华大使等职务大多出自“中国学派”,日本政界中,野中广务、河野洋平、前外相田中真纪子等人也被称作“政坛的中国学派”。这些人了解中国,在对华问题上态度相对柔和,懂得如何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维护双边利益。

现驻华大使阿南惟茂被誉为“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例如,2001年日本政府准备向“台独”分子李登辉发放签证时,阿南惟茂就曾力排众异予以反对,遭受“屈服中国”的骂名。2002年,发生沈阳日本领馆事件后,阿南惟茂等人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保守实力的恶意攻击,一些鹰派人物更是叫嚣提前终止阿南的任期。

但饭村丰毫无对华工作经验,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因此遭到日本政府内部主张对华友好人士的强烈反对。最终考虑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和不断恶化的现实,有过驻华经历、与中国官员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宫本雄二被认为更适合担当驻华大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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