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名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明显加重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9 05:29:04

颜兵:客观上来讲,这个指标在确定当初是没有经过认真考察的,是一个相对随意的数字。对于无锡每年100多亿的招商成绩,这5000万美元也只占4%,听起来并不多,但怎么考核,怎么认定,制定时根本没有标准。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这一次没有完成任务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估体系?

颜兵:我认为我完成了,但是这需要我提供很多证明,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求证,甚至会成为一场无休止的口水战。

颜兵:这不是无锡市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评估机制的问题。政府雇员毕竟是个新鲜事物,还没有一个完备的评估机制,模糊的定位,矛盾的界定,权力的保障等都对政府雇员具体工作造成不小的麻烦,需要完善。

举报检举违法犯罪行为,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举报之后,如何能够有效地保护举报人,免遭被举报者的打击报复,这就需要一整套的举报人保护制度。今天新闻调查的主人公就是举报人李文娟,她原来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的一名公务员,在负责税收登记工作的过程中,她发现鞍山市国税局存在人为地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犹豫了五个月之后,李文娟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实名举报。从此,她的命运开始遭遇到一系列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变化。

记者:如果再让你选择遇到的,你看到的这一切,你是举报还是不举报,你会再怎么选择呢?

李文娟(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我不会举报了,因为举报以后呢,在保护举报人这方面的措施实施和被打击报复认定方面,国家在实际操作当中很难,甚至说状告无门。

解说:李文娟今年43岁,大学文化程度,1983年进入鞍山市国税局工作。2000年她开始在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计会科工作,负责税收款项的账目登记。在工作过程中,李文娟认为她发现了税务局内部存在一些违反国家税收法规的行为。

李文娟(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我看到我们单位人为调节税款,还有违法的退税的事,加上改变预算级次。

李文娟(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如果不举报,这种现象可能就永远地掩盖下去了,一个月人为调节税就达到了几千万。

解说:鞍山一直是我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拥有鞍钢集团等一批中央和省直属企业,这些国有大型企业的税款征收专门由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负责,而李文娟就在这个分局工作,于是她利用工作机会复印了企业增值税申报表等账目证据,带着这些证据,李文娟于2002年6月向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单位举报了鞍山市国税局存在的五项违法违规行为:

一是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在2001年12月为5家企业非法减免增值税9762万元,非法减免所得税19298万元,两项合计29060万元。

四是更改税收预算级次,将市级改为区级,从区财政取得税款收入5%的提成。

李文娟(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当时我是想,我给他们提供一些调查的方法。

李文娟(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给调查人员提供一些调查的方法,让他们按照我提供的调查方法,然后再给他提供一些其它相关情况去调查,我就是想把这种现象揭示出来,挽回国家的损失。

随后,由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大田乡派出所、检察机关组成的数十人“追捕小组”,邀请东方市的新闻媒体录制了一场抓捕“杀人逃犯邢亚盖”的全过程。

“那天,几辆警车突然冲进了新宁坡村,十几名警察荷枪实弹从车里冲出来,包围了一家农户的屋子,在院子里进行搜查,几名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忙前忙后现场录像……”一个村民告诉记者:“其实,警察包围的不是邢亚盖的家,那户村民叫吉平汉。”

即使到现在,吉平汉还是不能理解当年警方这一做法,他说:“在没有出示任何搜查证的情况下,警方冲进我们家莫名其妙地搜查……”

2000年7月27、28、29日晚,一则“抓捕杀人在逃犯”的新闻在当地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三天,8月1日,《今日东方》报也刊登了“抓捕杀人在逃犯邢亚盖”的消息。

符光华给记者出示了这则消息的复印件,标题是“杀人在逃犯哪里逃!叭叭两枪把你撂倒!”。

这场“抓捕逃犯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东方市公安局纪检委专门到新宁坡村走访群众,查看户口时发现邢亚盖与被指控参与命案的嫌疑人毫不相干,要求解除对邢亚盖的监控。

8月2日,警方要求由符光华担保,将被铐了8天8夜的邢亚盖解开手铐,取保候审。

媒体报道“抓捕逃犯事件”后,文瑞强开始拒绝支付住院费并收走了邢亚盖的病历。

“2000年8月11日,邢亚盖只好出院回家中治疗,三年后逐渐恢复,但至今仍然干不了重活。而公安机关对邢亚盖采取的取保候审措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除。”符光华说。

2000年3月23日,东方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写道:“1999年8月22日,大田乡新宁坡村的十多名村民在零公里将一男青年王某用木棒打死,许多涉案嫌疑犯仍没有归案。”警方认为邢亚盖就是当年的“杀人逃犯”。但记者在这份批捕书中却没有找到邢亚盖的名字。

而根据东方市公安局2000年8月2日出具的《关于大田派出所副指导员文瑞强开枪击伤杀人在逃犯邢亚盖的调查报告》显示:“1999年8月22日,大田乡新宁坡村青年邢亚佳参与打死了王某,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邢亚佳仍潜逃在外。根据大田派出所所长章生贵的安排,文瑞强在大田乡零公里税务关卡内蹲坑守候,抓捕‘8·22’杀人案在逃犯,当发现邢亚盖骑摩托车往税卡开来时,文瑞强大声喝道‘站住!’邢亚盖立即掉头逃跑,文瑞强徒步追赶并朝天鸣枪,邢亚盖并未停车,于是文瑞强连开两枪击中邢亚盖。文瑞强开枪后不清楚是否打中了邢亚盖,直至晚6时,大田乡党委副书记打电话至派出所后,文瑞强方知故意杀人在逃人员邢亚盖被击伤。”

报告中还写道:“可以认定,文瑞强使用枪支属于正当行为,市局予以通报表扬……”

符光华告诉记者,“佳”与“盖”在当地黎族方言中发音相近,但邢亚佳是新宁坡村6队村民,当年17岁,邢亚盖当时已经27岁。两者并非同一人。

2006年3月10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了东方市公安局,找到了当年大田乡派出所所长,现任东方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检察大队队长的章生贵了解情况,下面是记者与他的一段对话录音:

章:“1999年8月22日,新宁坡村一些人手持木棒等凶器在一家饭店门口打死一人,但没有抓到凶手。文瑞强告诉我,他只记得打人凶手的样子,但是不知道名字,所以在提请批捕名单中难免有遗漏。

“2000年7月,文瑞强开枪打伤邢亚盖后,他告诉我1999年8月打架的人里有邢亚盖。当天,他在木材检查站隐藏守候,税务所也在那里收香蕉税和车船使用税,文瑞强想在这里暗捕杀人在逃犯。”

章:“邢亚盖骑摩托车过来后,文瑞强令其停车。邢亚盖听到后转头逃跑,文瑞强冲上去抓住摩托车后架,被邢亚盖踢倒在地,文瑞强鸣枪示警后向摩托车轮胎开枪。

“文瑞强主观上是要打摩托车轮胎,但邢亚盖逃跑处在下坡处,所以子弹打到了邢亚盖身上。开完枪后他返回派出所,不知道打中了没有,晚上才知道邢亚盖被击伤。”

随后,记者采访了东方市公安局的林副政委,他告诉记者,他2002年由部队转业到公安局工作,对邢亚盖一案知道不多。但近几年开展三项教育工作以来,市局纪检委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警风教育活动,通过早发现,早研究,早教育,坚持把不正之风扼杀在苗头状态,东方市警民关系比较融洽。特别是现任市委书记黄成模同志上任以来,坚持廉政建设,廉政之风吹进了东方市警界,也使整个警民气氛焕然一新。

第一个对邢亚盖案件提出质疑的人,是当年东方市检察院检察官黄宗山,现已经退休。

2006年3月10日中午,记者来到黄宗山家。黄宗山拿出一个旧公文包,出示了这些年来他收集的关于邢亚盖一案的证据和材料。

黄宗山说:“事发第二天早上,东方市公安局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大田乡派出所所长章生贵介绍邢亚盖一案的过程。参加会议的东方市检察院刑事批捕科科长张少雄当场提出了质疑,他说:‘邢亚盖不是批捕的逃犯,你们公安部门的批捕书里没有这个人。’但公安机关没有理会。

“我了解了邢亚盖案件的经过后,写了一个报告给海南省政法委、省公安厅和省纪检委。当时省政法委批示:转东方市检察院调查并将结果上报。检察院监督局法纪科调查发现,公安局说邢亚盖是参与杀人案的在逃犯,但所有已经抓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都说没有邢亚盖这个人。

2006年春节前,由邢亚盖一家寄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份信访材料得到了领导的批示。之后,海南省检察院将此案指定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调查。

2006年3月14日,记者到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采访,该院黄副检察长告诉记者,“接到上级指示后,我院渎职局对文瑞强一案进行了调查,已经侦查完毕,目前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将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文瑞强提起公诉。”

对于文瑞强是否是因拒绝私了而诬告邢亚盖一事,他说:“案件没有经过法院审理判决,不便透露。”

3月15日,在记者即将发稿时,邢亚盖电话告知记者,他已经收到了由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对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文瑞强提起公诉的事实,邢亚盖表示并不满意。

他认为,从他遭枪击至今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极为不正常的,所有的当事人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他表示保留追究所有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新华网专稿:将于下月赴北京履新的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日前在接受日本时事社记者采访时说,日中经济关系及人员交流都在加强;一旦两国领导人作出决断,靖国神社问题也会找到某种解决办法。该社27日以《宫本大使说靖国神社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为题报道了此次采访的要点:

谈到如何施展作为驻华大使的抱负问题,宫本雄二说:他将全力以赴做好这个工作。他认为,由于他长期从事日中关系方面的工作,因此,北京是可以让他迄今积累的经验发挥作用的地方。

关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给日中关系带来的影响问题,宫本雄二说,日中面临严峻现实,但是,整个经济关系及人员交流应该说是在加强。他称,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如果两国政治领导人作出决断,会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但他更为担心的是,双方国民感情的恶化。他称,如果不作为中长期课题加以对待,日中关系的严峻状况将持续下去。为此,促进相互理解是关键。

当记者借他人之口称,有人认为从外务省中文研修班出来的人都对中国态度软弱,请他谈看法时,宫本雄二说:“迄今我们一直都是基于什么对日本最重要,从国家利益考虑采取行动。这次也一样,我们没有迎合中国的意识和想法。”

谈到东海气田问题,宫本雄二说,日中双方都认为,东海不是对立的海,而是和平的海,他希望通过反复谈判,找到解决办法。(完)

晨报讯在昨天召开的上海市民防工作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强调要从维护国防安全和城市安全的大局出发,把加强民防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坚持平战结合原则,加快构建和完善“战时能力强、平时作为大”的现代化民防体系。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炳尧,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戴长友,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江勤宏等出席会议。副市长杨雄主持会议。

韩正强调,当前要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聚焦重点,大力加强人民防空应急准备。二是创新机制,加快构筑城市地下防护体系。三是整合资源,积极推进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将提高上海防空能力与加快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新闻晨报

至今持续三年的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2006年3月24日,五角大楼报告有2323美国人在美伊战争中死亡,17004人负伤(但预计真实伤员人数高达1.8万到4.8万)。这其中不但有正规军,还有雇佣兵。杰夫曾是这样一个雇佣兵,在多哈执行任务时受了重伤。但幸运的是,他在那认识了一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并与其相爱,后来他们回到中国,结为夫妻,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记者面前,杰夫娓娓道来他与中国姑娘王蓉(应当事人的要求,本文女主人公的名字为化名)的战地情缘。

我出生在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成年后的生活虽不富裕却很平静。2002年以前,我是一个小镇监狱的狱警,颇受上司赏识。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上班、下班、升职、退休。

但突然之间我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9·11”事件之后,有一家美国保安公司招募我去中东地区“提供维和与保安服务”。公司的负责人讲得慷慨激昂,让我热血沸腾。现在美国媒体上这样的宣传仍然很常见:“美国有必要对伊拉克作战,消灭恐怖分子,要先发制人。爱国的美国人都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待遇方面保安公司更是信誓旦旦,提出很多优厚条件,于是我与这家公司签了合同,加入了雇佣兵的行列。

2003年3月,我坐在飞往中东的飞机上,一路上我都在纳闷,保安公司为什么来找我呢?到了卡塔尔的多哈市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守卫驻在当地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过狱警的我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跟我同来的十几个人也都有类似的背景。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隔着波斯湾与伊拉克遥遥相望。虽然不比伊拉克气氛那样紧张,但毕竟处在时局动荡的大漩涡之中。每天在大门外站岗放哨,危险性可想而知。可是出发前,我们已经签订了合同,把性命卖给了保安公司,哪怕人家让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去。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怀着跟我一样的初衷来到中东,其实我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思想单纯,也不懂什么政治。后来我发现保安公司的很多宣传是骗人的。生活上,雇佣兵要比正规军更没有自由,公司许诺的待遇也未能兑现,我的收入和普通士兵一样,每月只有3000多美元。

开始几天倒没觉得特别可怕,最难适应的是炎热的气候,干热使我们汗流浃背,但仍然不得不穿着制服,轮流站岗。这种枯燥的工作干了不久就让我们心烦意乱。

不久后,附近的购物广场发生了汽车爆炸事件,此后恐怖事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工作越发让人无法忍受。因为这里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基地,随时都可能受到袭击,站岗时我不敢有丝毫懈怠。钢盔铁甲、步枪坦克和歇斯底里的军号,时时在提醒我们这是战争!我和队友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整天提心吊胆,恐怖分子随时都可能用炸弹来“欢迎”我们!我完全失去了在小镇上自由和宁静的心态。

但最不堪忍受的还是生活的乏味。附近也鲜有女性出没,偶尔有阿拉伯女子蒙头盖面匆匆走过,我们谁也不能与她们搭讪。即便我们斗胆向她们问好,也不会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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