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复出给火箭带来转机 范帅欣喜巨人防守进步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20:47:50

当荣泳霖说出这句话时,参与清华同方2005年第一届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与媒体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或许以为,下午现场投票结果已经成为清华同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最后结果在6月10日下午6点,现场投票结果显示,现场表决股数303870228股(占总股本的52.88%),投赞成票的303718963股,通过率为99.95%。

但综合网络投票与电话投票,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共有33029617股投反对票,1003719股投弃权票,通过率61.91%,没有达到2/3,股改方案流产。

当晚10点,清华同方副总裁里戈代表总裁陆致成发言:很遗憾此方案未获通过,对清华同方股价可能下跌而造成股东损失表示同情;其承诺,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发展自己的业绩,让业绩说话。此时,陆致成已经坐上了飞往内蒙古的班机。

就在当天下午,与会的流通股东就已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已经持股清华同方8年,他站起来问荣泳霖:“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解套?”

“陆总讲了那么多业务发展,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跟业务发展有关系吗?如果跟业绩发展没有关系,那么又如何体现跟股价的关系?如果跟股价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改革?同方为什么不能看看其他公司改了之后,然后比较一下再决定?”当陆致成在台上讲清华同方今后的产业规划时,一位到场股东打断其讲话。

为了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处长李嶂?专门买了100股。“我当时进入时的股价为10.35元,100股合计1035元。我作为100股的股东,不会对结果起作用,但要表明一个态度。”

“结果显而易见,那就是会通过,我只是来争一个理字,因为我认为这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很不公平。”持股5500股的蒋源生2002年开始买进清华同方,当时股价为17元。在统计投票结果结束之前,他一直以为他反对的改革方案能获得通过。

蒋源生在会上与荣泳霖算账:“清华同方非流通股投入1.077亿元,分红已经取得1.66亿元,改革后的股东权益高达11.18亿元。而流通股东投入17.17亿元,分红仅得1.398亿元,改革后的股东权益也仅有19.2亿元。对比可以发现,此条款极不公平。”

“虽然非流通股减持后,流通股东权益有所增加,但和流通股东所付的成本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还有看不到的风险,比如业绩稀释,股价除权。这样的方案没有体现三公原则,没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蒋源生不满地说。

李嶂?说:“中国股市信息披露不充分,如何保证在信息披露前,清华控股不跑掉,你们的方案没有做到保证,你们也没有办法保证。”

荣泳霖对此回答道:“股市如果绝对公平,那么就不存在股市,对股市研究的人谁都清楚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无法讨论成本问题,历史的原因形成了非流通与流通之间的共市。在清华同方的方案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如何补偿流通股东的利益。”

“关于多个方案的问题,最初同方提出了120多个方案,统计了各种数据与多位专家学者在一起讨论过,结果认为现在这种方案最好。我们考虑问题并不是占在我们的立场。”荣泳霖认为提出唯一的方案并不是强迫股民接受“霸王条款”。

股东会一楼,摆满了清华同方四大产业公司(软件与行业应用,数字电视,能源与环境,同方电脑)的产品。如果投资者上前,还有专门的解说员解说:这个产品代表了产业的未来,在市场上会有很好的前景。

陆致成会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流通之后,清华同方业务将按既定方向前进,为股东谋取最大价值。”

看好业务发展的人对清华同方还是投了赞成票。74岁的林惠新已经头发花白:“清华同方将从2005年进入第二高速发展期,清华同方经过5年高速成长之后,又经过了3年调整期,现在调整期已经结束。”其观点与陆致成一致。

“10送10的方案实施后,每股除权后的价格是6.51元。这些年来,我因为看好清华同方的前景,在股价低位时吃进了一些股票,实施全流通前每股代价是18元,实施全流通后每股代价9元,那么我很容易解套。如果不流通,同方现在每股价格9元,要涨到18元很难,因此,我觉得全流通对中小股东有利。”

对于同方高管来说,如何留住林惠新这样看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资者成为另外一种困难,仅凭业绩显然缺乏说服力,荣泳霖承认,全流通方案未获通过可能使同方股价波动,并对投资者造成损失。

《中国经营报》: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高发期。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过程吗?

张运成:我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高峰时期,全球贸易战经历了橡胶战、钢铁战、牛肉战,现在是对中国的纺织品战。在国际贸易中,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一直在进行斗争,从来没有改变。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突出,这种摩擦已经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环境不会好转,反而是更趋于复杂化。

达巍: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贸易争端是不可避免、无法转移的纠纷。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纠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中美贸易顺差大,因此显得较为特别。

与日本或亚洲四小龙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经济结构纵深更大。在日本和韩国,他们可以很快实现产业升级,随着资本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纠纷就可以转嫁到外国去,贸易摩擦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中国比较难,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纵深大,产业升级较困难。因此有人说,中国有一个“产业黑洞”,资金吸收过来就很难走掉,但同时贸易摩擦也很难转移到别国。

另外,在经济发展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由于韩国、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把他们的一些低端和初级生产转移到中国,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增加了贸易摩擦。因此我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在短期内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

江涌:我们把贸易摩擦放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待,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各国间联系的增加,经济交往增多,相互依赖加深,因此必然导致国家与国家间矛盾的增加。正因如此,国外有专家论述,全球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摩擦经济时代”,它的突出特点是摩擦的复杂化、综合化与常态化。对中国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必然与其他国家产生这样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合理对撞”。

《中国经营报》:日本与四小龙是我们的亚洲邻国,现在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与它们上世纪所经历的贸易摩擦是否有可比性?

张运成:就贸易摩擦本身来说,目前中国经历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与上世纪日本遇到的贸易摩擦性质和内涵是不一样的。

当时的日本所处的国际贸易体制还比较简单,与美国间的贸易摩擦属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问题。而目前国际间的贸易更加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不同阵营的国家间同时抢市场、抢资源的情况。与日美间贸易摩擦相比,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争端往往是复合型贸易争端,解决起来也较复杂,会涉及到汇率、知识产权等系列问题。同时,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发达经济体内的摩擦。不过,在汇率问题上,中日之间有可比性。在不同的时期,两国的汇率都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

王珊:我认为,目前中美围绕纺织品展开的摩擦,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不可同日而语。从摩擦内容上看,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只是中美贸易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其在中美贸易当中所占有的份额也有限。而且,从产业结构上看,纺织业在美国产业当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过,对中国而言,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涉及的就业人口众多。而上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主体是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因此日美贸易摩擦也主要围绕这两个行业展开。

江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跟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会上升到政治风险和其他的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从贸易摩擦发展的阶段上来说,它们有一定的可比性。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恢复,到七八十年代经济急速上升,期间对美贸易摩擦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50年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摩擦,如纺织品;60年代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70年代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像彩电、半导体;80年代最重要的是尖端技术和汽车业的摩擦。中国现在跟美国之间的摩擦类似日本当初五六十年代跟美国之间的摩擦,集中于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摩擦。

另外,伴随地区产业的转移,东亚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经历了近乎相同的历程。日本把它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后,“四小龙”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即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技术密集产品摩擦的时候,美国跟“四小龙”进行的是劳动密集产品和资本密集产品的摩擦。

当中国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的产业转移后,中国也同时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在我国贸易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出口额的50%以上。因此目前中美贸易顺差其实应当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江涌:日本重视用战术解决问题,在面对日美贸易冲突时,日本采取自主限制出口、拖延时间、购买美国国债等方法,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方法只在战术层面起到作用。

在战略上日本是失败的。美国通过要求日元升值、改变汇率等措施不断牵着日本走,最终从金融上遏止了日本的发展。在贸易摩擦中,最初日本态度较强硬,但之后不断以日本让步作为贸易解决的结果。在日美签订了多项协定后,日本已不自觉地落入了一个陷阱。日本与美国在其中的利益博弈就如猴子与香蕉的故事一样。华盛顿金融界拿着“日元升值”这一“香蕉”引诱日本这只“猴子”。虽然日本知道前面有陷阱,但最后仍无法克制自己,掉进陷阱,日本金融泡沫破裂。

江涌:一方面,韩国积极增进与美国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韩国认为,可以通过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缓解贸易摩擦压力。

从战术上,韩国认为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2000年后,韩国加强了与欧洲、东南亚特别是跟中国的经贸往来,努力提升非美国家和地区在韩国外贸中的地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终降低直至消除与美国的摩擦。

同时,韩国改善和加强了与美国民间团体和企业间的关系。从而借助这些团体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另外,韩国通过多种手段,如在美国搞公关,来塑造自身新形象。当时美国说韩国是“日本第二”,为此,当时韩国宣称,韩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生产的产品,都与日本不一样。通过这些宣传,韩国有意地刻画出韩国并不是日本,不会与美国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韩国还启动了韩美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增进韩美间的经贸关系。

陈向阳:中国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发时期,不仅仅是由于因为贸易摩擦产生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担心,他们不能确定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影响,于是他们对中国增长的戒心在增强,希望用规则束缚中国,用美国的话说就是要求中国按规则办事。

达巍:中美贸易纠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特点,逐渐逼近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尤其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遇到了许多贸易纠纷,但在中国的一些让步下就可以解决。但现在几乎是无法让步了,贸易摩擦正在转到汇率问题上。现在汇率要改革就会有16万人失业,这对中国来说很严重,人民币升值风险很大。

在美国看来,来自中国的挑战不止贸易。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最近一年来,美国媒体纷纷炒作中国崛起,中国在金融、安全、环境、能源等方面对美国形成或将形成挑战。因此中美贸易纠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的意义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次。

江涌: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目前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升温贸易摩擦意在进一步施压人民币升值,包括美国等众多国际经济专家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也不能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连格林斯潘都强调,人民币汇率调整20%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如此,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高压中国调整汇率,个中自有玄机,那就是牵制中国发展,延缓中国的崛起速度。

《中国经营报》:一些国家利用贸易摩擦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应该警惕什么?

刘军红: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固定平价瓦解,国际货币体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动向就成为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后,直到1995年中期,日元、美元汇率始终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表现了日元长期升值趋势。在此过程中,日元升值与美国对日贸易政策和日本央行金融政策有直接关系。首先是来自美国贸易政策压力,然后导致日元升值,最后引起日本国内金融政策变化。而日元国际化政策则可能成为弱化外来压力,增强国内金融政策自主性和政策效果的必然选择。

在日美贸易摩擦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主导下,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短短一年内,致使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型衰退”。迫使日本调整传统的外汇政策,以适应“国际协调性的浮动汇率制局面”。可见,在整个日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美国始终抱着将日元汇率作为对日贸易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的战略意图。

江涌:在当前巨额游资压境之下,汇率调整使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本已承诺选择适当的时机加以调整,但是美国迫不及待,以空前的、近乎“最后通牒”的态势高压中国。要求中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6个月内)、按规定的幅度(至少10%)来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就将中国列入“指定名单”,在贸易方面做出报复行动,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国际经济专家普遍倾向,人民币升值,美国无法从中得到实际好处,而中国经济则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就曾用类似手段而使日本陷于困境。

二战后,在美国的羽翼下,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一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暴富起来的日本一度甚是嚣张,不断叫嚣对美国“说不”。于是美国发起了一个接一个的贸易战,尽管日本在战术上一一化解,但是与此同时却陷入了美国精心布局的战略圈套。美国先后通过《广场协议》(1985年)、《卢浮宫协议》(1987年)以及《巴塞尔协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一举将日本诱入“金融陷阱”,使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低迷,再也无法与美国抗衡(1950年日本GDP只有美国的4%,1994年相当于美国的70%,目前不到美国的一半)。如今,美国似乎如法炮制,美国极右势力扬言,要像1985年对付日本一样,让中国经济倒退10年。因此,中国应密切关注美国升级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

首先是重商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我们长期强调外贸,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出口,赢得顺差,不顾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而专心地赚取外汇。为此,中国的外汇储备急速增加,连我们自己都承认超过了“合理”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及时调整我们的外贸政策,仍旧沿袭过去的道路。

其次是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从中国的观点看来是一个比较优势,但是在别人看却不是比较优势,而是绝对优势。因为劳动力成本优势太明显了。2001年日本首先发难人民币汇率问题,日本指出中国不仅有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还有先进的技术优势,更有廉价的货币优势,这三大优势结合起来就是绝对优势了。现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反对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低了,别人感觉没有活路了。

中国立足比较优势理论,前提是世界奉行自由贸易。但是,我国目前所处的环境并不是自由贸易体系,而是管理贸易体系。在管理贸易体系下,我们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自然会遇到一些挫折,重商主义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进经济发展。实践上的成功使我们过于执迷与依赖这一策略。但是,中国是个大国,中国若和平崛起,就必须充分开发自己的市场,走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

陈向阳:近期中国国家领导人讲话说,在新的形势下对外开放,包括经贸摩擦的问题,要用全球战略眼光和全球战略意识解决问题。我认为可以称之为中国全球战略。作为中国大战略的核心部分,本质是和平发展战略,目标是和平发展,方式也是和平发展。这里边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强调对方的利益,适当的妥协,外交就是妥协艺术,双方面的妥协,不是单方面的。

江涌: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应依照一个指导原则、注意两个不必、用好四个筹码。

中国应该从战略和战术上考虑并解决这个问题。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在战略上要服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不能破,中美关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长短,这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

在与美国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把握适度,不能无理性地硬到底。因为中美贸易是一种互补性的贸易,两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两端,美国为高端,产品的弹性小,很多在国际市场上属于奇货可居,而且还限制对华出口;中国是低端,产品的弹性大,替代性强,在国际市场上俯拾皆是。如果中国对美国强硬到底,尽管有可能出现两败俱伤,但是受重伤的无疑将是中国。

另外,我们应该谨慎地诉诸世贸组织寻求解决问题。世贸组织的规则是什么?这个规则本来就是发达国家设定的,留了很多“后门”、“灰色地带”。即便世贸组织接受上诉,但是启动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总是旷日持久。好不容易等到裁决,往往是各打50大板,各方感觉都没有“输”。即使世贸组织裁决对中国有利,中国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是贸易报复。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只有欧盟在经贸上拥有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现在中国应该坐下来协商、谈判。协商、谈判需要相应的筹码,而在技术上,由于中国经济更加强大了,因此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首先是农产品。去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纺织品为100亿美元,而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达到80亿美元。薄熙来部长讲,中国跟美国谈判的时候有可能提出农产品贸易,美国限制中国的纺织品,中国就提出限制农产品。在美国,纺织行业的实力远没有农产品部门力量强大,这是筹码之一。第二,知识产权。既然美国提出知识产权,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有余地的,中国侵犯知识产权80%是侵犯自己的,我们提出打击盗版其实对中国更有利。第三就是人民币汇率。其实人民币汇率的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第四,巨额外汇储备以及相应的储备结构调整,这最具杀伤力,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提出。

在解决股权分置的背景下,接近或跌破净资产值的个股最容易成为实力机构收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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