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将培养夫妻宇航员同赴太空以便太空性爱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9 04:42:55

张SIR几天前碰到了这样一个抢夺分子,他拿出一个多星期前的报案回执求情:“阿SIR,我上个星期刚到广州站,就全被抢光了,你看我还向你们报了案。后来,我真的走投无路啊,才跟着他们一起去抢的啊。”今年以来,张SIR已经碰到过四五个这样的案例——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

张SIR由此推测,每天像他这样在火车站附近巡逻的警察有一百多人,这些警察碰到这样的案例机率和他是类似的。那么这一年来,在广州火车站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的案例可能就有四五百宗。“这种现象也不能小看。”张SIR显得忧心忡忡。

“一些受害者又饥又渴又绝望地去寻找救助站,但从西广场走到流花宾馆就昏倒了。”张SIR认为,对受害者的救助应到位,这也有助于治安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刘键)“8·23”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市认真落实张德江书记的指示,迅速、全面、有序地展开了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

截至8月24日下午6时,死亡19人,受伤19人,无新增死亡者。死者中,男性13名,女性6名,其中12人身份已被确认。经核实,死者中有富士康集团公司员工3名。19名伤者,男15人,女4人。伤者中16人为23日留院者,3人是24日凌晨自行前往医院治疗的,经诊断为轻微伤。

事故发生以来,我市卫生部门集中力量,组成了强有力的专家和医护人员队伍,竭尽全力对在此次意外交通事故中的受伤者进行抢救和治疗。目前,部分伤员已转往市级医院抢救治疗,其中2名脑挫裂伤病人转市人民医院,3名胸外伤病人转北京大学深圳附属医院,4名复合外伤病人转市第二人民医院。有关专家已对重伤员进行了会诊,并采取了有效的抢救措施。

与此同时,我市公安部门成立了7个专业小组,全面展开现场目击证人调查、伤者和肇事司机以及相关人员调查、车辆检测、现场勘察、死者身份确认、车辆调查等工作。目前,市公安部门已完成了以下工作:组织警力对现场进行了全面勘察,尽可能全面收集事故信息;确定了除伤者以外的25名目击证人,收集了相关证词和证据;委派刑侦人员前往陕西,核查肇事司机驾驶执照真实性及在当地表现;完成了肇事司机的血液检测,初步认定事故前肇事司机未饮酒和服用药品;已对肇事司机予以刑事拘留,结束了对同车男性(经调查确认为最早报警者)的调查工作;对肇事车辆车况、安全性能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检测;对其他相关责任人采取了相关法律措施,以便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在善后工作方面,我市迅速成立了“8·23”事故善后处理领导小组,下设后勤服务、家属联络、法律事务等专业小组以及35个接待组,分别负责死伤人员的善后处理等相关事宜,并对家属做好耐心、细致、周到的安抚工作。目前,死伤者家属情绪稳定。

应美国总统布什、加拿大总督克拉克森和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的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9月5日至17日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来源:外交部网站)

吕秀莲紧紧抓住陈水扁的“小辫子”不放,坚持“319枪击案”追查到底的背后是为了2008年的“总统选举”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李天放报道8月17日,台“最高检察署”宣布,历经17个月调查的“319枪击案”结案,排除陈水扁自导自演的可能性,认定已“畏罪自杀”身亡的陈义雄为唯一凶手。因嫌犯已死,予以不起诉处分。由于该案仍存许多疑点,岛内各界认为“枪击案”是千古奇案、历史悬案,纷纷批评台当局“政治办案”“草率结案”。

自去年“319枪击案”以来,陈水扁当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备受质疑,泛绿、泛蓝围绕“枪击案”的调查展开激烈的攻防,搞得陈水扁威信扫地,施政难为。在陈水扁的压力下,台检方早在今年6月份就想以“不起诉”方式将“枪击案”结案了事。但实在是因为太多细节难以自圆其谎,各界反弹太大,陈水扁只得耐心等待。经过检方内部的运作和补充证据,“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吴英昭于8月17日召开结案记者会,正式对外公布台“刑事局”于8月4日送交的移送书和“319枪击案项目报告”。

为了使结案报告具有说服力,台检方的确花了一番“苦功”。移送书仅移送事实和证据就写了31页、22000字,后面的附件,包括全案的检验报告、证人讯问笔录,多达2000多页,而检方的处分书长达30多万字,共370多页,装订成厚厚的一册。

结案报告认为,全案虽无直接证据证明陈义雄涉案,但根据科学鉴识、陈义雄家属供词等旁证,“已能充分证明陈义雄是唯一凶嫌”。针对各界的疑问,结案报告极力替陈水扁开脱,“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认定了几大“真相”:一是陈水扁下腹部的伤是枪伤,伤口是新鲜伤口,排除陈自导自演的可能性;二是陈义雄因不满政局,对陈水扁连开两枪,吕秀莲“只是被波及”;三是案犯只有一人,没有其他共犯。

尽管“刑事局长”侯友宜称“专业侦查的结果,绝对经得起历史考验”,但除了陈水扁表示“尊重调查结果”、一些民进党人认为“枪击案水落石出”外,社会大众根本不相信。《中国时报》民调显示,只有19%的民众相信结案报告,多数民众仍是不相信。34%的民众支持继续追查。

在8月19日交卸党主席大权的连战幽默地说,这是陈水扁送给自己卸任的“荒谬大礼”,批评陈水扁“以死人结案,荒谬、荒唐”。

岛内主流媒体认为检方缺乏直接证据,陈义雄死无对证,凶枪下落不明,而结案报告列举的“间接证据”根本难以证明陈义雄是枪击案凶嫌。媒体还提出了各种疑虑,包括:陈义雄是60岁的老人,未曾受过射击训练,他怎么敢在戒备森严并且人潮甚多的情况下公然掏枪行凶?又怎么能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连开2枪、如此精准地正好打中目标呢?媒体认为“枪击案”结案“只是留下一个历史悬案,难杜悠悠众口”。

在社会各界对“319枪击案”提出质疑的同时,作为“枪击案”当事人之一的吕秀莲也持保留态度。她在检方宣布“枪击案”结案的当天强调,“事实真相只有一个,要有证据才能让人信服”。8月18日,吕秀莲特意发表五点声明,针对“枪击案针对陈水扁、吕只是遭波及”的说法强烈不满,强调“除非提出具体证据,否则勿再以讹传讹,兴风作浪”。吕秀莲还意有所指地表示,“319枪击案”结案“仍未消除外界疑虑”,希望相关单位继续侦办。

事实上,今年3月“枪击案”专案小组公布陈义雄涉案时,吕秀莲根本就不同意这种调查结果。她说专案小组把已死的陈义雄作为唯一凶嫌,所列举的事证,她“一件也不能接受”,尤其是“不能接受”一个人用一把枪在0.6秒内连开2枪的说法。她认为专案小组“已遇到瓶颈”,建议“增加办案高手”,摆明了不吃陈水扁的那一套。“枪击案”结案报案公布前,吕秀莲曾表示要“抖出内幕”,吓得台南地检署检察官两度听取吕秀莲的意见。

吕秀莲究竟是否掌握什么“内幕”,外界不得而知,但她对陈水扁“不依不饶”当然有其如意算盘。原来,吕秀莲特别想参加2008年的“总统”选举。但她在民进党内所谓“三王一后”的接班梯队中,既不像苏贞昌一样拥有党机器,也没有“行政院长”谢长廷那样庞大的行政资源,而且她在民进党内人缘不好。吕秀莲将来要想在机制之内、通过初选的办法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显然有较大的难度。因而,吕秀莲以掌握“319枪击案”内情为要挟,逼陈水扁在2008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助她一臂之力,否则她将让陈水扁吃不了兜着走。

原来,这几个“小混混”是白云区分局特派在黄石派出所的打击“双抢”专业队便衣警察。审问发现,这个年轻人就是数月前在广州劫持儿童勒索财物的逃犯。

这支便衣警察队伍的领头人程启君中队长笑着说:“抢劫分子的眼神和常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眼睛盯上女人们的金银首饰与手机就两眼放光。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警察也很注意伪装。他们说:“街上的抢劫分子很狡猾,其中不少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斯文以增加迷惑性。我们呢,一严肃就可能会被看出是警察,所以索性解开几颗衬衫纽扣,像‘混混’一样横叼一支烟,犯罪分子就迷惑了。”

现在,广州街头每天约有上千名这样的便衣警察。他们有的扮成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有的装作黝黑的摩托车搭客仔,有的蹲在街角打牌,冒充烂仔,默默地保护着市民的安全。

采访中,警察给记者讲了一个跟踪两小时打掉一个街头抢劫团伙的故事:8月11日下午近5时,从潮汕来的陈先生在广州一德路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抢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金项链,他大惊回头,两名劫匪已飞跑而去。他心中哀叹:自认倒霉吧,除非飞毛腿才追得上。想时迟,那时快,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两个“飞毛腿”,瞬间将两名劫匪擒获。更让陈先生惊奇的是,他周围有5个人也基本在同时被按倒在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警察告诉记者,为抓获他们,整整跟踪了这些人两个小时。

“剑兰行动”的另一战术是在一些“飞车党”横行的街头安装电子摄像头。

8月9日晚上10时许,3名“飞车党”成员在天河区棠下以酒瓶作凶器,劫杀了一市民,后骑摩托车逃跑。现场的电子摄像头拍下了凶手与摩托车车牌,棠下警方据此破了案。这类治安监控系统对目前治安形势严峻的珠三角各市均有很大作用,广东省高层的一些官员甚至认为,应把这类监控系统纳入到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此后广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拨专款在各区安装摄像头等技防设备,而全市治安重点地区,要马上装起来。

而白云区黄石街的战术更有传奇色彩,一名治安员把“钩镰枪”运用得出神入化,据说这是受古代小说中破铁甲兵的钩镰枪启发,专破“飞车党”们的摩托坐骑,一度曾使“飞车党”闻“枪”丧胆。

而在大广州经济圈的佛山市公安局,采取过一种更为悲壮的战术——便衣警察用摩托车去撞“飞车党”。“飞车党”的摩托车常常是250排气量,速度快,而警察的摩托车却只有125排气量的,追不上人家,只能在对方提速的时候,用身体去撞。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让警员受伤。一名英勇的佛山市便衣警察曾中华,在追击“飞车党”的过程中,膝盖骨曾因此被摔裂。

这种战术上的调整还远不是这次“剑兰行动”的最大特点,这次“严打”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警察与“飞车党”多年的“游戏规则”有了很大改变。

就在这次“剑兰行动”前的7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称,对于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的,一般以抢夺罪从重处罚。更令“飞车党”们胆寒的是,以前只被定为“抢夺”而可以轻判的“抢夺行为”现在可以转化为可重判的“抢劫罪”——“应当以抢劫罪定罪(的行为):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强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趁机夺取财物的;驾驶车辆强抢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强拉硬拽方法劫取财物的;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而对抢夺中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的,最高甚至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张桂芳在8月2日的动员会议上称:“公、检、法一定要用足用好最高法院的意见,打击一批‘两抢’犯罪分子,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公检法各部门被全面启动,除了广州市公安局,检察院与法院也被要求快捕快审。张桂芳还多次强调,“只要符合劳教条件的人员,必须坚决送劳教”。据悉,今年送劳教量要增加20%以上。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羁押场所来关押数量急速上升的“两抢”嫌疑人,广州市各看守所、劳教所、戒毒所、治安拘留所等被要求积极扩大容量。

在这场司法部门被全面启动的战斗中,像广州市白云区分局刑警队曾德增这样的病号警员,也从病床上站了起来。他刚参加完“刀匪纵火烧死海鲜楼两员工”的重案侦破,又被派往江苏出差。医生着急地给刑警队长冯志锋打电话:“你们警察怎么搞的,还不回来养病,床头的药都堆满了。”

尽管在何爱华断手惨案中,当时无人去拦截歹徒而使其暂时逃脱,因而被社会舆论指斥为“广州人,你们为什么集体不作为”。但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同仇敌忾的意气,似乎在这个曾习惯于“各扫门前雪”的市民群体中逐渐生长。

8月3日上午,在广州市江南大道南与晓园北路交界处,一个抢了万元现金的劫匪在仓皇逃窜时被隐身树下的陈老伯挥腿扫倒。劫匪当场就擒,阿伯左腿腿骨也因此折断,住进医院。

8月15日晚10时许,广州出租车司机老张被用枪顶住了脑袋,劫匪想抢走他的钱和车。老张奋力反抗,与歹徒搏斗中巡警及时赶到。

8月17日下午,3名男子手持电击枪潜入广州白云区同泰路一出租房内企图打劫。6名工厂的打工者操起玻璃瓶奋起反击,然后机智地将这3名劫匪反锁在屋内,来了个“瓮中捉鳖”。

甚至这种自卫反击不再是个人的行为,在广州天河区中海康城社区就组织过一度让“飞车党”胆寒的组织化反击——“伏击队”。

中海康城的小区内部管理被业内认为是一流的。但是,业主们告诉本报记者,出了康城就不安全了,晚上8点后几乎没有人敢在康城外步行,否则十之八九会遭抢。

这个小区处在曾发生过孙志刚事件的黄村派出所辖区内,一些康城业主对这样的治安问题表示理解:“这个辖区至少有三四万的外来人员,又是城乡接合部。他们派出所只有几十个人,想管过来确实太不容易了,治安差不能只怪他们。”

然而一年前,康城业主们曾有过一段免于恐惧的时光——那就是他们自行组建“伏击队”的日子。

“伏击队”的创建者之一是网名叫“本报专电”的传媒界业主。他回忆,“伏击队”的酝酿是从女友去年3月底遭劫后开始的。此前,每隔一两天就会有小区居民被抢,一腔热血的“本报专电”在社区内部网上号召小区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自卫反击。

吃尽“飞车党”苦头的业主纷纷报名,一个纯义务性质的“伏击队”在同年6月9日成立。“伏击队”的业主成员中不但有国企干部、媒体记者、私营企业主、公司白领,甚至还有3名警察与军人。

在成立后两个多月中,“伏击队”队员增至69人,8部车。他们白天上班,晚上轮流到抢劫多发地段开车伏击。有一名队员,因为长时期用望远镜观察路面,结果一拿开望远镜就不停地呕吐。他们伏击的主要方法是跟踪“飞车党”后报警,对逃得快的则直接用车撞翻后报警。

“本报专电”与数名“伏击队”队员在一次追击中,被数十“飞车党”围住,后惊险脱身,他的家属担心歹徒会来报复,逼他剃掉了那一头富有个性的长发。在这样的19次伏击中,他们一共抓到两批劫匪,共3人。

但“过客”与“本报专电”这两个核心成员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自救组织其实只能是临时性的:“不但在法律上说不通,而且,在伏击过程中,或者伤害抢劫者,或者被抢劫者伤害,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背离原初保卫自己与家园的目的。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自救组织。”更多的是要配合警方,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如提供线索等。

2004年8月31日,这个组织自动解散。伏击队的余威还持续了三四个月,康城周围安宁了一段时间。

2004年12月1日,“伏击队”的一位成员驱车在路上时发现摩托车后坐的男子就是几天前抢他手提电脑的人,同时又看到这一男子正在路边抢包,就开车撞翻了摩托车,摩托车主因此受伤不轻。

8月24日夜晚,这些老伏击队员在举行了一场酒会。临近子夜的时候,已经有了醉意的老“伏击队”队员“过客”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听说法院和公安局都支持我,我们这些保卫家园的人啊,真是又辛酸又开心。”

不过,一些老伏击队员说,加强治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还是可以根治“两抢”的,尽管难度很大。

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

2005年8月3日,就中国在边界问题谈判过程中,奉行怎样的方针政策;中俄、中印边界谈判的过程及走向等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刘振民。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目前的现状是怎样的?还有哪些尚未划定?

刘振民:中国同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际,我国与陆上邻国的12条边界有的没有划定,有的虽划定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形成一些争议。50多年来,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睦邻友好外交方针的指引下,经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妥地解决了与大多数邻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

我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上世纪60年代,我们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另一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与俄罗斯、老挝和越南以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经历过怎样的困难?而它的最后解决又带来怎样的启示?

刘振民:中俄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前苏联(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先后举行了三次边界谈判。第一次在1964年,第二次从1969年到1978年,第三次谈判自1987年开始至2004年。

1991年5月16日,《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该协定。1994年9月3日,《中俄国界西段协定》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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