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达发生自杀式炸弹爆炸2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4:18:46

何传启等人把这条道路称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河战略”。他们设想的步骤是:在21世纪前50年,协调推进新工业化、知识化、绿色化和全球化,协调推进从新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全面完成从经典经济现代化向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转型,达到世界经济现代化的中等水平;后50年,全力推进知识化和绿色化,全面完成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赶上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先进水平。

他们认为,中国有条件选择综合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其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引进了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许多要素,如信息化、高技术产业、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等。其二,中国经济不平衡为选择综合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条件,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地区可以推进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推进经典经济现代化,其他地区可以两次经济现代化协调发展。其三,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战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这些方面看,中国已经是两次经济现代化并存。

未来50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将有三个机遇: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绿色经济和生物经济带来的机遇;体验经济和文化经济带来的机遇。但面临的挑战远远多于机遇,表现在10个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和快速增长;从三元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农业现代化;资源和能源的持续供应;保持金融稳定;生态现代化,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地区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参与全球化与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计算显示,2002年中国经济质量的国际差距十分明显。如:中国人均GNP为96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6490美元;中国全员劳动率为164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355美元;中国农业生产率为50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3798美元。中国要达到2002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GNP、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率分别需要提高26倍、32倍和46倍,时间分别需要49年(7%年增长率)、46年(8%年增长率)和50年(8%年增长率)。

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多年的经济奇迹,但由于实质上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掩盖了一些社会问题。由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导向,社会资源高度向经济集中,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不协调的问题浮出水面,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既危及新的经济增长,也危及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出,未来50年,中国的经济政策需要完成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规模增长型向质量进步型转变,依靠技术进步、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推动经济质量的进步,包括人均GNP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新工业化和绿色化的推进、经济结构和公平的改善。第二次是从质量进步型向创新福利型转变,依靠创新和经济福利的增长,推动经济质量和经济福利的进步,包括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知识化和绿色化、经济结构、经济福利和公平等的全面提升,逐步建立创新型经济和福利型社会。

21世纪前30年,中国提升经济质量的战略要点是完成新工业化和信息化。相对于传统工业化,中国的新工业化应具有6个新特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走绿色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走数字化的工业化之路;高技术和适用技术协调发展,走高质量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全球化协调发展,走面向全球市场的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工业转移协调发展,促进从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交通、能源、信息的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等,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非常大。何传启认为,如果采用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设施的做法,有可能加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的交通、能源、电话和知识的基础设施年均增长率分别保持在8%、6%、5%和3%左右,中国有可能提前到2030年左右达到2002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结构要达到发达国家2002年的水平,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涉及几代人的经济利益调整和经济成本分配。何传启说,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脱胎换骨的过程。转型的难度非常高,成本和风险巨大,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但中国没有退路,因为经济结构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支柱之一,必须迎难而上。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艰巨性,既决定于中国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也决定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02年高收入国家人口总和为9.7亿,而中国人口为12.8亿;高收入国家劳动力之和为4.7亿,而中国约7.7亿。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分别是高收入国家总和的1.3倍和1.6倍,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超过了全部发达国家的总和。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根据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提出,未来50年,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有两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三次产业的战略调整。需要把农业劳动力比重从50%降到4%,农业增加值比重从15%降到2%;服务业比重从27%提高到70%,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34%提高到71%。据此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将超过3.5亿,平均每年需转移700万人左右。

第二大任务是十大产业的战略调整。从走综合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设计看,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为基础产业(现代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支柱产业(普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知识性服务业等)和战略产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这三组十大产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产业,特别应重视战略产业。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有20多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已走过大约300年的历程,但中国又必须与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同台竞技,尤其是随着世贸组织规定的“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将直接面对全方位的国际经济竞争。这就决定了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何传启认为,国际经济竞争,不仅取决于经济质量和经济结构,更取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而市场经济制度和观念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用50年的时间完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300年走过的路,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面对的挑战,但世界不会等待中国,有些国家甚至试图延缓中国的进步。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宏观基础较为薄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出了6个较为紧迫的任务:

编制国家经济法典。这是完善和普及经济法规的重要措施。建立系统的经济法典分类体系,清理1980年以来的经济法规,编制国家经济法典,并每年修订一次;建立经济法规公示制度和简报制度、经济法规和经济政策评估制度,使经济法典修订制度化。

制定国家经济信息透明法(经济阳光法)。经济信息资源的封锁、割裂和不平等获取,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和企业决策的机会成本,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成立国家经济政策评估中心。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对各种经济政策进行中立评估,是难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判断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成立国家小企业服务局。国民经济中,大中企业是少数,小企业是多数,一般而言,小企业比较灵活,市场适应能力比较强;但信息不灵、管理水平低、市场融资困难、新产品开发能力差、产品推销能力有限等。如何帮助小企业,提高小企业竞争力,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成立国家能源部。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单个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竞争力都是有限的。即使在能源工业十分强大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能源部也是一个大部。中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组建国家能源部统筹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的效率。国家创新体系是综合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国家创新能力是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与此同时,还必须培育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微观基础,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家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国际经济竞争的理论研究。□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严峻局面,正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去年夏天发生在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电荒”和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至今仍像个阴影一样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年初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并处罚30家违法开工建设的电力项目,又让人们在感受“环保风暴”的正面意义的同时,感受到电站建设的极大热情背后仍在强劲涌动着的高能耗工业的扩张势头。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毛如柏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尽管我们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资源环境形势却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从能源利用效率看,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从水利用效率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3,而许多国家已达到0.7~0.8;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倍~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

二是我国单位产值的污染负荷普遍偏高。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为例,我国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8倍,加拿大的5倍,澳大利亚的2.8倍,丹麦的12.3倍,捷克的1.5倍,韩国的6.2倍,墨西哥的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9.3倍。我国单位GDP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6.1倍,加拿大的5.7倍,澳大利亚的3倍,法国的11.9倍,德国的16.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7.9倍。

三是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2003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1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的33%;化学耗氧量排放量13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七大流域环境容量的66%。

四是我国生态建设和修复差距明显。比如,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8%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27%相比,低9个百分点。

五是我国环境监测还不尽完备。比如在水质监测指标方面,我国水质指标仅35项,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水质指标有132项之多。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韩保江甚至用“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种很严重的口气来提示记者注意。他说,目前,我国的废水排放总量已达到439.5亿吨,日排污水量1.3亿吨左右,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五类劣质水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还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大气污染问题虽经多方治理,却仍不容乐观。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大气环境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也只有1/3,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倍~5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

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展。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物种濒危现象也十分严重,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

有关专家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约占世界人口15%的少数国家,以当期世界资源消耗量的50%~60%为代价,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我国人口已达13亿,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若以长期占用全球当期资源消耗量的绝大部分为前提,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说资源环境的承受力已近极限。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言: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环境问题已经不是能否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已经是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够安然渡过的现实问题。”

本报讯(记者夏命群)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张海迪说,新闻出版部门应该重点打击当前盛行的虚假医疗广告。她说,她也是虚假医疗广告的受害者。

张海迪说,山东一家医药公司从电视上抓取了一张她的照片,在报纸上整版刊登了一个主题为“相信张海迪,你的孩子就……”的治疗眼睛的医疗广告。

为揭穿这一医疗广告的虚假性,张海迪收集了大量材料之后,向当地市委宣传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

在当地政府介入之后,该公司连同刊登广告的报社写了致歉信,并连续数日在报纸上刊登了张海迪的声明。

新华网上海3月6日电(叶国标陆文军)2000年到2004年5年间,中国芯片产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增速为同期全球之最。2004年,中国芯片产业规模达545.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5.4%,5年间产业规模扩大了3倍。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俞忠钰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05中国半导体市场年会上指出,中国芯片产业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

权威研究机构赛迪顾问的研究报告显示,伴随市场扩容,中国芯片产量也节节攀升。2003年,中国芯片总产量突破100亿块,2004年突破200亿块。芯片销售规模成倍增长,2004年达18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0%。

中国芯片制造技术也上了新台阶。以2004年中芯国际北京12英寸生产线投产为标志,中国芯片制造工艺技术从0.35微米跃升到0.18微米乃至0.13微米,同时开发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譬如:方舟、龙芯、爱国者、星光、网芯、展讯等。

人力成本低、产业环境优越等优势促使欧美、日本、中国台湾的IT制造企业纷纷移师中国内地。中国芯片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电子整机产品性能增强,无线及多媒体等新技术不断成熟等综合因素推动IT产业提升能级。

我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6000多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这么多外汇储备究竟算不算多?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

“外汇储备不能用‘多’和‘少’来简单回答,因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郭树清委员说,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一般能满足3—4个月进口付汇即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能低于短期外债的规模,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后来,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开始提出,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能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外汇储备功能的不断拓展,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标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迄今为止,在国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郭树清认为,作为国际收支的平衡项目,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国家刻意追求的目标。长期以来,我们在国际收支上的目标一直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外汇储备对于国民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国家清偿能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币信誉,降低改革的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当然,外汇储备规模过度增长,也不利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且从总量上和结构上可能影响宏观调控效果。”郭树清强调,我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均衡管理资本流动,积极建立起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如何管理庞大的6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郭树清表示,目前我国主要将国家外汇储备投资于海外高信用等级的政府债券、机构债券、公司债券和国际金融组织债券等金融资产上,保证国家外汇储备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据了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持有国家外汇储备,授权国家外汇管理局经营和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专门成立了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对我国外汇储备进行专业化管理。

郭树清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始终遵循“安全、流动、增值”原则,在明确、完善的授权体系下进行规范化、专业化的资产管理。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储备经营管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储备经营管理体系,包括以投资基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科学先进的风险管理体系和不断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并组建了一支专业化、年轻化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队伍。此外,还建立了日常内部审计和合规性检查制度,确保储备经营工作安全。

郭树清透露,我国国际收支多年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自2001年以来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初步估算,2004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约70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0多亿美元,资本净流入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

“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并不是偶然发生的。”郭树清说,我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长期以来国内储蓄大于投资,这是经常项目收支盈余的根本性出路。此外,中国经济稳定、外资政策优惠、资源和劳工成本低廉以及市场前景广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持续较大流入,这些企业在我国大多从事加工再出口的制造业,进一步强化了我国贸易和投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平衡格局。

郭树清还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点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尽管近年来涉外经济管理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显现效果尚需时日。“本外币正向利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境内机构和个人持汇动机减弱,结汇意愿增强,也是近期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全部搬迁到上海,有利于建立中国独立的“清算银行”;央行清算总中心有关人士证实,目前上海的央行第二总部已经处于“立项”阶段,由于是央行历史上少见的重大规划,因此待整体规划完成后还需要向国务院报批;第二总部的建设用地规划面积“数百亩”,起步投资额在50亿元以上;目前,该项目的基建规划领导小组已经在组建中,待完成组建后将择日飞赴上海。

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次分拆形成了中国银监会。近日,《财经时报》获悉,随着央行第二总部即将落户上海,央行第二次分拆也显示了启动迹象,而这次分拆将形成独立的“中国清算银行”。

据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的一位官员向《财经时报》证实,央行目前唯一明确的,是将资金清算备份中心搬迁到上海,但未来几年内,肯定会将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全部搬迁到上海,并在上海建设“全国清算中心”。而该中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则是未来必然成立的“中国清算银行”。

他说,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已经列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的一位官员向《财经时报》坦言:“在中国金融体系仍处于政府管制的大前提下,由于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的滞后,建立中国清算银行的路还很漫长,还需要立法。但在建立独立清算银行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有关方面看来已经下了决心”。

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人对由哪个机构主导支付结算业务的监管工作认识模糊而粗浅。特别是在央行和银监会分工尚有交叉的情况下,将会对支付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比如,由于央行负责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相关标准的制定,而银监会负责对银行卡业务和资金交易的监管,这部分风险监控将离开央行视野。另外,由于当前多方博弈的实际存在,因此利益重组的前景也不明朗。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全部搬迁到上海,反倒有利于建立中国独立的“清算银行”,更加符合现代商业的原则。迄今,上海已经初现全国资金运营中心和清算中心的地位。中行、建行已经相继将资金运营中心迁移上海,工行的票据中心在沪运转良好,农行的全国性票据业务也正在加紧建设,该业务部下面也将设立资金运营分中心。

央行清算总中心的官员向《财经时报》证实,目前上海的央行第二总部已经处于“立项”阶段,由于是央行历史上少见的重大规划,因此待整体规划完成后还需要向国务院报批。

该官员还向《财经时报》证实,第二总部的建设用地规划面积“数百亩”,起步投资额在50亿元以上。目前,该项目的基建规划领导小组已经在组建中,待完成组建后将择日飞赴上海。

“这么大的用地面积和这么大的投资额到底预示着什么”?央行清算中心有关人士对此没有直接回答,但他较为晦涩地说:“建立独立的、商业化的中国清算银行已经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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