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中美就移民遣返达成框架协议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4:08:17

对此,著名涉台专家李家泉认为,辜振甫去世时,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等也赴台吊唁,并对两岸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礼尚往来,相信海基会如果派人吊唁,大陆也会同意的。另外,民进党目前正处困难时期,陈水扁也急于寻求摆脱执政困境的突破口,而如果张俊雄能来大陆的话,则不啻为民进党在岛内改善自身形象的机会。

“至于民进党能否利用这个机会让海基会登陆与海协会对谈是他们的事,即便不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是有正面意义的,所以我乐观其成。”李家泉说。(言恒)

下午3点半,地下室已被警方封锁。下午5点50分左右,4名警察抬出一具被白色编织袋包裹的尸体。有知情人称,死者身体遭受严重摧残。晚8点,12号室的门上已被贴上有“天河伟业物业管理责任有限公司”字样的封条。

据地下室一住户说,12号室内本是住着一名40岁左右、靠卖袜子为生的东北男子。死者是男子的爱人,几天前死者来找过丈夫,丈夫出门后便再也没有出现。

警方在现场侦查时曾问及住户地下室内的温度,有邻居因此推测女子已死亡多日。

2005年9月30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宣布依法罢免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山西省十届人大代表职务。

现年60岁的侯伍杰系山西盂县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先后任吕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长治市委副书记、阳泉市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等职。2004年12月,因涉嫌受贿,构成严重违法违纪,侯伍杰被停职并立案查处。

10月18日,山西省委召开全省党员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去年以来查处的侯伍杰、邵建伟、武保安三起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通报对侯伍杰的经济问题作了进一步披露。

2004年12月9日,侯伍杰按原定计划决定率团出国考察。但是,到了临近登机时,却被告知“护照有问题”而未能出境。后根据省委领导的安排,考察团延期出境并由省委另一位领导率团。侯伍杰则被通知回太原参加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但是在整个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侯伍杰都不曾露面,会议结束后,有关“侯伍杰出事”的消息开始在机关干部中传开。

侯伍杰的案发,最先缘于数年前的山西省黑社会集团案,缘于黑社会头子李满林的落马。

2003年12月15日,被捕两年后的李满林,站在了太原市中院的审判庭上。李满林绰号“三马虎”,1968年3月出生,初中文化。1986年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法院经审理认定,刑满释放后的李满林,纠集一些解教人员进行大量违法犯罪活动。另经查实,李满林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在个案中有明确的组织领导和分工,反映了显著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组织性特征。自1991年以来,该组织先后取得并非法持有枪支20余支,持枪作案15起,致一人死亡多人伤残。

2001年12月,李满林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刑事拘留,同月被逮捕。随后,其党羽陆续被缉拿归案。

据检方公诉人介绍,在李满林集团的拉拢、腐蚀下,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务人员,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致使该集团有恃无恐,长期在太原地区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可能李满林自己绝没想到会被处以极刑。因此,当他一审被判死刑后,情绪失控,随即供出为自己多年来提供保护的、时任临汾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

现年48岁的邵建伟,从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机关发迹。他最早是杏花岭派出所的一名户籍警,后任敦化坊派出所所长、杏花岭公安分局副局长、太原公安局外事处处长、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原北城公安分局)。

据查,1995年9月至2001年6月,邵建伟在担任太原市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分局局长期间,利用干部提拔、调整之机,收受28名公安干警的钱物共计折合63.66万元。

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长一职面临调整。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区公安分局局长的邵建伟,决定花巨资“竞买”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位。为确保万无一失,邵建伟通过两大渠道同时“攻关”:一条是主管业务的政法系统领导;二是掌握重大人事权的当地主要领导,即时任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侯伍杰。

起初,他对身为省委常委的侯伍杰还不太敢直接下重手。他试探性地给侯伍杰送上一块价值5.8万余元港币的百达菲利牌手表,见侯伍杰没有拒绝,不久又送上2万元礼金。这回,他发现眼前的这只“老猫”和别的“小猫”一样逢“荤”必吃,也就没了什么顾忌,干脆,第三次给侯伍杰来个“大件”的,一家伙送上10万美元。

侯伍杰对邵建伟的印象开始“美好”起来。在了解了邵建伟的意图后,侯伍杰答应帮助他“安排安排”。很快,太原市分管组织的领导以及省公安厅的领导都知道了太原市委书记侯伍杰有意要让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转正”接任公安局长。

然而,有关邵建伟与当地黑势力不正常关系的反映不少。这一负面内容也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了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的有关领导耳中。

2001年6月,在省委省政府高层的干预下,曾任大同市公安局长的李连琪被调到太原,任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考虑到侯伍杰的建议,邵建伟还是被提了起来,但被调出太原,任临汾市公安局局长。

李连琪入主太原市公安局后,群众的举报信纷至沓来。其中的焦点,都是反映李满林及其黑社会集团问题的,还有些信件反映李满林的“保护伞”就是邵建伟。

邵建伟、侯伍杰的调离,加速了李满林集团的灭亡。在李连琪的领导下,太原市公安局很快查清了李满林集团的桩桩罪恶勾当,并于2001年12月将其逮捕归案。

一方面,李连琪正让人彻查李满林集团;而另一方面,靠向侯伍杰买得临汾市分安局长的邵建伟,正在日日夜夜地计算他的“出入账”。既然花了百万元买得此官,总得让这个官位为自己赢得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来才行。因此,他整天都在想着如何卖官,如何寻租获利。

2005年10月14日,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邵建伟,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2.6万元、1万美元和价值29万元港币的5块高档手表,数额特别巨大。邵建伟还以竞选太原市公安局局长需要资金为由,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总共涉及赃款折合人民币480万余元。

不过,邵建伟按规定也可以获得减刑,因为他确实有“立功表现”。正如起诉书中所说:“被告人邵建伟归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属重大立功行为,可以减轻处罚。”

所谓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自然就是揭发侯伍杰这一情节了。有意思的是,正如李满林在获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愤怒地咬出了邵建伟一样;在被起诉之前,邵建伟也同样毫不留情地咬出了侯伍杰。

被“双规”后的侯伍杰不仅承认收受过邵建伟的贿赂,还陆续交代出了收受其他人的礼品60件总计价值8万余元。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侯伍杰196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参加工作。20世纪70年代,侯伍杰曾担任岚县革委会组织干事,后历任吕梁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8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借调至山西省委组织部工作1年。自此,侯平步青云,1986年任长治市委副书记,1990年回老家阳泉任市委书记,并任省委委员。

就在1995年侯伍杰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时,针对他不利的传闻开始盛传。据检察机关介绍,侯伍杰因犯有某一问题被查,从此针对其个人的举报再未中断。正由于当时的各种举报,侯伍杰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长两年后的1997年,才被选为山西省委常委。由此,侯也被称为“带病升迁”的典型。

2000年1月,侯伍杰兼任太原市委书记,同年9月被免去省委宣传部部长。在其担任太原市委书记的时候,关于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信也纷至沓来。

2001年9月,侯伍杰不再担任太原市委书记,不久担任省委副书记,其工作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2004年下半年,侯伍杰兼任省委党校校长。

有意思的是,在担任省委副书记兼主管意识形态期间,侯伍杰曾多次在各种场合高谈“反腐倡廉”,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还是比较注重廉洁的。

2003年12月21日,侯伍杰对山西大同市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调研。在听取了大同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汇报后,侯伍杰在讲话中专门强调了“一把手”的作用。他指出,“要强化‘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意识,切实把领导责任落实到各级第一责任人,用制度来保证‘一把手’负总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好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通过大要案件的查处,总结经验,完善措施,改进工作,使腐败现象真正从源头上得到有效遏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廉政建设、支持廉政建设、参与廉政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强大反腐合力,不断把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

对反腐作品,侯伍杰一向姿态很高。比如,山西作家豪永啸反映清朝腐败与反腐败尖锐矛盾的小说《龙门关》开拍时,侯伍杰专程到现场鼓劲,希望“全体演员尽心尽力”。而在2004年8月11日由中国作协、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作协共同主办的“《国家干部》暨张平创作回顾”研讨会上,侯伍杰发表讲话说,“《国家干部》这部小说继续体现了张平直面现实、关注时代、敢为人民代言的精神。作品既塑造了以人民利益为重、与基层群众同甘共苦的优秀干部,也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表现了政治民主建设中干部人事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侯伍杰还经常发表一些反映党风廉政建设的文章。比如,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主办的《中国监察》2002年第9期,就曾发表过侯伍杰题为《掌权人要有过硬的素质》的文章。现在看来,文章本身没有错,错在他没有按照文章中说的去做,因为他自己的“素质”也的确没有“过硬”,因而未能继续“掌权”。(《检察风云》2005年第23期)

新华网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邹声文、田雨)刑法修正案(六)草案24日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草案对刑法作出部分修改补充,内容涉及惩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操纵股市、商业贿赂、枉法仲裁等违法行为。

针对近来一些单位和个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危害金融安全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修订后的证券法对操纵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的界定作了修改,加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草案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违法行为作出与证券法相衔接的表述,并将实施这一行为犯罪的罚金数额改为3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

根据草案规定,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经营、管理机构,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草案对刑法关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等金融票证,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责任。草案还在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中,增加贪污贿赂犯罪和金融犯罪,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草案规定,上市公司对国家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无偿占用或者明显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段,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投资者利益,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草案明确应追究刑事责任。

草案在刑法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基础上,把商业贿赂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根据草案规定,刑法将增加破产欺诈犯罪的规定;增加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牟利行为的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规定;加重对开设赌场犯罪的处罚,将开设赌场犯罪的最高刑期由3年提高到10年;增加对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增加仲裁人员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完)

昨日上午7时许,家住兰州市伏龙坪前村86号的胡师傅带着上小学2年级的8岁儿子小杰出门,父子俩沿着坡道急步而下。7时20分,父子俩刚走到伏龙坪铁道南口时,突然火车警报铃声骤响,为赶时间,胡师傅拉着儿跨过电动栏杆向铁道北端奔跑。此时身后一辆大卡车也抢过了电动栏杆。当胡师傅跑出2米多远后,突然感到儿子未跟上。一转身,可怕的一幕让这位父亲瞢了:满脸血迹的儿子倒在卡车前。胡师傅不顾一切地抱起儿子跑出铁道口,并向120和110求救。此时肇事卡车已没了踪影。

昨日上午9时许,接到线索后记者立即赶到事发现场,伏龙坪铁道口一切照常,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刚刚发生过惨祸。但铁道南口内侧的地面上两块已经凝固的血迹似乎拼命的证明刚才的车轮下的惨祸。记者在铁道口一侧的路边看到,一个满装书本的蓝色背包扔在地上,书包上的血迹依稀可见。

在兰大二院急诊科走廊里,一妇女响彻楼道。据外科医生介绍,事发后120急救车将孩子送到医院进行二次抢救但一切都晚了。

上午7时34分,城关交警大队事故股的民警赶赴现场进行勘查,胡师傅抱头大哭道:“当时,我只顾抱孩子,肇事车到底是啥样子?车号是多少?哪个单位的?这些情况我没顾上看。据一个过路的妇女称,肇事车好像是环卫垃圾运输车。

上午10时许,记者和城关交警大队的民警及胡师傅等人,赶赴城关环卫车队查找“嫌疑车”。盘查进行了两小时但在停车场始终未查出任何“蛛丝马迹”。

中午12时10分,警方在伏龙坪铁道张贴《悬赏通告》,“2005年12月23日7时20分,在伏龙坪铁道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致一小男孩死亡,肇事车辆当场逃逸,现警方急需线索,请广大知情人积极举报,协助破案,提供有价值线索者,破案后警方将予以重奖!”并将突破口放在现场残留的血迹上,对血迹进行取样。这时伤心欲绝的胡师傅望着出事地点突然称:“肇事卡车后面好像还有一辆抢道的出租车,但出租车的车号和车行我没有记下……。”

昨日下午5时许,,痛失儿子的胡师傅,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不停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一再称自己没用。“我要是抱着儿子就好了。我要是记清楚肇事车号多好,我要是记清出租车车号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苦命娃!爹为你找凶手?”胡师傅哭道。本报也希望广大的知情者或者是当时从后面经过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您记起什么线索,不管大小轻重,请立即拨打城关交警大队事故股的报警电话,与此同时也可以拨打本报热线8119000。

一边对外开放,一边还有大量群众要偷渡香港!本月17、18两日,本报一版独家报道:深圳早在44年前就尝试对外开放。

其实,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还显示,1962年4月,在深圳(当时叫宝安县)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一股逃港风波突然袭来。

今年12月13日,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屡禁不止,但1962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风波,“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1962年这次逃港风波,共有十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涌入深圳,6万多人偷渡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深港边境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波,第一次是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历时三个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1979年深圳建市不久。两次共逃出群众近4万人。

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1962年,在深圳尝试对外开放的时候,有十多万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1979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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