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廉价故我在 近期低价笔记本电脑一览笔记本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2:47:46

另外,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听到有人感叹:过去计划经济年代,虽然工资没多少,但不用整天为钱发愁,日子反而过得安逸,如今收入高了,要支出的东西却更多了,有的人奋斗一辈子就只为了房子,这样看起来,如今的时代反而没有计划经济年代幸福感强烈。

幸福具有相对性,一些方面不能简单对比。同时,幸福感是阶段性的,是一种需要的满足,是人们客观要求得到满足后的主观感受。而且这个感受是阶段性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并非永远单一。

比如幸福感与地域有关,如果经济发达,人们的欲望也不断提升,拿广州和某个内地城市比,没有可比性,在广州月收入3000元算一般,但在内地城市却已算高薪了;另外,幸福感和个人位置有关,处在不同的位置,幸福感不一样;还和个人的追求有关,你不考虑自身条件,一味地把追求定位得太高,当然就难得到幸福感。

而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对幸福感有不同需求,人有生存、发展、享受的不同阶段需要,比如当一个人没饭吃快饿死时,给他一碗饭,他会觉得无比幸福;这是生存需要;而一个吃得太饱的人,给他一碗饭不但感觉不到幸福,反而有痛苦的感觉;同时,每个时段需求幸福感的强度不同,社会发展程度高,需求强度大,需求多样化,而满足需求的难度就高;反之亦然。

“为什么我的导师这么无能,你看我的同学XX,他的导师为他找了多么好的工作,可我的导师又为我做了什么?”几天前,广州某高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黄教授无意间听到自己精心栽培的研究生小云与同学的这番对话,让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同时陷入深深的忧虑中,难道辛辛苦苦教出的爱徒就是这样回报自己吗?

黄教授说,发现这个问题后,他当即与其他教授做了交流,谁知,不交流还好,一交流吓了一跳,几乎所有的导师们都反映他们也碰到过类似的遭遇。导师们说,在广州的高校中,这种“学得不好怨导师学术差、工作找不到怪导师社交无门、科研经费少怪导师兜中寒酸”的研究生还真是存在不少。在他们眼中:“导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帮着找工作,帮着赚钱!”把导师当作自己走向社会的“万能工具”。可是,这种时刻抱着索取一切的观念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幸福?

黄教授说,作为导师,我们培养学生,不仅仅要让他们学到自己的学识,更要让他们学会做人,学会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社会,但现在的社会这种珍贵的东西太缺乏了,以至于我们单纯的大学生们,也变得如此“市侩”,更不用说社会上一些人了。这也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怎么将感恩之心扎根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中去,让这些中国传统的美德不要因此而缺失。

另外,最近几年,经常看到新闻报道今天这里有人跳楼,明天那边有人自杀,黄教授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选择结束自己这一生呢?难道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经历和感受都是痛苦,没有一点幸福和快乐么?

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对幸福的需求相对较低,所以容易满足,而如今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人们对幸福的需求强度大,种类多,所以满足难度高,人们就感觉幸福难以得到。这都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在西方现代化时也有这样的过程,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满足需求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专家强调,幸福感是个主观的、不同人有不同标准的感受,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人们应该认识到幸福感的这个规律,并且善于自我调剂,需求目标的确立要现实,如果超越可比性去盲目比较追求,就难以获得幸福感。

同时,尤其是现代年轻人要怀着感恩心态看待自己的生活,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什么都是社会欠你的,也不要以为什么都那么容易得到。要想获得成功的幸福,需要一个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一些年轻人却总是把自己定位很高,老是一下子就成为李嘉诚、成龙,而不考虑自身条件和努力过程,结果遭遇现实考验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幸感,造成心理抑郁甚至导致一些不理智举动。

中山大学社会学家、博士生导师刘祖云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家、心理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张敏强教授认为,信仰缺失是导致当前市场经济社会风气恶化、人们幸福感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价值观统一,信仰坚定,人们的言和行能达到一致,并且农村有人民公社,城市有单位,能监督和传播民间公认的道德,人们互助互爱能够得到社会认同,从而获得幸福感;而如今市场经济里,公社散了,单位不管了,人们崇尚“趋利避害”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符合市场经济法则,但淡化了人际关系,破坏了道德体系、社会良知,人们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信仰多样化甚至没有信仰,言行不受道德约束。

比如,有些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其他任何信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就行,行为不受道德约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简单地以赚钱为幸福目标,而由于自身条件有限,很快发现自己的目标这辈子都无法实现,便陷入所谓的绝望,因为价值观缺失,已经没有了道德上的谴责和督促,他们无所顾忌。因此,当前需要一个载体,让道德观念这些民间约定俗成的东西得到重视和传播,让人们有自己的信仰,在道德上不会无所顾忌。比如西方有教堂,人们每周去做礼拜,做忏悔,并非迷信,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排解等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道德传承载体如公社、单位等已经缺乏,在此情况下,通过社会调控机制来传承道德很重要。专家建议,可以把春节、中秋这些节日利用起来,倡导传统道德和社会公德;也可以利用社区,把社区作为传播载体,但由于社区层面低,很多资源控制不了,有待加大发展。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到底应如何对待人们的幸福感?这个问题也同样引起政协委员和专家的反思。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陆大祥在书面发言中提出,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和谐,其标志也在于人民是否幸福以及幸福程度如何,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不能脱离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而空谈。三者应该有机结合。

陆大祥委员建议,应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作为GDP的对应指标以及作为和谐社会的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

两位专家认为,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并作为和谐社会的指标,这代表了现代人们对幸福感的日益注重,可以理解。但由于幸福感是个相对、主观的东西,要作为一项社会指标,关键要看这个幸福指标怎么制定。可能在操作上难以把握,导致主观成分较多。

在国际社会,测量国民幸福的标准叫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本报北京3月7日电本报记者潘圆“有统计说,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6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海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开始就用数字说话。

他说,“这是《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上的统计。这个报告的统计不见得非常准确,但贫富差距拉大,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

“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根据财政部5日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2006年度财政预算报告草案,中国政府今年将投入数千亿元,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的城乡居民,直接受益者逾亿人。

政协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曾专门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做过调研,并提交了有关报告。李永海委员是这个调研小组的成员之一。去年7月,在全国政协与国务院的一次专题对话上,他和一些委员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李永海说,“贫富差距是很可怕的,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他建议,要特别重视保护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应该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标准。

“要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及生育等方面的保险投入比例。现在的比例太低。只有1.7亿人有养老保险,有医疗保险的也只有1.3亿人。要提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财政投入占整个GDP的百分比。2004年我国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占GDP的3%,而美国是5.4%。”他建议,在“十一五”期间,将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与保健投入占GDP的百分比逐年调升到4%~5%。中央财政应建立企业退休职工补偿基金,以解决部分企业退休老职工待遇过低的问题。

多年来一直从事工会工作的李永海委员强调,要特别重视保护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新群体”的利益。“我不用农民工这一称呼,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工人阶级群体。目前,劳动力人口7.6亿,来自第一产业的占46.9%,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占53.1%,约39900万,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农民工。而目前他们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都太低了。应该调高他们的工资标准,实现他们与城镇工人同工同酬。这部分人的养老也是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他们老了又没养老金,吃饭怎么办?”

中国台湾网3月18日消息针对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计划赴日一事,日本外相麻生太郎17日表示“不视为问题”。法务大臣杉浦正健也声称,将比照一般台湾观光客的方式来处理,发言中暗示将让李登辉以免签方式赴日。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指出,日本政府已内定方针,同意让李登辉以免签方式赴日。

据台媒报道,李登辉日前在台北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表明,计划于5月10日抵日逗留大约两周,拟前往十七世纪日本著名诗人松尾芭焦旅游的“奥之细道”观光,旅游地点包括岩手县的平泉町、宫城县的仙台市和松岛町以及橡木县的日光等地,具体行程尚在研议。

从2005年9月26日起,日本正式提供90日短期访日的台湾观光客永久性免签措施。

李登辉曾于2001年4月以治疗心脏病为由前往冈山县仓敷市,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前往名古屋、京都和金泽等地观光。若此次成行,将是他一年半来的第三度赴日,也将是首次以免签方式前往。(言恒)

值全国两会召开,3月11日,中国青年报、网、中青在线联合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郝跃做客聊天室,和广大网友就大学生就业难这一话题进行交流。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两会期间,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网联合推出两会系列嘉宾访谈。网友可以通过电脑参与,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网,在移动中关注聊天的全过程,手机的网的网址是3g.sina.com.cn。今天我们请到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郝跃。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郑功成教授,在正常情况下,GDP的增长与就业增长应该是同步的,为什么大学生的感觉,好象还是越来越难找工作?

郑功成:大学生的就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家都有感受,尤其是我们在高校工作的。经济在增长,就业越来越严峻,就是就业弹性其实在下降。

在20多年前,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是可以创造240万的工作岗位,十年前是可以创造120万的工作工位,现在是下降到七十到八十万。为什么弹性下降呢?主要是我们经济结构、经济增长,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多,中小企业也比较多,现在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力的提升,挤出了一些劳动力,再一个是劳动的大规模转移,实际上我们没有把他统计在内。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结构也不是有利于就业的正常增长,还有一个当然是我们大学生本身的数量也在增加。2000年全国大学生只有107万,今年四百多万,整个十五期间大学毕业生是1500万,十一五期间,从今年开始,将达到2700万,这个大量的增加是很自然的,就感觉到就业的难度非常大。

主持人:想问一下顾海良先生,您掌握的情况,大学生现在就业中,主要存在的一些困难是什么?

顾海良:现在大学生就业困难,总的来讲,可能和我们这几年的扩招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因是你上不上大学,这些劳动力供给的总量是一定的,你上大学只是把这个劳动力退后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的联系。相反扩招以后,更多的学生上了高中,现在上了大学,劳动水平和质量来讲有了更大的提高,大学生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大学生的理解,或者社会的理解,把这两个完全等同起来了,这不是很确切的。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我看来,第一是因为社会本身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必然有一个就业难的问题;第二个就业难,可能也相对于什么情况来看,比如讲你要求得一个什么样的职业,你想在一个经济发达地区,一开始工作就要一个高收入,期望过高可能难一点。对上过大学的劳动力来讲,就业面和就业需求量相对还是高一点的,你把就业期望值下降一点,可能就会达到就业的要求,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学生要达到就业,总是比社会的其他劳动者要容易一点。

另外一个,可能有些行业,有些专业暂时需求饱和,供给量还是维持原来的情况,所以供给和需求讲,可能产生一些摩擦性的就业困难。这个需要劳动部门广泛地进行需要劳动力的宣传,另外学校现在的专业也不要过窄,为学生就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大学生本身,也要有一些就业的技术和技巧,因为就职就业也是竞争性很强的,在同等劳动力竞争中,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等等,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

就武汉大学的情况来讲,我们是比较乐观的态度,武汉大学从01年以来,大学生就业率总是保持在92%到94%之间,今年的就业状况,比往年相比并没有明显下降,当然也发生了一些情况的变化,我估计也能达到92%到93%,就是需要就业的都能达到就业,除了一部分学生要考研,要出国留学,暂时不想就业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态势。

网友:我想问一下郝跃先生,西部的大学生找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郝跃:这个问题非常好,GDP的增长,大学生就业率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增加比例,第一个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国家GDP增长的结构。我总觉得GDP只能反应社会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我们现在GDP结构中间,主要是投资类的,投资的比例在我们GDP中间占有的比例比我们消费类远远大得多,一般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不太相适应的,也正好说明中国在发展。但是投资类的这么一个比例呢,并不是说需要很多的尖端人才,比如房地产,比如一些结构性的产业,实际上需要尖端人才并不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占的GDP整个增长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GDP的增长比例一定不能和大学生就业比例完全划等号的。

第二个方面,大学生的招生比例也在增加,毕业生的比例也在增加,但是这个现象,我觉得随着投资,逐步把投资性变成消费类的,变成产业类,未来会慢慢好,先有投资类,然后再形成产业,形成产业以后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大量的一流的人才,需要我们大学生,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就业,我相信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方面,在整个GDP中间,制造业的比例其实并不高,主要是服务业,电信、邮电等等的服务业,服务业需要人的比例相对比制造业需要少得多。在很多高科技的领域,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转型,大部分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因此我觉得随着产业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的问题会慢慢变好的,中国不是大学生过剩,是大学生不够,但是目前我们正好在一个转型期,GDP是投资类远远大于消费类的状况,因此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会不断变好的。

网友:郑功成教授,现在不少用人单位,存在用人高消费的倾向,对毕业生的就业造成很多的困难,用人单位应该持怎样的标准选才呢?

郑功成:我再补一句啊,大学生就业难还跟供求总量有关,整个就业严峻的局面,在未来八年到十年左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数量在增加,如果期望值不降低的话,这个矛盾还会存在的。当然还有一个就业市场的公平问题,是不是公平规范的,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也很大。确实存在高消费的问题。按过去的讲法,就是歧视现象比较严重,在八十年代,我们强调知识化,那个时候有学历的人很少,我们强调是对的。我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才20多万大学生,现在四百多万大学生,明年五六百万大学生,还像过去那样,有学历歧视,妨碍了大学生寻求工作岗位。所以我是不太赞成目前这种用人观,实际上误导了人才消费,各个单位都在比队伍结构的总质量,比我这个单位有多少博士,有多少硕士,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大学生劳动就业岗位的有效配备,造成了另外一个导向,就是大家都来拼命地找升学的独木桥,学历歧视使高学历受害,过去本科生比专科生强,现在硕士生比本科生强,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扭曲的问题。

顾海良:中国在搞市场经济以后,大家都在做充分的思想准备,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三四的失业率是正常的,市场经济不是说大家完全都可以找到工作,这个适度的失业率可能是正常的。另外就业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你能不能就业,而不是你主观的,我学了这个专业,我想拿到多少工资,前几年我们供给是比较紧的,需求量比较大一些,这个时候期望值有的就可以达到,假如相反呢供给量在增加,需求量少了一些,自然价格就在往下降,学生假如不能全面了解的话,学校有责任、有义务把就业市场,就业的宏观形势,以及你所学的这个专业的需求状况,冷静地分析,使学生能够真正到适合自己能力的,国家也需要的就业岗位上去。

主持人:说得太好了,郝校长,我想问问您,现在正好是三月初,是高校求职的高峰期,对于这些大学生他们也是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找工作,也是比较盲目,您能给他们提一些建议吗?

郝跃:建议呢,刚才几位已经讲过了,第一呢,我觉得要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社会,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叫就业,我认为心态一定要放好,大学生第一次就业,并不见得终生都是这样,而且现在在高科技里面,或者在别的专业里面,实际上用人单位都是讲,我们不太希望要刚毕业的本科生,或者刚毕业的研究生,我希望要一年或者有两年经验的学生,因此我觉得,对每个学生来讲,你在从事就业的时候,开始的这个步骤,并不见得是定了你终生的目标,你可以从大学锻炼,然后进一步地取得一些经验,可能你第二或者第三步就业机会更好一点。

第二方面,我觉得,大学生在推荐自己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实事求是,现在随着我们学术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浮躁的情绪,大学生写推荐书的时候,把自己一写就是学了很多东西,具有很高的能力,但是只要是招聘单位随便问两句,好象就觉得差距很大,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正确地推荐自己。

第三个方面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自身优势,不见得千军万马都要去走一种模式。往往有些好单位,就非常拥挤,实际上有些单位,根本就没人问津,也是有这种。每个人的发展模式都不一样,要正确地对自己评估,我想就业机会还是能找到的。

总体来讲,虽然平均就业率,去年和今年大概在80%左右,按理讲一般的高校学生还应该是比较好找工作的,对于高职啊,大专啊,对这部分学生,更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以色列军队突袭约旦河西岸杰里科监狱并劫走其中“人阵”6名成员后,巴以局势日益紧张。巴勒斯坦各派人士近日联名发表声明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辞职,参与这次联名声明活动的包括哈马斯、杰哈德、“人阵”等派别的13名中高层人士。

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巴勒斯坦的安全机构应该对杰里科监狱事件承担一定的责任。声明认为杰里科监狱事件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巴方安全机构人员双手高举、身着内衣、毫无反抗地走出监狱投降,‘人阵’6名成员被以军劫走,这都是悲剧性的耻辱。”

声明称,阿巴斯为了维护自身和他的同僚的安全,将萨阿达特等人抓捕起来,并最终将他们移交到以色列、美国、英国控制的杰里科监狱里。

声明中还说,阿巴斯曾经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安全释放这几名‘人阵’成员,他可以在一年前将其送至人口密集区,或是在哈马斯刚赢得大选、安全部门处于调整战略阶段时将其释放,当时他都错过了这些机会。声明最后指出,希望阿巴斯表现得勇敢一些、光明磊落,可以勇敢地选择辞职。

以色列军队14日晚攻入约旦河西岸城市杰里科的监狱,逮捕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萨阿达特和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舒贝基。(李莉)

美国3月13日向第60届联大预算委员会提出了2007年至2009年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计算方案。日本当天也再次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修订会费分摊方式。本月10日日本外务省已经直截了当地对会费进行了“明码标价”,要求设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低会费比例”。美日的提案当即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

日本10日抛出了新的会费计算方案,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少应负担联合国每年总会费的3%或5%。美国对此表示反对。13日,美国提出,要按各国货币购买力等值计算各成员国分摊比例,同时保持现有的“封顶”和“保底”制度,即一个成员国最多负担联合国预算的22%,最少也必须负担预算的0.001%。日本当天则再次重申了自己10日的提案。

美日方案一出立刻遭多方反对。这样明显“带有政治动机”的方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与会俄罗斯代表也表示,方案违反了“支付能力”原则,俄无法接受。根据这个方案,除美国外,俄中英法的会费负担比例都将增加,欧盟25国承担会费比例也会从目前的36.5%增加到37.8%,日本的则会下降约5%。按美国方案,中国负担的会费甚至会超过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俄会费增加的幅度更大。此间已有人士表示,俄若接受这一方案,“简直不可思议”。

责编: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Copyright © 1997-2017 by http://www.chexianinf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