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女生试衣间换衣走光 店方赔偿500元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2:49:46

中国和原苏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举行边界谈判,40年来已经解决了98%的边界线,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岛是未解决的2%。面积50平方公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岛屿遇涨水就会被淹没的现状使得其非政治意义并不大,而黑瞎子岛作为中俄两国间的经济、战略要地,其回归的意义却非同寻常。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说:“在旧中国,中国从来都是丢失领土,从来没有依法要回来一小块领土,这是第一次。对中国来说,这具有划时代意义。”

国际关系的经验表明,领土一旦失去,再想要回来比登天还难。为此,人类历史上曾爆发了无数次的战争。

黑瞎子岛是不幸的,因为它曾亲历并见证了这种逻辑;黑瞎子岛是幸运的,因为它成为了中俄友好、和平解决领土纷争的一个成功案例。

据媒体报道,目前俄罗斯方面现正在为包括勘定边界、撤走居民、军队及军事设施、资产的搬迁等积极工作。边界的重新划定将依照勘探的时间从今年夏天开始,估计需要两年。

黑瞎子岛的北面为黑龙江,东南面为乌苏里江,西南面为抚远水道。黑瞎子岛原本与三江平原的大陆相连,后来由于两江的冲刷,逐步远离大陆,成为岛屿。

“从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之日起,俄方就想侵占黑瞎子岛。”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于晓丽教授说。

《中俄北京条约》是最后划定中俄东段国界的条约。该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东界定为由石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游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江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

据介绍,《中俄北京条约》规定,双方在国界立界牌,但后来大部分的勘界、立牌由俄国人主持办理。

根据抚远县志记载,1886年,中俄第二次勘界时,俄方“饰同欺异,误通为同,指通江即为混同江(黑龙江)”,另立界碑于小通江子东口,紧邻抚远水道北岸,后20余年界碑被水冲将倒,俄人复潜自移于小通江子东口以南巨江3丈余高岸。至此,俄国已将“耶”字界牌向我境内移进90余里,改立“耶字界牌”于抚远水道入乌苏里江处,黑瞎子岛因此成为“俄国领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俄双方都没有往黑瞎子岛上移民。20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开发北大荒时,原苏联开始往岛上移民。

据抚远县志记载,就黑瞎子岛主权问题,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放弃为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黑瞎子岛主权问题,中方没有单列议题同苏方进行谈判,而是把它统归在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之中。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中苏在东段边境上的边界应按照国际惯例,以主航道中心线分界,因此理念出版的地图理所当然将黑瞎子岛划入中国版图。

据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徐维博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之处。

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红线在地图上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原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约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600多个岛域划归己有。

据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所长李传勋介绍,中俄两国共同边界长达4300多公里,历史上曾因边界问题爆发过武装冲突。在中苏公开论战和全面对抗时期,双方举行过一轮又一轮旷日持久的边界谈判,但纠纷一直难以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通过谈判于1991年5月签署了《中苏东段国界协定》。原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于1994年9月签署了《中俄西段国界协定》。

据介绍,中俄两国边界谈判经过了4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先后经历了4轮谈判。

第一次谈判始于1964年2月23日,持续了半年时间。此次谈判,原苏联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也不同意以此作为惟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

第二次谈判始于1969年10月,持续了9年,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中国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沙俄和苏联违反了条约,占去和划去中国一部分领土,才造成了“争议地区”,但原苏联拒不承认这样的地区。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原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面后,双方同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后因珍宝岛事件而终止。

1971年1月15日,原苏联代表团多次提出建议:两国应签订一项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的条约。在这一轮谈判中,苏方代表表示愿意作出让步,承认有争议的阿穆尔河岛和乌苏里江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线,应以沿着“河道中心最深处”而确定。但是,要中国放弃整个黑瞎子岛,中国难以接受这种建议。

1987年2月,苏中开始了第三次国界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苏中双方首先统一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同意以有关目前苏中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1991年5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确定成立两国联合勘界委员会,完成最后勘界工作。主要原则是,国界勘分以通航界河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界河水面中心线为依据。在此协定中,中方在基本实现获得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岛屿(包括珍宝岛)主权的同时,还保留了经乌苏里斯基岛屿(黑瞎子岛)外侧两江水域的航行权和经图们江口的出海权。联合委员会于1993年着手工作,到1998年为止,完成了包括西部54公里和东部全部国界线勘界任务的98%,并在实地树立了界碑。

第四次谈判开始于2001年7月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直持续到2004年10月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根据《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满洲里东部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归俄罗斯所有;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归中国所有;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两国政府商定将该岛一分为二,靠近哈巴的一部分归俄罗斯所有,靠近中国一侧的一半岛屿归中国所有。

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从俄罗斯实际控制的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和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有争议的地区取回约174平方公里的领土。本报记者崔立东文/摄

1970年7月10日至12月19日,中苏远东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在中国黑龙江省黑河镇(现黑河市)举行会议。在所有进行过讨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974年5月23日,在给中国的一个照会里,原苏联外交部声明:“如果中国恢复尊重苏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苏联方面坚持认为,解决中国船只通过苏联内陆河道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照会特别提到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即黑瞎子岛。

原苏联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均是阿穆尔河的支流,阿穆尔河与位于黑沙淄南面的乌苏里江汇合。然而,中国则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是乌苏里江的支流,这两条支流的汇合处应是在黑瞎子岛的东面,即在卡扎克维奇(抚远水道)附近。

自1966年以来,原苏联炮艇阻止中国船只通过东面河道。原苏联认为,这一河道是苏联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得被迫使用卡扎克维奇河道。但是,到了夏季,河道太浅,不利船只航行。原苏联在照会里提出建议,两国应合作加深该河道。河道加深以后,中国船只在得到苏联当局的约定和通知后,可以利用这两条河道。

1974年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把苏联照会提出的建议看作是“敲诈勒索”。因此,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声明又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的领土。

1977年7月27日至10月6日,中苏远东河流联合委员会在中国黑龙江省黑河镇(黑河市)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就船只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航行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有限的协定。而黑瞎子岛则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1991年5月中苏签订了《中苏东段国界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收回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岛屿,还取得了各类船只经黑瞎子岛两侧在两江水域的自由航行权以及中国船只经图们江下游进出海洋的权利。

2004年10月14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就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个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达成协议,从而标志着中俄之间长达4300公里边界线的走向全部确定。

中新网6月9日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今天就日本强行驱赶中国台湾渔民一事发表评论指出,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日方强行驱赶在该海域正常作业的台湾渔民,是对中国主权权益的侵害。

有记者问:据报道,6月9日上午中国台湾部分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集结,抗议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强行驱赶台湾渔船在该海域的渔业生产活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刘建超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律依据。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日方强行驱赶在该海域正常作业的台湾渔民,是对中国主权权益的侵害。

刘建超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已向日方提出交涉。我们要求日方高度重视中方关切,切实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人民网北京6月9日电记者陶世安报道:“中欧最大的科技合作项目——伽利略计划合作进展顺利。今年7月,欧洲伽利略联合执行体将就伽利略计划的空间段、地面段和应用方面的7个项目与中国企业签署合同。”中国国家遥感中心副主任张国成今天在参加中欧卫星导航合作领域高层会谈后,透露了这个消息。

此次会谈的目的是协调中国参与欧洲伽利略计划的有关工作,落实近期将要启动的由中国承担的具体项目。欧洲伽利略联合执行体执行主任(RainerGrohe)出席了会谈。他对中国加入伽利略计划的合作进展,表示非常满意。2002年,欧盟和欧洲空间局共同发起成立了伽利略联合执行体,管理和协调伽利略计划开发阶段的工作。国家遥感中心作为科技部下属专门机构,受科技部委托,代表科技部执行中欧伽利略计划合作的具体实施工作。

2003年10月,中国与欧盟签署了有关伽利略计划合作协定。2004年10月,中国国家遥感中心和伽利略联合执行体签署合作协议,并成为伽利略联合执行体的成员。中国承诺向伽利略计划投入2亿欧元,其中7000万欧元用于支持中国参与这一计划开发阶段的工作;中方企业将参与未来伽利略计划特许经营,并投入其余的1.3亿欧元,用于开展该计划部署阶段的工作。2005年4月,中方派出3名专家前往伽利略联合执行体,参与其工作。据悉,伽利略联合执行体将于6月底公布伽利略计划特许经营商的中选结果。

“竹幕”是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用来描述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一个说法。这样的形容早先多来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毕竟中国重返联合国,真正进入国际多边舞台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中国对于联合国这个多边外交的深浅尚没有清楚地认识,行事难免小心谨慎。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记录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的谨慎,从1971年到1976年安理会的158次表决中,中国有46次选择了不参加表决,当然还有许多次的弃权。

虽然,这样的谨慎得到了当时联合国许多高级外交官以及类似萨缪尔·金这样的学者的称赞,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对多边外交没有太多经验的初来者,中国几乎从来没有肆意运用这一特权去阻挠联合国发挥正常作用。但在一些喜欢揣测的国家看来,中国的态度仿佛隔着一层“竹幕”,难以看透。

事实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的确不会轻易表态。但中国在联合国更以坚持原则著称,并往往能持之以恒,以至于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中国的反应从来就不是秘密。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早在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就曾对安理会构成表示过不满,认为安理会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1992年,在联合国正式启动了安理会改革计划之后,中国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对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联合国改革应体现民主、公正、客观合理、平衡有效的基本原则”,因此当时的中国表示赞成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扩大安理会,在广大会员国普遍接受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逐步改革。

这段话其实已经概括中国对安理会改革的态度。自1992年至今,虽然每届联大都会就安理会改革举行专门的会议,每一次会议中国代表也都会发表意见,但是从李道豫、李肇星、秦华孙、王英凡至王光亚历五任大使,中国的态度都始终如一。

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在高级别名人小组的安理会改革方案出台以后,针对一波高过一波的希望在联合国60届联大完成安理会改革的具体建议,中国的表态也渐渐具体了很多,而且中国也不再回避就具体国家的希望发表看法。比如说“适当时机”就具体化为“不设时间表”。

对于目前最热心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莫过于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其实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表态也是一如既往。只不过在2005年的几次重要双边互访中,才程度不同地明确表达了对后三国的支持。虽然,中国很少表明对于日本的态度,但历史问题总是中日无法绕过的结。其实,日本一年以前就采取了回避中国的政策,努力营造一个形式上共进退的联盟,而中国对日本以及其他三国的态度也由此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

鉴于“四国联盟”的存在,并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架性草案。于是,全世界都开始对中国的态度感兴趣起来。在如此具体的问题上,中国还会依然重复那些原则性表述,而避免直接发表看法吗?2005年4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以安理会轮值主席身份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本来是介绍安理会当月工作安排的会议,结果变成了中国对日本“入常”问题的新闻发布会。

在被问到日本算不算发展中国家时,王光亚笑了笑回答说,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不是发展中国家。有记者追问说,那是不是等于日本已经出局了呢?王光亚对此给予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回答:“我刚才说的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所以我并没有说不是发展中国家就要出局。”

如果说,这种态度在许多人眼中依然模糊的话,那么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同样是王光亚说出的话却显得格外清晰,仿佛“竹幕”在一夜之间就已经被掀掉了。在一个世界瞩目的问题上,出现这样的转折,当然更让人关注。

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文件强调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其原则和立场依然不变。

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走到了一个艰难的路口。接下来要朝哪个方向走,或许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虑。

而对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面临着恢复联合国席位34年来从未面临过的微妙局面。

按照联合国的相关规程,日本等国要成为常任理事国,需要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步,联合国大会2/3多数国家通过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第二步,联合国大会2/3多数国家通过决议,选举日本等国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前两步都通过,那么最后两步就涉及到修宪和批准,修改《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的决议,需要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大会2/3多数国家通过,并经由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各国议会批准。在前两个步骤当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一国一票,然而在关键的最后两步上,中国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此时反对或不批准对《宪章》的最终修改,那么日本关于“入常”的一切计划仍将落空。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同时被中国否决的还将包括德国、巴西、印度三国“入常”的希望,以及联合国2/3多数国家改革安理会的多边意愿。

“日本自认为抓住了中国的这一点忧虑,所以在‘争常’的问题上完全绕开中国,不和中国接触。”不仅如此,肖刚教授还认为,日本声称的有120个国家支持它“入常”就是为了“通过多边的国际压力来试探中国的底线,最终要迫使中国作出让步”。

“但是越是在两难的困境中,越是要以‘进’来争取主动!”在联合国工作了三十几年的林国迥先生反复跟记者强调这一点,“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中国,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魄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软了,那中国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威信就会损失大半,一定要硬,要强硬到底!坚持住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一贯的观点,才是真正对常任理事国的身份负责,才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在联合国,碰撞是常态,没有碰撞就没有妥协。”因此,在林国迥先生和其他一些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籍官员看来,这次中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既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得不动用否决权的局面“打预防针”,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看做是“为接下来的实质性的谈判做准备”。

妥协不是让步,而是尽可能地通过协商体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强行表决协议,对日本来说也是不理智的做法,因为在它“入常”的道路上,中国永远是躲不开的决定因素。同时在另一方面,日本同样面临着来自四国联盟内部的压力。四国捆绑在一起,无非是为了在支持面上互通有无,如果日本拖了后腿,其他三国显然没有义务分担来自中国的反对力量。“所以,中国这次清楚的表态之后,进退两难的就是日本了。”林国迥先生说,“这就是碰撞创造的妥协的机会。”

王光亚在6月1日的表态中涉及到一个时间前提———“下周”,这似乎为中国之后的外交举措留下了余地。此外,这个“否决”实际上是“入常”第一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也并不是指在联大表决修改《宪章》的决议时动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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