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川:绝不允许台当局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3 08:32:29

关于同性恋,韩文琦在《今夜不寂寞》中,整整讲了5个月,共计40期节目。

韩文琦至今还记得他调查的第一例同性恋者是怎么来的。“在一次直播中,一个男子打电话给我,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同性恋经历从14岁开始,当时一个同性恋者引诱他进行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性行为,从此他便像上了瘾一般,对同性恋欲罢不能,但是当他理智时又会痛苦不已。因为他想过正常男人的生活,可是他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性倾向。这时候,我又在想,倘若学校早早地开展性知识、性道德方面的教育,倘若他的父母都深知性教育的重要性,他还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吗?”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那里,性好像还是一个负面的、必须藏起来的东西。”韩文琦告诉记者,“尽管有并将继续有一些社会环境对某些环境下的同性恋行为持宽容态度,但在大多数的社会环境中,同性恋行为被广泛认为是非自然的、异常的、邪恶的和有罪的行为。大多数生活在现实环境中的同性恋者是压抑又痛苦的,甚至没有人能够倾听他(她)们倾诉,也没有人能对他(她)们的行为给予理解,他(她)们大多生存于隐秘状态下。在我接到他(她)们打来的电话里或是寄来的信件中,我能很直接地感受到那种渴望交流渴望理解愿望的迫切与强烈。”

韩文琦很认真地说:“同性恋并不是人性不健康的一面,在并未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社会对他们还是应该容忍和接纳。我始终认为性教育的早期介入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不对孩子进行性道德教育,就像交给他们一把锋利的刀,却没有告诉他们去如何合理地使用,这是相当危险的。”

2000年9月29日晚10点整,为迎接《今夜不寂寞》开播两周年要进行现场直播。内蒙古科技大学师范学院7楼科技讲座厅内,能容纳700人的大教室里挤满了学生,连走廊和后场也都是人,韩文琦回忆,当时据说整整来了一千人。学生们期待着今晚的主角———《今夜不寂寞》主持人大东和客座嘉宾韩文琦的出场。那晚每个人心底都混杂着复杂的情绪,因为他们要共同面对的是一个曾被视为禁区的主题———性。

“教室很大,两个小时我基本上是吼完的。当我回到家里时,我对妻子说:‘教学生们公开谈性,并不像隐匿在电波之中办讲座,紧张并兴奋着’。”其实对于韩文琦而言,无论和学生们一起公开谈性,还是在《今夜不寂寞》中做客座嘉宾,不同的可能仅仅只是心态。这也是韩文琦迄今为止,惟一一次直接面对自己的听众。

“其实,那天大家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因为和学生谈这个话题,既不能说教,又不能导向错误,挺难的,但那天晚上在现场直播完后我感觉自己把握得还不错。”韩文琦回忆道,“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开始我们还担心没人提问。但是最后老师递过来厚厚一叠纸条,从内容上能看出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非常真诚的。”韩文琦说,“我们经历的性蒙昧时间太长了,许多人还不了解自己的性器官,甚至视追求性快感为罪恶,性爱的乐趣也许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体会得到。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开始接受教育还不算晚,至少可以有助于我们形成正常的性心理,以便更好地影响下一代人,把我们的所知传给下一代,以免让他们重蹈覆辙。”

“青春期性教育太薄弱,应该有一个人出来呼吁了”,这或许是韩文琦公开谈性的主要原因。韩文琦认为造成一些学生过早发生性行为并由此造成不良后果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青少年性教育的缺乏,也正因为如此,韩文琦公开谈性才有了它存在的理由与空间。

“别的城市有过一个调查,大学生中一半以上的人都觉得婚前性行为没什么。我们总不能说这么多人的道德品质都有问题,但是婚前性行为确实会带来一些伤害,对女孩尤其如此。所以我特别强调男人要负责任,要懂得控制自己,要懂得如何避孕,要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要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退一步说,就是为了对自己负责任,也不能轻易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因为性病、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韩文琦充满忧虑地告诉记者,“成人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过早地把所谓大人的事告诉孩子就会让孩子效仿,引发性犯罪。可是当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可能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补救了。其实大人们更应该知道,在给孩子灌输性知识的同时,更是在培养他们的性道德。在这方面,家长更应该作出良好的表率,否则,我们仅仅告诉孩子性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从1999年开始,韩文琦便萌生要在内蒙古的大中专学生以及高中生中做个性调查,“但我一个人实在是能力有限,因为这个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精力,所以这个调查一直搁置至今。”谈到下一步的计划,韩文琦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这几年的讲稿,集结成册,“面对青春期,青少年群体明显表现出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成长不同步的现象,这使得青春期性教育承受着其他学科少有的重大责任与风险。同时,青春期性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卫生问题,还涉及到心理问题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等许多方面。正是由于这项工作的复杂性,才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严谨的教程和完备的方式。作为丰富教育方式的重要力量,作为缓冲传统观念与现实需求矛盾的有效手段,青春期性教育读物之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报综合报道据5日美国媒体报道,美明尼苏达州男子马提·约翰森是个过着都市生活的抵押经纪人。可是在他40岁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得知自己竟然是尼日利亚一个叫做“奥基奇王朝”的王子!眼下,他成了这个“奥基奇王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据报道,马提·约翰森现年40岁,他的身世颇曲折:1964年,他的母亲、一名在加州大学就读的女生凯瑟琳·欧康娜和另一名来自尼日利亚、攻读教育博士学位的交换留学生奥基奇一见钟情,并于1965年生下约翰森。然而约翰森出生后不久奥基奇就回国,这段恋情无果而终。随后,母亲凯瑟琳因无力独自抚养约翰森,将他送给明尼苏达州奥马哈市一户人家领养。

几十年来,他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起初,约翰森并无兴趣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但当他10年前结婚并生下2名孩子———8岁女儿阿丽斯娅和6岁儿子亚格布之后,他的妻子劳拉就一直鼓励他找出自己的身世真相。2年前一个偶然机会,同时也在找他的约翰森生母凯瑟琳先找到了儿子。从那之后,母子一起寻找生父的下落。

按照生母凯瑟琳提供的线索,约翰森按照父亲当年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信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目前状况,并附上自己一家和母亲的近照。约翰森说:“过了这么多年,我并未抱太大希望”

但是,几个月后,他收到一封来自尼日利亚的信。信中称,约翰森的父亲是尼日利亚阿波赫村的部落酋长,也是尼日利亚“奥基奇王朝”重要王室成员之一。而约翰森作为酋长的长子,理所当然地和酋长的另外3名儿子一样,拥有了“奥基奇王朝”的王位继承权!

日前,约翰森在美国著名男性时尚杂志《GQ》记者杰森·盖伊的陪同下,搭乘飞机前往6200英里之外的尼日利亚,去会见他从未谋面的家人。在尼日利亚机场,约翰森终于第一次看到了生父———奥基奇酋长。约翰森回忆说:“当我看到父亲时,我的心脏狂跳不已,激动得快要晕倒。我挣扎着走上前,紧紧和他拥抱在一起,那一刻的感觉令我终身难忘。”

之后,约翰森等人在生父奥基奇酋长的带领下,前往他所统治的领地阿波赫村。记者盖伊回忆说:“村里的100多人都在马路上纵情狂舞,欢迎约翰森的归来。奥基奇酋长介绍说,这些跳舞的村民全都和约翰森有一定血缘关系,其中包括他的几十名远房堂兄妹、几十名叔伯姨父和数目不等的甥侄晚辈。尽管约翰森这辈子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却将约翰森当做超级贵宾款待,就仿佛他是某种奇迹一般。”

据透露,约翰森目前已经被尼日利亚“奥基奇王朝”正式视为“王位继承人”,与此同时,约翰森的妻子劳拉也荣升“尼日利亚王妃”。据悉,一旦生父奥基奇酋长去世,约翰森就将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取代其位置,成为一名酋长。而在约翰森之后,这一尊贵头衔又将可能传给约翰森的6岁儿子亚格布。

约翰森说:“我还在仔细考虑。我不一定会去尼日利亚当酋长。但说真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如果可能,我会经常去看看。”(袁海)

中新网6月6日电台湾媒体在5日发表文章称,台军已于3月试射了“雄风”2E型巡航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可以覆盖大陆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报道称,4月后有关导弹的话题,无论是陈水扁或李杰似乎都想说,“台湾快要有巡航导弹了”,至少给了外界联想空间。

据台湾《中国时报》5日报道说,台军已于3月试射了“雄风”2E型巡航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可以覆盖大陆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包括香港、上海等城市。媒体并推算,由台当局官员说话态度的转变推算,台湾巡航导弹的试射成功应在今年3月以前。

报道引述台“防长”李杰的话称,这次导弹试射从位于屏东的军事基地发射,飞行了500公里后击中了目标。此前,台湾“中山科学院”研发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雄风”2E在2004年的2次试射都告失败。此外,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台湾计划在未来5年内生产120枚“雄风”3和500枚“雄风”2E。不管是“雄风”3还是“雄风”2E,都将给台湾提供反击能力。

而在5月2日,李杰曾在“立法院”公开声称,台军正在发展“战略型武器”,这种“战略型武器”并非只是过去外传的短程战术型导弹,而是“战略的、长程的”导弹,不过这项武器发展还要一些时间。由于太敏感,李杰随后改成“这是我口误”。

而早在4月16日,陈水扁曾说“国共想要谈的撤除导弹也没有意义,导弹问题的重点在销毁而不在减少、撤除。”这是陈水扁首次改口,从“撤除”导弹改为“销毁”。

报道在最后指出,无论是陈水扁或李杰的谈话,都是今年4月以后说的,前后相隔10多天,似乎都想说,“台湾快要有巡航导弹了”,至少给了外界联想空间。

特约撰稿吕义国5月下旬,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突然中断访问行程,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面,提前回国。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人们对于外交事务的兴趣。

吴仪提前结束访日行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文化背景和复杂政治因素的历史问题的延伸。从政治层面来讲,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外交事件,这一事态不仅对日本政府与中日双边关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使得中国与日本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矛盾更深一层。

从另一个方面看,吴仪副总理以国内紧急公务为由取消与小泉的会面,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集体决策。这一举动可以视作中国外交在新世纪的国际社会和世界舞台上,日益走向个性突出、棱角分明的生动展现和标志性事件。

中方为了有效达到警告日本的目的,甘冒自身外交形象在国际社会有可能一时受损的危险,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敢于向日本说“不”,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中国的外交魄力。这一举动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许,日本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客座教授陆培春发表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题目就叫《为吴仪拂袖而去鼓掌》。

此前,有长达四年的时间,中日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见过面,加之中国国内因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引发的反日浪潮,中日关系跌入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为了促进和改善两国关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小泉举行会晤,并提出五项建议。随后,中国即派出副总理吴仪到日本访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不懈努力,吴仪副总理此次访问日本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吴仪副总理访日期间,日本领导人连续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表不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言论,“中方感到十分不满”。

在与小泉的会晤当中,胡锦涛明确要求日本要把反省历史问题落实到行动上,要“言行一致”。但是,就在吴仪访日期间,日本领导人却一再违背承诺,在历史问题上发表中方所不能接受的言论。

5月8日,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川秀直在电视节目中说,小泉在谨慎考虑过时机之后,今年将再度参拜靖国神社。他认为,即使小泉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关系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5月16日,小泉本人证实了这位党内资深同仁的话,他在接受国会质询时暗示,将不理会中国和韩国的谴责和抗议,在今年合适的时候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还引用孔子的话“恶其事,不恶其人”为自己辩护。

在吴仪副总理5月17日抵达日本开始访日之旅之后,小泉5月20日再次表示,他是以其个人信仰参拜靖国神社的。

除了靖国神社问题,日本政府在其它问题上也小动作不断。如把18个日本人的户籍落在钓鱼岛的事件等,都为吴仪的这次访问投下了阴影。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指出,小泉纯一郎刚刚结束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在会晤中,胡锦涛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五项建议,其中就包括希望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小泉当时满口答应,但在吴仪访日期间,小泉却表示仍将出于个人信仰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言而无信的表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则说,日本领导人的言行使得双方的会面“缺乏合适的气氛”。

临时取消原定的会谈,从外交惯例上看,这样的行为的确罕见。“这不能说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变得强硬了,只是中国政府对日本近期的言行忍无可忍了。”有学者对此评论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中国是不得已而为之。”

吴仪与小泉的会谈原定于5月23日下午举行,虽然临时更改了行程,但当天上午,她仍会见了日本众院议长河野洋平。吴仪就中日关系指出,有必要将先前在雅加达举行的中日领导人会谈共识付诸实施,将两国关系带入良好的状态。

中国方面充分表明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诚意,但中方不可能降低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所以对于小泉可能会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无法接受。小泉自2001年当选以来,每年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中日关系中除了历史问题,关键还在于台湾问题。从今年日美之间的2+2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之间一个敏感的话题。此外,围绕着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以及东海能源开发等问题,中日之间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中日目前要马上取得政治关系的好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王屏在今年2月发表文章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日本一直以来追求的战略发展目标,日本自认为目前是一个“不正常国家”,这种“不正常”主要表现在政治与安全保障领域。为了走向“正常”,日本却采取了否定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主动取得战争受害国的谅解从而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而这种倾向和作为已经构成了对中国根本利益的威胁,是中国所无法容忍的。在这种背景下,就容易理解吴仪“拂袖而去”所昭示的意义了。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外交工作必须首先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和选择。事实上,外交本身与外交所采取的方式永远只是一种手段,外交的最终目标只能是国家利益。但类似的外交手段在此前并不常见,在国际范围内也是罕有先例的。为什么中国外交的个性越来越鲜明?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重大,而中国对于全世界的政治道义和责任担当也越来越重要,要求日本拥有正确的历史认知自然是题中之意。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不是阻挠日本在联合国框架内的积极作为,而是要求日本更好地发挥其大国作用和大国影响;不是阻挠日本的“正常化”,而是防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与历史贻害。实际上,各亚洲邻国近年来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发出的诸多警示与提醒,都是基于相似的目的。

众所周知,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最近100多年来的事情。在明治维新以前的19世纪中叶,日本与她一衣带水的邻居大清帝国几乎没有两样,积重难返暮气沉沉。如果不是美国舰队打破了东瀛九州的宁静,日本可能还会沉睡更久的时间。

日本决意推行明治维新的外来动力,不仅仅来自于西方列强的侵扰,还来自于一位著名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卷帙浩繁的《海国图志》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各界与维新阶层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海国图志》与魏源的思想在中国国内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楚才晋用”的历史典故,竟然那个历史节点重现。

推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随着其国力大增,日本开始对外扩张,通过发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分别击败了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之下,直至上个世纪战争的全面爆发。

日本民族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是导致历史上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本原因。中日之间的决定性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告终,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和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治家奉行的理性态度,中日两国在1972年正式建交,那个时期的日本对历史奉行理性和低调的态度,基本得到了其他亚洲邻国的理解和包容。

但由于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原有政治体制清算得不够彻底,加上近年来日本对与其经济大国地位不对称的政治地位的焦虑,其右翼势力又有了复苏的迹象。中国的崛起给了日本巨大的心理压力,眼看着“老冤家”一天天地强大起来,而自身对“老冤家”的依存度却不断增加,日本右翼势力于是编造出了“中国威胁论”,企图遏止中国的崛起,重又回到“以邻为壑”的思维误区。表现在历史问题上,就是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毫不顾忌中国方面的感受。

在今天,恰如在100多年前面临转型的时期一样,日本再次走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头。但外部条件已经大为不同,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日本的邻居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毫无还手之力的大清王朝。如今的中国,已经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做出回应并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

此外,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新秩序亟待重塑的国际现实下,中国今次直面“外交挑战”的积极作为,也是“对称外交”与“实力外交”的一种有力体现。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会谈时所指出的,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非常危险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已今非昔比,任何势力来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都会付出代价。

吴仪与小泉原定的会面取消,这是一个突发性、偶然性较强的事件,不属于外交惯例,故而更引人瞩目。

国际交往的规则有“明示”和“默示”之分,即有些是明文规定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潜规则。突然取消已经约定好的会晤属于后一种,在国际交往史上并不罕见,但中方使用这种手段的时候并不多。1961年10月,苏共召开22大期间,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新批判,当时率中共代表团参会的周恩来曾提前退场以示抗议。

根据成文的外交规则,如果两国发生外交纠纷,一般情况下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交涉,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会上批评、召见大使进行抗议等等;第二个层面是外交制裁,如驱逐外交官或降低外交规格:由大使级变成公使级,公使级变成代办级;最严重的是召回大使直至断交。断交是争执双方的最后选择。

一般来说,“外交交涉”是常规动作,而在交涉中诸外交语言的使用则有相对固定的“习惯表述”。外交语言体现了一国对外政策,是捍卫一国利益的工具,含蓄、婉转、“话说半句”或使用多种“托辞”常是外交语言的特点。

同样是赞同,可以用“注意到”、“理解”、“不提出异议”、“同情”等不同分寸的语言表达;同样是关注,可以用“关注”、“严重关注”,“感到不安”、“深感遗憾”、“谴责”等多种词汇。向对方提出警告也有不同分寸,“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是最常用的,而加上“保留予以评论的权力”甚至“将采取响应的措施”则是警告升级的表现,最严重的警告要就是要求对方在一定时间内满足要求的“最后通牒”。

事实上,外交语言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例如:某国政府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意味着该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该政府将予以干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着友好关系即将变为敌对状态的警告: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诸如“中国人民不能置之不理”、“不会袖手旁观”,和“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等措辞警告;说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则是指控对方搞间谍活动。

多边外交所使用的语言则更注意含蓄和婉转。联合国文件使用的语言多采用中性名词,如不说“敌人”而说“对手”。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时,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话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

外交表态,经常要刻意“笼统”,有些外交语言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则是经验丰富的标志。古代威尼斯使节的训令说:“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也是一种本事,外交语言有时候就是“伟大的废话”。(马昌博采访整理)

日报认为,日本“入常”外交受挫。日本《产经新闻》4日发表文章说,日本利用世博会“入常”外交的如意算盘落空。

文章说,日政府正利用爱知世界博览会,展开活跃的“入常”宣传活动。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世博会开幕式后,同12位首脑举行了会谈,说服他们支持日本“入常”。但是从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那里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进展未必如当初想象的那么顺利。有121个国家和4个国际机构参加了日本爱知世博会,博览会期间还特设了各国的纪念日。世博会的“亮点”就是各国纪念日,它是在首相官邸主导下运作的。因为是政府邀请,各国首脑在日本逗留期间的费用全由日本负担,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世博会期间,预计有60多个国家首脑为配合本国的纪念日而访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要人访日,此前除昭和天皇的葬礼以外还是第一次。

责编: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Copyright © 1997-2017 by http://www.chexianinf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