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高科称已经解封 资金缺位导致渠道变形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4 22:06:56

在谈到为什么提出所谓“四阶段论”时,陈水扁狡辩说:“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处境相当艰难,常常走不出去,即使走得出去,我们能用自己喜欢的名字吗,能用台湾吗?虽然有些可以,但有些非常困难,当我们用台湾的名义时,就会遭到中国持续打压,所以我才会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为的就是说清楚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关系。”接着,他又诬陷“中国台北”(台湾称为“中华台北”)的名称给台当局带来种种“不便”,“1991年中国、香港、台湾一起加入APEC(亚太经合组织),我们就是使用中华台北这个名称。经过十几年,我们都希望能改变,能用台湾的名义、用正式‘国号’去参加,但这非常不容易。就像去年拿到奥运会两面金牌高兴感动之余,看到大会升起的不是‘国旗’,唱的不是‘国歌’,大家难道没有任何感触?此外,我们要参加WHO(世界卫生组织),这是大家的共同梦想,但努力了9年,谈何容易?”

“中华民国四阶段论”一出,立即遭到泛蓝的强烈抵制。国民党发言人张荣恭批评陈水扁是躲在“中华民国”安全伞下玩“台独”的危险动作,又一次露出“台独”的狐狸尾巴。他说,陈水扁口口声声表示,任内做不到“台独”,但“台独”仍是他心中不变的理念主张。国民党认为,陈水扁心中根本就没有明确完整的两岸政策理念。亲民党发言人谢公秉也表示,把“中华民国主权”限缩在台湾的讲法,就是“台独”论调,违背了陈水扁在今年2月“扁宋会”上达成的十点共识,也违背了他2000年宣示的“四不一没有”原则。

中新网8月3日电本轮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务院东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3日表示,中方的第四份修改案是非常好的方案,应成为最终方案。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第四轮六方会谈进入第9天,希尔对等候在北京俱乐部的记者表示,朝鲜应为自己做出决断。

希尔再三强调“文本是很好的一套方案”,并表示,文本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原则与目的以及可成为今后其他协商中可当作依据的内容。但他并未透露具体内容。

希尔还指出,华盛顿反映良好,对中国起到的作用表示感谢。该方案将为朝鲜的未来和安全提供文本。

本报讯(记者杨传敏实习生廖智海)昨日,省农业厅召开猪链球菌预防专家座谈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广东不可能大规模暴发猪链球菌病,暂时也没有注射猪链球菌二型疫苗的需要。专家表示,政府部门可通过加强运输和市场监督等环节,确保病猪肉不进入广东市场。但是,他们认为不应对四川猪肉一律封杀。

据介绍,昨天的与会者全是广东省内的知名畜牧兽医专家,如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毕英佐、林绍荣,省农科院兽医所的宋长绪,参与疫苗制造的广东永顺生物药厂工程师陈任重,省动物防疫监督总所所长余业东。

首先,专家们指出,猪链球菌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细菌,一般在猪的体表、呼吸道、消化道等处都可发现。而在以往猪的疾病检测中,30%的猪链球菌都是二型。据说这个检出率在国外更高,能达到70%以上。但因为这种细菌并未在国内导致大规模的感染致病,所以中国从没有生产过该种二型疫苗。

据介绍,此次生产该疫苗的广东永顺生物制药公司,自7月31日起,一直源源不断地生产疫苗供应四川疫区。继首批35万份后,近两天每天都有100万份的供应量。

那么,为何该种从未引起过大规模感染的细菌,近日在四川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疫情呢?这样的疫情会不会在作为畜牧大省的广东发生?对此,专家们一致达成共同意见,广东不可能大规模的暴发猪链球菌病。

专家们认为,四川猪病的大规模发生,和当地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特征,和当地猪以农村散养为主、饲养水平较低都有关系。据专家们分析,广东的猪60%以上是大规模饲养,散养在猪圈里的猪少,管理水平高。若发现有猪链球菌病例,可及时用抗生素进行医治。在这样的饲养条件下,大规模发生猪链球菌病的可能性不大。

据统计,每年广东自己产出的猪有5000多万头,但这些猪尚不能完全满足广东1亿多人的消费需求。所以,每年广东还会从外省购进2000多万头的猪,四川正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输出省份。

据介绍,目前农业部并未把四川省定为疫区,现在省内统一采取的措施是,仅把发生疫情地点如资阳、内江等地周围1公里半径内定为疫区,对其进行重点封存检查。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林凤海、金敏国):韩国联合通讯3日披露了中方提出的有关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第四份草案的内容。

其中,美、日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方案在文件中以“推进”的原则来表明,具体将通过朝方和美、日间今后的双边磋商进行最终解决。

本报记者刘波北京报道对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来说,北京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期间,他多次到访北京,进行关于WTO和其他贸易的谈判。

7月31日到达北京的佐利克肩负着新的使命:代表美国,和中国举行两国历史上的首次战略对话。7月31日,佐利克首先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双方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交换了对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的看法。8月1日,中美对话正式在佐利克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的带领下举行。

在8月2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佐利克说,“在和中国外交部的会谈中,我们试图把双边的经济关系放在战略框架中考虑,并有机会相互提出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交换意见,这对于更加紧密地在一起工作非常有帮助。”

佐利克表示,双方进行了非常开放的讨论,更好地理解了双方的意见,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分歧,“我们谈到了亚太和其他地区的问题、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贸易问题、民主和人权问题”。

佐利克说,连续七任美国政府包括现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使中国更好地参与到世界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中。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WTO成员、《核不扩散条约》成员。现在的关键是,考虑美中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减少在寻求共同利益时候的代价,维持稳定的合作机制。这是这几天大家着手做的,相信在将来的几年里也有意义。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公告称,中美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发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商定数月后在美国举行第二次战略对话。

此次战略对话是去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于智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敲定的。当时胡锦涛向布什提议将两国的高层对话经常化,布什表示赞同。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进一步确定,由中国副外长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每年举行两次对话,在双方外交实现机制化方面,成为一个重大突破。佐利克表示,通过这样的对话,可以超越日常运作的限制,作更多的观点性的交流,使两国更好地理解相互之间的特殊利益。

美国不扩散研究中心东亚不扩散项目研究主任、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策研究所副教授袁劲东在接受本报记者越洋电话采访时表示,中美的首次会谈,不会解决很多特别具体的问题,而是对程序、做法和机制化等制度问题作进一步的确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凯西在佐利克出发前曾表示,会谈“旨在以一种完整的方式进行利益评估,考虑关系双方利益的问题,并讨论如何最好地处理双方的分歧”。

袁劲东认为,在“9·11”以后,两国在反恐和反核扩散问题上有了很好的合作,但另一方面两国经常性的高阶层会晤并不是太多,通常利用相互官员或共同参加国际会议的时机见面,并非定期的双边战略对话,而且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阶段,而不是概括性的总体对话。例如,中美目前比较成制度的会谈是副外长级的关于安全和军控的磋商,但日期并非确定。国防上曾有过副部长级的高层对话,但从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后一直未能恢复。他认为,可以视本次总体性的战略对话为中美关系发展上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

对于双方人员的选择,袁劲东认为,曾做过贸易代表的佐利克风格比较务实,喜欢解决具体问题,美国政界对他的评价也不属于鹰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外交上手法成熟,比较能沉得住气。而在中法、中印等近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略对话中,戴秉国也有积极的参与。可见双方对人员选择非常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认为,中美开始了制度性的战略对话,能够产生一种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目前中美产生了很多的分歧和疑虑的时刻,而定期沟通渠道的增多和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建立,对两国关系非常有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认为,除了这种政府对话之外,中美对话也应当向更广泛的民间方向发展,如近期举行的中美智囊对话等。以后也可以考虑开展各种社团、社会组织,甚至媒体之间的对话,建立中美的全面互信。

两国关系现在缺乏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这次会谈也可能成为两大国试图重新评估和确定两国关系性质的一个契机。

在克林顿第二任的后期,由于出现了南亚核试爆等因素,中美关系更趋接近,在1997-1998年时克林顿曾想在中美之间构筑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但相继出现了《考克斯报告》、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件,克林顿在国内也面临性丑闻的问题,此事遂被搁置。而布什在竞选时,就表示过要完全改变这种提法。

在“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又得以接近,布什曾将其定性为合作、有建设性和开诚布公的关系。赖斯在今年上任之初的国会听证中曾说要和中国建立坦诚、合作、有建设性的关系。但最近随着中美之间问题的增多,美国高官近来频繁使用的是“复杂”,或者“全面但复杂”这一说法。赖斯在上月访华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就是“复杂”一词。

袁劲东认为,必须从战略眼光来定性,以帮助各方判断对方的意图。如优尼科事件中,美国政界就存在着一种对中国意图的猜疑和误解,认为中国在打美国能源安全方面的主意。如果双方能更好地澄清意图,就可以避免误解。

袁劲东表示,中国对美国是有定性的判断的,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一超”地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动摇,美国势力在亚太的存在也是一个现实。中国承认这一现实,也承认其中的积极因素,因此在对双方有利的地方进行合作,在有分歧的地方加以澄清。

与此相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还没有定性,所以应当通过战略对话解决这个问题。袁劲东认为,美国对中国政策方向不确定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没有摆脱几百年来国际关系中大国盛衰轮回的思维框架。其实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也一直强调和平崛起的路径。

在8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佐利克强调,美国对于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应当在未来的几年里问自己,如何使中美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容易,防止出现障碍。我们还有机会确定下次在美国会谈的情况,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前往华盛顿访问,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联系”。

8月1日,在多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孩子在波兰首都华沙遭殴打后,俄罗斯盛怒之下要求波兰政府进行道歉。分析人士称,这将令本来就龃龉不断的俄波双边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

据俄媒体报道,今年7月31日晚,大约15名留着光头的波兰人在华沙一个公园附近袭击并殴打了3名俄少年。这3名16-17岁的少年是俄罗斯驻波兰外交官的儿子。

俄大使馆的一名医生透露说,其中2名孩子被打成了轻微脑震荡。不过,目前他们的病情已经稳定。另有报道说,波兰警方正在询问受害者,希望能够确认嫌疑人的身份。

有报道称,这起袭击事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施暴期间,行凶者高呼反俄口号。随后他们抢走了孩子们的钱和手机,驾车逃离了现场。

英国《卫报》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本国公民在波兰被殴打一事很生气。普京1日发表讲话,谴责这起事件是一起“不友好的行为,只能被称为是一种犯罪”。俄外交部发言人鲍里斯·马拉霍夫随后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等待(波兰的)官方道歉”。

马拉霍夫披露说,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召见了波兰驻俄大使,并告知波兰大使,“发生在华沙的这起不光彩的事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偶然”,该事件与“最近波兰的反俄情绪”和“波兰政客散布的不友好言论”有着“明显关联”。俄罗斯认为波兰要对两国关系恶化负责,要求波兰对殴打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保证加强安全措施。俄罗斯驻波兰大使馆则向波兰外交部提交了抗议照会,称这一事件是“不可接受的”。

波兰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海茨科对俄罗斯孩子被殴事件“深表遗憾”,但没有作出正式道歉,也否认该事件有政治动机。海茨科说:“发生这样的流氓和抢劫行为,我们深感遗憾。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这起事件没有政治或国际背景,这是一起普通犯罪。”他同时表示,波兰将“竭尽全力抓捕和惩罚那些袭击者”。

冷战结束后,波兰在外交上采取向西方靠拢、疏远俄罗斯的政策,特别是1999年波兰加入北约后,俄罗斯-波兰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期间,俄波关系经常受到一些不愉快事件冲击,导致两国时不时“互相驱逐外交官”。2000年,波兰就发生了俄驻波总领事馆受到歹徒冲击的事件。唐新

中新网8月3日电据台湾媒体报道,“两蒋移灵奉安典礼”预计九月举行,台“内政部”10日将举办第二次“两蒋移灵办事处会议”,希望蒋家能尽快选好确定的日子。这场葬礼预算达新台币1200万元。

据报道,移灵公祭仪式,计划先在头寮举办家祭,蒋经国灵榇启灵暂候,等到慈湖家祭结束后,待与蒋介石灵榇会合,再一同由道路较宽的汐万路移灵前往五指山会场,途中遵照家属简单庄严原则,不会绕经“总统府”或“中正纪念堂”等任何接驳点。台“内政部”表示,由于担心典礼时间太长不利作业安排,因此若从早上开始进行,希望仪式能在下午一点前结束。

移灵车队将包括“宪兵”开导车、24辆“宪兵”机车、乐队车、“国旗”车、三军仪仗队车和遗像车、灵车等18种车别,台“内政部”还特别要求,灵车规格必须是车龄两年内,4000CC以上的西式灵车。在蒋介石灵车出牌楼,及奉安典礼进行时还会分别施放矧炮、丧炮21响。

台“内政部”强调,预算参照过去办理大型活动的金额编列,1200万其实“一点也不多”,且预算金额也不代表一定全部会花完,若得标厂商能用600万作出符合需求的规划,当然就不必花到1200万。

新华网渥太华8月2日电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机场管理局官员史蒂夫·肖2日宣布,当地时间2日下午4时3分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发生的客机起火事故造成14人轻伤,但未有人员死亡。

据目击者说,这架航班号为358的客机在降落时曾被雷电击中,飞机着陆后冲出跑道,并栽进了加拿大401高速公路边的沟里。多伦多当天气候极其恶劣,电闪雷鸣。很多航班晚点或被迫取消。

文章作者牛正乾,九州通集团·北京丰科城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应云,采育行(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2005年5月,国家发改委正酝酿再一次的药品降价,24家医药行业协会立即上书“求情”,说很多药厂已经陷入生存窘境,如果药价降幅太大,不啻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正在酝酿取消医院的药品加价。一石激起千层浪,各路意见主要认为这种办法不可行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产生很多新问题。

从国家近年来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足以说明国家减轻人民医疗负担的决心,但是几乎每次(包括这次取消医院药品加价和发改委强制性降价)都未能触及医疗卫生改革的核心,当然也无法达到降低人民医疗费用的目的,甚至起不到头疼医头、脚病医脚的效果。在现在的医药市场中,医药厂商、医院、医生、患者、医保机构,这些本来应该平等博弈的市场主体由于话语权和信息获取权的严重不对称,形成了畸形的利益格局。在这畸形的利益格局中,政府各种消除药价虚高的举措在潜规则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解决药价虚高问题重要的是找到病因,对症治疗。笔者认为,八大病因导致药价虚高,要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也必须针对这八大病因对症治疗。

中国没有实行医药分业管理,医疗机构基本垄断着药品分销的终端市场,在全国药品销售总额中,通过医院销售的药品占80%以上,而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中药费比例一般仅为3%。医院是我国药品销售的主流市场没有竞争,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具有强势垄断地位,形成了医院以及医院相关环节的利益团体在药品销售过程中的不可撼动的“话语权”。患者看完病拿着医生开出的处方,由于种种限制因素(如有的药品社会药房没有销售、医院的密码处方等),不得不在医院药房购药,基本上是医院卖什么价格患者只有接受的份,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作为患者救命要紧,药品价格再贵也只能吃闷亏。

实施医药分离,变医院药房为社会药房,医院仅仅留一些急救类药品。由于社会药房竞争比较充分,尤其是大量的平价药店的出现对降低社会药房的药品价格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事实证明社会药房的药品价格确实比医院低出很多。医药不分的现状下,很多药品因为医院的话语权过大或厂家为了保住医院大市场的价格体系稳定,而不敢放在药店销售,致使患者即使拿着处方在社会药店也买不到药品。若医药分离,患者拿着处方到社会药房去购药品,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同一药品在不同的药店里的价格往往有很大不同,患者可以去选择价格较低药房购买。

医药分离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难点。医药分业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实践证明其对发展和提高医疗技术、保证合理用药行之有效。欧美大部分国家实行医药分业,其药费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在10%到14%之间,而没有实行医药分业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个比例达到30%,中国目前更是高达52%。尽快实行医药分离,从源头上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经营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保证医生因病施治、对症开药,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是,这项工作难度极大,建议我国分三步推进这项工作:第一步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收支两条线”;第二步将医院药房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人经营机构,隶属关系仍由医院代管;第三步彻底实行医药分业管理。

按照相关统计口径,在我国医疗机构中,非营利性的医院占97%,营利性的医院仅占3%,但实际上,很多非营利性医院已经是追逐利润的营利性机构,而非为社会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公共产品的非营利机构,国家投资不少,却没能集中财力办成名副其实的非营利性医院。以非营利名义存在的医院几乎都变成了从药品销售中获利的营利性机构,一方面仍享受政府财政补贴,享受免交税费、免交土地占用费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获取药品进销差价和收取高额检查费,成为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现实中不少非赢利的医疗机构在药品价格方面比营利性医疗机构还要高。在这种医疗服务的市场结构中,尽管医院很多,但所有公立医院由于产权性质相同,每个医院的就医的流程也差不多,服务的态度、方式也基本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真正的非营利性医院平抑市场价格,患者几乎没有真正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可以选择,患者无论到哪里就医“遭受”的服务都差不多,那么处于垄断地位的医疗机构也就没有改进服务、降低资费的压力。

国家财政在非营利医院用于卫生经费的拨款办法是按床位或职工人数撒“芝麻盐儿”,结果是所有的非营利医院国家拨补款都严重不足,都要靠药品利润和高额检查费支撑,这样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被迫”都变成了营利性医疗机构。应加快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的分离,留下少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代表政府向社会提供医疗卫生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供给,所有人员工资和运营费都由政府支付,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定价全部实行政府定价,甚至可以实行零利润,国家足额拨款,补偿到位。

大多数公立医院逐步变为市场化的营利性经营实体。扩大市场准入范围,鼓励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医疗卫生领域,参与国有医院改组改造,引进先进的、人性化的经营理念、经营管理方式和高素质管理人才。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并积极参与国有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促进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全面转型。转型医院应从主要靠政府资助、特殊政策和药品销售利润维持运营,转变到主要靠优质服务,优良技术、优美环境和优厚待遇办好医院,实行优质优价,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和个性化需求。鼓励发展社区医院,鼓励医生创办中小型医院,与大医院形成网络,优势互补。

现在各级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基本上是当地国有独资医院的“总院长”,既管医院又办医院,更多角色是国有医院利益代言人。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实践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偏袒医院,和医院的各种利益纠葛在一起,职能严重错位。对于维护患者权益、救助弱势群体问题,代表政府保障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对于加强对医院的有效监管等问题,管理上严重缺位,尚没有真正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没有从根本上研究系统解决的方案。而一些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对维护医院的行业利益、甚至代表医院进行所谓的药品招标采购等有经济利益的事却抓的很具体,又存在着越位和错位。行政干预形成垄断,缺乏公平竞争,保护即得利益群体,药价无法降低。药品市场的很多问题往往是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对医疗机构干预造成的终端拉动而产生。全国各地都在以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组织搞药品招标,相当于又诞生了一批各据一方的区域垄断性药品批发公司(即卫生主管部门的药品招标办),既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又无法节约社会成本,药厂也苦不堪言。况且很多卫生机构都成立有自己的第三产业单位,有的有直接的下属公司或以前是自己的下属公司。卫生机构就利用自己在药品招标过程中的权力,将配送资格“分配”给自己的所属单位,或者下文件、召集医院开会的形式要求各个医院必须在指定的单位进行采购,否则就要对医院进行帐务“审计”、甚至相关领导撤职之类的处罚。所以就出现了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品种,供应价格低的批发商反而没有资格成为某些医院配送商的怪事。各级政府卫生管理部门丧失了客观中立的地位,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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