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副书记砸店要三陪女 市民揭发其诸多恶行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3:57:37

“突然,我听见小卖铺里有人喊,精神病人砍人了!”王女士说,她转头看时,发现旁边的女孩头上已经中了一刀。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中年女子正拿着一把生锈的菜刀朝她头上砍来。

王女士见状,转身向不远处的人行天桥上跑。“她在后面追了我一段距离,见追不上我就走了。”

小卖铺老板目击了中年女子的行凶过程。他说,当时,这名中年女子由北向南在人行道上行走,她一边走一边嘟囔,见到迎面走过的女人,就举起菜刀向对方的头部砍去,砍完后继续往前走。王女士是她的第六个目标。在前五个被砍的女子中,除小刘头部受伤流血外,其余4人多为伤处肿起,但未见大碍。

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小刘被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救治。经检查,小刘头部外伤,伤口长约4厘米,缝了4针。

在路人报警后,太阳宫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制服了持刀的中年女子,并将其带回派出所。

警方说,砍人者是一名精神病人,名叫林芳(化名),家住芍药居小区10号楼。

林芳出事后,其丈夫老唐也赶到了派出所。昨天下午5时多,在民警的陪同下,老唐回家来取林芳的医保手册和一些钱,随后又匆匆赶回派出所。他说:“民警给我老伴联系医院了,我得陪着一起去。”

老唐说,林芳读高中时精神方面就有问题,后来发展成精神分裂症。“她犯病一阵一阵的,不犯病时跟正常人并没两样,但一犯病,根本就不听话,也管不了她。她在屋子里大声嚷嚷,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我收拾一下她说我害她,我干脆就不收拾。”

据了解,林芳曾做过油漆工,还在一家建筑公司做清洁工,目前和丈夫老唐都已退休。夫妻两人都有退休金,可维持基本生活,但林芳看病花费较大,因此,家庭条件并不富裕。

据林芳的邻居反映,春节时,林芳还表现得很正常,但前几天,她乘电梯上下楼时,嘴里总是嘟嘟囔囔的。当时,邻居们都在猜测,她的病是不是更严重了。

芍药居居委会主任刘大妈说,林芳以前犯病时,也曾提着一根棍子或菜刀跑下楼来,但只是偶尔吓唬一下别人。只有一次,因为一名邻居跟林芳闹矛盾曾动手打过林芳,林芳后来找机会把对方的孙子打得直哭。

刘大妈还说,林芳以前经常跑到楼下想要走出小区,居委会值班人员看到后,就会叫住她跟她谈话,也经常劝其老伴照看好她,按时给她吃药以控制病情。“太阳宫派出所还跟老唐签了协议,让他千万监护好病人,哪知道还是出了事。”

北京鑫兴律师事务所陈文海律师说,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发生的刑事案件,其监护人有监护责任,要对其造成的伤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病人本身需要由监护人加强监管,或者送到医院进行强制治疗。

前天晚上,在江东一卡拉OK包厢里,一群男女在此娱乐。深夜12点左右,几个人已喝下了9瓶干红,有人不胜酒力已现醉意。这时,其他人忽然听到刚还在一旁和小姐旁若无人缠绵着的同伴发出一声惨叫。等众人回过神来时,只见同伴用手指着鲜血直流的嘴巴,痛苦不堪,嗷嗷乱叫,但却无法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有人突然在地上发现了一截血肉模糊的舌头,方明白过来,并赶紧把人送到了李惠利医院。

据李惠利医院口腔科周主任介绍,男子当时被送到医院时,舌前的1/3已在被撕咬后断裂。事发时病人自己也喝醉了酒,说不清楚意外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创面比较复杂,清创舌体再植手术从12点30分一直持续到3点30分。周主任表示,病人舌体是否接活,目前只有30%的希望,一切要等术后72小时后才能确定。如果不成功,还要进行二次手术,但因为这次创伤,病人舌头的语言和吞咽功能估计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从江东东胜派出所了解到,咬人舌头的那位小姐带到派出所时已醉得不省人事,一直到昨天下午清醒过来时,都不知道自己居然咬掉别人的舌头。一听到自己闯了这么严重的祸,惊慌得不知所措。对于此事,派出所民警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据李惠利医院的周主任反映,他已经接治过不下10例在接吻时被对方恶意咬断舌头的病例。

新华网北京2月28日电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2月28日受权就陈水扁决定终止“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适用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2月27日,陈水扁在两岸同胞的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声中,强行决定终止“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适用。他虽然未敢使用蓄谋已久的“废除”一词,而改用“终止”,但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以此欺骗台湾民众和国际舆论。陈水扁“谋独”之心,路人皆知。他分明是企图借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加速推进“台独”活动,却谎称“不涉及现状之改变”;分明是恶意挑衅台海和平,制造两岸关系紧张,却借口大陆威胁台湾;分明是自己推翻两岸商谈的既有基础,关闭了两岸协商大门,却侈谈“透过协商对话建立互信交流的有效机制”;分明是为一己之私,企图把极少数人的“台独”噩梦强加给2300万台湾人民,却说成是“尊重台湾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陈水扁的骗术早已被世人识破,他上演的这出闹剧,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必须指出,当前陈水扁通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活动的冒险性、危险性继续上升,一旦得逞,势必造成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严重威胁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决反对和制止陈水扁通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活动,是当前我们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我们与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是捍卫还是破坏台海和平的激烈较量,是发展还是毁灭两岸关系前途的激烈较量,是维护还是损害两岸同胞根本利益的激烈较量。陈水扁执意推行激进“台独”路线,在台湾内部和两岸之间全面挑起对抗冲突,只能进一步给台湾社会带来灾难。“台独”违背中国历史的主流和当代发展的趋势,违背13亿中华儿女的意志和愿望,是注定要失败的。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设身处地地为台湾同胞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我们将进一步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的进程。我们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维护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完)

“我到底是什么身份?”43岁的长春市民藤川敏彦站在街头神情痛苦,犹豫几十年后他下定决心,并约见了律师。他说:“我的爸爸在日本,但他一直不肯认我,我要通过法律途径确认我俩的父子关系。”

藤川敏彦的妈妈殷秀玲是中国人。1962年,21岁的她和23岁的藤川一彦在长春市结婚,一年后藤川敏彦出生。1964年,藤川一彦回到日本,仅在1992年和儿子见了一面。

2月24日下午,记者在藤川敏彦临时借住的房间内见到了他。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闷烟,床上摆了各种证明和材料,他讲述了尘封的往事。

日军侵华期间,藤川敏彦的祖父臼井若虎带着全家人来到中国东北。战争结束后,臼井若虎回到日本,祖母藤川八重子带着儿子藤川一彦和女儿藤川和子在长春市生活。

藤川敏彦说,40多年前,父亲藤川一彦在长春市第十一高级中学毕业,考上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因家庭成分特殊,他没有被录取,只好到一家民办小厂工作。一次,藤川一彦因为工作导致手指骨折,住进长春市中心医院,结识了当时在该院工作的殷秀玲,双方萌发了爱慕之情,1962年4月16日,两人在朝阳区重庆路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不久,殷秀玲失去了工作。

1964年5月23日,在藤川敏彦一岁多时,爸爸藤川一彦捧着藤川八重子的骨灰,回到日本。“送别爸爸时,妈妈抱着我痛哭不止,爸爸眼含热泪吻着我……”藤川敏彦说。

藤川一彦走后,殷秀玲为了生活,一边看护藤川敏彦,一边卖冰糕。“盼爸爸归来,是妈妈活下来的精神支柱。”藤川敏彦说。

苦熬了4年后,殷秀玲盼来了藤川一彦的来信。“我妈妈紧紧握着来信,边流眼泪边撕开信封,还念叨着‘这下可好了,咱家团聚了’。”藤川敏彦说,“可是没有想到,这却是一封离婚书。当天晚上妈妈没吃没喝,在墙角呆呆地坐了一夜。”

次日早晨,藤川敏彦从沉睡中醒来,看到了至今难以忘怀的一幕:妈妈正将绳索套在脖子上,原来她要自杀!看到幼小的儿子,她撇开了绳索,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现在我都能切身感受到妈妈辛酸和无人理解的泪水。”藤川敏彦说,“那时生活清苦还可以应付,但无端的精神折磨是最摧残人的。”由于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日本血统和日本名字成了他经常被骂挨打的理由。

“爸爸干什么去了,我要爸爸。”藤川敏彦不住地问妈妈,但她只是垂泪。为了让藤川敏彦平安地生活下去,妈妈将他的名字改了,随母亲姓叫殷敏彦,同时叮嘱他千万不要和别人提起这件事。此后藤川敏彦户口本上又多了一个“曾用名”。

1968年2月24日,殷秀玲和藤川一彦通过长春市中级法院离婚,藤川敏彦(当时6岁)归殷秀玲抚养。1990年,根据结婚登记等有关法律文件,长春市公证处对“申请人藤川敏彦是关系人藤川一彦的儿子”进行了公证。

藤川敏彦艰难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但在他心目中,“爸爸”这个词始终是神圣的。“我从懂事以来,就把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爸爸身上。妈妈生前一直支持我寻找他。”藤川敏彦忍不住哭了。

1980年,藤川敏彦高中毕业后到长春市某单位上班。此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父亲。经过多方联系,他终于等来了藤川一彦的消息。

藤川敏彦的姑姑藤川和子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作,在那里定居并结婚生子。1981年11月份的一天,居住在哈尔滨的姑父来长春看望藤川敏彦。藤川敏彦非常感动,因为这是第一次来自父亲亲属的关心。姑父邀请藤川敏彦在1982年元旦到哈尔滨的家中做客,说姑姑很想侄子。

元旦那天,藤川敏彦赶到哈尔滨的姑姑家中,姑姑很热情地招待他,但只字不提爸爸的事情。藤川敏彦沉不住气了,姑姑回答说:“你爸爸在日本生活非常困难,你就别指望爸爸什么了。你看见我就如同看到你爸爸一样。你现在生活不是很好吗……”藤川敏彦感到姑姑没有理解他的真实愿望,难道寻找爸爸就是为了钱吗?

几个月后,藤川敏彦接到了爸爸的信,是姑姑转寄过来的。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爸爸在信中说要接他回去。但今年推到明年、明年推到后年,一直没有兑现。

1992年夏天,一直没有爸爸消息的藤川敏彦,写了一份“我三十四年生活的经历”材料,准备通过日本政府或者法律解决这个问题,他给姑姑写信表达了这个想法,不久接到姑姑的回信说,不要这样,你爸爸马上就来中国了,咱俩一起去见他。

同年7月27日,藤川敏彦带着妻子、儿子,和哈尔滨赶过来的姑姑一起赶到上海,在8月初的一天晚上,藤川敏彦在一个宾馆内,第一次见到了爸爸,当时他是百感交集。

“敏彦,你没骨头。”这是他的爸爸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次日,他再次和爸爸见面,他的爸爸提出去日本定居不行,只能待几个月。藤川敏彦当场说:“不行,我学习了烹饪手艺,也有厨师证,到日本后开一家饭店,再学习一些日本料理,挣钱养活自己,也不稀罕你的财产……”最后,父子二人没有谈妥,分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见面。

藤川敏彦寻找亲生父亲屡屡碰壁,1993年2月,妻子也和他离婚,他领着年仅两岁的儿子一起生活。藤川一彦的冷淡,殷秀玲也倍感悲痛和失望,身体日渐瘦弱。同年6月21日,她在市场买菜时,突发脑溢血,晕倒在街头,被大家抬到附近一家个体诊所时,已经病逝了。突发脑溢血前7天,殷秀玲将亲朋好友和藤川敏彦叫到病床前,留下了遗书:

在我们的儿子一岁多的时候,丈夫离开了我们,回到了他的本国——日本。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历尽了艰辛、含辛茹苦地带大了我们的孩子。几十年来他一直未曾与我们联系,对我们母子的生活不闻不问。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希望逐渐变为失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艰辛,我的身体已变得越来越差,到现在为止也只能躺在病床上,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靠身边的亲人来照看。

但是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要对我们的孩子和身边的亲人有个交代,所以我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决定委托藤川敏彦等人,向孩子的亲生父亲藤川一彦要回这18年以来的抚养费、生活费、医药费和精神补偿费。如果这个心愿能够实现,我就放心了,就算对得起我们的儿子敏彦了。

藤川敏彦说,虽然自己多年寻父都遭到了冷遇,但还是想给父亲留下颜面,毕竟今年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自己不住地写信希望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另外,这么多年,他也在反思自己为什么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和支持,由于联络方面的问题,他至今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今年年初,在一次聚会时,一位朋友问他:“敏彦,你到底是哪个国家人?”藤川敏彦愣住了,他的籍贯在长春市,肯定是中国国籍,但是他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而目前他没有得到亲生父亲的认可,所以他才下定了决心要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权利。

24日18时10分许,记者拨通了居住在哈尔滨市的藤川和子家的电话,她的老伴董老先生说:“作为爸爸不应该对孩子这样,既然生了孩子就应该对他好一点,我知道现在孩子生活很困难,应该让孩子有点出路。他俩的矛盾真是一言难尽,都是个人之间造成的,父子俩在性格上都非常倔,在一起就‘顶牛’,他们的矛盾和我们不发生关系。”

董老先生说,藤川敏彦的父亲给儿子的信都是通过他家转交的,偶尔来一封,但是数量非常少,连他们给藤川敏彦的信放在一起邮寄到长春市。1992年,父子俩曾经见过面,那时是老伴藤川和子陪着藤川敏彦夫妻去的,父子俩见面很生疏,沟通的不好。

关于双方发生矛盾的原因,董老先生说,具体原因不清楚,但他认为一个是因为钱,再有一个原因是藤川敏彦想上日本。他爸曾要给藤川敏彦点钱,但是藤川敏彦到现在也没得到什么;还有就是藤川敏彦总想上日本,他爸爸的意思是让他学厨师自食其力,虽然藤川敏彦取得了二级厨师证,但他爸爸认为是假的,就不让他到日本去……总之父子俩的是是非非太多。

董老先生说:“他俩是父子,不需要确认。以前,他爸总委托我和藤川敏彦沟通,我到长春市不知道多少次,和藤川敏彦的舅舅处得特别好。但是他爸不兑现承诺,整得我跟一个骗子似的,去了一次又一次,但就是不办实事。我给他爸写信说,如果不给藤川敏彦钱,就让他到日本去挣点钱,这么整下去,把儿子和孙子都耽误了,但是他爸也不给我回信,时间长了就像没发生一样。”

记者提出采访和子女士时,被董老先生以老伴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随后记者又询问藤川一彦的联系电话,董老先生也拒绝了提供电话。

记者将藤川敏彦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些矛盾的消息告诉董老先生时,董老先生表示,如果他爸爸再次让我来调和这件事,我受到委托才能去。毕竟我已经70多岁了,我也要脸,如果还是对不起孩子的事,怎么说我也不能做。

据有关法律专家介绍,我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民法方面的规定和我国法律法理基本相同。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导致某些具体条款的相应规定的细节方面存在不同。藤川敏彦可以选择在日本国提起诉讼,另外,也可以在国内起诉对方。因为藤川敏彦已经43岁了,早已经是成年人,因此他不可以提出要求抚养费的诉讼请求,这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但是可以提出要求确认父子关系的诉讼,这在将来的遗产方面能够分到应得的一部分。

吉林中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宏介绍,他接受了这起纠纷的委托,对于这起跨国诉讼正进行精心的准备,如果通过法律确定了父子关系,对藤川敏彦申请到日本定居或者继承遗产等方面的权利都会有帮助。(本报记者程泽)

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斯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只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思、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卫奕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惟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我在香港的第一晚,去了港督府那充斥着当地人的欢迎会,它在香港警方一个绝妙操演下结束。所以,港督府中很多人热泪盈眶。后来在皇家游艇上出席晚宴,坐在我旁边的是董建华,他就是中国挑选来代替彭定康的人———一个有着船务背景的商人。我发现他神秘莫测极了,但非常健谈。他安抚地说,移交后一切不变,向我保证中国政府要向台湾人展示,香港“一国两制”后一切安好。

告别仪式于傍晚时分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

他们喝了茶定过神后,我们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铺张的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我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毡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不同仪式及表演,聆听彭定康甚令人动容的演说(他没有预先让中方审阅讲稿)。我喉咙哽咽,听罢随即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仪式进行中,我预感到当自己站起身讲话时,滂沱大雨就会倾盆而下。正如所料,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暴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文中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为了英格兰,我真做了不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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