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还有明天 就不要说再见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05:16:34

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有没有谈到伊核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新的共识或想法?

答: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伊核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应该通过外交谈判方式来解决伊朗核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要考虑到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们都主张要通过外交手段和谈判的方式早日解决伊核问题,也希望有关各方显示耐心,体现灵活,早日使这个问题取得进展。中方支持俄方为妥善、和平解决伊核问题作出的积极努力。

问:有报道说中国的公司持续滥砍滥伐缅甸的森林。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制止中缅边境的非法采伐?中缅之间是否签署了协议以制止这些非法行动?

答:中国的一些公司在缅甸从事伐木业务,大部分业务是按照两国公司之间的合同和协议来进行的,大部分是遵照当地的法律法规的。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一少部分人和公司进行非法砍伐活动,对此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我们要求中国的公司和个人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能扰乱两国间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秩序。对出现的问题,我们将依法惩处。同时我们同缅方就此问题保持着接触和协商,妥善地加以解决。我没有听说中缅双方签署了新的协定,可以帮你了解一下。

问:昨天俄罗斯外交部说不支持英法关于伊核问题的联合提案,因为这可能会为制裁伊朗铺平道路,中方是否同意俄罗斯的看法?

答:在伊核问题上,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采取任何行动、作出任何决定都应着眼于是否真正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持久解决,是否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否有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应该给外交努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比制裁的手段更好呢?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为此作出努力,这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答:这些年来,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必须指出,这也给日本带来了好处和利益,这样的安排是互利互惠的,并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施舍。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讯(记者张鹏翔)3月21日下午,城关区某中专学校一怀孕4个月的19岁女学生不幸惨死宿舍,此事经本报报道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致电本报客户服务热线96555表示对死者的惋惜之情,同时强烈谴责该女子的男友不负责任的行为。

新华网堪培拉3月24日电(记者米立公)大连梦远渔业公司的两艘渔船23日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域被澳大利亚军舰扣留。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已向澳方表示对此事的关注。

据澳大利亚政府24日发布的一项声明说,澳军舰23日早晨在韦塞尔群岛西北的澳大利亚捕鱼区截获了“德远渔001号”和“德远渔002号”。每艘船约重123吨,长31米,两艘船上共有27名船员。

据罗马尼亚媒体22日报道,罗马尼亚田径选手梅林特曾经拿过奥运会女子800米径赛金牌,然而日前她在布加勒斯特街头被3名年轻人抢走了钱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梅林特立即向小偷追了过去,但这名奥运金牌选手竟然跑不过年轻劫匪,将劫匪给追丢了!

据悉,现年49岁的梅林特是罗马尼亚著名的田径选手。日前,梅林特带着17000英镑现金出门,当她在街头行走时,3名年轻劫匪突然冲了上来,夺过她手中装钱的皮包就逃。梅林特立即奋力追赶,可毕竟年纪大了,终究跑不过年轻力壮的劫匪。劫匪们很快就不见了踪影。爱尔

新华网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张晓松)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3日在谈到今后审计工作的重点时说,审计部门要树立“民本审计”理念,加大专项资金审计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他表示,审计工作要体现执政为民的宗旨,就必须牢固树立“民本审计”理念,坚持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作为审计工作关注的重点。通过加强对这些方面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对群众反映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审计调查,并把审计调查的结果公之于众,做到既维护群众利益,又促进相关工作。

此外,李金华表示,强化对涉农资金的审计监督,依法揭露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积极探索效益审计路子,也将是今后审计工作的重点。

李金华认为,今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审计法的修改,对于审计机关全面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更好地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对于进一步规范审计行为,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审计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完)

开场白: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校史上,第26任校长丁石孙并不算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即使在北大档案馆,我们也只查到寥寥可数的几张照片。但是北大著名的学者季羡林在百年校庆时,曾在报上发表过这样一句感慨,他说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

主持人:我曾经看到一个评论,就是季羡林先生对北大校长的评论,他曾经有一次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非常成功的校长,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您丁老,您听了他这个评价您是什么反应?

丁石孙: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季先生跟我很熟,我非常尊重他,可是他没有跟我讲过。校庆时候在报上发表的,后来别人给我看,我说唉哟,抬得太高,我说我在北大没有做那么多事。

丁石孙:我觉得我曾经评价过,我说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丁石孙,今年经80岁,1984年到1989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了五年校长。1996年,他又任职民盟中央主席长达6年的时间。现在,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回首往事,丁老说,在讲坛、政坛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北大担任校长的那段往事。

丁石孙:我经常骑自行车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谁都可以把我从自行车上拉下来,跟我发点牢骚,批评两句。

主持人:那您在管理北大的时候,您所追求的这个大学的理想,如果您用简单的话概括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丁石孙:个人也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只有这样,并不需要管得太多。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惟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北京大学,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黄昏时分的未名湖,不禁让人想起这片湖水对中国文化教育上百年的滋养。百年的燕园就像一座总是上演精彩节目的舞台,而在1984年以前,丁石孙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

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丁石孙正在这里做访问学者。在赴美之前,他特地辞去了北大数学系主任的行政职务,一心只想做学问。但是就在他回国前的一个月,一纸任命却让这位五十七岁的数学教授重新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主持人:您刚刚想去做一个学者,突然间又让您当校长,又要回到干部、行政工作的路子,那个时候您没犹豫?

丁石孙:当时我觉得我对北大的感情比较深,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对北大的工作不太满意,所以我觉得能够让我来做这件事情,也许对北大有点好处。

主持人:那么你去接这个校长有没有考虑到您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您能否成功?

丁石孙:我说我不但是一般的战斗,我说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这就是我对困难的估计。

1984年3月,在丁石孙来到北大的第32年,他从一个原本低调的学者被推上万众瞩目的校长之位。在许多人看来,丁石孙是这个校长职位的合适人选。他熟知北大发展中的各种积弊,而且在任数学系主任时,把聚集了中国一流数学家的北大第一系治理得全校首屈一指。这其中他所表现出的气度和能力正是新时代的北大所需要的。

丁石孙:我就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我认为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的了,我说我只希望我这任校长能够让下一任校长稍微困难少一点。我认为我这个人干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我没有太多的,怎么说呢,我没有很大的理想。

丁石孙: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的事制定一个奋斗目标,我说我只是希望我每天把当前的事情做好。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的人。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我一生的很大的优点。

主持人:或者说您避免了一种好高骛远,您会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主持人:实际上也看得出来您做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种非常慎重、非常渐进式的这样一种改革。

丁石孙:那太深了。因为我当校长没有几天,我就发现北大有两个附中。一个是一附中,一个是二附中。一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二附中是前任校长实在是抵挡不过教师的压力,因为重点就不能是一般的学生,很多子弟就进不了这个附中。所以很快就有人对我说办两个附中浪费,应该合并起来。那时候我还是把问题想的比较简单,我开了一两个座谈会我就决定合并,这时碰了很大的钉子。那时一附中的老师坚决抵制,因为他们是重点中学。他说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放在一起?当时的教育部长当时又打电话,说我怎么可以把北京市的重点跟一般的中学混在一起。这是我碰的一个很大的钉子。

这个钉子让新任校长丁石孙得到一个教训,凡事不经过细致深入地了解和民主决策是行不通的。那时,整个国家正好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校园内也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要管理好这个大学校园,丁石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一支游行队伍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让境外媒体惊呼:中国迎来了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这群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年青人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当年中文系的学生孔庆东也在队伍当中。

孔庆东: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那个时代,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比较狂。那时北大有八千学生,号称八千精英,觉得好像国家的责任都在我们肩膀上一样,有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因为狂所以要求高,经常闹事,几点熄灯要闹一闹,包子不好吃也要闹一闹。学生和学校之间老是提出各种要求。那时有的要求是合理的,有的今天看起来有幼稚的地方。

盈江王王在武、余本林两大家围绕近20年前那块巨大“翡翠王“斗”了17年。如今,王余二人早已去世,两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却反而愈加升温,“玉石官司”又第三度打到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月2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对此案进行了二审,即将终审宣判。记者日前赴盈江进行了调查。

王在武出生在德宏州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排行老五,1972年,他只身到了缅甸密支那,成了一名挖玉工人。两个月后,他挖到了一块巨大的毛坯石料,拿到加工厂用专用刀具一打开,里面是成色上乘的玉石。

八弟王在中1980年前往密支那投靠哥哥的时候,王在武的资产大概就有两千来万了。

1988年,在缅甸密支那的一个山脚下的河流中,有人挖出一块巨大的毛料石,以280万缅币转手给了缅甸人孟和生兄弟二人。虽然这块石头看上去平淡无奇,常年做玉石生意的孟氏兄弟却认定这必定是一个“宝贝”,便把自己的另一块玉搭配在一起出售,共叫价500万缅币。

“余本林看出了这块毛料的价值。当时他没那么多钱,就跑来找我五哥,说你帮我垫钱先买下,以后解涨了我们都有份儿。经过讨价还价,1989年2月,五哥拿出360万缅币,买下了孟氏兄弟的这两件东西,另一件没什么争议,就是这件一百多公斤的巨大毛料出了问题,一直扯到现在。”王在中说。

因为一刀解开后,这块“毛料”竟然是一块通体碧绿的翡翠王。后来,这块巨大的翡翠石又被解了一刀,成为三块,并被一起运回国内,交由盈江县兴华商号,待价而沽。

按王家的说法,当时,王在武并不看好尚未露出庐山真面目的翡翠王,当时表示,这块毛料占1/10即可。

按行业惯例,合股购买的玉石一般由占股大的一方实际控制。余本林掌握着翡翠王的市场动向。1994年下半年,余本林通知自己的合作伙伴,说一分为三的翡翠王中的一块已经成功出售,报关价是1126万,买方是湖南长沙的一家国营企业。在扣除相关开支后,王在武按自己所占股份,分得了100万元人民币。

就在双方都满怀期待,想将后面两块翡翠卖个好价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缅甸当地有关方面知道这块价值连城的大玉石被运到中国,便借故将余本林扣留,经多方交涉,余本林安排自己国内的亲人将其中一小块翡翠带到缅甸,交给当地有关方面,这样才获得了释放。

事后觉得在买卖中“被骗了”,1989年2月将翡翠王转手后不久,孟和生多次追到德宏州盈江县,要求余本林承担欺诈的责任,向其赔偿相应损失。

孟和生在诉状中称:1898年初,孟氏兄弟从他人手中转手得到当时还只是一块毛料的翡翠王后,余本林主动拿出120万缅币要求拼股。孟和生当时有事,要离开一周,便叮嘱余说:“这个石头卖了你我两家人这辈子都吃不完,在我回来之前绝对不要解开。”但当他返回时,弟弟告诉他,余已经强行将“石头”卖给了王在武。而当他找到余本林质问时,余则解释说:“这个事情上我不可能骗人,石头解死了,不值钱了,就只有便宜卖了。”余本林为此按照孟的股份,给了孟和生250万缅币。但很快孟和生就得知,这块石头并没有解死。

这起官司立即在当地引起轰动,作为该县华侨和玉石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一,盈江县兴华商号(后变更注册为兴华玉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显仁立即开始介入进来。经过他的努力,孟和生同意在接受50万元补偿的前提下,撤消起诉。由于余本林称拿不出钱来,王在武作为余买玉的合伙人,也遭到了“株连”。但当时王的资金基本都在缅甸,左显仁便表示可以由其先垫出这笔钱,先交给孟和生。

为什么愿意垫付这笔资金?左显仁说因为余本林不但是老乡,还是他的表叔,他觉得理当帮忙。“拿到这50万后,孟和生按照承诺向法院撤消了起诉。当时王在林给我公司打了一张50万的借条,但我们谁都知道他在这里面只有1/10的股,所以债务也应该只承担1/10,也就是5万元及其利息,这部分王在武很快就如数还清了。考虑到另外9/10的债务可能扯皮,1994年7月30日,在许多知情者的见证下,由余本林的会计张贵美动笔,将前面那张借条的借款方改写成了王和余二人。”

在这张借条上,王在武有签名和印章,余本林却只有印章没有签名。左显仁就此解释,余本林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手上有一个雕刻着自己名字的金戒指,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私人印章,平时遇上需要签名的时候,他的习惯是用这个戒指印章盖上即可。但当天这张改写后的借条,余本林不但没有签名,也不曾盖章,上面留下的印章是参与调节处理的人出于对余本林“不认帐”的担忧,于事后找到余家,让余妻武有兰在上面加盖的。

但余本林称:“左显仁乘我不在家,胁迫我妻子,我妻子怕他报复,就拿我放在家里的私章盖在那张借条上。”

“那块玉我并不占股,没有半点利益可言,我图什么啊?”提起这50万,左显仁显得很窝火,加上借条上协定的利息,这笔借款到1996年初就已经“涨”了好几倍。这年初,他以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盈江县兴华玉器有限公司为原告,起诉表叔余本林。

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余本林否认借过这50万,借条改写时其也确实在场,但是,综观本案的来龙去脉,这一事实足以认定,余本林应该按照自己的购买玉石中所占的9/10的股份,承担这笔借款中9/10的偿还义务。

1996年3月18日,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余本林向兴华玉器公司偿还45万本金及利息,共计148万余元。余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中基本一致,但所持的看法却正好相反,认为:既然第二张借条是根据第一张借条改写的,而且,改写时余本林又不在场,事后,他也不予认为和追认该,借条就不能成立,即这一借款关系无法证明确实存在。因此,省高院将一审撤消,驳回了兴华公司的起诉请求。

为尽可能挽回自己的损失,在与余本林的官司彻底败落之后的2002年8月,左显仁又把王在武告上了法庭,要求王付清自己的1/10债务后,把合伙人余本林的那9/10也一并承担。此时,这部分连本带息已经变成了273万。其实,他心里清楚这次自己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我知道,这部分应该余本林来还。”

果然,经过德宏州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兴华公司这次又输了,非但拿不到自己借出的钱,还要支出近3万元的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第二块翡翠王的纠纷了犹未了,第三块的麻烦又来了:2005年5月,王家听说余家已经将这块翡翠王以850万的价格出手。当王家找上门去,要求按照自己的股权分得85万时,遭到拒绝。提出诉讼后,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无法证明王余之间的合伙关系”,而宣告原告方一审败诉。今年2月2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此进行了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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