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美日印网民聊神六 立场不同心态各异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4 06:14:22

布兰德拿下38分20个篮板,卡曼22分并抢下职业生涯最高的22个篮板,快艇队结束了客场五连败。

山猫队缺了多名大将,奥卡福、肖恩-梅和沃斯库尔都没上场,这使得他们在篮下根本没有优势。布雷泽奇拿下20分,耐特19分。

快船一度将优势扩大到17分,但山猫队将比分追成86-91。布兰德挺身而出,他先是上篮得分,然后抢到篮板,造成犯规后罚中两球,紧接着他又中投中的,快艇以97-86扩大优势。

尼克斯结束了七连败。尼克斯也结束了主场五连败,避免了19年来首度遭到主场六连败。克劳福德为尼克斯拿下28分,马布里22分7次助攻。

面对缺兵少将的爵士队,尼克斯仍然打得十分艰难。最后一节克劳福德抢断得手后,自己摔倒倒上,但他将球扔给了马布里,后者上篮得分,尼克斯在终场前5分49秒以87-78扩大优势。终场前3分09秒和,哈普林罚中两球后,爵士将比分追成85-91,克劳福德马上为尼克斯投中三分,马布里也罚中两球后,尼克斯以96-85扩大,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先富再老”。但我国不同,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是“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很快;劳动力优势丧失的同时,资本优势的积累未必能及时跟上。这是此前其他国家都未曾出现过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有积极的应对准备。

访谈背景:“不要鼓吹涨工资,否则会令外资流失、工人失业”,只要谁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往往会招来一片“奇谈怪论”的叫骂声。

反对者不是没有道理。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涨,这自然而然。不过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对外资有着怎样的吸引力。面对“民工荒”后的工资上涨和已经出现的一些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迹象,出现上述忧虑已不是杞人忧天。

要么涨工资,要么外资流失,对我们这样一个引资大国而言,难道只能是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

主持人:都在说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但现实感受似乎没那么强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用工量最大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来只涨了68元。难道是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引起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的担忧?

蔡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被分割了的市场。长期以来,以城市劳动者为对象的正规就业部门工资水平增长很快。相形之下,以农民工为主的非正规就业人群就没这么幸运了,不仅工资低而且增长缓慢。当然这种工资增长得不那么快是做出了贡献的,它使得大量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找到了工作。整个“十五”期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年以14%的增速在扩大。试想,一个国家如果整体工资水平增长很快,那么劳动力就业机会怎么可能扩大得那么快?

但从前年开始的“民工荒”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整体上工资水平上涨太快,甚至持续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我就有些担忧了。站在个人的立场,如果我已经有了工作,当然希望每年工资上升10个百分点,这样很快我的收入就能增加。但如果放眼全体就业者,你就会发现,我的工资上升越快,别人找工作也就会越难。实际上,这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无法提高,或者提高得慢,而且收入差距也会拉大。当然,劳动力价格的趋势肯定是上升的,但如果能把工资水平的上升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幅度和速度范围内,那么就可以尽可能扩大就业量,未就业者加入就业中来,这也等于是增加了一大块收入,这样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也能比较公平。

主持人:此前很多人批评“不涨工资论”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过去20多年的增长是“血汗式的增长”,是建立在工人低工资、低保护的基础上的。以前劳动力成本被低估了,现在上升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听来颇有道理。

蔡窻: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吸收了大量农民工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都很高,没有受到过什么行政干预,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劳动力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说低廉,那也只是因为没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消化掉。一个国家不可能把全国的劳动力价格给系统压低,所以没有道理说“低估”。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工资水平和劳动保护、工作条件、社会保障混为一谈。有些外资企业,尽管员工收入很高,但社会保障、福利却十分薄弱;过去,尽管工人收入很低,但在福利方面却十分完善。我想所谓“血汗式的增长”一说,恐怕更多地是对劳动保障和保护没有跟上的一种反思。虽然我不赞成迅速提高工资,但是一定要把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体制中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主持人:有人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可以促使“中国制造”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提升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来。但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会不会发生比较优势的缺位呢?

蔡窻:引起中国目前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如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在逐年下降,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走到有限过剩,这在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的人口转变,但是我国只用了二三十年。这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比较快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国劳动力基数庞大,但是这种大规模劳动供给,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我国劳动力现在每年仍以正数增长,但到2015年以后就可能成负的了。

我的估计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应该能持续到2015年。但在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后,我担心会出现一个比较优势的真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发展早期都是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因此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力上;后来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资本开始丰富,劳动力减少,可谓是“先富再老”,于是逐步提升产业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顺理成章。但我国不同,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是“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很快;劳动力优势丧失的同时,资本优势的积累未必能及时跟上。这是此前其他国家都未曾出现过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有积极的应对准备。

主持人:劳动力价格上升加上老龄化,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劳动力资源将难以成为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可资依赖的优势?

蔡窻:没有这么悲观。因为有庞大的基数,我想即使在2015年以后,我们仍然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数量上没有太大问题。而此外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相对高的人力资本。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同等水平国家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中,我们的劳动力素质都是遥遥领先的。发展经济学发现,中学入学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能够特别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我国20-30岁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也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只是低工资,更在于相对高的素质。

所以,既然现在劳动力价格上升是大势所趋,那么在劳动力素质上应该有进一步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投资者综合考虑的是劳动力的“性价比”。所以,我们的目光不要只盯着别人会进来什么,更要考虑我们能做什么———发达国家产业不断升级换代,如果生产水平差距太大,那么我们只能做很低端的东西,丧失先进产业转移的承接机会。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用质量来替代数量。现在该是我国劳动力竞争策略做出调整的时候了。毕竟,数量可以充裕,也可以不足;但质量不同,一旦提高就不会下降,而且不断累积不断提升,有着长久的收益。

2005年11月《Value》上的“最佳基金电子商务”引起的动静不小,有银行从网、和讯网及报纸上看到自己被评上的消息,便来电询问:“是否要收费?”。我们回答:“结果都出来了,收什么费呢?我们评奖无非是为了探索这一领域的方向和秩序,为业内人士、客户和读者提供服务和方便。”

不过,我们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这年头,别说“免费的午餐”,就是骗局和陷阱也是多多。

以手机短信为例,过去是利用人们好占便宜的心理,说什么你中了什么二等奖,然后要你先支付手续费。如今,则利用江湖骗子的另一手段——吓唬人来骗取钱财。

有关利用手机短信骗取信用卡里的钱的案例,这两个月已被媒体频频曝光。不过,由于我在短短的一个月内遇到两次,忍不住想议论几句。

头一回是在2005年10月5日,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听妻子一声惊叫,起身查看。原来她的手机上有上海某银行的通知,说她刚在乐购超市消费了3,850元,若有疑问,请打电话确认。她一天都没出过家门,怎么会去乐购?而且她并没办过该银行的信用卡。她赶紧拨打手机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南方(广东或福建)口音的人,然后又转接给另外一个南方口音的人。她直接问,我没有你这个银行的信用卡,怎么消费?那张卡号是多少?南方人回答了卡号和开办日期,还说了开办地点是在上海杨浦区一贾很偏僻的支行。妻子说,那么请你们先立即取消这个户头。南方人竟要我们先去公安局报案。

到了公安局,办案人员说这是骗局,该银行统一服务电话是五位数,根本不是这个服务电话,从这个电话号码没法查到其真实地址。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这个银行的卡,若有的话,骗子会让你到取款机上将卡上的钱汇至另一个卡号,这样,你的钱就“安全”地被骗走了。

11月1日,我的手机上又出现了北京某银行的通知,说我在贵友商场刷卡消费4,900元成功,如有疑问,请拨打010-51650313。这个电话也是5字打头,与上次骗局一样。我当然知道这是骗局,出于好奇,我拨了这个电话,结果又是和上次一样,区别是我说自己有这个银行的信用卡。对方就问我的姓名,我报了个“李志雄”,对方却敷衍了我一下,把电话挂了。

这年头骗局越来越有创意。前几天,我有一朋友老王出差到外地,早上6点,有电话打到宾馆,说是老王要参观的工厂的老板正在某饭店等老王。老王开车到那儿,接待的人说老板车坏了,是不是让他把老王的车先开去接老板。老王有一习惯,从不让人开他的车,没答应。于是,来人说修车钱没带,能否先借2,000元,于是老王把身上的1,400元钱全给了他。结果,根本没这回事,真正的老板还在工厂里等老王哩。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疑点,可你怎么调查?

骗局,回过头来看都是简单的,但在当时,骗子充分利用了你的心理,比如你突然被人扣了四五千元的款,会不着急吗?(我猜想前面那个骗子把电话挂了,是因为我没有气急败坏,语气太从容了)。这时,你就会钻牛角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被骗”这个“事实”中去,没想到还有骗中骗。过去有这么一则江湖故事,说的是一个既精明又有钱的“小开”,一天认识了一位朋友,被引至一座很气派的公寓,里面一帮人正在赌博。只见一个傻冒被其他几个人骗得晕晕忽忽的,输了好多钱。朋友对小开说,你愿不愿意我们哪天也骗骗他?小开便带了大把银子来赌,和那朋友赢了傻冒不少钱,最后,小开高兴地把本金和赢来的钱全都押上,想大赚一把。这回可好,被傻冒给赢去了!小开傻了,只怪自己运气不好。两周后,小开路过这房子,竟是楼去人空,他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傻冒。

信用卡骗局能成功的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有骗子所说的那种信用卡。我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信用卡?我发现周围不少年轻的朋友办了多张信用卡,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最低还款额,拆东墙补西墙。我也许老土了,总认为使用“未来钱”要谨慎,未来太不确定了,你不为未来准备金钱,还要透支金钱,这种信心大大值得怀疑,尽管包括银行在内的很多商家都喜欢你可疑的信心。

我在20年前,总以为提前消费是种先进的观念。但现在看来,富裕成功之道在于节俭或“抠门”,我没看到经常喜欢使用“未来钱”的人能持续富裕和成功。美国是个鼓励消费的国家,结果是2005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创纪录水平,占到全球经济总赤字的70%左右,这就是美国人不爱储蓄的结果。投资大家巴菲特为此忧心忡忡,世界首富盖茨经巴老提醒,也对美国《财富》记者表示忧虑。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则干脆认为,美国再这样下去,全球经济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硬着陆的可能性约为40%。因为,全球经常账户70%的盈余来自大约10个经济体,而其中如日本、德国和中国随着经济复苏或迅速成长,大量的资金会流回国内,脆弱的平衡就会打破。依靠军事霸权的美国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占用大量的“未来钱”,而个人或企业就更别想了。

信用卡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代替现金的工具,不要向信用卡透支你的未来。记住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大投资家巴鲁克的一句话:“工作并存钱”,那是你唯一的致富之道。

如果将2005年的中国银行业绘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着墨最重的一笔,必然会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

这一年,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高盛集团等声名赫赫的国际大机构相继进入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的股东名单,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则在香港股市成功登陆。与此同时,汇金在淡马锡入股中行事件上的徘徊、“银行贱卖论”的泛起,又给整个进程增添了诸多不平静的因素。

身为监管者的银监会,也同时承受着喝彩与质疑。他们一面进行监管创新,引导商业银行夯实资本,准确分类,增提拨备,推行风险资本监管;另一面,在疾风骤雨般的国有银行改制过程中,银监会同样在逐步摸索,并承受着成败考验和舆论的压力。

《21世纪》:2005年中国银行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表现之一就是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了股权多元化,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出售银行股权最多的年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改革路径?

刘明康:今年中国银行业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力度是比较大的,到目前为止,共有22家境外金融机构和国家电网、上海宝钢、长江电力等中资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入股了17家中国的商业银行,投资总额超过了126亿美元,建行与交行还通过海外上市补充了113.6亿美元的资本金。

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主要想解决制约银行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改变以往国有银行产权结构上国有独资的单一性,使股权结构实现多元化。即商业银行既有国家股,也有境内外机构投资人入股,上市后还有社会公众持股,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企业文化的转变。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国家财政就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埋单”,否则就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基于这种政策理念,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政策设计和目标导向就不是为了“引资”而是“引智”。也就是说,银行不应该迫于资本充足率达标压力而“引资”,而是要引进国际发达市场的银行先进服务理念、管理经验以及产品开发与维护的技术,迅速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21世纪》:淡马锡对中国银行的投资出现了反复,这是不是因为淡马锡被认为是财务投资者且在中国金融业有大量投资所致?银监会对这项交易态度如何?

刘明康:我们对任何战略投资人的审查都是本着“五个标准”去把握的:一是投资所占股比不低于5%;二是长期合作的原则,股权持有期三年以上;三是参与管理的原则,要派出董事和派驻高管人员;四是要重实效,因此要求战略投资人本身具备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和技术,以实施具体合作项目;五是有商业银行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不得超过两家,避免市场垄断和利益冲突。

至于中国的商业银行选择谁做战略投资伙伴,用什么价格来让出它的股权,这些都是本着商业和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谈判达成一致的原则来进行。在总原则下,中资银行对于战略投资者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合适的战略投资者只能是针对每一个银行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做。

目前,中行已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机构签署了战略投资协议,尚未报批。中行与淡马锡的讨论也在积极进行中。

《21世纪》:对于建行在香港上市的价格,市场普遍争议较大。有人认为,该股因定价过高导致后市连日走低。

刘明康:建行这次上市发行工作十分成功,是2001年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发行,更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规模最大的首次发行。此次发行每股2.35港元,市净率1.96倍,处于近年来大型国企境外上市定价的较高水平。它上市后的市净率达到了香港大型上市银行的交易价格水平,后市表现总体不错,在整个市场表现不太好的情况下,交投十分活跃,股价稳中有升,并加入了MSCI指数。

国际市场上发行价格的确定是一个市场行为。建行上市获得的良好价格,说明境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的经济、市场和投资环境,对正在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抱有信心;境外投资者对建行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财务管理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也是认可的。

《21世纪》:现在四大行里只有农业银行还没有开始股份制改革,农行的资产状况不及其他三家银行,可能是最困难的,它的改制与工、中、建三行将有哪些不同?

刘明康:作为四大行之一,农行与改制前的工、中、建在体制机制上有共同之处,因此,它改制的基本任务也会与工、中、建三行一致,即先要进行财务重组,消化历史包袱,再进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即通常我们所讲的治标与治本要结合。

当然,按照“一行一策”的改革策略,农行将根据自身实际来推进改革,特别是要结合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来综合考虑。所以,情况要稍复杂一些,具体方案的产生还需要一段时间。

《21世纪》:1997年为四大行剥离不良资产时,就有人称之为“最后的晚餐”;近两年国家又注入巨资为国有银行改革埋单,有人称之为“宵夜”。你如何看待政府剥离行为引发的道德风险?

刘明康:这次的注资与以往历次改革的根本区别是,旨在建立完善国有银行法人治理,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创新,最终目的是要“花钱买机制”。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为了巩固改革成果,及时设置了明确的七项标杆和十项具体指引,还厘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安排了逐年的严格评价制度。同时,针对剥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去年8月,银监会等三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过程中责任追究工作的通知》。今年,我们又和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二次剥离不良贷款整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对中、建、交三行2004年剥离的不良贷款进行了现场检查,2006年我们还要对工行二次剥离的不良贷款进行检查。

在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上市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从国有独资公司转变为公众公司,切断了国家动用财政和外汇储备对已股改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不断“输血”的渠道。因此,这次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切断国家的“输血”机制,建立和完善自身“造血”机制。可以说,股权多元化不仅从体制上消除了商业银行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而且在法理上排除了国家再度“输血”的可能,高标准的监管问责制也才能够实施。这也使此次注资真正成为“背水一战”前的“最后晚餐”。

《21世纪》:引入战略投资人恐怕还不能马上就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脱胎换骨”,作为一个监管者,你认为应怎样引导他们完成更深层次的一些改革?

刘明康:引入战略投资者只是改革过程中的一步,所起的作用也只是巩固财务重组及改革的成果,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和思想的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成效究竟怎样,还要靠内因,要从他们自身的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审慎经营水平来衡量。具体来说就是根据总资产净回报率(ROA)、股本净回报率(ROE)、成本收入比以及不良贷款比率、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来具体验证、检测。战略投资者和上市都不能自动保证银行的竞争力增长,这些阶段性工作只是激发了新起点,走上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股改过程中,公司治理改革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银监会曾经在2004年初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给他们制定了相应的考核标准,这对所有银行的改革都具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们正着手对《指引》作进一步完善。

目前,中、建、工三家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中、建两行已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独立运作、有效制约的机制已初步形成;两行在国际知名的财务顾问、管理咨询公司和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制定发展战略,完善各项内部管理改革方案,各项改革已全面展开。比如说,建行是最早引进EVA来改革内部业绩评价办法的银行,下一年他们还会进一步借鉴BOA战略事业部制建设的经验,完善BOA和RAROC评价方法。

《21世纪》:在WTO后过渡期,中资银行的竞争压力更加紧迫,不少人对中资银行的竞争力持怀疑的态度。客观地说,中资银行的竞争力究竟如何?

刘明康:到今年10月末,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3家银行在华23个城市开设了238家代表处;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华23个城市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为已近7000亿人民币(850亿美元),占市场2%左右。

责编: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Copyright © 1997-2017 by http://www.chexianinf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