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总理库赖等全体内阁成员已递交辞呈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2:51:53

新京报:可很多时候“过劳死”是自己压力过大形成的,让用人单位完全承担责任是不是不公平?

黄:“过劳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其次,劳动者之所以会“过劳死”很大程度上是用人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规,要求劳动者承担超时、超强度的工作任务,积劳成疾所致。

黄:个人也有一定责任。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量力而行。盲目地和别人攀比成绩,使得压力过大。

黄:靠制度建设,靠立法。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没有专门针对预防和处理“过劳死”的。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或者专门立法来防范“过劳死”,保障劳动者的合理休息权。

昨日,主管职业病防治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星说,“目前我国城市的加速发展使得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超负荷脑力工作者,他们的工作状态和非健康状态急需得到重视。”高星说,目前我国的法定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由卫生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但“过劳死”不在其中。

高星认为,如果国家要把“过劳死”纳入法定职业病目录,肯定需要先进行监测调研,但目前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的死因鉴定程序并不完善,即使一个人“过劳死”,但他的死亡只会由医院报到公安局,职业病防治机构无法获悉。而目前的亚健康体检中心虽然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对一些职业相关疾病做预防性检查,但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

他说,目前,只有国家尽快出台一些政策,将“过劳死”等职业相关疾病纳入法定职业病范畴,法规前提下的职业病监测和鉴定才能让“过劳死”得到相应的赔偿和社会保障。

马怀德说,从立法角度对“过劳死”及其工伤认定都很难,法律只能从根本上保证劳动者的劳动权与休息权,法律无法限定其参加竞争,也就无法避免其生活压力。因此,对“过劳死”者制订专门的抚恤政策,也没必要,只要国家正常的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制度跟上就可。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小君教授分析,“脑体倒挂”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个教授不足以让其过上体面生活,他要买房子,养孩子,他必须多做项目,如同民工多揽活一样。

对于“过劳死”者的工伤认定,杨小君认为,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是公还是私很难判断。有的人本来就有疾病征兆,是否工伤也就很难认定。

杨小君认为,此类问题从立法角度上讲也没有可操作性,也不是立一个法规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具体单位负责,把配套政策做好,尽量免除其后顾之忧。

“‘过劳死’应是工伤的相关议案目的是好的,但是进入立法程序尚有一定难度。”昨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

夏教授觉得,中青年知识分子如此紧张工作,虽然也有其他客观原因,其中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对待自己职业强烈的责任感。

“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个议案并不好操做。”夏教授认为,这种“不好操做”主要指的是对这部分脑力工作者因工作紧张、压力过大而造成的身心损伤不好衡量,无法量化。

“规定他们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星期日不准加班是不可能的。”夏教授说。

夏教授最后认为,虽然进入立法程序尚有一定难定,但是可以提醒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这些单位,要善待中青年知识分子,从精神和物质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当劳动强度损害到他们的身心时,也要给予适当的补偿、奖励,并改善他们家属的生活条件。

清华大学生命有机磷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有关人士表示,“我们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8小时”,他昨天在实验室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通常情况下周末稍作休息就会来到实验室。

据该老师说,现在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感觉到心理和身体上压力都面临很大压力。清华的年轻老师非常辛苦,而国内比较好一点的大学的年轻老师的压力都很大。

据介绍,现在各种各样的评估太多,学校的评估体系繁多:教学评估、科研评估,还要申请科研经费,很多东西都不得不去做。“老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他说,知道有老师英年早逝,“但这能不能说与‘过劳死’有关呢?也可能与他们自身的情况有关,这些很难说。”

四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与世长辞。

医生出具的死因诊断结论认为,击倒这两位年轻学者的,是长期被忽略的过度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郁积于他们内心的焦虑。

焦连伟之妻王玮女士告诉记者,她并未就丈夫之死向校方申请工伤赔偿,因为焦连伟在家里发病,而且事发当日是周末。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专业医生介绍,在亚健康状态下,人的免疫力降低,小至感冒、大至癌症都有可能发生。而在日本,“过劳死”已列入工伤范畴。

官民比例“1:26”,一个最新的数字点出了中国官员系统的膨胀和低效,绵延了20多年的机构改革多次无功而返,构成了一个中国官员系统的歌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界的著名难题曾经被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撼动,而关于中国官员系统的这个难题也只能通过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非常直观,所以对于这一数字的说明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目前吃财政饭的人数,据统计,这一数字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一位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工作的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事实上,不仅仅这些人吃财政饭,像许多行业协会的人也大都是从各个部委退下来的人,“他们同样需要老百姓来养。就拿聘用进来的人跟他们比,一般来说,退下来的人基本上不干活,但拿的钱却比我们还多”。

而在这些吃财政饭的官员里面,有官员级别的人又占到了相当的数量,往往形成了国家机关“多数人指挥少数人干活”的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在官员的比例占得越高。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

一位河南的农村干部曾经对记者说,在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能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

胡斌为1998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要求托关系去某省的乡镇工作,“我当时想,去乡镇可能更有油水一些”胡斌为对记者说。据他介绍,很多乡镇机关设置种类齐全,而且大部分以当官的为主,“我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一个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我一个科员。”

任玉岭委员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痛心疾首:“我们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任玉岭委员在发言稿中介绍。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

随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的到来,许多县级财政已经破产。一方面是财政要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则是原来的许多收入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消失。

任玉岭在分析官位过多的时候就认为,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又无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导向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影响,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不时发生,带来了腐败。

而胡斌为告诉记者,他们乡镇政府肯定是处于破产状态的,“但是,即使这样,领导们的生活质量还是要保证的,比如政府没钱,就在各个消费场所打白条,一天公款吃喝一次是肯定要的。”

事实上,乡镇一级财政破产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据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县一级政府也已经破产者甚多。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县乡政府债务已突破1万亿元。而据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杂志透露,目前财政部认可的数额是4000多亿元。

谈到这些,就不得不再次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精兵简政之路。1979年,中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2万人。

有人将中国的机构改革称为一个恶性循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福建省石狮市的经验在这里就被看成一个典型案例。

根据石狮编制办提供的材料,1988年建市时,石狮市政府按市场经济原理设计政府机构设置,不搞上下对口,不设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当时,该市党委系列仅设市委办公室和党务工作部,政府系列设置了经济局、内务局等11个部门,占中央规定县级市机构编制配备总数的37%。

其中至今仍为石狮市上下津津乐道的经济局,平行对应其他县市的22个局、委,纵向对应福建省34个厅(局、委),以及属于管理经济实体的电子工业总公司、冶金工业总公司等。

但是,对口的压力使得石狮市很难在机构改革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02年评选全国科技先进县(市)时,石狮各项指标均达标,但福建省科技厅以该市没有科技局、不重视科技发展为由不予申报,于是石狮市即向福建省编制委打报告,挂牌成立科技局,这才如愿以偿拿到科技先进称号。

另据一位当地媒体记者讲述,每到年关,泉州各部门下基层调研时,往往对石狮表示不满,因为这里的一个局长要接待上面七八个部门,分身乏术,有时干脆没有对应的口子接待。

胡锦涛主席的“四点意见”,敏锐地把握了当前台海局势的最新变化,提出了不少务实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思路与新建议,将会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影响不容低估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去年底以来,大陆对台政策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海外人士对此虽有不同的解读,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几乎是大家公认的看法,也是最常被人提及的用语。1月28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江泽民同志八项主张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透露出不少新的政策信息,尤其是在“软”的方面做了很多文章。胡锦涛主席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的“四点意见”不仅重申了贾庆林讲话的若干新提法,而且顺着上述思路往前推进,显示大陆新一轮对台政策调整已基本成型。

讲话开篇对当前的台海局势作了全面、准确、客观的评价,在强调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的同时,指出当前两岸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新的积极因素,台海紧张局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同样是对形势的评估,去年“5·17声明”所强调的是“局势严峻”。但这篇讲话中则首次提及“积极因素”与“和缓迹象”,显然是考虑到了近来岛内政局的变化,岛内民意朝有利于改善两岸关系方向的发展,台当局对执政路线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尤其是2月24日陈水扁与宋楚瑜共同发表的十点声明。

讲话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定位虽不是新话,但出自大陆最高领导人之口,则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将来很可能会写入正式文件或法律条文中,因而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过去,大陆一直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一个中国”内涵。1998年10月,汪道涵在与来访的辜振甫谈话时提出86字的新表述,开始出现“目前尚未统一”的文字。2000年8月,钱其琛提出“新三段论”,中间一句调整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后来并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贾庆林讲话首次提出“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的两岸关系现状定位。“四点意见”不仅重申了上述提法,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不仅是我们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岛内舆论认为这表明大陆有意更务实地从两岸“未统一”的现状出发,寻求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交集,给外界留下了不少“想像空间”。

对于台当局近期在大陆政策上的有关表态与调整,特别是“扁宋会”的十项声明,讲话首次作了正面评价,表示欢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并愿意“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做出积极回应,同时也敦促台当局领导人切实履行其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世人。这跟“5·17声明”中“自食其言、毫无诚信”的态度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比“扁宋会”后国台办的表态更进一步。

在两岸谈判的对象问题上,“四点意见”重申了贾庆林讲话中不排斥任何人的立场,表明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我们愿意以宽阔的胸怀,既往不咎、面向未来的态度同包括台当局领导人在内的任何人打交道,也愿意“寻求接触、交往的新途径”。这比“5·17声明”中“不管谁在台湾当权”的用语更为明确、具体。

最为突出的还是真心实意为台湾民众谋福利的思想。“四点意见”从战略高度认识与评价台湾同胞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他们作为发展两岸关系、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使用了“尊重他们、信赖他们、依靠他们”等用词。加上其它地方强调的“两岸是共同家园”、和平统一的“五个有利于”、大陆推动对台事务的“四个有利”等内容,全篇处处洋溢着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意。这是大陆最高领导人的庄严承诺,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的发展与深化。

大陆对台政策的新趋向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只要岛内政党和政治人物从台湾广大民众的福祉出发,做出关键的历史性选择,台海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解与两岸关系新局的展开,就将不再只是善良人们的遥远期盼。【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孙升亮

国际先驱导报驻汉城记者张利报道朝鲜中央通讯社4日宣布,原定于3月9日召开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1届第3次会议将延期举行。由于这是朝鲜首次延期举行最高人民会议,而且朝鲜方面并没有给出直接理由,因此引起了各国有关方面的关注和猜测。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发布有关延期的决定时表示,会议延期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战线上的代表议员的提议实施的,会议具体日期再另行决定和公布。

韩国联合通讯社发表文章认为,从朝鲜每年三四月份召开最高人民会议定期会议审议上年度预算和通过新年预算来看,这次朝鲜第三次会议也应该主要讨论预算的问题,但在朝鲜发表“2·10”声明宣布拥有核武器、六方会谈各方开始为重开会谈奔走的情况下,朝鲜突然宣布延期举行最高人民会议,其背景值得关注。

文章说,最高人民会议突然应代表议员的要求延期的说法很难让人接受,朝鲜延期会议的背景只能同朝鲜所处的状况联系起来看。首先,朝鲜在核问题上同美国尖锐对立,因此朝鲜是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动向。朝鲜对布什政府的对朝敌视政策发表“2·10”声明宣布拥有核武器,采取了强硬姿态,因此最高人民会议上可能想要讨论核问题并作出某种决定,但有可能是想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才推迟了会议的举行。

文章说,有推测认为,朝鲜是用核问题向人民宣传政局非常不稳定、处于危机状况从而增强内部凝聚力。朝鲜在2月份举行了“先军革命总进军大会”之后,在平壤和地方的各道都接连举行了群众大会来发动群众,而最高人民会议除了审议预算问题之外,还要讨论一年的整个工作,因此可能在经济工作问题上需要做进一步的深思熟虑的内部讨论。

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高有焕也表示,尽管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在宣布拥有核武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朝鲜需要借此来制造紧张感从而增强凝聚力,但同时也有可能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整理新的政策,并通过人权和经济有关的法案,向外部表明朝鲜变化的意志。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有关人士认为,朝鲜推迟最高人民会议是因为内部情况所致。这位人士认为,推迟会议举行可能是预算决定等技术上的问题所牵制,另外也可能是由于最近朝鲜价格制度的变化和内阁的地位提高所导致的措施。另外一位政府高级人士认为,朝鲜这样做是为了在核问题造成的局势下增强危机感加强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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