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进行时 近期上市特色手机精彩推荐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02:35:47

NWS项目股东包括壳牌、BP、雪佛龙、三菱三井、伍德赛和必和必拓等6家企业。按照协议,中海油从与NWS项目股东组成新的名为中国LNG合营项目,负责向广东项目供气,其中中海油拥有25%的股权、NWS的6家股东各占12.5%股权。这使中海油获得了相当于NWS项目5.3%的油气资源。至少取得约1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而取得的天然气份额及相关液体相当于2.10亿桶油当量左右。此外拥有NWS项目内合资实体———中国液化天然气合资企业25%的股权,获得特定生产许可证、租赁所有权及勘探许可证大约5.3%的权益。

据悉,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LNG买家,LNG来自8个国家的十几个项目。近年来油价高涨,而NWS项目LNG到日本的价格始终低于日本平均到岸价,与最高价格之差有时超过每百万英热单位2美元。所以日本自然很不愿意看到如此项目的相当一部分气源被中国买去。

而在当时,尽管东京瓦斯有着特殊的身份———既是NWS项目的股东又是NWS项目的第一大买家,但也只能够忍气吞声看着中海油先拿到气源再拿走股权。记者以为,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尚未复苏,LNG需求还未增长,使其最终无力阻止NWS项目与中海油的成交。

时间飞逝。从2002年到2005年,日本经济大面积复苏,出现对LNG新的需求和对其传统供气方印尼的担心且把印尼到期的合同转向它国;而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的大量杀入,加速改变了全球LNG市场的走向。

转眼间,LNG从地区市场裂变为全球市场,从买方市场改变为卖方市场。而在买方市场,以买方购买者选择供应商卖方为主;而在卖方市场,以供应商卖方选择购买者买方为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当国际LNG市场由买方转为卖方时,必须相应作出符合卖方市场的策略。

此次日本一举拿下GORGON项目,海外媒体评论指出,赢在于东京瓦斯是用市场价格来购买,输在于中海油只是尝试市场价格。据海外媒体披露,日本出价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中国出价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而此当时,国际美国期货市场天然气价格飙升为12至1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对于出价是否合理,记者不敢妄加评断。因为决定企业出价尚有不少制约与影响的因素。在日本,目前经营LNG项目的企业皆是液化天然气的最大的、直接的用户,如东京电力、日本瓦斯。而在韩国情况也是类似,即像韩国燃气、韩国瓦斯。而中国则是三大石油公司,购进LNG前后都需要寻找下家。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油气勘探和开发公司,其主要的收益自然来自上游油气开发而非下游类似LNG接收站之类的项目。但问题关键在于中国海油及中海油不应该由于广东项目的成功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错过了扩大战果的机会,使之原已基本到手的GORGON项目落入日本囊中。在卖方市场的格局下,必须以先获取更快更多的气源为上上策。

就中国在GORGON项目的进展情况,记者14日致电中国海油及中海油。有关人士表示,谈判尚未终止。而记者从澳大利亚能源评论网获悉:目前GORGON项目中,壳牌已将250万吨售给美国,埃克森美孚又将250万吨售给印尼,而印度有望年底前签约每年进口250万吨,加上雪佛龙这次卖给日本的120万吨,整个1000万吨的产能已所剩寥寥无几。

时下,中国正在大面积启动并建设LNG项目。无疑,对新气源的寻求已迫在眉睫。但目前除广东LNG项目一期已落实气源外,其它项目均未谈妥气源已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我们有幸走在国际LNG市场的最前列,但现在在落实LNG资源方面反而滞后于其它LNG消费国,这足以使我们重新认真考虑相关政策和模式。

试想,若我们再不改变原有的海外寻找油气的方略,一味刻舟求剑,接下来,福建、河北、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辽宁、广西的气源,谁能填补?

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最近对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令“江湖”风云再起,他不但把一些声名远播的学者拉下马,更把企业家们听来鼎鼎大名的张维迎也打上“九流”的烙印。

“林海张杨,三纲五常,李白杜甫、国富国强……”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家们送上的名号。这些浪漫的名号背后的故事令人深思:中国经济学界确实需要“大侠”,而不是大款。

这几年,“大款式”经济学者越来越多:第一类是荒芜给学生授业之职责,借着大学的牌子到处搞课题,当个体户;第二类是跑到企业当独董,借着经济学家名头讲话,甚至为利益团体代言;第三类是走穴式,到外地的中小企业挣讲课费和顾问费。

只有大款没有“大侠”,所以最近经济学“江湖”遭遇信任危机也就不奇怪了。

江湖应该造就和推崇大侠,既然拥有高于常人的武艺,却为何多是大侠缺位、大款当道?缺少江湖规矩可能是关键所在。

比如,能不能立一个规矩,让经济学家在“说话”之前,必须表明自己食谁之禄、忠谁之事,做到一清二白?

在国外的经济学院,就有所谓“不给工资的休假”制度,休假后想要转行的学者可以决定是否回来。基辛格任哈佛副教授时,就曾请假两年担任总统安全顾问,两年后他选择了辞职。而他在两年假期中所说的话,当然是以总统安全顾问的身份。

所以说,想做行侠仗义的大侠可以,想做名利双收的大款也行,只不过大侠若想从政从商,就必须放弃大侠的名头,换个身份来说话,而且还要让听者明白。

事实上,目前充满经济学大款的中国土壤本来是适合于培养“大侠”的。发展中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问题,这正是经济学理论的实验场,无论是国企改革问题,还是“三农”问题,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就好像当年市场经济理论的引入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练得一身武艺的大款们想成为大侠并没有登天之难,借武侠大家金庸的话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已”。

上周,有两家大众媒体曝出芯片制造的龙头企业英特尔公司向国内电脑厂商抛售改装后的处理器芯片,而据消息的最初来源,某网络媒体的技术人员指这种“造假”芯片的“设计缺陷”有可能导致CPU在使用中毁损。

英特尔中国公司于事发第二日发表声明,对“涉嫌造假移动CPU”一事作出“完全不属实”的强硬表态。

然后,一周过后,该事件不仅没有就此平息,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内情,被曝出使用改装CPU的笔记本公司对该芯片是否购自英特尔指定代理商的问题“出尔反尔”,反口称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日前,一位参与政府大宗采购的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了更惊人的消息:“厂商把国外报废的整机翻修后卖给政府和行业是早有的事,买卖双方都有默契,但这种行为出现在消费类市场上,却是第一次听说。”

而更多的业内人士均以“使用改装CPU是公开的秘密”或是“这个行业水太深”为由,拒绝透露更多的详情,经艰苦调查,本报记者发现了有关“改装cpu”事件的更多疑点。

“国外报废了的整机被翻修后被卖到政府部门,是早就有的事。但是这种问题出现在消费类市场上,却是第一次听说。”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如果你发现有的政府大宗采购,产品是用的国内已经停产的机型,大部分就是用的国外翻修货”,而有资格参与这些竞标活动的,都是一些“著名”的厂商。“购买双方是有默契的”,“你想啊,都停产的机型,那么大的量,从哪来?当然都是厂商行为。”但对于在翻修过程中,究竟只有厂家、代工厂的参与还是包括了上游企业的“协助”,其表示并不清楚制造细节。

“利润当然比你想像的多得多,因为那些机器在国外已经报废了。但拿回中国市场,却充作新机卖。”该人士表示,一般而言,这样畸型的“产品”只会出现在行业客户中,“特别是政府部门”,却极少会流入消费类市场。“我们所接触的采购单位,对于IT的预算都很大,公家的机器,出了故障谁会认真在意到底是机器的问题,还是使用不当,只要关系打得好,过上一年半载,这批翻修机就会被淘汰,所以从来也没有出过问题。”

此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台式机市场上,打磨CPU的情况绝对不新鲜,“这个行业水深不可测,就曾经有人在水货市场上以极便宜的价格购入大批量的CPU。”但其同时也表示,这种产品流入到消费类市场、而且是笔记本芯片,却是“第一次听说”,而这种灰色的产品何以在现阶段突然走出幕后,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表示,“这与笔记本市场今年过热的价格战不无关系。”在愈来愈重的竞争压力之下,厂商为了节约成本,谋求从全球到亚太再到国内的各级市场上,通过各种渠道去购得便宜的芯片是改装CPU会突然从“大宗客户群”流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在流水线上把报废主板上功能尚存的CPU拨下来,但是功能可能受损”

一位多年从事笔记本维修的技术人员向记者透露,虽然现在市场上还见不到有人用芯片来DIY笔记本,但是国内已经存在几条地下笔记本芯片的流水线。有一批人专门负责回收坏损的笔记本主板,一块大约100来块钱,凑齐一定的数量后再拿到特定的生产线上,在400度的高温下将其尚可使用的CPU从主板上拨下来,加上针脚,打磨,再卖到市场上,卖价至少为500元以上。原本的笔记本CPU,如Thinkpad一些型号,其与主板悍接在一起,不能升级,而改装后的CPU与组装笔记本的主板电压可能不配套,部分会影响功能使用。

“这种芯片在深圳一类的市场上确实买得到”,其表示,地下流水线已经具备了拆装笔记本芯片的能力,但是要得到大批量的报废的主板仍是关键,所以这种手工制作的规模还不是很大,要长期稳定的向某个或某些品牌笔记本供货还是不可能的。另外,这种拆装还必须建筑在原报废主板上的CPU运作正常的基础上,“现在没有人有这种技术,能把报废了的CPU或是台式机的CPU改装成笔记本芯片。”

日前,新蓝电脑将两台新机送给IT168评测室进行测评,测试人员发现两块芯片分别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问题,据IT168工作室人员描述:

·其中一块外型上与普通笔记本芯片相同,但是这块标志功率为1.6G的芯片,无论是在测评机器的主板上,还是在其他机型的主板上,均只显示出1.2G的功率,评测室的工作人员在排除了正常误差之后,使用英特尔官方的CPU检测软件IntelProcessorIdentificationUtility2.5检测,发现该CPU功率和型号均显示正常。

·而另外一块问题芯片,其在外型上与台式机芯片类同,但却被用于笔记本电脑之内,其改装的结果导致导致该芯片整体厚度比正常产品多出将近1毫米,这将会造成CPU散热部分的问题,如果散热器安置不当,则会在使用过程中直接压碎CPU核心。这种型号的芯片在第三方测试软件RightMarkCPUClockUtility1.70上显示不出型号。IT168技术人员随后将这块被断定“改装”过的芯片交给英特尔中国的一位工程师,“他认定这是未经第三方改装过的英特尔‘原装’CPU,而且是为韩国一家客户定制的。”

IT168对此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进行技术和市场的分析,但是这件尚存疑问的事件却在数周后的同一天被一南一北两家平面媒体曝光,标题直称“英特尔涉嫌造假CPU”,至此,改装CPU事件开始发生戏剧化的一幕。

对于直指其核心竞争力“IntelInside”的质疑,英特尔迅速予以回应,在文章刊发的第二日即发表一份官方声明称,“英特尔一贯把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放在首位,并高度重视保护消费者权益。”而英特尔建议“消费者去英特尔正规销售渠道,如英特尔专卖店购买英特尔处理器产品……英特尔也为消费者提供网站,即英特尔处理器身份识别使用网站,消费者可以下载识别软件,对已购买的产品作真伪识别的验证。如果消费者认为已购买的英特尔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可以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向销售者要求三包服务。”

而对于事件的核心疑点,即认证新蓝电脑采用的改装笔记本芯片为英特尔改装品的工程师,成为第一个罗生门的剧本;而新蓝电脑对于自己究竟从何处获得该两片CPU则成为了业界第二个关注的焦点。

“英特尔从来不知道这位工程师是何许人,我们内部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英特尔没有为这些处理器产品进行官方改装。”

“我们不仅有跟这位工程师往来的信件,事实上,在事发之后,他曾打电话给我们,否认了自己的说法,他们(英特尔)现在又说没有这个人,我们要看他们还要变几种说法。”

事发之后,网络、平媒的记者纷纷致电当事人,新蓝电脑内部人员开始并未回避评测产品中存在两种问题CPU的情况。有多人曾向媒体表示,“当初我们提供给评测人员的机器有两种CPU,一片是工程样机,一片是经过改造的。

“当时我们接到IT168的测评的邀请,工程部的人就随意组装了一台机器送过去,完全没有遵照操作流程,机器里面擅自使用了深圳赛格一家想成为我们经销商的商家提供的CPU,这个违规的技术人员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而对于上文中提到的第二种CPU,新蓝则声称,“在CPU方面,其他人没有这个改造能力,只有英特尔可以做,是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改造产品。我们是从英特尔香港的一家指定代理商处获得这批芯片的。”“主要是四、五月份我们需要的英特尔迅驰二代移动芯片缺货,英特尔就向我们提供了这种‘改版’芯片,这在行业内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这批芯片本来就是英特尔为韩国三星定制的。”

该公司某员工还向记者透露,“公司一贯都是向香港雷射公司购买芯片。”记者随后向包括雷射、宏通、宝通等在内的英特尔在香港的全部亚洲代理商发去了询问的电子邮件,但是几位厂商均否认了在4、5月间曾向该公司出售过这样一批芯片。而后记者透过网站向该公司全国总代理发出要求测评电脑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其所有的下属代理商都表示,该品牌电脑已经全部下架或召回,市场上已经看不到这个品牌的机器了。

但事发三天以后的上周五,当事人新蓝电脑突然改口,将此前媒体的报道全部推翻,转口称此前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并在等知名门户网站上公开“道歉”,发表了“公司主动送测的笔记本电脑为测试工程样机,所采用的CPU是测试样品”,“经查明,这是由于相关技术人员在工作中的疏忽,将不合格的测试CPU装在了送测机器上”,“公司承认在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漏洞,目前已经就相应的流程进行了整改,并对相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等六点“官方声明”,将所有的错误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记者致电该公司,公司媒介、技术人员非常耐心的向记者解释这一切完全是个“小误会”,“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跟英特尔原本是战略合作伙伴,现在闹成这样,我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但其仍然坚持只向英特尔授权代理商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芯片,而这两片改装芯片的真正来源“现在已经查不清”,应该是来自“想成为公司供应商的某经销商”,“它们本来就是用于评测的工程样本”,“不是成品采用的芯片”,其种种说法比之上周,已是截然两样。(本报记者林憬文)

10月28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仪式上,梁锦松低调亮相,出任工行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很多人说他终于“出山”了。

从去年4月起,就不断有梁锦松寻觅新去向的消息传出,传言中他的东家除一家美资银行外,中资银行先后有交通银行、中银香港、工商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其中去年10月时传出的交通银行和前不久传出的广发行几近成真。

然而在先前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出任工行独立董事,梁锦松的复出多少还是显得有些意外。

“梁锦松先生曾经长期在美国银行服务过,他加入董事会可以对工行下一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构,对董事会行使经营决策权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工商银行新任行长杨凯生如是说。

杨凯生此言不虚。其实很多业内人士也一直认为,这么多家中资银行想请他加盟,正是看中了他美资银行的经历。

梁锦松在1970年以香港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香港大学,主修经济及统计学。毕业后,在花旗银行香港区分行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一干就是23年。在这其间,他历任该行亚太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及私人银行业务主管,并在香港、纽约、新加坡及马尼拉等地工作,掌管的业务包括企业、地产及贸易融资、外汇及股票买卖、私人银行业务、项目贷款及基金管理等。

因为表现出色,1982年,他被“公派”到美国,完成了哈佛大学管理人员发展课程。10年后,梁锦松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

1996年,花旗银行邀请他前往纽约出任花旗银行总行副主席,但条件是要他移民美国。没想到,梁锦松做出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拒绝。他不愿意离开香港。

这样,梁锦松不得不辞别让他成长并成功的花旗银行,进入美国大通银行工作。2000年,该银行与摩根合并,改称摩根大通,梁锦松为该公司的亚太区主席,直到2001年5月,他当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可以说,28年的工作经验早已使梁锦松对银行的各项业务都有所了解,是金融界不多见的全才和高手。再加上他财政司长的特殊经历,对于正在积极筹备上市,而且上市地极有可能是香港的工行而言,梁锦松无疑是理想人选。

“这是一件好事情,他对现代银行业运作机制和管理技术很熟悉,又很谨慎敬业,是一位真正的银行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对梁锦松加盟工行显然很看好:“梁锦松出任工行独董,冲破了传统国内高层人才聘用制度,其示范作用可以让更多优秀的国际人才进入国内银行业,在关键时刻能为内地银行改革做点工作,加速国内金融业国际化。”

“工行需要他的国际经验及管理新思维,而他需要一个新的舞台。”对于工行与梁锦松之间的这段“姻缘”,建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认为,“这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

事实上,2004年以来,梁锦松积极与多家内地银行接触,希望重出江湖,善用他28年的国际银行经验。

仅今年前10个月中,他的名字因各种原因出现在媒体约为10次,除了其中6次因陪夫人伏明霞外,其他差不多都是因为与各银行领导“接触”。比如近期的一次露脸是10月5日在港岛香格里拉酒店。当日与他共餐的,正是星展银行副主席黄钢城。

2003年7月16日,梁锦松因涉嫌买车避税问题辞去香港财政司司长职务,按问责制,他需要度过一年的“雪藏期”。现在,这一年早已过去,他可以“出来”接受社会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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