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社会观念渐变 布什政府面临两难选择()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12:47:39

就目前深发展的情势而言,欲快速补充资本金,除了定向募集,一时确无其他办法;以深发展分散的股权结构,推进股改也有难度。

时下,深发展流通股比例高达72.43%,在非流通股东中,其持股权成本亦相差甚远。第一大股东新桥以每股3.55元,从原有四家国有股东手中受让17.89%的原始发起人股;持股3.2%的第二大股东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即为原始发起人;持股1.74%的第三大股东海通证券公司,则属2000年末为深发展配股承销时进入,持股价高达每股6元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欲推进股改,实现全流通,如何平衡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利益,以及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之间的利益,均非易事。

如今,市场上主流的补偿流通股东的方式,是由非流通股东对其采取每10股送1至3股的补偿方案。即便深发展采取最保守的每10股送1股的对价补偿方案,也将令新桥的股权被进一步稀释到13%左右,GE所持股份也势必相应缩水。因此,面对股改,控股地位将是新桥、GE两大外资股东不得不考虑的。

“这件事现在非常敏感。”深发展一位高层告诉《财经》,“正值股改时期,深发展此时引进外资股东,证监会能不能批下来,暂时还说不准。”-

新华网成都10月3日电(黄粟周俏春)10月1日,记者在四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二期发掘现场看到,新发现的恐龙化石中,最长的一根肋骨化石达1.8米。本次发掘现场在博物馆园区内进行,从10月1日起,首次进行开放式发掘,允许观众目睹实地发掘的过程。自贡恐龙博物馆副馆长彭光照说:“正在发掘的化石属于的恐龙个体可能比大山铺现已发现的所有峨眉龙都大,甚至有可能超过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的亚洲第二大龙天府峨眉龙。”

目前专家初步确认该区域含恐龙化石层的面积在3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化石特别丰富的区域有1万多平方米。在此之前历次发掘的面积仅为2800平方米。据专家估计,如果把整个化石群发掘出来,其中的恐龙个体数不会少于1000具,化石骨骼数应以十万、百万块计。9月12日开始,自贡恐龙博物馆组织实施了对大山铺恐龙化石群的二期试发掘。本次试发掘的面积达400多平方米,发掘深度超过10米。

在已被专家发掘、清理的40平方米左右的岩石层上,50块恐龙化石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最长的一根肋骨化石达1.8米、最长的股骨化石达1.5米。彭光照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肋骨化石,从其关联和保存情况看,这条恐龙为一较完整的大型蜥脚类恐龙,从骨骼长度比例看,体长应在20米以上。从脊椎关联和前后延伸状况分析,该骨架埋藏姿态比较优美,观赏价值很高。

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中侏罗世恐龙化石群产地是一处国际知名地质古生物遗址。它最早发现于1972年,1979年至1985年间,曾经有过数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在已发掘的2800平方米范围内,共清理出以恐龙为主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个体材料近300具,累计获得化石骨骼2万多块。

记者昨天从江苏雨润食品集团获悉,该集团以“中国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于今天(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简称“中国雨润”,股票代码为“1068”。借此次上市发行,雨润集团掌门人祝义才身家进一步扩大约30亿元,并坐拥沪、港3家上市公司。

雨润集团是全国最大的肉食品加工企业之一,旗下深加工肉制品、冷鲜肉及冷冻肉两大业务,同时也是祝义才进行业务向其他领域扩张的现金机器,去年全年盈利1.69亿元。为实现雨润集团上市,祝义才将该集团旗下子公司股权置入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雨润”,并引入世界三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高盛(Gold-manSachs)、世界最大的政府投资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亚洲著名投资公司鼎晖投资(CDH)等投资者。上月20日起,“中国雨润”向全球发售4.16亿股,国际配售和公开发行各占90%和10%。“我们得到了国际各大机构投资者所追捧,香港零售部分超额认购156倍,国际认购部分超额认购21倍,认购总金额近80亿美元,最终‘中国雨润’上市时的交易价定为3.7港元/股,位于指示价2.85~3.7元港元上限。”雨润集团总裁助理夏重银昨天告诉记者。

按“中国雨润”上市交易价3.7港元/股计算,该公司此次上市最多可筹集约17.78亿港元(含国际买家行使超额配股权),这将是香港联交所食品饮料板块最大的上市活动。据“中国雨润”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所得净额57%的资金将用于扩充产能,包括冷鲜肉、冷冻肉及深加工肉制品业务;20%用作应付营运资金;其余用于收购土地及厂房、研发及扩充、改善销售网络等。

合肥报业网新华社上海10月2日电被称作“制造业粮食”的钢铁在中国进入制造业大国时代后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经济“风向标”。9年前以年产1亿吨钢首次成为世界钢铁第一大国之后,中国令人吃惊地在“亿吨量级”上连跨两大步,今年钢产量将历史性地突破3亿吨。与此同时,结构调整也几乎成为钢铁业内的最大共识。钢铁大国将在“机遇与挑战”的交叉地带找到向钢铁强国转型的路径。

已年过7旬的冶金业老专家董贻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中国钢铁业的发展速度之快连称“想不到”。中国在1996年以年产1.01亿吨钢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之后年产钢水平一路跃升,至2003年首次达至年产2亿吨钢的规模。中国从年产1亿吨钢升至2亿吨级,用了7年时间;而从2亿吨再升至今年3亿吨级的台阶,仅仅用了2年时间。

钢铁业产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这几乎与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期和上升期是同步而来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负责人在一次研讨会上公开表示,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国钢铁业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只要中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较快的发展速度,其对钢材就会有一个刚性需求,这个刚性需求是较为稳定的。中国最大钢铁企业宝钢董事长谢企华说,中国进入汽车时代、家电时代和住房消费的新时期,也就是中国钢铁消费进入了扩张期和升级期。城市马路上来往的轿车越来越多地“穿”起国产的“外衣”;世界第一斜拉索桥和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工程都大量采用宝钢的高等级钢品。在最近3年里,国内钢材价格已上了一个新台阶,“即使市场再有波动,钢价看来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低水平”。中钢协人士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钢铁业是中国最早实行完全市场竞争的产业领域之一,国内市场已成为中外钢铁巨头争锋的主要舞台,中国钢品出口也在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26年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1号工程”的宝钢打桩开建之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一个最高的尖端上”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一下缩短了20年的差距。如今,宝钢继续一马当先,代表中国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连续2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名。鞍钢与本钢联合后正在着力打造现代化的巨型钢铁企业。首钢在搬迁重组后将成为区域核心企业。武钢也在加紧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世界著名钢铁业咨询机构——“世界钢铁动态”总裁在越洋电话中对记者说,中国钢铁业已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一个有主要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中国将涌现一批世界级钢铁巨头。

当中国钢铁业一路高歌猛进、在历史上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在深层次的矛盾也暴露得最为明显。这个矛盾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透支”。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利润空间,使得钢铁业的投资空间被过度“透支”,近年来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高峰值甚至接近了100%。投资过度必然带来产能的过度释放,今年钢产量的预估数连连上升,从年初的3亿吨,升至3.4亿吨,最近又有权威人士作出超过3.5亿吨的预计,而去年国内钢产量仅为2.7亿吨左右,为此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负责人在一次会上发出了“增加的7000多万吨钢用到哪里去”的考问。钢价在“透支性”的上涨后又深度下跌,其巨幅波动引发市场的“冷暖”巨变。上游铁矿石、煤炭等原料价格也在大幅波动。

董贻正说,中国钢铁业快速发展有其合理性,但“速度实在太快了”。国内钢厂“谁都想当巨头,结果必然是谁也当不成巨头”,产业集中度太低,最大钢厂宝钢在国内钢产量中的份额不足10%。宝钢总经理徐乐江说,中国钢铁业在登上“3.4亿吨钢”的台阶后,必然会进入一个调整期,解决集中度的问题。“世界钢铁动态”总裁也作出了相同的判断,中国钢铁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势在必行。

近期出台的国家首部完整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被视作中国由钢铁大国“自觉”向钢铁强国转型的最直接信号。这个政策指出了钢铁业转型的最明确的路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谢企华在解读这个政策时说,适当控制住钢铁业发展的总体规模;将现有企业的搬迁重组与新增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提高产业集中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设立环保、技术、投资等产业准入门槛,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将是今后中国钢铁业的主要发展方向。河北、江苏等中小钢厂较为密集的省份已在对照产业政策的要求着手钢铁业的调整。宝钢、鞍钢、武钢、首钢等钢铁核心企业都在积极参与产业的调整重组。至2010年中国将形成1至2家年产钢30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集团和若干年产钢1000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将达到50%以上,至2020年这个比例将进一步上升至70%以上。(记者李荣)

在今年2月的谈判失利后,力挽狂澜未果的宝钢吞下了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上升71.5%的苦果。本月,下年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将再度拉开战幕,宝钢明确表示要“为降价而战”。宝钢总经理徐乐江日前在同巴西CVRD等铁矿石供应商先期接触后说,“CVRD们”“眼光应放长远点”,刻意追求短期利润将迫使中国厂商“另寻出路”。

也许在今年2月宝钢被迫代表中国企业接受71.5%的漫天要价之时,心中就埋下了“卷土重来”的种子。赶在本月中国和日本同国际三大铁矿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CVRD本月展开的下年度正式价格谈判前,徐乐江上月29日同必和必拓CEO查尔斯·古德伊尔以及CVRD的高管进行了先期接触。徐乐江次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首度表示,作为中国谈判代表的宝钢态度很明确,“CVRD们”必须降价。

徐乐江称,铁矿石价格狂涨和钢材价格下降正对中国钢铁企业“两面夹攻”。如果“CVRD们”不从大局考虑,一些利润率不高的中国企业可能被迫停产,全行业的产量也会下降;同时,企业可能也会转向购买质量稍差的国内铁矿石,最终减少从“CVRD们”的进口。

本着对钢铁上下游产业链的考虑,徐乐江称“CVRD们”眼光应放长远点,中国是全球钢铁业发展的引擎,中国钢铁企业疲软将是产业链上所有个体的灾难。

日本大和证券钢铁分析师指出,在中国钢铁产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CVRD们”不会放弃这个漫天喊价的机会。据他估计,讨价还价难度很高。但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指出,钢铁成品的降价,加上中国铁矿石采购集体谈判制度今年的进一步成熟,宝钢代表中国企业提出这样的要求理所当然。

在今年1月,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CVRD开出天价,自今年4月起将铁矿石出口价格提高71.5%。宝钢当时代表中国企业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但由于新日铁和浦项制铁分别代表日韩钢铁企业“倒戈”,孤军奋战的宝钢最终被迫接受了这一价格。

“亚洲最大也是最神秘的买家”GIC,折射了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的新加坡范式。它是可供中国借鉴的榜样吗?

在北京国贸大厦1座12层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下称新政投或GIC)北京办公室会议室里,非常显眼地摆放着一张合影,上面的人物是时任GIC副董事总经理的郑国枰,与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

1995年的6月,作为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在朱镕基的提议下正式成立。当时最引人瞩目的突破,便是引进了三家国外战略投资者,外方持股比例高达50%。

“朱镕基总理在寻找能够帮助中国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战略合作伙伴。”十年后的9月,郑国枰对《财经》回忆说,在确定与摩根士丹利的合作之后,“他们要选一个中国人的朋友,能够照顾中国的利益,并且有良好的投资经验。”GIC由此入选,成为中金公司的五大股东之一。

作为新加坡专事管理政府外汇储备的投资公司,GIC因其雄厚的资金、庞大的投资规模以及不事声张的作风,被称为“亚洲最大也是最神秘的买家”。

然而,随着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行事低调的GIC也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比起淡马锡来,GIC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曾对《财经》记者这样明确表示。

在国际资本市场,只要提到新加坡,人们便会想起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淡马锡)和GIC。这两家同为政府背景的公司往往被外界混淆,但他们的性质和使命并不相同。

淡马锡注册为有限公司,实际上是由政府百分之百控制,总裁何晶是新加坡现任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的妻子。淡马锡初创时,以培育和扶植本国制造业为己任,出资建立并且控制着新加坡几乎全部最重要行业的企业,包括新加坡航空、新加坡发展银行、港务集团等等。只是近年来随着新加坡国内市场投资空间的日益缩小,才向国际扩展。

GIC则肩负管理新加坡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的使命,从一开始便将投资触角伸向海外。GIC成立于1981年,当时新加坡外汇储备已达到相当规模。“我们有这么多的可流动外汇储备,需要更有效率地管理。”郑国枰对《财经》说,在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提议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立。目前GIC的主席仍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副主席为李显龙和前任副总理陈庆炎。

据郑国枰介绍,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即中央银行)持有,用于调节外汇市场和作为货币督察局发行货币的保证,履行央行“保卫新加坡汇率的第一线资金”之用;另一部分资金则交由GIC管理,目标是保证获得持续的长远回报,以保障资产的实际价值。目前GIC所管理的资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

GIC管理的资金中还包括财政储备(新加坡自1998年以来一直保持财政盈余,因而积累了大量财政储备),这部分资金的总额则不向公众发布。事实上,根据李光耀撰写的回忆录,GIC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财政储备。到了1987年,才涉足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和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现在GIC的资金来源更多地被看作是财政盈余。”郑国枰对《财经》说,“我们也利用投资回报以及现金进行再投资。”

在中国,外汇管理局直接管理外汇,并主要将之投入安全性较高的国债市场上。与此不同,新加坡的外汇管理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除了金管局持有保证支付需求的外汇储备,在GIC内部也设置了针对不同投资产品的子公司,分别投资于公开市场(GICPublicMarkets)、房地产(GICRealEstate)以及直接股权(GICSpecialInvestments,GICSI)。郑国枰正是GIC直接投资公司的总裁。

在这三者之中,GICPublicMarkets占有最大投资比例,主要投资于欧美等发达市场的股票、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以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相比之下,GIC房地产公司和GIC直接投资公司的投资更为长线,前者专门投资房地产项目,后者则从事直接投资以及私人股权投资。尽管投资金额占GIC资产总额比例相对较小,但在国际上已是同类公司中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

今年9月,GIC房地产公司出资3.15亿欧元,买下法国卢浮宫旁的巴黎洲际饭店,并决定将这个具有438个房间的著名饭店改造一新。今年3月以来,GIC旋风式的房地产并购,还包括悉尼的标志性建筑ChifleyTowerandPlaza、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RoyalPinesResort,以及数个东京高档服务公寓等。一系列炫目的投资,使之成为国际媒体心中的“房地产大鳄”。

相较之下,GICSI的投资更为低调。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其合作伙伴或者投资对象的公告窥见其身影。GICSI一方面直接投资于企业,其直接投资案例包括思科、FranklinResources等著名企业;另一方面也投资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是为“基金的基金”。

“我们投资欧美所有最重要的基金。”郑国枰说。在GICSI提供的一长串名单中,既有黑石(BlackstoneGroup)、凯雷(TheCarlyleGroup)这样的欧美巨擘,也包括新桥、鼎晖(CDH)这样的在亚洲新兴市场十分活跃的基金。

GIC是根据新加坡宪法设立的一个“第五进度”(fifthschedule)的机构,属政府全资公司,没有必要向公众公布其业绩和具体的投资运作。

据新加坡金管局对外部执行主任吴财文介绍,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GIC不受金管局监管,也不向财政部报告。GIC要向两个部门报告,一个是总理,另一个是GIC董事局,该董事局由内阁部长和知名企业领袖组成。

这使得GIC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透明性。直到2001年,GIC发布了2001年年鉴,才透露出GIC管理的资金总额、GIC的投资理念等少数信息。

早在数年前,新加坡以及国际社会均曾提出公开GIC投资信息的要求。在新加坡,曾经有怀疑认为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entralProvidentFund,简称CPF)的钱被转移到GIC去投资,但被政府否认。

近年来,在淡马锡首次公开其年报以后,IMF建议GIC仿效淡马锡,在不透露敏感细节的同时,公开其投资组合和总的投资回报率等大致情况,仍被拒绝。新加坡政府表示,GIC的运作依然是战略性的,而且有足够的内部控制来保证正确的运作。而公开GIC资产的市场价值没有任何好处,他们没有债务负担,也没有投资者信心缺失问题。

“新加坡的外汇储备管理是介于透明与不透明之间。”一位中国央行的官员这样说。

值得注意的是,GIC创立之初,即邀请国外资深金融管理人士进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公信力。其中包括邀请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招聘英美投资经理,协助其开发适合不同投资种类的系统。现任新加坡大法官的杨邦孝当时受命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理;随后,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枰为首。

“尽管是国有公司,GIC在管理上与一家私营公司并没有什么区别。”GIC直接投资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林明安解释,相对于其庞大的资产,GIC在全球只有600多名员工,“但我们可以付与当地同行业水平的工资。”

随着亚洲许多国家外汇储备不断高涨,新加坡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引起亚洲各国的关注。模仿GIC,最近,韩国建立了同样负责外汇储备管理的韩国投资公司KIC(KoreanInvestmentCorporation),规模为200亿美元,90%的资金管理将外包给当地和外国管理人。韩国政府还邀请外国经理人来申请KIC的高级职位。但是,这些资金不允许投资于房地产、股票等。

在中国,2003年成立的汇金公司与GIC有一定的神似之处。汇金公司利用巨额外汇储备资金注入国有银行和证券公司,充实其资本金的做法同样引起关注。

“我们没有(像中国)这样做。”新加坡金管局对外部执行主任吴财文对《财经》说:“但是如果你可以用外汇储备解决结构性问题,为未来的增长打好基础,为什么不呢?”

针对包括中国等国家对外汇储备管理的争议,吴财文认为,政府和央行如何管理外汇储备,是否用于买美国国债只是故事的一面。需要看到的另一面是解决结构性问题。亚洲需要增强消费,美国需要解决的是储蓄问题。“外汇储备管理不是单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和其他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相比,GIC的优势在于我们有更长远的投资年限。”郑国枰对《财经》称,一般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期限只有十年,因此投资四到五年就要考虑退出和变现。“GIC是常青的基金,以中金为例,我们已经投资了十年,而且还在继续。”

作为GIC的长线投资部门,GICSI不仅直接投资于企业,在欧美市场上更集中表现为“基金的基金”,即投资于成熟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并且在具体项目上与其合作。

这种合作者的角色在亚洲得到深化。一方面,GICSI会和在亚洲投资的基金互相介绍生意,并且进行项目合作;另一方面,GIC则可利用其国际化的地位,为其在亚洲的项目引进该领域专长的国际合作伙伴。

“我们试图站在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网络的中心。”郑国枰如是表述其与普通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不同:一般的基金公司往往在某些领域和行业有所专长,而GICSI因人数少、资金大和人脉广的特点,更愿意在本地企业或者基金与外国企业之间充当中间人和织网者。

“我们在所有重要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都有投资,也了解他们的技巧和优势。所以我们可以挑选最合适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某个中国项目。”他说。

GICSI在欧美成熟市场的投资策略显然不同于中国,“随着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钱越来越不是问题。关键是专业知识、管理、各种技能以及对于各项资源的组织运用,所以我们提供的更多的是转型资本,不仅能带给企业用以继续发展的资金,还能帮助企业实现增值。”郑国枰说。

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是郑国枰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GIC自2003年投资李宁体育用品公司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公司建立透明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并协助企业聘请合适的管理人员,如首席财务执行官(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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