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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5 03:16:18

据调查,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有6000多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只有100多人。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学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结果”。

石油大明昨日以11.12元开盘,该价位成交量达到647700股,和头一天10.13元的收盘价相比,接近11.14元的涨停价,同时位列沪市涨幅第一位。不过,第二笔成交就已回落到10.14元。

个股一开盘就涨停并不鲜见,但石油大明昨天的大幅上涨却让市场大跌眼镜。石油大明目前正处于中石化收购要约期,收购价格为10.3元。根据惯例,收购价通常被视为市场价格的上限,如果投资者以高于10.3元买进并持有,在收购成功的情况下,将铁定亏损。

从昨日市场来看,与石油大明同时被收购的中原油气(资讯行情论坛)、扬子石化(资讯行情论坛)、齐鲁石化(资讯行情论坛)都在收购价之下窄幅整理。石油大明的怪异走势,显然来自个股自身,市场人士认为,虽不排除“老鼠仓”的可能,但操盘手出现“乌龙指”的可能性更大。

从开盘情况看,石油大明昨天在11.12元除成交的647700股以外,尚有1142200股的买单,总买盘为1789900股,由于距离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10.13元刚好高出0.99元,不排除买单本意的报价为10.12元,结果误输为11.12元。如果以10.15元的收盘价计算,这笔“乌龙指”的代价为170多万元。李东升

操盘手输错单的事例近年偶有发生。去年12月8日,日本瑞穗证券一操盘手接到客户委托,要求以61万日元的价格卖出1股日本人才派遣服务公司嘉克姆公司的股票。然而,该操盘手却将单错输成“以每股1日元的价格卖出61万股”。该错误指令导致东京股市陷入一片混乱,瑞穗证券因此蒙受了300亿日元的损失。刘刚

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简单而感人。一名失去丈夫的本溪农家妇女用毅力和真情告诉我们,什么叫诚信!

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本溪满族自治县燕堡砖厂兰厂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武秀君,我家赵勇欠你的3万元钱准备好了,你今晚来取吧。”

无奈,兰厂长只好来到武秀君家中,他手里也拿着一包钱,对武秀君说:“你看,我不缺你这笔钱,你还是先还别人吧。”

两个人在屋里把钱推来推去,最后,还是武秀君把钱死死地塞到了兰厂长的手里。

一年多以前,兰厂长就接到过武秀君的电话,问自己的丈夫赵勇是不是还有一笔砖款没有和他结清。这让兰厂长很震惊,赵勇欠他的这笔货款已经好几年了,2002年赵勇因车祸去世后,他就以为这一定是一笔死账了,没想到赵勇的遗孀武秀君竟然打电话主动询问此事,表示要偿还这笔钱。而在一年后,武秀君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府工作的徐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妻子给赵勇的工程送材料还没有结账,赵勇就突然去世了,两口子谈起此事,都觉得这笔钱是没法要了,结果武秀君主动给家里打来电话,很快还清了欠款。这让徐先生极为感动:“一个农家女子,能够把人的诚信做到这个份上,了不起!”徐先生说,本溪一家大药厂也欠妻子钱,可是该厂不仅不还,对法院的判决也拒不执行,两相比较,更显出武秀君的高尚。

3年来,武秀君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代替去世的丈夫偿还欠款300多笔,170多万元。武秀君说:“现在丈夫还有不到100万的欠款,我争取在最短时间里把这些欠款还清!”

去世时只有40岁的赵勇和武秀君都是本溪满族自治县南甸镇滴塔村人,婚后育有两子。1997年,赵勇开始承揽建筑工程,成了一个“包工头”。2002年12月14日,赵勇到沈阳购买大理石途中因车祸身亡。

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后,武秀君拿出了丈夫留下的经济往来账,发现丈夫生前共欠银行贷款、农民工工资等270多万元,而几家工程发包方也欠赵勇工程款近300万元。

许多亲属得知后,都劝武秀君:现在赵勇已经去世了,你一个弱女子,欠人家的就不要还了,他们要来就让他们管死人要去,人家欠的能要回多少就算多少吧。

可是武秀君没有这样做,因为从小父母就告诉她们姊妹做人要老实本分,丈夫赵勇也是一个憨厚老实人,凭着“诚信”二字才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武秀君记得,1997年,赵勇承揽草河掌逸夫小学的建筑工程,一对来自四川的父子俩接到家人的电话要求回家割麦子,希望赵勇能帮他们支付路费,当时这对父子的工资共计4000多元,可是因为发包方没有支付工程费,赵勇手里也没有资金,无奈之下,赵勇和武秀君两人赶着牛车,把家里刚成熟的大白菜卖了1400多元钱,又和别人借了些钱,终于将父子俩的工钱凑齐了。

当这父子俩一看是把全额的工钱给了他们,当时就给赵勇跪下了,说:“我们知道主体工程没干完一般很少给工钱,没想到赵经理这样讲信用。”

由于以前从来没有插手过丈夫的事情,而赵勇突然去世又撂下了不少“半拉子”工程,所有预算、决算、工程验收等武秀君一窍不通,她就找平时和赵勇关系好的内行一点点打听,一个个地方跑去要欠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欠款人都像她这样诚信。

武秀君告诉记者,她到县里一家部门讨要欠款的时候,对方态度十分冷漠,等了半天才见到该单位领导,没想到该领导眼皮都不抬,冷冷地告诉她:这事我们不管。

人家到点下班了,一肚子委屈的武秀君独自徘徊在街头,泪水怎么也忍不住。然而,此时她想到的不是退缩,而是“一次不行要10次,一年不行要10年”。在那些日子里,也有的要账人把电话打到了武秀君家里。为了避免公公婆婆担心,武秀君一一打电话告诉那些债主自己家目前的情况,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我24小时开机,但不要往家里打,因为老人都在病着,怕着急上火。欠下的钱我一定会还,多重的负担我会一个人扛着。”

武秀君的诚信也感动了拖欠工程款的单位,他们及时地把款项转到赵家账上。因为欠款不能一次还清,武秀君心里制定了一个还款顺序:先还贷款,不能让国家吃亏;再还工资,不能让农民工吃亏,那点钱都是汗珠子换来的;材料费等毕竟有一定利润,而且债权人也都有点财力,晚一点还不会有太大影响。就这样,赵勇去世后第20天,武秀君捧着50万元钱来到银行,把欠银行的贷款全部还上。银行领导得知此事眼圈红了,感动地说:“弟妹,赵勇兄弟活着时就是一个讲信誉的人,你比他还讲究啊!你记着,银行是你家,以后做生意想贷款,尽管找我们。”

许多赵勇生前的朋友和生意伙伴得知武秀君的做法后,十分感动,有些小活就主动打电话给武秀君,武秀君带着农民工给人家装修、刷外墙涂料,挣来钱除了维持家用都用来还账。在沈阳干活时,她系上围裙刷涂料桶、给工人做饭,大伙说她:嫂子,你这样要是叫对方经理看到了多笑话啊!武秀君说:笑话啥,这不就省一个人,剩下一份钱还账嘛!

小儿子赵星融看着母亲消瘦的面庞,心里十分难受,他偷偷地把妈妈给的伙食费省下来,要替妈妈还债,每天只花1.5元吃饭。有一天,赵星融突然晕倒,老师急忙打电话给武秀君,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孩子是胃痉挛,是吃不饱饭造成的。看到武秀君,赵星融把自己从嘴里省出来的308元钱递给妈妈,母子俩不由得抱头痛哭。

就这样,在赵勇去世后的3年里,武秀君先后偿还了300多笔欠款,170多万元。而她的债务人有的仍然拖欠着,有的用房产等高价抵顶,武秀君说:本来赵勇留下的债权要多于债务,可现在,债务要多于债权了。但是,武秀君没有灰心,她说,等把丈夫遗留下的债务全都还清,自己就能轻松地活着了,那时,也许她会组织个施工队像丈夫一样承包工程,也许会回家种地侍奉公婆,不过不管做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做人要讲诚信。

武秀君:“丈夫去世后,就有人打电话来说,也有人到家里来看望,最后说出赵勇欠他们钱。”

武秀君:“丈夫生前就是一个讲诚信的人,俺俩唠嗑时也常谈到农民工的艰辛。他靠诚信赢得大伙尊重,我不能让他在九泉之下被人指责。”

武秀君:“累!尤其是冬天,早上四五点钟出门,没钱坐车要走到镇里,得走40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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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公都是从外地农村考到北京再留京工作的,小家庭的经济基础从每个月几百元的研究生生活费开始一步步垒起。无房,有小孩1岁。

2005年还是在好友的点拨下下决心开始每天记帐、每月总结、定时储蓄的,一年下来,银行存折上的数字是翻了一倍,可跟小家庭当务之急的买房目标比起来,还是差很远。作为小家庭会计兼出纳的我,春节假期拿着记帐本算来算去的结果,就是一声感叹:要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城里人该多好呀!

2005年全年给老公父母6500元,加上老公母亲生日我们举家从北京回老家一趟的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达到9500元,再加上老公过年回家的交通费、给其他乱七八糟的亲戚各种名目的钱,共达到11500元(我认为这些开销完全应该算到他父母的头上,因为之前我们和这些亲戚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老公母亲生日要求我们必须回去,过年也是一个一个电话打来要老公回家,在他们的面子撑足了的背后,是我们在北京安居之日的再一次推迟。我觉得如果公公婆婆是城里人,见了世面,有点知识,就不会这样做的。乡下人总觉得自己当初送子女读书就是为了将来享福,过年过生日要儿子回家,一是孝敬钱,二是给父母挣面子,打理一下亲戚邻里关系,还有现在农村混混多,治安不好,他们认为北京的儿子回去可以震慑一下!可这关乎的都是我们包里那可怜的工资呀!

因为请了我妈来北京带孩子,过年就把爸爸接到了北京,给我父母的孝敬钱有1600元。为表示对我妈克服各种困难帮我们带孩子的感谢,2005年给家里买电器,给小弟上学付生活费,给爸爸妈妈零用钱,全年开销共11000元。

这样跟我们的同事比起来,差距就有了。同事父母均有退休金,帮忙带小孩纯属义务。而我呢,老妈来了,老爸还得在家挣钱,因为有一个小弟在上大学,开销大,再者老爸老妈都是农民,老年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只能趁现在不算太老,继续挣钱。老爸在家很辛苦,挣钱很累,还要自己做饭洗衣,外加孤独寂寞。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只好咬紧牙关补偿。

我们2005年全年收入12.5万,租房开支1.8万,还有孩子的奶粉钱全年5000元,还有其他很多日常开支。给双方父母共2.25万,为全年总收入的18%。

与现在许多的准妈妈们刚刚怀孕就有老人左右护卫相比,我是不能比的。孩子生下来,也是自己请了一个保姆照顾着坐了月子,产假期间自己带孩子,做家务,还要料理工作上的事(工作没有全停),经常半夜起来赶活。双方父母家里都有地,还有牛呀,猪呀,不会来的,而且他们也说了,当初他们都是带着4、5个孩子,还一样的下地干活,现在的人不能太娇贵了!

该上班了,谁来看孩子呢?起初是婆婆觉得无法推脱,来了。可是不到2个月,就落荒而逃。婆婆是文盲,不会说也听不懂北京的普通话,电视看不懂,整个就与世隔绝,在北京度日如年。

【龙虎网讯】进城务工民工因长期处于性饥渴状态,经常会到洗头房找卖淫女或站街女解决生理需求,这使他们成了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前晚,晨报3批记者对民工的性压抑问题进行调查,八成受访民工坦言自己的性需求常年得不到满足,四成受访民工承认找过小姐,而找小姐时不喜欢戴安全套,对艾滋病、性病认识不足,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已成为民工安全的一大隐患。据悉,民工性问题调查我省即将展开。

前天晚上630,天还没有全部黑下来,南湖市民广场已经热闹了起来,一些女子或站或蹲在广场上,她们的年龄在30岁左右,浓妆艳抹的脸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风尘女子,她们只要看到民工打扮的男子,上前动手就拉。

“大哥,玩玩吧?今天我还没有开张呢!30块钱怎么样?”晚上710,一名30多岁的民工走到一穿红外套女子身边时,被拦了下来。“不行,改天我来找你!”男子用手摸了摸“红外套”的臀部搭话。“算了算了,还什么老乡呢,有钱就去找别人,没钱就来揩我油!”“红外套”闪身离开。见“红外套”落单,另两个人凑了上去,并公开谈起细节:“能不戴套吗?我戴那东西不舒服!”“能,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戴过套子!但你放心,我没有病,等会可以让你检查!”“红外套”说道。

据了解,南湖广场的站街女已存在三四年,虽然警方也多次打击,但由于名声在外,周围的民工都喜欢到这里。“最多的时候有20多个,有时她们白天在广场上做其他生意,晚上就出来拉客!”一位民工告诉记者。该民工自称来自山东,和20多位老乡在一个工地打工。“最难过的就是晚上,一个宿舍里全是大老爷们,有时大伙看完黄色录像后就一起到这里。这里便宜,只要三五十块。有时发工资了我们也会到洗头房,那里的小姐比站街女年轻漂亮!”他说。“你们有没有保护措施?”记者问。他说,圈子里面的人一般都不戴。“那你知道艾滋病吗?不怕染上什么病啊。”“知道,那是有钱人得的病,我们民工哪能碰到。”他答道。

小市天桥旁的一条巷子里,5家洗头房毗邻而居,红房玻璃门上的小灯泡不停闪烁,小姐们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注意着路过的行人,不时地推开门招引他们进店。

晚上11点左右,3个民工模样的人敲开了其中一家的门。“敲背20,大活150,不讲价,”小姐显得很冷淡,并没有请他们进去的意思。他们听了后,低头商量了一番,有两个人很快就离开了,剩下那个却不肯走。随后他挤进小屋,把门关上谈起价钱,大概过了5分钟,此人跟着一名小姐进了里屋的一扇小门。

记者随后来到那家洗头房,“你们这常接这种客?”“比较多,没办法,他们也是没老婆管,不来找我们找谁?不过,我们就怕这种客人,做起活来特别狠,好像不狠就对不起那几个钱似的,而且又脏,让人感觉一两个礼拜都没洗过澡,身上味道特别重。”

“他们有没有防护措施?”“嗯,刚才那个就不愿意,我们只好让他先洗洗。我们现在想出新方法,没有措施就要价高,我们也是冒风险的。”小姐说道。

在河西的一个工地上,来自安徽的22岁民工小李手里端着个大饭盆,据说这片工地就数他最能吃。“说句老实话,这边的年轻人几乎个个都找过小姐,只不过有多有少。”对于性方面的话题小李并不忌诲,反而一番大白话惹得周围工友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没什么业余生活,精力又旺盛,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就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多少也有点文化,知道这种事不干净,所以每次都会戴那个。”小李说,“以前工地上有个朋友,不注意,结果得上了见不得人的病,丢了脸面不讲,还费了不少钱。我算是从他身上得到了教训,一直都很小心。”

“去年的工资都还没发全呢!”来自河南的老张显得愤愤不平。“我们做工,一个月也才600来块钱,还要攒着寄回家供孩子念书。”“年前一天,有几个老乡说是要出去乐乐,我本来从不做这种事的,但那次禁不住他们嘲笑,也跟了去。走到了洗头房,一想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就要这样花掉,实在是舍不得,最后还是打了退堂鼓。”

“不过录像还是会看,有人买,我就跟着看看,还有什么书啊之类的,反正不用花什么钱,就算真是自己买,也就几块钱的事吧。”“然后自己解决?”记者问。他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点点头。

为了调查民工性生活的真实状况,记者以问卷形式访问了80名民工。在这些民工中,有76人承认自己有过观看黄色录像或书籍的经历;已婚70人,其中64人长年没有性生活;72人认为找小姐可能会得上性病,但只要注意卫生就没问题;30人表示有过找小姐的经历,在这30人中,只有6人坚持使用安全套,3人被称患过性病但自己并不承认。

昨天,记者从南京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了解到,公安机关在查处卖淫嫖娼案件时,首先会对卖淫女进行性病检查,在发现卖淫女有性病时,就会对卖淫女进行收容教育。在南京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70%的卖淫女都患有性病。“这些卖淫女来了以后,我们还要对她们再次进行性病检查。曾经有一个卖淫女一人同时患有4种性病,而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能遇到!”据收容教育所民警介绍,在这些卖淫女所患性病中,淋病占第一位,其次是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第三是尖锐湿疣。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然有不少得病的。”一位来自苏北的民工说,“我以前有个老乡,就栽了好几千块进去。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能忍就忍,这种病么,停停、发发,没什么大事也就扔一边不管,实在没办法才去找医生,大医院通常是不敢进的,也就是找个偏方啊,找个小诊所之类的。”

“很多人都知道那些洗头房、站街女不卫生,但到那个时候,不知怎么就忘了,什么都不顾,直到出了事,才后悔。”这位民工告诉记者,他们一起都出来五六年了,老婆长期不在身边,可他们都处于精力旺盛期,回家找老婆很不现实,因此出去找小姐成了他们解决性饥渴的惟一办法。“谁不怕得性病,但每次只要很想就忘了,觉得性病不是那么容易就得的!”

江苏目前民工性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们对性病和艾滋病究竟了解多少?昨天上午,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省疾病控制中心性病和艾滋病研究所的李主任。他告诉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民工性问题越来越关注。

“民工由于长期和老婆分居,他们出去找小姐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但他们对性病和艾滋病缺乏了解,应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李主任告诉记者,江苏现在主要是对城市内的长住居民进行过性病和艾滋病调查,但对于流动人口,因为调查起来难度大,准确性会受到限制,所以还没有启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民工性问题调查江苏也即将展开!

“民工由于长期夫妻分居,他们有性需求甚至是性饥渴,这是自然存在的。但我们不提倡出去找小姐解决性问题,建议民工通过适当手淫解决性饥渴!”昨天上午,对民工性问题有过多年研究的南京金陵男科医院的陈利生教授谈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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