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良指利益集团俘获运营商 将复查WCDMA网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4 16:52:55

本报宁波3月16日电“现因组织需要,调整工作岗位,考虑代表职务的特点,特提出辞去区人大代表职务。”

提出辞职的郭保荣,是浙江宁波市海曙区第八届人大代表,2003年1月8日当选。当选时,郭保荣是海曙区月湖街道办事处主任。2004年6月,郭保荣被组织上调到海曙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履任前,郭保荣向宁波市海曙区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辞去区八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请示》。

“当人大代表,要实实在在地为选民服务。代表是大家选的,选上了却不为大家服务,肯定不行。”郭保荣认为,自己既已调离原工作岗位,对原选区月湖街道的情况不可能像原来那样了解。“既然不能很好地在人大代表的位置上为大家服务,就不妨辞去这个职务,把位置让给别人。”

不过,在这之前,组织部门因工作调动与他谈话时,也提到了人大代表的事。“尽管有些舍不得,但有了心理准备。”郭保荣说。

宁波市某县的基层干部刘方(化名),2003年当选县人大代表。2004年夏,刘方获得提升,出任县政府某局局长。任职前,组织部门与他谈话,请他慎重考虑辞去人大代表职务。刘方感觉“很突然”。不久,刘方又接到县人大常委会的通知,建议他辞去人大代表职务。而按规定,他的人大代表任期还有4年。

这期间,该县多位有官员身份的人大代表接到了类似通知。他们大都是县政府各局的负责人,不少人在接到通知时的反应与刘方相近。

刘方说,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犯了严重错误,诸如犯罪等,才会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刘方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提出辞职。不过,思虑再三,他最终还是递交了辞职报告。

据宁波市海曙区人大办公室提供的数据,2003年以来,海曙区有5名区八届人大代表先后辞去代表职务。其中两名代表因调离原选区,1名代表因未经批准,两次无故未出席代表大会被“劝辞”,还有一位企业负责人自认为不具备履职条件而自动请辞。还有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底,宁波市宁海县辞去县人大代表职务的有26人,占本届人大代表总数的10%。另外,2004年底召开的宁波市象山县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也决定接受19位县人大代表辞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选举工委主任施秉良说,这一两年来,宁波各县、区人大代表辞职的,在百人以上。

宁波市各县、区尝试的人大代表辞职制度始于宁海县。2003年7月,宁海县人大党组向中共宁海县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实行县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报告》。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实行县人大代表辞职制,同时提出限定县人大代表辞职的3种情形:一是因工作需要由组织推荐并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的镇乡、街道和县级机关部门领导干部,工作岗位或工作职务变动的;二是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执行代表职务的;三是其他情形需要辞去代表职务的。当年10月,中共宁海县委批转了这份《报告》。

据了解,宁海县有26位县人大代表“请辞”,但其中只有3人是因有违法行为被“劝辞”的,其余均因工作岗位或职务变动而被组织要求辞职。

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文蛟在介绍批转这份报告的用意时称:“这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制度。”张文蛟坦言,尽管县人大的报告列出了人大代表应当辞职的3种情形,但辞职制主要针对的是职务发生变动的“官员类”人大代表。

张文蛟指出,按目前人大组织结构的通例,下一级行政单位的领导几乎是当然的人大代表———地市级的领导是省人大代表,县长是市人大代表,乡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是区人大代表……问题在于,往往是新一届的人大代表刚选举出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政府组成人员重新任命,一些人大代表担任的行政职务随之变动。例如有些过去在乡镇、街道等基层领导岗位工作的同志,被调整到了政府部门或法院等司法部门工作,这样就会造成人大代表的结构发生变化,县级机关官员的比例明显增大。这些“官员代表”的职务提升后,跟原选区选民接触少了,就很难再代表原选区选民的意志、履行代表职务,也不能接受原选区选民的监督。而且,这些代表的行政职务调整后,导致人大代表在各部门、各乡镇的实际名额分配不合理,从而失去代表性。张文蛟说:“‘一府两院’本是人大监督的对象,这么多的县级机关官员同时身为人大代表,如何行使监督权?”

问题还不止于此。人大代表调离后,如果不辞职,这些调离的代表占了名额,其他新调进来的人员就不能被补选为代表。接任人员无法被补选为代表,势必影响到选区代表工作的正常开展。宁海县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说,有些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不是人大代表,明显不利于代表开展活动;开人代会时,代表团团长只能从其他人员中选举产生,不能由当地主要领导担任,也不便于组织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宁海县人大提出“调迁的官员是人大代表的,建议辞职”,并将其制度化。这一辞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镇、街道办事处继任官员的人大代表身份问题。从另一层面上说,这一制度也打破了人大代表的任期“终届制”。

继宁海县之后,宁波市的海曙区、江东区、鄞州区、象山县等也尝试推行了人大代表的辞职制度,其中江东区、鄞州区人大常委会还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区人大代表辞职的暂行规定》。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选举工委主任施秉良对记者说:“引入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是大势所趋。宁波市人大正在积极调研,酝酿出台《宁波市人大代表辞职制度》。”

然而,目前宁波市推行的“人大代表辞职制”已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辞职制为一些不作为的代表敲响了警钟,有利于加强代表为选民服务的责任感;也有人认为,这种辞职制是行政规则对选举规则的侵害,是人大工作的错位。但从宁波市各区、县已有的关于人大代表辞职的规定看,其共同点是将因工作岗位变动,又未调离本行政区域的“官员”代表作为辞职的主要对象。

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小严认为,建议人大代表辞职,既没有违背法律,又尊重了代表意愿。另外,工作岗位变动的“官员代表”是否应当辞职,也可从这些“官员代表”当选的原因上分析———任职人大代表是“工作需要”,辞职也属于“工作需要”。

小严说,目前我国尚未全面推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根据“工作需要”,一些身处重要工作岗位的政府官员会被安排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再经“群众投票”合法当选。应该说,“代表职务行政化”,是目前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现实情况。“应当看到,某些‘官员代表’是因其行政职务岗位而当选,而不是因具体个人当选的。当其工作变动,‘工作需要’这个前提不存在了,理所当然地应辞去代表职务。”

鄞州区人大的同志也认为,建议“官员代表”辞职,是“当前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延续,是对选举制度设计缺陷的补充和完善。”作者:记者董碧水

金报讯距去年9月17日西班牙埃尔切的“烧鞋”事件刚半年,3月12日晚上11点左右,在俄罗斯莫斯科萨达沃特·别杰察·列那克又发生了“俄罗斯税务警察强行拉走价值8000万元中国鞋”事件,温州鞋的坎坷命运再次吸引了国人的眼球。

俄罗斯时间3月12日晚上11点多(北京时间3月13日凌晨2点许),大批“俄罗斯莫斯科税务部门打击经济犯罪的警察”,突然来到约距莫斯科市南区14公里的萨达沃特花鸟市场,拉走了储放在萨达沃特花鸟市场的中国鞋集装箱仓库里价值8000多万元人民币的鞋子,其中6000多万元的鞋子为温州产,涉及22家企业。

此前,当日下午4时许,“俄罗斯莫斯科税务警察”以没有通过正规的报关手续入境、属走私物品为由查封了该仓库。闻讯赶来的中国鞋商到达库房时,看到“税警”正在往外拉运满装中国鞋的集装箱。他们强行拉走了货物,却没有出具任何的“罚没”票据。中国鞋商上前与他们理论,没想到反被他们没收护照,其中的13人还被扣押了近6个小时。之后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干涉下,被扣押的中国鞋商在交了“罚款”后得以脱身。

直到15日,距离事发当天已经有3天时间,“税警”还一直在强行拉货,而且不允许货主靠近库房。事后,经过统计,这次中国鞋商被拉走了大约100个集装箱,价值约合人民币8200多万元左右。

由于此次事件中被强行运走的中国鞋主要为温州产品,温州鞋商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温州鞋革协会已于昨日正式行文紧急呈送了外交部、商务部以及中国皮革协会,以期通过外交或其他途径制止类似的行为,维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同时,一些鞋企已派人前往俄罗斯。

昨天下午,本报记者就这次“3·12拉鞋事件”,采访了温州鞋革协会朱峰秘书长。据他介绍,因为俄罗斯现在的天气还很寒冷,现在这次被拉走的大部分都是属于棉鞋。说到这里的时候朱秘书长特别强调:这次“3·12拉鞋事件”,不是贸易纠纷,也不是贸易摩擦,出口俄罗斯的鞋子还是中档鞋。

至于“俄罗斯莫斯科税务警察”所说的“没有通过正规的报关手续入境、属走私物品”等理由,朱峰解释说,中国的货物去俄罗斯报关,按照正常手续要经过半年的时间,因为鞋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大部分的温州鞋业都选择了委托俄罗斯的清关(报关)公司来操作这道手续,这一直就是一个惯例。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鞋子是经过边贸交易到了俄罗斯内地的。

截至记者发稿时,记者联系到了温州佰斯特鞋业公司、雷诺鞋业公司、天马鞋业公司、金马鞋业等公司,但他们均表示,俄罗斯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他们也没有接到俄罗斯那边关于“3·12拉鞋事件”的进展报告。见习记者曹薇

时报讯(记者蔡民)明天是全国爱肝日,今年的主题是“爱护肝脏,人人有责”。昨天上午,正确认识、科学防治乙肝新闻通气会在广东省银行医院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由著名肝病专家张宜俊教授领头研制的我国首支可用于治疗的乙肝疫苗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进入二期临床,试点医院之一在广州,至少还需一年半时间才能进入临床使用。

“我国乙肝疫苗仍将突破只具有预防性而没有治疗性的局面”。昨日,参加通气会的银行医院肝病科主任王添章透露,由张宜俊教授研制的治疗性的乙肝疫苗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进入二期临床,二期临床研究的试点医院也正在广州。据悉,这是我国首支进入二期临床折治疗性乙肝疫苗,治疗性乙肝疫苗可分为蛋白疫苗、DNA疫苗和多肽疫苗。他们研制的疫苗属于蛋白疫苗。专家称,虽已是二期临床,但要真正进入临床使用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甚至更长的时间,该治疗性的乙肝疫苗使病毒携带者和慢性乙肝患者获得治愈成为可能。

据了解,近年来国际上已达成共识,把慢性乙肝分为三期,即免疫耐受期、免疫清除期和病毒残留整合期。其中免疫清除期治疗效果最好,因为这时转氨酶升高,体内免疫系统激活,这时的治愈率可达70%以上。

王主任说,最难治的是免疫耐受期的病人,表现为肝功能正常,但检查表现为大三阳。难治的原因是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处于“睡眠”状态,用再好的药物都无效。采用特异性免疫疗法、非特异性免疫疗法和抗病毒药物“三结合”治疗方案,对病毒复制指标转阴达七成左右。

中新社北京三月十六日电(记者沈嘉)包括“公路巨蠹”毕玉玺案在内,近年北京职务犯罪的四十二个典型案例将自本月二十一日起,以大型图片展的形式接受社会各界参观。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北京市纪委今日透露,此次为期一个月的展示活动将首次披露毕玉玺等人被收押时的图片。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的照片中,自白是“普通农民的孩子”“却随权力增大,最终目无党纪国法”的毕玉玺泪水涟涟。

在四十二个职务犯罪案例中,除被单独归类为“高速腐败”的毕玉玺外,其余被大致划分为“道德失衡”、“境外机构”、“公权滥用”等十类。

其中,尤令人关注的是“人微权重”的特殊岗位所滋生的腐败现象。包括某医科大肿瘤住院处主任以每日一万元人民币的速度贪污、挪用公款案,以及某局工资科科员贪污公众大病统筹金案等六例。

来自北京市检查机构的资料显示,该市近年职务犯罪案件呈现高学历、年轻化、新领域、涉案金额大、作案潜伏期长等趋势。其中,国企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出现了案件数量、企业“一把手”犯罪数量、超过百万元大案数量、造成损失数量的四个“不断上升”。

北京市纪检部门表示,此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将再度显示政府有贪必肃、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并将威慑腐败者、警醒其他党员干部。

3月17日凌晨4时05分,江西省311梨温高速公路49公里处(即上饶东收费站往玉山方向两公里处)上饶县石狮乡三都村境内,一辆中型厢式货车和一辆双层客车追尾相撞发生爆炸(车上装有炸药),两辆车上司乘人员无人生返。附近民房受损,居民受伤。目前有7位村民正在医院抢救。

笔者现场了解,发生爆炸的其中一辆是浙江衢州的双层大巴,据初步核实,该车是由深圳开往浙江,在江西龙南境内驶上江西高速公路的。现场爆炸声持续有两声,声响在1、2公里外都能听见,车辆粉碎性破损。

石狮乡三都村三板桥和马家村小组有近80户村民,因为离高速公路只有50米远,有60余户村民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车上人员肢体散落在附近50米远的地方,一公里以外的民房的门窗都被震裂。目前,已从现场清理出29具尸体。

据了解,这辆中型厢式货车车牌号为赣A24929,行驶证上写着车子属于“江西云轮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该车是从湖南浏阳到浙江苍南运载烟花的,车上装有制作烟花用的药料。

目前,事故发生后江西省、市、县等领导及公安、武警500余人已赶赴现场,道路已实行双向封闭,现场已戒严。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把受贿款放在家里的两个箱子里,并喜欢在信封上写下“受贿备忘录”;帮世交好友的儿子揽工程,谁知好友的儿子打着他干儿子的旗号四处活动;退贿款找个人陪同,目的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廉……备受关注的凉山州委原副书记曹永葆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昨日在成都中院结束庭审。曹当庭回忆了他受贿中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昨日上午10时12分,这起案件在成都中院继续开庭审理,出庭支持公诉的有省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吴永胜,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案、原副厅长郑道访案均是他出庭公诉的。记者注意到,公诉人桌上摆放的两摞卷宗加起来足有一尺厚。

从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看,现年57岁的曹永葆在担任凉山州州委组织部部长、州委副书记期间,当地找他帮忙的干部有32人之多,原因是曹手握干部的考察、任用、提拔、调整、调动大权。有的干部不愿到外地交流,有的想升为副院长、副县长,其中一后来当上副县长的干部甚至还找过一名叫余建平(音)的“平头百姓”给曹打招呼,余果然将话转给了曹。

曹永葆接着介绍了他和余建平的关系,曹说,“我在1983年当副县长时就和余家关系很好,算是世交。余当兵回来时我已是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他找我帮他安置个工作。”曹说,他于是允许余后来以组织部下属企业亨达公司的名义在外从事经营活动,每年交2万元左右的管理费。

余就打着亨达公司的旗号到当地某县非法开采矿石。在与当地企业发生纠纷后,曹一个电话打给当地一副县长要其协调并赔偿余的经济损失,事情不久就办妥了。

2001年,那名曾托余建平传话的干部顺利当上了副县长。余的老婆李某原是一名普通工人,后来填了干部登记表,便成了凉山州某局的副支队长。前前后后余送给曹的现金达18万元,但曹并不认为这是在为自己谋私利。他说:“李到某局确实是我帮的忙,但当上副队长的事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打过招呼。余是我的小辈子,我们夫妻平时都很照顾他。他送给我钱,我认为这是小辈子对老辈子的心意,所以收下了。”曹的辩护律师补充道:余给曹的钱,有请曹谋私的一面,也有小辈子礼尚往来的一面。公诉人立即对“礼尚往来”一说进行了反驳:“我们收集的证据中没有曹给余送礼的证据!”曹则辩解:哪个老辈子给小辈子送礼,当时会想到留证据?

吴永胜说,法律并未规定托人不包括亲戚朋友、世交,也不因收受的是世交的财物就不是受贿,更不因你通过正当程序、合法程序为人谋私利了就不是谋私利!

某县电站的老总给了曹永葆1万元,希望他能在某些方面帮帮忙。之后,这位老总径直找到该县县委书记,曹跟着打电话给这位书记,说希望把电价定为每度0.18元。这位书记回答说县里定的最高价为每度0.16元,曹跟这位书记讨价还价,最终定为每度0.17元。曹昨日在法庭上解释说,因为组织部在电站中有股份,电价提高一分,每年获利润就要多数万元。

公诉人又举出一组证据,证明曹曾收受林坤(音)1.5万元的贿赂,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林家和我们也是世交,在林坤给我说他想在某县搞公路方面的工程后,我就在一次酒桌上给某县县委副书记说了这事。我说,林坤是我侄儿,他爸跟我是世交。”曹说,他认为自己帮了林坤的忙,因此就收下了林给的1.5万元钱。

“后来有人给我讲,说林坤到处以我干儿子的名义活动,我听了很反感。因此,我就将家里一台29英寸的日本原装进口电视和一套音响作价1.5万元退给了林坤。他后来又送我5000元,我拒绝了。”曹说。

马佩琦(音)和曹无任何亲戚关系,但为给马谋私利,曹在介绍马时却将马说成是自己的表弟。杨国栋是曹的江苏老乡,为了在凉山州多捞点工程干,他在不少场合称曹为“舅舅”,把曹当作自己的靠山,而且5次到曹家中将6.8万元现金给了曹。

曹永葆有一个习惯,收下别人给的信封后,喜欢在信封上注明是谁送的、送礼时间和金额,以免日后搞忘了。办案人员在曹家中发现了多个这样的信封,比如“2004.2,杨国栋,2万元”、“2003.3.16,文健明,1万元”……

文健明送钱给曹永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二舅子刘某因涉嫌赌博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文找到曹,曹帮忙出主意:你找村上出个情况说明并盖上章,我再在上面批示一下转下去。文照办,刘果然很快就被放了出来。曹在法庭上回忆,他当时批的大致内容是:如果刘不是赌博案中的骨干,不是放水公司的骨干,而且认罪态度好的话,请依法予以考虑……

据庭上出示的相关证据和曹的自述,曹还在州委组织部内放任干部违规从事经营活动:马某和吴某都是组织部的干部,但在曹永葆的关照下,二人却在外以亨达公司的名义承包矿洞,违规经营,且照样在单位领工资、奖金和报差旅费。二人前前后后共将19万元巨款交给曹,名义是曹的分红所得,但公诉人认为这已符合钱权交易特征,因此这笔钱应属受贿款。

曹在信封上同样记录着二人将钱给他的情况。但是,曹认为这笔钱不应被认定为受贿金额。中午12时10分,法院宣布暂时休庭,在法警的带领下,曹永葆默默地离开了法庭。

公诉人说,根据举证倒置原则,曹及其辩护人应举证说明合法财产外的另120万元财产来源合法。接过公诉人的话,曹永葆为自己辩解,他的其他收入还包括投资电站等的分红所得,逢年过节亲朋好友送的礼金以及买国库券等获得的利息。但公诉人提出,曹所指的这些收入已被办案机关列入其合法收入中,不能重复计算。

直至庭审结束,曹及其辩护人未向法庭提交一份能说明其他财产来源合法的证据,而曹永葆本人除认为少数几笔钱是分红所得或礼尚往来的礼金外,他对大部分犯罪事实均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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