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五年熊市回顾 惨烈背后诸多经验应总结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5 06:20:51

那天的南京异常燥热,湿浊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早早地,胡治鑫和平时一样来到工作的鼓楼邮局。“像往常一样,我们投递班的工友要先分区把信件分拣好,再出去投递。”胡原来是国民政府时期该邮局的职工,南京沦陷后,他被汪伪政府留用。“突然,一个同事在办公室喊了一声: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开始,同事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所有的工友都跳了起来。“高兴过后,我们还得埋头干活,南京是沦陷区,日本人还没有吭声。”胡治鑫等人把兴奋压在了心底,但每个人都知道,日本人倒台的日子不远了。

投递完了信件,胡治鑫提前收了工,他想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家人。“我从大街上经过,没看到日本投降的迹象。”吃中午饭时,他忍不住向家人讲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其实,家人也早知道了,都不敢相信,也不敢说。”

那天,胡治鑫和众多的南京市民一样,把喜悦埋藏下来了:虽然不再如往日那般骄横,但日本宪兵队还在秦淮河边游荡。

1945年8月15日的南京,这个仍是汪伪政权中心的前国民政府首都,这个曾被屠杀了30余万民众的石头城,在隐忍之中,看到了曙光。

“重庆满街的人都乐疯了。”1945年8月,33岁的蒋泽民在中共重庆办事处工作,做周恩来的副官。15日上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经重庆电台传出后,蒋泽民也忍不住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喊着口号:“胜利了!”“鬼子投降了!”“可以回家了!”

普通民众在尽情释放着胜利的喜悦。而且,庆祝活动从这年的8月10日就开始了,一天天在推向高潮。一家当地的报纸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无论是锣鼓、喇叭、口笛,口哨、脸盆,手掌、嘴巴,铃铛,都为胜利发出了响声。一名鞋店的店员,看着游行的人群敲锣打鼓而来,急中生智,抓起一双皮鞋,当做打击乐器,尽兴而拍。”

当晚,《国民公报》刊登“日本投降”的号外运到了重庆市中心,霎时间被一抢而空。不知道第一声鞭炮声是从哪里响起的,顿时,山城的天空响彻了。不大会儿,重庆市几乎所有的鞭炮店告罄,重庆变得比春节时还要热闹,入夜,爆竹大放,所有的探照灯都打开了,山城如同白昼。

河南尉氏人张世发是从东家那里得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的。“我在田里干活,东家来送饭时说,老日(华北地区民众对日本人的蔑称)投降了,老日投降了。”60年前,他正在延安城南100来里的富县塬上拾掇庄稼,东家高兴得一路小跑着过来。

为阻挡日军西进,1938年6月,国军奉蒋介石令,炸开了郑州北郊的花园口,黄河改道,数百万豫东南人流离失所,张世发就是那时逃难到了陕北。“我一把甩掉了锄头,7年了啊!可以回家了!”他一下子放声痛哭起来。

富县以北的延安,全城几乎所有的黑板上,都写了大字标题:日本投降啦!晚上,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了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笑声从各个角落传了出来,无数的火炬照亮了延河两岸。

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旁边站着他的孙子,孩子把一个个梨子、桃子抛向了空中,抛向欢乐的人群,“这是胜利果,胜利果,大家吃呀,胜利的果实不要钱。”一些店铺的主人在门前摆起了茶水、糖果、糕点,吆喝着请乡亲们喝“开心茶”,喝“凯旋酒”。

街上的人越汇越多,队伍越来越大,变成了一个人的海洋,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官兵也开着汽车来凑热闹,加入到狂欢的队伍中来。

1945年8月15日的延安,是一个不眠之夜,在黎明的曙光悄悄到来时,欢喜累了的人们才渐渐散去。

由于截稿时间关系,1945年8月15日出版的《晋察冀日报》给日本的投降添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天,他们的报道标题是:白宫未获日投降复文,太平洋战事仍在继续。

就在《晋察冀日报》刚刚出版之际,更多的中国大陆的报纸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中央社讯]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消息,系于十五日晨五时一刻由美国务卿贝尔纳斯用无线电动打字机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利尔及我外交部吴次长国桢,约定于华盛顿时间十四日下午七时即重庆夏季时间十五日晨七时同时公布。”

以上消息,是《中央日报》1945年8月15日7时30分出版的号外。这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纷纷出版号外,登出同样内容的消息,并于第二日重登。

在延安,15日《解放日报》的标题是:“美苏英中四国宣布,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15日出版的《大公报》标题则是“日本投降矣!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七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在昆明,16日出版的《云南报》的标题是“血战八年胜利告成,日寇投降还我河山,四强昨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复文”。

在庆祝的同时,蒋介石迅速向全国派出了大批接收大员驰往各地,准备受降。

此前,何应钦曾在湖南西部小城芷江开过一个接收筹备会,明确了接收的分工。

在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对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命令:你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华东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

8月15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国地区盟军最高统帅发表的致冈村宁次的讲话,被印成百万份中、日文传单,连同《告沦陷区同胞书》一起,由8架专机向沦陷区各城市散发。采写:本报记者喻尘

把毛驴当做宠物来喂养,听起来有些危言耸闻,不过这事还真发生在圣灯街道办东华村5组陈太娟的家里。每天牵着一对小毛驴四处遛遛,给它们洗澡,梳理毛发,54岁的陈太娟就乐得合不拢嘴,照顾这对2岁多的毛驴夫妻是她最快乐的事。现在她们正在计划给这对小毛驴建三间新房,因为驴夫人已经怀孕,要当妈妈了。

昨日上午,当记者来到陈女士家时,她和丈夫正拿着毛巾给一对毛驴洗澡,一对毛驴乖乖地站在驴棚里,它们的身高1米左右,晃眼看倒像两匹小马。此时的它们颇为享受地任由主人摆弄,看起来非常温顺。陈女士说,这两天下雨,小毛驴一牵出去就会弄得一身泥,每天都得洗澡。公的叫大驴、母的叫小驴,当初花了四五千元买回来,只是图个新鲜。后来越发觉得有趣,一家人当宝贝来宠。说起这对毛驴,陈女士一脸喜滋滋。她一边抚摩着毛驴,一边欣慰地说,方圆几里的人都晓得这对毛驴,经常跑到家里来看,“我们是买来耍的,逢年过节,很多小孩子还专门来看,家里热闹得很。”

每天早晨六七点钟,陈女士就会把这对毛驴牵出门,拴在田边。毛驴吃草,她就在旁边做农活,“我只要一抬头就可以望见它们慢条斯理吃草的样子,乖得很!”不过牵毛驴出去溜达,真是招人得很,何况还是两只驴呢,经常引来很多人围观,此时陈女士就觉得格外自豪。

“我们家大驴小驴只听我的话!”陈女士得意地说,有一次她正牵着毛驴散步时,绳子不小心断了,一个路人惊吓了大驴,大驴就一路狂奔,竟然跑到了龙潭立交桥附近。虽然很多人进行拦截,但是大驴还是倔强地往前冲。陈女士得到消息后坐车去逮,大驴疯了一样跑,她不慌不忙,只轻轻地吆喝了一声,大驴就停止脚步,乖乖地靠了过来。

小毛驴给家里增添的乐趣是数不尽的,陈女士的儿子心情好的时候就会表演一下倒骑毛驴。每到这个时候,旁边的人都会露出羡慕的眼光。不过小毛驴也有自己的脾气,外人去摸它们一下都会激怒它们,别说去骑了。

现在,陈女士家有件大事,就是小驴怀孕了,要当妈妈了。“但是我都不晓得它怀了多久了,嘿嘿!”为此,他们全家准备快速给一对小毛驴建一个新家,“可能要花去上万元,只要村里同意,我们马上开始建,钱都不是问题!主要是天气再热点,我怕它们受不了,所以准备建三间宽敞的房子,等小驴生了小小驴以后,它们一家子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看着小毛驴黑黝黝的皮毛,陈女士的心里说不出的快活。本报记者王皓摄影李祥云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韩国的国防战略注意力正在从陆上转到海洋,从北方向南部转移。目前,三艘“大韩神盾”驱逐舰的首艘舰已经开始建造,东亚已经进入三强而不是两强时代。

笔者一直批判“中韩联合制衡日本”的说法,认为这根本是不现实的一厢情愿。首先就道义而言,东亚“三强格局”的出现,已经使三国进入了一个既有相互合作,又有相互摩擦,即发展机遇与矛盾并存的时代,因此,传统的三国演义中“制衡”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强台风“珊瑚”登陆,导致兴宁“八·七”矿难救援缓慢。矿井下的水位并没明显下降,因台风带来大雨,还有上涨的趋势。国务院调查组的事故调查工作已有成果,将彻底调查兴宁官员来路不明的资金,结果将不日公布。

昨天,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在现场指挥部召集专家,开了四个多小时的会议,研究部署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应急预案。

广东兴宁大兴矿难抢救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兴宁市市长助理陈海燕昨天表示,由于台风的影响和井下作业的难度大等原因,目前矿井透水点仍未找到。现在还要继续做好受困矿工家属的安抚工作。如果被困矿工遇难,今后会妥善处理,但具体赔偿数额未定。

陈海燕说,发生矿难的主井从8月9日19时15分开始排水,已经排出8万多立方米的水,目前排水机组仍在紧张地工作;而副井由于井口口径较小,而井内轨道系统简陋,刚刚拖运来的潜水泵暂时还未能完成安装工作。

目前抢救指挥部的努力仍集中在排水上,而排水的早日完成关键在于透水点位置的确认。到13日中午12时,抢救指挥部测量组已经累计完成布点832个,但因台风到来的原因,13日下午已经停工,截至记者发稿时,仍不能恢复布点工作,相关后续工作也只能延迟。

大雨造成的地表水,是否会渗入井层深处给抢救工作造成进一步的影响,陈海燕表示,这还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观察。

昨天8时开始,黄槐镇政府拿出190多万元向煤矿员工发放工资。记者在现场看到,镇政府门口排起了长龙,大批公安、武警在维持秩序。

据了解,大兴煤矿矿工都没购买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而是以矿方自行提留“安全保证金”来应付矿工的意外受伤及医疗救助。这笔“安全保证金”由矿方提留矿工每月工资总额的5%,在一年中发生工伤时可作为工伤费使用。

该矿有关规章还规定,采掘组如有工伤由矿方登记并安排指定医院就医,医疗费用由矿方转账支持。伤员住院期间每天补助12元,其余不负担。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治疗、补偿都只能凭矿主的单方面意见进行。

中央监察部部长李至伦领导的查腐工作进展迅速,13日上午,知情人士透露说,国务院调查组的事故调查工作已有成果,中央和广东省纪委部门对当地一些政府官员和相关人员进行周密调查,发现被矿难牵连出的官员和相关行政人员在资金来源上问题严重,据称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怀疑是和参与煤矿入股所得有关。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第二天便宣告,将在15天完成调查结果,而这次李至伦亲自率领高规格的调查人员,经过3天的紧急调查,发现一些官员和行政人员有大量的不明来源资金,有一名每月只有数千元工资的警务人员居然有资金多达2900万元。

据悉,已有多名官员和行政人员被调查组请去谈话,其中一部分被请走之后便没有再回去。

另外,根据有关方面安排,13日上午,矿难安置组对兴宁黄槐大兴矿难事故中被困矿工的直系亲属DNA检测取样工作正式启动,被困矿工亲属普遍表示配合,抽样工作进展顺利。

此外,卫生防疫部门昨日对矿区进行了全面杀菌消毒。针对123个被困矿工生还渺茫的情况,梅州市有关部门已制订了《“八·七”矿难尸检处置方案》。公安部门开始清理管制民爆物品,协助抢险组查问在押人员为矿工购买保险的情况。目前,第14名相关责任人曾汉平到案。

截至记者发稿,123名被困矿工的家属,已接待安抚120户,其中外地101户(616人),兴宁19户(210人)。本报记者陈萌发自兴宁广州

然而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的损失是巨大的。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

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

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英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约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1952年4月28日,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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