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路:假球是门学问 关于深圳0

来源:车险信息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3 11:57:15

二、单项上的夺金点已经所剩无几。虽然肖钦成熟了,以绝对优势获得了鞍马冠军,程菲以“程菲跳”修复了女队多年的“瘸腿”,夺得了中国女队第一枚世锦赛的跳马金牌,这固然是值得庆幸的喜讯,但这决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增添了两个新的夺金点”,而应该看到这就是目前几乎仅剩的两个夺金点了。李小鹏的跳马、双杠,杨威的全能,董震的吊环,范晔、张楠的平衡木等,在一年前,都是可以夺金的强项,现在我们很难指望他们在2006年以至2008年还有夺金可能。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体操界的决策层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媒体也没能掌握很多真实的、深层的情况。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体操已经到了必须正视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的紧急时刻,以尽早求得领导的重视,求得所有关心体操人士的支持,尽快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体操界确实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我在实践中感受很深。在此择其主要逐一列出,与大家商讨,供决策者参考,以尽我对祖国体操运动的一份关切情意。

队伍内部不团结。首先是国家体操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尽管媒体早就提出国家队总教练黄玉斌被“架空”的议论,后来遭到“权威人士”的否定。但实际情况是,黄玉斌确实被架空了。

雅典奥运后,国家队以男女教练组长分工负责制取代原先的队委会领导下的总教练负责制,作为总教练黄玉斌在所有关于队员、教练的调整分组,比赛的组队,计划的研究等重大事宜上均少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甚至在党校学习后,差点被调出体操中心。由此黄一度还产生了辞职出国与家人团聚的念头。中国体操男队在世界性大赛上,曾经7次获得团体冠军,其中5次是黄玉斌作为总教练带队夺取的。43名体操世界冠军中有16名是他的弟子。对于这样一位有大功、无大过,训练、管理有独到之处的优秀教练,在过去的一年中,长期处于被架空的地位,这种情况怎能再继续下去呢?古人云:无大过而贬重臣,此乃败象也。

国家体操女队教练班子长期不团结,在体操界早已众人皆知。雅典奥运之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为加剧,以致发展到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地步。有些培养过世界冠军的优秀教练,因为不被某些体操界主管领导看上,在最近的分组调整中遭到冷遇。在男队,某些业绩不行能力一般的教练却因亲近某些体操界主管领导而被委以重任。除了总教练黄玉斌被架空外,原国家队领队暨国际裁判叶振南也因敢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而被调换。

展望2008年奥运会,从大环境来看,我们东道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作战部队的“人和”,则是搞好每个具体项目的关键中的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体操队能够很好完成北京奥运会的任务。在中国体操队参加奥运会的历史上,除了“雅典失利”,还有1988年的“兵败汉城”。当时男队团体掉到了第四名,整个男、女体操队仅获得一枚金牌。男队团体的这次大失误,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队伍不团结。中国体操队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比赛总结是我执笔起草并向全国体操界传达的。在这份总结中,很多问题都提到了,但由于某些顾忌,唯独没谈队伍的团结问题,而这恰恰是最主要的原因。对于当时的违心做法,我至今仍感到内疚。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照照罗马尼亚女队因内讧而迅速滑坡的这面镜子,面临2008年奥运会的光荣任务,作为过来人、作为当年曾经共同奋斗过的体操老人,我在此向在位的有关同行诚恳地说一句:不要再折腾了。

中国体操目前的训练、参赛的观念和理念需要进一步更新;某些战略规划必需调整,有些重大的决策应当及时修改。

从国家队目前的部署上可以看出,在准备2008年的战略安排上,并没有把团体争金列为重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从开始参加奥运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男队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其原因之一,就是始终把追求团体冠军作为立队的根本。对于中国男子团体而言,不争金就等于是放弃,即主动放弃体操的大国地位。此举对中国体操将来的发展也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在198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后,就一直把夺取奥运团体冠军作为全队的奋斗目标,但从洛杉矶到亚特兰大先后四届奥运都未能实现,直至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才如愿以偿,全国体操界为之欢呼。我在海外看到中国男子体操队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当时的激动情绪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雅典奥运的失利,大家哀痛,我个人也是含着眼泪看完了电视转播,全国的体操同仁多么希望中国男队能在2008年的北京再铸辉煌啊。

争夺团体冠军,有利于增进队伍的团队精神。多年来,国家男队的团队精神要比女队强,原因之一就是男队始终高举争夺团体冠军这面旗帜,而女队却总是不敢提出这个目标。

体操队的组织形式是分组进行训练、管理。每个组在统一的规划下独立运行。不同于三大球,由一个主教练配备几个助手进行操作。在管理形式上,犹如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之别。如果体操队不在团体上确定高目标、硬任务,各训练组就很容易出现单干的倾向。更可能因“总统兼州长”(即主教练兼任某一组的带训教练)而产生很多弊病。女队早就在这方面有所表现,而且现在越演越烈,在最近的调整后,重点队员高度集中在个别组,严重挫伤了其他教练的积极性。

在奥运会体操决赛时,团体是首先(在单项决赛前)决出名次的。团体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队伍的士气、裁判的印象、国人的期望以及媒体的反应,这也是决策时应该考虑到的问题。雅典奥运,我们女团已经掉到六名开外,如果在团体上再不提出较高的要求,到2008年奥运,中国女队将以一个弱队的身份参赛,在印象分上也要吃亏,甚至对单项得分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在体操比赛的裁判打分中,东道主最容易在团体得分上得到便宜,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有利条件。

在认识上,不应把团体和单项对立起来。放弃团体、突出单项最多只能是一种战术上的策略。许多实力不强的队伍都是首先在单项上突破,尔后立即提出团体的新目标,继而向先进行列进军。不抓团体的队伍永远只能是一支二流水平的队伍。另外,只有在力争团体的基础上追求单项,才是有扎实基础的战法。

抓团体可以凝聚全国体操界,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团队建设和增强队伍凝聚力。搞单项只是一些小国家发展体操的权宜之计,我国是体操大国、强国,国家投入巨大资金发展体操,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搞好团体项目。最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中,参与单项奖牌争夺的国家数明显增多,强队包揽奖牌的现象已成过去,争夺团体就是增加夺金点。根据我个人的观测,在重大比赛中,实际夺金和计划夺金点的比例一般只有1比3,作为东道主的中国队要想得到两枚以上的金牌,绝对不应放弃团体。

为了团体,必须注重培养较多的全能运动员或多项运动员,这也符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国际体联提出“633”的团体决赛计分方法,把强队与弱队的差距缩小,加大了比赛的偶然性。一些不是很强的队都企图在团体上有所追求,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力争。否则一旦机会来到,就会因准备不足而遗憾。女队在2003年阿纳汉姆的世锦赛上就丧失过这种机会。

不重视科研,缺乏专研训练业务的氛围。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对全国体操运动的一次大检阅,至今没有人去整理资料、分析研究,更看不到应有的指导性的技术报告。日常训练的科研工作也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上,很难看到实施。作为培训奥运选手的国家队,至今还没有一个稳定的科研班子。

我所在的上海队想领先一步,在市领导和体育局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费了很大精力搞起来了由四名教授参与的运动生物力学研究室,与中科院合作,密切联系训练实践,运用肌电测试指导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将测力台从实验室移到训练场地与高速摄影同步测试,将运动训练的生物力学解析从运动学研究提高到动力学研究的层次,走出了体育科研的新路。

但由于观念上的保守及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十运会后,这个研究室也散了;高速摄影机和刚刚试制成功的测力台等仪器已进了仓库;“程菲跳”等珍贵的解析资料也束之高阁……我在上海执教的三年,正是全市大力推进科教兴市主战略的时候,各方面工作均取得了不俗成绩,偏偏我亲历了这样的事,心痛之余就是感叹和无奈。

在目前竞技体育中,运动技能和专项知识的主要载体仍然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师傅教徒弟的这种训练模式必然还要继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因此,提高教练员的业务水平是关系到运动水平提高的关键。

在信息时代,每一个人都随时面临着知识更新的问题,尤其在竞技体育领域里更是如此,奥运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谁领先一步。我在回国工作的三年中,看到相当多的体操教练在训练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倚重于老经验,靠个人自学提高。有不少教练还是在“跟着感觉走”。缺乏系统的、有组织的培训和经常性的技术交流。

如何提高广大教练员的业务水平,更新训练观念、理念,以适应现代体操训练、比赛的要求,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在2006年,这是开始实施新规则的转折时刻,谁在科研上领先一步,谁就将在2008年决战中获益。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在日本体操协会所在的大楼里,科研机构占了整整一层楼面。

在十运会决赛上,共计36枚个人奖牌中,女子有3枚;男子只有1枚为省市队运动员获得,其他所有的奖牌均为国家队队员包揽。当然,相应的奖金也主要发给了国家队的教练,省市队的教练只能领到输送奖,大大挫伤地方队教练的积极性。有些省市体育局的领导对本省的教练说,我们省的体操成绩跟你们没有关系,那是国家队训练出来的。不少省市体育局把主要精力、财力都投入到在国家队训练的个别队员身上,综观全国,真正认真抓紧本省队伍训练的省市已经逐年递减、所剩无几了。不注意对地方队的扶植和支持,这是竭泽而渔的做法,最终将导致国家队人才来源的枯萎,目前已经出现这种症状。十运会赛场上,够条件进国家队的新手已经寥寥无几。

中国体操的普及问题也是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全国的体操人口越来越少,对照乒乓球的人气兴旺,体操项目已经无法比拟了。根据我2003年所得到的资料,在美国向体操协会报名参加体操比赛的运动员1980年是30275名,2001年增加到75367名,最近几年很可能有增无减,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将来也令人担心不已。

虽然国际体联在2006年才启用新规则,但新规则将要鼓励发展难度动作、打破10分起评的总精神在2004年底已经知晓。可是全国体操的决策机构还是决定十运会决赛仍然使用老规则,以致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后,带队的教练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贯彻新规则方面已经落后了一年。对于那些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年轻选手,等于是被逼着走了一段弯路,其损失岂止是一年。

确定下法站稳有0.05加分的特殊规定,也影响了下法难度的发展,有违新规则鼓励各项目下法加难的精神。以致有些项目在下法难度发展上走了回头路。最典型的当属男子吊环,参加决赛的成套几乎是清一色的直体两周下,全运会结束后,现在又要回到几年前的起点重新起步。

这类带有战略影响的决策性的错误,只要处理时慎重一些,都是可以避免的。这种问题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在体操项目的决策层的意识里,还没有确立一切从2008年奥运需要出发的观念。国内竞赛是提高全国运动成绩的重要杠杆,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训练全局的安排和技术发展的导向,丝毫马虎不得。操作杠杆需要有个支点,而且要按置在最合适的位子上才能发挥效力。

国家队教练和运动员的选拔需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每次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组队更是如此。这些规章制度是选拔最优秀人才组队的必要依据。

国家体操队参加雅典奥运会时,在组队和排兵布阵上出现了问题,个人的错误意见左右了决策,事后个人又没有真正承担责任,其根源就在于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在雅典奥运体操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日本队和美国队,却都有严格的选拔规章和选拔步骤。我们国家提倡建立法治社会,由此所产生的观念性变化,这些都应该在运动队的管理上体现出来。

全国比赛中,打分不公的现象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在十运会决赛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平衡木决赛,一套有明显错误的动作居然得分9.925,在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无不为之愕然。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此荒唐的打分,没有遭到总裁判和仲裁委员会的纠正,而事后也无一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揭露问题。

评判中出现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找出不少。此类现象的发生,严重地挫伤了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败坏了风气,滋长了腐败,极大地影响了体操事业的发展。不少队员说:“裁判不搞定,我们再怎么练也没用。”不少教练说:“像这样打分,当教练还有什么意义?”

1984年美国人在洛杉矶第一次把奥运会办成了赢利的集会,继而国际奥委会又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从此奥林匹克精神就面临着资本的全面挑战。奥运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中,正在逐时逐事地印证那句名言:“撕破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目前国内体操比赛的竞赛风气也会败坏到如此地步。在备战十运会的过程中,不少省市有专门的经费“做裁判工作”;教练员的计划中,做好裁判工作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让我这个十来年没有接触中国体操比赛的老教练实在是无法接受。

因此在十运会预赛前,我就拒绝参与一切有关裁判方面的联谊活动,我对我的顶头上司明确提出,任何所谓做裁判工作的活动,我都不会参加。我无力改变现实,图个洁身自好总可以吧。

在我的心目中,奥林匹克精神是神圣的;体操比赛是高尚的;教练员、运动员的职业是崇高的。我不愿意在我面临将要退休的时刻,为了一些现实的名利,去沾污神圣、高尚和崇高。在十运会单项决赛刚结束回到旅馆的时刻,上海体操中心主任对我说,我们严明勇的吊环是“不是金牌的金牌”。这是对我将近三年来在上海工作的最好的评价。

体操界缺乏民主。作为地方队的教练我有较多机会接触到省市队的教练和领导,从他们那儿听到不少对国家体操中心和国家队的意见,在国家队中也有不少教练对体操界的领导有不少意见,但是在我参加的几次会议上很少看到有人提意见,原因就是怕搞坏关系,怕挨整。

国家体操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在国家队的全体教练员会议上公开宣称,他的用人原则就是“宁用听话的,也不用有能力的”。专横拔扈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我很难想象由这样的领导来主持中国体操界的工作,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和谐的氛围。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透露一个我本人的遭遇。在2005年6月下旬,我向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写了封信,反映了我认为当时体操界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

国家体操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很快就知道我写信的事,并在7月份与上海体操中心主任谈了此事。此后,我就明显地感到某些领导对我的态度冷淡了,在工作中,主任与我的合作也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以至于影响到队伍的团结,影响训练,影响到全运会比赛任务的完成。

我自2003年初在上海队任教后,一直得到市体育局和体操中心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上海队在训练、比赛上也有了很大起色,尤其在2005年5月的全运会预赛中,上海男女队双双获得团体第三、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时,上海体育局的领导对我的工作是相当满意的。国家体操中心主任也充分肯定了上海体操队的进步和我的工作成绩。上海体操中心的主任也希望我在合同期满后能继续留任,并提早跟我商量下一个周期的打算和安排。但就是这封信改变了一切。在我合约到期前,上海体操中心主任和两位副主任跟我有一次正式的谈话,他们含蓄地告诉我,我跟国家体操中心领导关系搞僵了。

直到我临走前,主任还在问我,全运会我们没拿到金牌是否跟这件事有关。我认为,我按正常的途径向上级领导反映实际情况并谈些个人的看法,这是很正当、很正常的行为,为什么国家体操中心却如此不能容忍?

某些阿谀奉承之辈,巴不得尽早将我逐出,甚至个别教练也认为在全运会前我不应该写这样的信,得罪领导会影响比赛得分。如此缺乏民主的氛围出现在信息时代的中国体操界,确实令人感叹。

这是我亲身经历后的感受。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了不起,走人就是了。可惜的是整个体操界,不能长期处于这种氛围中,“万马齐喑究可哀”啊!神州大地上上亿台电脑在运转还不足以很快荡涤几千年的封建尘垢,就像当年蒸汽机问世时的轰鸣声和手工作坊的喧闹要共存、较劲相当一段时间一样。

时代在进步,肮脏的东西总是要被清除的。但是2008年奥运会转眼就到,比赛不等人啊!

2006年是我的本命年,屈指一数,我在体操房里已经不间断地度过了整整50个年头。中国体操影响了我整个生涯中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也赋予我在海外谋生的技能和手段,这份情结“剪不断,理还乱”,我不避指手画脚之嫌,把它留在以上的字里行间吧。回沪三年,效力上海体操队,是非功过,褒贬不一。记得孩提时候在信佛的外婆那儿看到过一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

作为芬兰历史上首位女总统的塔里亚·哈洛琳今年再次参加竞选,尽管选举的最终结果还没出来,但据初步统计,她已经赢得了46.4%的选票,处于领先地位,极有可能蝉联总统宝座。这也说明芬兰人民对这位女总统还是相当满意的。

1943年12月24日,哈洛琳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她从1995年起出任外长,是芬兰政界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家之一。

民意调查显示,哈洛琳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更多地应当归功于芬兰的妇女们。她的这些女同胞急于结束男性对总统这一最高职位的垄断。哈洛琳是一位单身母亲,她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正是她顽强、自信的形象使她赢得了大多数芬兰妇女的支持。

哈洛琳在投票结束之后说:“虽然在争取男女平等的道路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首次选出一位女总统对妇女事业是一大鼓励。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她背后的男人叫彭蒂·阿拉耶尔维,曾与哈洛琳未婚同居15载。在芬兰,有一段时间大众都为如何称呼这位男士而津津乐道。到底该不该称其为哈洛琳的“丈夫”?这一问题到了2000年8月才得到解决,因为他们喜结连理了。本来,哈洛琳并不想跨入婚姻殿堂。但是,在她当选为总统后,情况有了变化——至少在个人生活方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已经无法再按照自己的个性来行事。

哈洛琳上台以后,频频出访,接待来访的外国政要,于是如何称呼阿拉耶尔维就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问题”。面对国人的争论以及同居身份给参加外事活动带来的不便,哈洛琳最终还是作出了“牺牲”。

阿拉耶尔维总算能以“总统丈夫”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出席各种活动了,看来苦守“寒窑”15载的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1月15日,智利总统大选的计票工作基本结束,执政的中左联盟女候选人米歇尔·巴切莱特以53.51%的得票率,击败了“为了智利联盟”候选人、亿万富翁塞巴斯蒂·皮涅拉,成为智利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也使得智利成为继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玻利维亚之后第六个左翼政党执政的拉美国家。

今年54岁的巴切莱特,是一名单身母亲。她结过两次婚,最后都以离婚收场,现在有3个孩子。由于她工作干练、有效率、自信、谦和并且行事低调,因此颇得国内媒体垂青。在竞选活动中,她从来不提自己的家庭,也不带自己的孩子“助威”和“拉选票”,保持一贯的低调作风。

巴切莱特曾经历过入狱、流放等困厄,但她从来也没有放弃民主斗争。这与她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她出身将门,从小在智利的精英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的父亲阿尔委托·巴切莱特是职业军人、空军军官,曾服务效忠于进步总统阿连德。母亲安赫拉·赫丽亚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是一贯反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知识界人士。父母的民主思想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

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女强人相比,她特立独行、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上位,不像阿根廷历史上著名的庇隆夫人,靠丈夫政治光环的庇护;同时她也没有十分显赫的家族背景支撑。在拉戈斯总统时期,她曾担任卫生部长和国防部长;2002年,她担任国防部长,这也是智利历史上第一次由女性出任国防部长。任职期间,她为消除1973年军事政变造成的军方和民选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智利的士兵们仍然相当敬重她。

现在的巴切莱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每天操劳国事之外,还要回家给孩子做饭、洗衣。曾有记者问她是否再婚。她表示:“如果我是位男士,你肯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你所说的问题。”

本月16日,各国政要齐聚利比里亚国会大厦,参加非洲首位女总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教育的艾伦·约翰松-瑟利夫(EllenJohnson-Sirleaf)的就职典礼。参加庆典的人把她的就职视为希望的象征。事实上,这位67岁的祖母经历非常坎坷,她曾经因为政治活动被3次监禁。

而在情路上,她也颇多挫折,瑟利夫17岁就结婚,并且生下4个孩子。后来她离了婚,独自抚养4个孩子。

利比里亚是个民风保守的国家,离异独身的瑟利夫因此不容易被人接受。在1997年的大选中,“单亲妈妈”的身份使瑟利夫输得很惨。“离异独身成了对手抨击我的政治武器。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女人如果身边没有丈夫,没人会看得起她。”瑟利夫愤愤不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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